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论读书笔记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读书笔记人们对威尔伯施拉姆的评价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他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一一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同时，它也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与传统学科。而作为一门多科性边缘学科，传播学又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行为学科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信息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在喜欢拨虚伪的形成过程中，各个相关学科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分别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借用施拉姆的妙喻，传播学领域好比一块未开垦的“绿洲”，吸引了众多学科的众多学者来此辛勤耕耘。传播现象由来以久，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由来以久的。我们的祖先早就注意到传播的存在和作用，并展开长期不懈的研究。从古代初始的传播研究，到现代成型的传播学，期间经历了一个差不多相当于人类历史的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本世纪的40年代，伴随着封建专制时代的终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面目一新，并且趋“整体化”（相互关联、相互启发），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正确，各种新理论、新学说大量涌现，人们的认识能力空前提高。工业化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传播活动日益频繁化和复杂化。特别是传播的相对独立化、职业化（即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登台），给人类带来一种全新的、重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终于引起全社会对传播现象、传播活动的高度重视。换言之，可能与需要的结合，催生了作为20世纪众多学科之一的传播学。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传播活动本身又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大量实用性信息的及时传播，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的工作，各种娱乐性信息的提供充实了人们的余暇。信息的传播及信息的交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作家赵鑫珊曾经记述过自己的一段经历：1993年，为了体验生活，他在欧洲的一个难民营待了七天。那里有来自保加利亚、土耳其等九个国家的三十多个难民。物质生活堪称丰富，天天鸡蛋、香肠、鲜果汁，但赵鑫珊却觉得有时光倒流到了原始社会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都只会说母语，缺乏一种大家都懂得的共同语言。赵鑫珊试图采访他们作为难民的心情，用英语反复说惆怅乡愁、孤独等，结果都是白费劲。在那一瞬间，传受双方的脸上都布满了尴尬，甚至是痛苦。在文章的末尾，赵鑫珊这样写到：决定生命质量高低的，原来不仅仅是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恐怕是拥有能与人交际的语言。在你的词汇里，要是没有惆怅茫然和无限，并且将它们告诉给对方，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决不会高到那里去。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得不看到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信息的传播与交流，那将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局面。第一章传播是怎样发展的作者以对一千二百年前在夏威夷登岸的第一批岛民的联想开篇，进而逐步地展开。第一节从“传播”的含义讲起，作者提出“本书主要是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人类传播是人的某种活动，它本身是没有含义的，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在研究传播时，也需要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第二节一一传播开端，讲到传播学是从原始单细胞生物开始的，这些生物能处理某种信息，这就是传播学的实质。第三、四、五节从语言、文字到大众传媒，沿着历史的轨迹说明传播的发展。语言的产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步。具有人的属性的动物把声音同某些经验或行为相联系，在使用中渐渐地把这些联系抽象化，逐步地产生了语言。作者认为“势必要朝一种单一的世界语发展”。文字的发明是历史上震撼的大事之一。作者深信文字不是在一个地方形成的,而且认为是从较老的画图经验中演变出来的，在人与人之间有了较多的来往和频繁的接触之后出现的。另外，文字还反应了各种文化史怎样产生的。古登堡所做的以及从他的时代以后大众传媒所做的，就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机器复制信息，无限制地扩大一个人分享信息的能力。在今天，广播、电视，尤其是互联网正承担着主要的职责。等这么久还成了信息所走的道路上权力很大的把关人。现代媒介和现代生活是相互影响、不可分解的。第二章传播起什么作用这一章的导言部分，首先点出了“传播起什么作用”难以用言词说明，原因是：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利用传播的各种理由往往是非常复杂而且不一定能从表面看出的；传播的世纪后果并不是始终是有益的后果。然后提出了传播的雷达作用的概念。第一节作者引用了三位心理学家的关于传播的个人功能的看法，总结出传播行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了提供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游戏，另外相当一大部分是工具行为，以及还有一些部分是自我中心的行为。这三种功能是相互交叉的大多数情形下，很可能在一次传播过程中同时具有上述功能。在论述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借用的是几位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传播的社会功能有：（一）环境监视，（二）是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四）娱乐功能。这些研究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传播的社会功能，却出现了相当惊人的一致性。在这一节中，对于作者从博尔廷的理论中整理出来的传播的经济功能，感觉理解起来有些难度。第三节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提出了四种传播的社会功能：社会雷达，操纵、决定（两者结合构成传播管理），指导，娱乐。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我觉得现代的大众媒体或者说现代人都有着娱乐至死的倾向。第三章传播过程这一章有明确概念的知识点较多，如平均信息量，如信息一一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人们所需要的信息是那种将有助于谈构造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某些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与某种他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有关的。处理信息和与其他人分享信息的能力是最能显示人类特点的技能。发生传播的关系来看是简单的：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聚集在一起。然而，作者接下来运用了一系列例子论证其中的复杂性。作者认为传播关系中的任何两个参与者的经验与价值观念都是不完全相同的，不存在直接接触的桥梁，但参与者之间仍然可以存在传播关系，有着重合的传播环境。这说明了人类机体对传播的适应性，传播对所有参与者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传播关系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参加者在这一交流中参加的程度是不同的。传播共享是一个符号的“会聚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传播的人是由于某种支配他们的契约而进入传播关系的。而人们进入传播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碰巧，但也是出于需要，是一个人进入某种传播关系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这样做所遇到的困难所作的评估比较。社会雷达行为就是在一种不言明的契约指导下做出来的。明确了人们对于已经确定的服务所寄予的期望，就能了解这些不成文的契约。反馈是从信息产生的回流，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根据信息是否起作用，传播者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第四章传播符号施拉姆在文中谈到：“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单独存在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一一这些要素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有些学者喜欢称之为记号，还有些人称之为有意义的记号。不管叫作什么，它们都是传播中可以还原成“意思”的要素。”“我们曾谈起过共有。共有的是符号，而不是含义。含义始终是属于个人的，是各人根据自已的经验得来的，是反应的总和，任何两个人都肯定不会一样（不过我们怎么也不能完全测定是否相同）。不管对什么人来说，一个符号的意思总比字典上写的共同的含义多得多。含义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把全部心理状态投入到编制符号的任务之中。接受符号的人把整个有机体用来作出反应。所以不可能把含义的全部编制或概括出来。符号是编制符号的人遇到某一特定问题或议题时的状态的速记。严格地说，符号是发出符号的人自己编制的，所以，如果人们的技巧足以看懂其它线索的话，大多数传播所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同样，发出符号的人要拿出全部能力来译解他们对符号的感觉印象。含义是他们在那个时刻的认知状态，来自同这个符号接触的经验。”第七章传播媒介：大众与个人的某位研究人员曾经说过：“最实际的事物莫过于好的理论。”好的理论赋予研究人员以掌握进行分析这个课题的智能把手。尽管这项理论可能终于证明并不完善，甚至于并不正确，而且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也可能降低，但这一切都不能抹煞它作为起点的重要性。传播学这门学问就好几次得益于这类理论。有关传播的两级传播的概念来源于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和应用社会研究部的几位同事指导下在俄亥俄州伊利县进行的有关一九四O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项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原以为他们会发现大众媒介当时主要是无线电广播和报纸一一对选举具有重大影响。然而，被调查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说他们曾经受到媒介的影响。真正影响人们投票的一般说来仍然是个人之间的接触和面对面的劝说。为了解释这些调查结果，研究人员第一次提出了两级传播的假设：“概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人流向人口中不那么活跃的部分。”这项理论，尽管不完善而且到头来也不能令人满意，对于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毕竟还是很有效果的。首先，自从这项理论出现以后，就很难再把传播对象看作是一伙毫无个性的人，也不能再把他们看作是彼此互不相关而只同传播渠道相联结的个人了。人们逐渐发现这些一个个的人是彼此相联的。他们不但不是毫无个性或者消极被动，相反，他们非常主动积极。在传播对象内部进行着大量的讨论、劝说和传递消息的活动。关于“舆论领袖的观点本身也已证明是过于简单了。正如研究信息扩散的主要学者之一埃弗雷特罗杰斯最近指出的那样，领导舆论的力量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变化着的因素。舆论领袖形形色色，水平参差不一。有一些人是强大而公认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则不然。自从在德凯特进行的研究发表以后，我们已经了解到。人们通常是就特殊的问题去向人请教的，而一般化的舆论领导地位是极少见的。还有，这类领袖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人当中都有，要看人们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知识。第十五章信息革命大次多数已经进入工业化以后财代的文化发展阶段的国家一一欧洲和北美各国、日本和其它一些国家一一是通过了过由几百年里的四次社会革命才达到这个阶段的。它们已经经过了：一次政治革命，一次教育革命，一次农业革命，还有一次工业革命，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世界上的某种新事物，我们猜想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和不同的时代。它的标志是什么？新时代的标志，首先是一种新传播技术的爆炸，第二个标志是信息生产的巨大增加，第三个标志是劳动力分配的重大变化。信息革命把个人的问题交织在社会问题之中。譬如，我们想知道，由于汹涌的信息浪潮，一般人究竟能消息灵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人仍将台象托夫勒所预见的那样在这般潮流前退却，或是不理会它，还是如看电视节目时让它流过去？至少我们可以确信：不同的人从中受益的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遗憾的是那些学得最多的人，很可能是那些已经拥有信息最多的人；因为在知识方面，如同在经济方面一样，即富有的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在学校上学的学生中，懂得更多的学生比别的学生学会得快，是否这个伟大的信息浪潮会有社会中造成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两个阶级呢？这个革命的信息时代的一个趋势是，让个人对他们从信息浪潮中所得到的东西负更多的责任。这就是更多着重点对点而不是点对面的传播，和个人越来越大的使用“媒介”的能力而不是被“媒介”所利用。在某种意义上，电话而不是电视，可能被认为是更现代化的媒介，因为它是双向的和点对点的，并且是由使用者负责安排如何使用的。这本书系统地对传播的各个方面进行阐述，包括传播的历史、作用、过程、符号、主体等。书中有一些零散的观点，具有启发性：”而且可以肯定.语言帮助维护了中国的历代王朝，因为在中国不像-譬如说-欧洲那样，中国的书写语言并不随着口头语言的变化而改变，在欧洲、法国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虽然都来自共同的印欧语系，但是彼此的语言是不通的，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对比之下，所有的中国人四千多年来都能看懂同样的文字语言，尽管北京和广州；上海和湖南的口头语言发音不同。”关于中国的“单字表意”的文字使得“儿童要掌握上千个符号才能阅读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的文章”，由此对中国政治稳定和人们具有“怀念过去的深厚感情”有积极影响；而西方“符号音节”的文字“比较容易学，比较容易使用，比较容易变化”，“代表西方关注变革和发展”。这是比较独到的观点。 （因为文字的出现，）人们就可以储存一部分经验而不用费尽脑筋去铭记。因此，他们就能有较多的时间处理现有信息和为未来制订计划。这也必定大大加速了人在想要改变生活方式时就予以改变的能力。文字对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我原本从没从这个角度思考。 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与其说是自然资源而不如说是知识有可能成为人类的主要资源以及力量和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信息时代的预言在施拉姆1982年的著作中就出现，我在想，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内的学者听到这种预言，也许会感觉不可思议吧。诚然，从当前的中国来看，信息时代还没完全到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数量的含义是普遍共有的。社会的成员必须对足够的表示性含义的细节（即说出名称就能辨认以及能在字典上具体说明的某种东西的那种含义）有一致的看法，不然他们就不能传播。传播的前提是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普遍共识，否则不能传播，按中国成语即“对牛弹琴”。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从印刷媒介搜寻他们需要的知识，因为他们常常能更简便而迅速地在那上面找到它。他们在使用印刷媒介的时候，实际掌握着选择的范围与进度。他们的高度发达的阅读技能使他们倾向于印刷媒介。看来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拒绝通过视听媒介寻求娱乐，能够说明教育程度高的人之所以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都更喜欢印刷媒介而不喜欢电子媒介的缘故。 还有一种最为广播业主宣扬的观点是，公众本身，通过节目受观众欢迎程度的调查和发行数字的统计，以及由此而来的广告上的支持，对媒介加以控制而且一般说来可以得到它所希求的内容。 例如，为什么一个决定购买一辆豪华汽车的人，仍然要看关于这种牌子的汽车的广告，或者希望听到别人赞成这处牌子汽车的意见，并且不愿去看介绍他已决定不买的较廉价的汽车的广告？费斯廷格说，他们这样作，是试图消除他们对已作的决定和可能作的另一种决定之间的不和谐的感觉。他说，不和谐驱使一个人做出减少它的举动。人在做决定时总是试图消除心中的“不和谐的感觉”，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很有新鲜感。结语施拉姆认为参加传播的人是由于某种支配他们的表现的契约而进入传播关系的。反馈活动和其他任何传播过程一样：它仅仅是一种倒流，是使传播者很快地对由于他们已发出的符号而引起的符号作出反应的机会。人们是根据传播的媒介和传播的讯息来选择传播的途径，他们肯定是选择最能充分满足需要的途径，而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则选择能够最方便而迅速地满足其需要的途径。这也是广播经久不衰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在电视网络盛行的时代，广播这一媒体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听广播。司机学生们选择广播因为它是满足他们信息需求最方便最简捷的方式。传播媒介的选择是否容易获得要看我们生长的地点，我们的经济能力，以及我们的文化传统对我们的制约如何而定。而同一媒介不同的人使用的目的也不一样。所以电视台才会有各种频道出台，杂志也有专业性的，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施拉姆从四个方面指出了最初的两级传播论究竟错在哪里。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只有对广大公众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消息才通过口头方式传播。接触面广的人无须有任何专业技能也可以传播大量知识。因此舆论领袖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通过对媒介财源的论述使我们了解到报纸广播的成本和利润，年龄和教育程度同选择电视上的新闻和政治性内容成正比，而同选择娱乐性内容成反比。这一理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确实很有道理。每个国家都保证本国人民享有表达思想的自由，然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对它的大众媒介加以控制，正如对它所有的社会机构加以控制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广播体系，它都会受到一些控制，所有的制度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的媒介加以管制和控制。在本书的末尾，施拉姆谈到了信息革命，对传播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新时代的标志首先是一种新传播技术的爆炸。大量的数据对比显现了这一惊人变化，更新是如此之快，信息生产的巨大增加，使得知识差距扩大，信息富人将比那些信息穷人能更快的接受新信息。而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