战国秦汉史学：经学的附庸与正史的确立下.ppt

1,第四讲战国秦汉史学：经学的附庸与正史的确立（下）,一、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二、主要史家与史著三、其他史著四、史学基本特征,2,3,三、其他史著,（一）竹书纪年（二）汉纪（三）东观汉记,4,5,（一）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为战国时魏国某一史官所编写，上起夏商周，主要记载的是魏国历史。“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6,1、作者：作者可能是魏国史官，但不一定是国史，很可能是史官的私人著作。2、内容、体裁：粗略的编年体通史。其书写文字为蝌蚪古文记事简短如春秋经。竹书纪年一名为后人所取，因其原书于竹简之上，为纪年之体；又因它是从汲冢中发现，所以还有人称之为汲冢纪年或汲冢书。,7,3、存亡情况：自战国以后佚失，汉代学者未见过。晋朝从古墓中被发现：“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晋书束皙传）水经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通等书都有引证。唐以后不见于著录。明朝又出一竹书纪年，内容起自黄帝，共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人考订为明人伪书。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8,4、史料价值,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故对战国史实的记载特具权威性：齐桓公午在位年数，史记田敬仲世家和六国年表都作六年，此书作十八年，陈侯午敦铭文证实竹书纪年的正确。史记田敬仲世家：齐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纪年：齐（幽）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陈侯午敦：“隹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器。”,9,（二）汉纪,1、作者：作者荀悦（148-209年），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西）人。幼而多才，长而博学，尤好著述。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10,2、撰作缘由,汉献帝以汉书“文烦难省”，于建安三年（198年）诏荀悦依左传体例改写汉书。经三年而成汉纪30卷，约18万字，其规模仅为汉书四分之一弱，时人赞其“辞约事详”（后汉书荀悦传）。书成，大行于世，以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史通二体）。,11,3、写作方法：汉纪内容无新意，只对汉书删繁存要、改变体裁，新增材料很少。荀悦仿左传，从高祖至平帝十二世十一帝，依次而叙；汉纪于每年下先记皇帝大事，同时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集中记载出来：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记“初令郡国贡孝、廉各一人”，又记“董仲舒始开其议”，下面便将董仲舒的籍贯、生平、天人三策、直至退休时的情况一一记载下来。汉纪的突出优点是时间清楚；本纪统率一切，列传分于其下，仍突出了君主的地位，容纳的内容多但不琐碎。,12,4、史学思想,13,（1）史鉴意识,君子三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群下也。侧弁bin，古代的一种帽子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若夫侧景之镜，亡鉴矣。（申鉴杂言上）,14,创作汉纪目的,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诗云“古训是式”。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撰汉书百篇，以综往事，庶几来者亦有监乎此。（汉纪跋）,15,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纪卷1）,16,（2）人事史观,六种国君王主：“体正性仁，心明智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已”。治主：“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纵情。”存主：“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哀主：“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危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亡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遂欲，不顾礼度”。“忿怒施罚，以逾法制”，“忠信壅塞，有谏诛戮”。（汉纪昭帝纪）,17,六种臣子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是谓王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是谓良臣。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是谓直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是谓具臣。便嬖苟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唯利是务，是谓佞臣。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汉纪昭帝纪）,18,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申鉴政体）“问：民由犹水也。济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劳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虚入水则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申鉴政体）,19,汉纪对汉书内容大量删节，唯独农民反暴政的资料却抄摘无遗。有意将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的反秦起义写起，强调这场斗争推翻秦朝的作用。又系统记述了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认为这些都是统治者引致的。主张限制赋役与法律“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莫不兴行。则毫毛之善可得而劝也。然后教备。莫不避罪。则纤芥之恶可得而禁也。然后刑密。”（汉纪元帝纪卷23）,20,（3）神意史观,凡汉纪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国家无事，百姓安集。太宗文帝昇平。世宗武帝建功。中宗宣帝治平。昭、景称治。元、成、哀、平，历世陵迟。莽何篡国也。凡祥瑞：黄龙见，凤皇集，麒麟臻，神马出，神鸟翔，神雀集，白虎仁兽获，宝鼎昇，宝磬神光见，山称万岁，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连理。凡灾异：大者日蚀五十六，地震十六，天开地裂、五星集于东井各一，太白再经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陨石十一，星陨如雨二，星昼见三，火灾二十四，河汉水大泛溢为人害十，河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无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鱼，死人复生，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汉纪序）,21,“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汉纪卷6)汉纪约18万多字，不到汉书的四分之一，但它不仅对汉书有关灾变、神异和天命之类的记载，几乎全部拉录，而且在许多地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22,23,24,5、汉纪的编撰学成就,（1）改变了编年体的陈旧模式春秋：纪事过于简略，各要缺乏密切联系左传：全书以编年全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汉纪：“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依年月记述史事时，将与之有关但无年月可考，或不便于分散在年月之下的重要史实，用连类比事的形式，一并予以叙述。（类述法）,25,类述法,纵向类述记述人事时，将前因后果顺便作必要的交代。例如写汉元年韩信为治粟都尉，接着追述其生平寄食下乡，乞食漂母、袴下受辱、亡楚归汉等经历。横向类述不仅记述主要的人和事，还同时述及与之有关的人和事。例如，写武帝元光六年，“张骞从卫青有功，封博望侯”时，既写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又相当详尽地叙述西域各国的情况。丞相石庆谨慎媚上而得高官,26,（太初）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庆薨。庆即奋之小子，世以淳厚为行，奋四子皆以孝谨，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号曰“万石君”。万石君过宫门阙，必下车步走，见路马必轼。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童仆侃侃如也，唯谨尔。上赐食于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而子孙遵教亦如之。以敬谨闻于郡国。奋长子建，为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读之，而马字少一点，建惊恐曰：“死罪矣。”其畏惧如此。（汉纪孝武帝纪卷14）,27,（2）创立编年体史论的新格局,“赞曰”：全书共12则“赞曰：本纪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争之苦，君臣俱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t，而天下宴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矣。及福祚诸吕大过，渐至纵横，杀戮鸩毒。生于豪强。赖朱虚朱虚侯刘章、周太尉周勃、陈丞相陈平，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洁，心过于丹青矣。”（汉纪高后纪）,28,“荀悦曰”,近40则，1万多字因事立论，有感而发荀悦曰：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谏之。劝以用儒术。宣帝不听。乃叹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论政治者。或称教化。或称刑法。或言先教而后刑。或言先刑而后教。或言教化宜详。或曰教化宜简。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轻。或曰宜重。皆引为政之一方。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大乱无教。大治无刑。乱之无教。势不行也。治之无刑。时不用也。（汉纪元帝纪卷23）,29,（3）旧史改编的典范,撮要提凡，辞约事详汉书：100篇、80余万字汉纪：30卷，18万字以汉书帝纪为纲，以其传记为主要依托，适当采用表、志的有关资料。“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汉纪序）,30,汉高祖十二年四月，汉高祖崩，吕后密谋审食其：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汉书高祖本纪下）吕后畏诸将大臣。与审食其谋。欲尽诛大臣。数日不发丧。”（汉纪高祖纪卷4）,31,荀悦“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书）。”（史通二体）,32,6、影响,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例。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汉纪成为封建正统编年断代史的典范，在体例的正统化与规范化上，荀悦的汉纪和班固的汉书成为正统史学形成的两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33,此后不被重视的编年体重新受到重视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继之而起者层出不穷。如晋孔衍的三部主要历史著作汉春秋、后汉春秋、后魏春秋南朝沈约“身为四代之史”，晋书、宋书是纪传体，而齐纪、高祖（梁武帝）纪用编年体东汉至隋出现的“编年史热”：东汉8部、曹魏6部、晋16部、梁14部,34,资治通鉴受汉纪的影响,简要之文“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后序）史鉴思想司马光“推本荀悦汉纪，以为通鉴。”（王应麟：玉海卷49）,35,36,（三）东观汉记,37,1、成书与流传,班固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汉明帝，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后汉书班彪传,38,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命谒者仆射刘珍等于东观（洛阳宫殿名）开始撰汉记；安帝、桓帝、灵帝时令人续修；因董卓之乱，全书未能最后完成。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碑，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史通古今正史,39,南北朝以前广为流传，与史、汉并称为“三史”，晋人华峤所撰后汉书，本于此书，刘宋范晔著后汉书，又以华书为本，后范书逐渐取而代之。至唐，其书已不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43卷，而两唐书则均作127卷）；南宋中兴书目仅存邓禹、吴汉等传九篇；元明以后全部失传。清姚之駰有辑本八卷；乾隆年间，以永乐大典辑成24卷，是为今日流传之本,40,2、内容与体例,东观汉记原名汉记，至六世纪以前才加“东观”二字，以区别于后来荀悦所著汉纪；上起光武，下迄灵帝，基本反映了东汉一代史事；体例一如汉书，纪、表、志、传俱全，“载记”为首创。“专兵窃据者当尽列诸载记。”为当代人修当代史，资料可靠，史料价值极高。,41,“列女传”,东观汉记佚文中的“列女传”，文字完整，有首有尾太平御览卷481引宠淯母事迹北堂书钞卷129引鲍宣妻桓少君事迹,42,43,四、史学基本特征,（一）经学的附庸（二）正史的确立（三）秉笔直书（四）天命史观（五）私家修史,44,（一）经学的附庸,战国秦汉时期，史学还未取得独立地位：1、司马迁称其著史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45,2、史记和汉书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儒家思想的正确,两书试图将儒家思想形象化：对于编写通史出现了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来自由于汉武帝对于儒术的提倡，使得儒家思想具体化提上日程。司马迁从通史的角度，论证了儒家思想的传承系统：轩辕、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商、周（颛顼、帝喾为黄帝孙和曾孙，尧为帝喾子，舜为颛顼后）,46,3、图书分类反映了史学的经学附庸地位,西汉刘歆七略，将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另有总序类的辑略。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基本抄录七略。在这两部著作中，史著没有独立的分类，而是依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47,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48,“在汉朝，春秋仿佛是一部宪法。凡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重大问题，都引春秋解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49,（二）正史的确立,1、适应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的需要史记开其先河，汉书将之确立。本纪：纪传体体裁的最大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编写历史，“本纪”或“纪”为全书的“纲”：“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二体）,50,2、纪传体的两种形式：通史和断代史,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51,3、纪传体和编年体：二体之书竞出,汉书的意义汉纪与编年体重新受到重视。,52,（三）秉笔直书的传统,班固论史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53,王肃论史记：（魏文）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三国志魏书王肃传）,54,（四）天命史观,史记中论天道有许多篇章，如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和其他涉及天道内容的文章：“五星色白圜，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史记天官书）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55,班固受先秦天命思想及董仲舒学说泛滥的影响，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充斥全书“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汉书天文志）“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书天文志）“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汉书五行志上）,56,（五）私家修史,“私家修撰”，是和唐宋以后封建王朝设立史馆、宰相监修、史官具体编纂的“官修国史”制度相对而言。两汉时的两大史官系统：一是太史令、丞，二是御史大夫府，均无编修史书的职责,57,太史令、丞系统,两汉的太史令：主要以天文、历法及祥瑞等方面的事务为主“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后汉书百官志）,58,以天文、历法及祥瑞等方面的事务为主，故被称为“掌天官”事，“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扬子法言五百）（光武帝）复引（严）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后汉书严光传）,59,御史大夫系统：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府掌起草政事文书、诏书、法律、法令、政策等，接受百官上奏文书，并作为档案保管。“（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史通史官建置）,60,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的修撰,史记的创作：二代人的志业司马谈临终向子迁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本人亦曰：“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太史公自序）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61,汉书的创作：私作国史事件班彪被免职后撰太史公后传；班固尚未出仕开始写汉书，后被告发“私改作国史”。东观汉纪：从私修向官修“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史通史官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