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法--诺德

诺德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模式探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的。语言学主导着翻译研究，人们把翻译仅仅是看做是一个符号转换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以语言学、信息论和符号学为基础提出“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Peter Newmark）又将翻译纳入语义学的研究之中。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则独树一帜，首先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并明确提出仅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翻译问题的，并且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正如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所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转换：（1）翻译理论研究由“源语文本为导向”过渡到了“以目的语文本为导向”的研究；（2）翻译培训模式由单纯的语言学转向了文化因素和语言学因素相结合的模式。而德国功能学派多年以来一直是这两个方面的先驱者。功能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一项需要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的全新的目的性交际活动，是基于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的建立而提出的。目的论的雏形是由凯瑟琳娜赖斯（Katherine Reiss）在1971年提出，后由她的学生弗米尔（Hans J. Vermeer）于1978年明确创立理论，并在应用和研究中不断发展。曼塔里（Justa Holz Manttari）借助交际理论和行为理论的概念，将其扩展为翻译行为理论。功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是诺德（Christiane Nord），她是德国功能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倡导者之一，1997年出版的翻译作为具有目的性的活动（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一书，使她成为第一位用英文系统总结功能派各种思想、深入浅出介绍功能派的学术理论和术语的学者。本文旨在通过对于诺德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探究，归纳其在实用翻译和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找到文本分析模式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源语文本分析诺德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源语文本的基础上，以目标文本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所以，源语文本分析被看做是翻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为译者作出以下决定提供了依据：（1） 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 原文中哪些信息与译文功能相关（3） 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符合翻译目的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联系通过源语文本分析得出，译者只有明确原文中哪些信息或语言成分应该原封不动的保留，哪些应该根据翻译目的进行修改调整，才可以更好的实现译文的功能和预期的价值。所以，源语文本分析是翻译中的重要一步，也是忠诚于原文作者和委托人的关键一环。在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一书中，诺德对源语文本中的一系列复杂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进行了分析。源语文本所处的交际情景对文本分析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情景因素决定了源语文本的交际功能。诺德将其成为“文外因素”，包括文本发送者（sender）、发送者意图（senders intention）、文本接受者(audience)、媒介(medium)、交际场所（place of communication）、交际时间(time of communication)、交际动机(motive of communication)和文本功能(text function)。诺德认为发送者的信息的获得有两个途径：文本背景和文本自身。比如可以通过文章中出现的地点提示或是方言信息推断文本发送者的所处位置、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等情况。发送者的意图关注点是发送者，是其想通过文本达到的某种目的和想法，对于译者来说，发送者的目的可以决定文本的结构、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是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信息的关键指导。在功能翻译理论中，文本接受者向来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的社会角色和阅读期待决定了文本翻译的目的和侧重点，诺德将其区分为源语文本读者和目标语文本读者、固定读者和随机读者。前者含义顾名思义，后者中的固定读者是指发送人要传递的对象，而随机读者是指偶然接触到发送者发送信息的人或者潜在读者。媒介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发送者意图、交际动机以及目标读者群，由于媒介种类会因为交际双方的年龄差异、文化或社会因素产生不同，所以从媒介中还能推导出文本的产生地点和时间。所以媒介具有很强的文化和社会性。交际场所不仅反应了不同地理环境下不同的语言变体，而且还体现了文本所处的文化政治状况。比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分，政治自由度与话语权限之分，译者只有很好的了解文本所处的交际场所，才能运用更符合文本接受者习惯的语言和国家背景进行翻译工作。交际时间是理解文本历史背景的重要前提，时间的变化会影响到文本功能的发挥和变化。比如格列佛游记在创作之初是以揭露英国现实为目的，随着时间的变更，译文在中国成为了儿童读本，以为儿童展现奇幻的冒险之旅为主要目的。与文本自身有关的一些因素，诺德则将它们称之为“文内因素”，包括主题（subject matter）、内容（content）、前提（presupposition）、构成（composition）、非语言因素（non-verbal elements）、词汇（lexis）、句子结构（sentence structure）和超音段特征（suprasegmental features）。其中主题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源语文本主题的变化会引起目标语文本主题的转变，其中一些主题还隐藏着文化背景供译者参考，同时为译者翻译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指明方向。大部分的主题可以在标题中之间获得，如若找不到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提炼文本的关键信息来概括归纳主题。非语言因素包括插图、照片、徽标等。非语言因素与语言因素同属于文化范畴。在分析源语文本时，译者首先要找出哪些非语言因素需要在译文中保留，哪些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而进行改动。词汇特点在诺德的文本分析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词汇的选择受文本主题和内容影响，不同主题不同词汇的使用频率就有所不同，一类词汇会频繁出现。除此之外，文本中出现的关键词通常情况下都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语义链条，并贯穿文章始终，不仅是文本主题的重述，也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文本分析中还涉及的句子结构，它包括复杂程度、主句与从句的分布、句子的长度等特征，既包括了具有特定句子结构的普通文本，也包括了为了对读者产生某种特殊影响而特意选择的句子结构文本。在分析文本的长句，句子的衔接方式，主句与从句的分布的基础上，译者可以得知文本中信息是如何安排的，文本内容是融化展开的，对句型结构分析以得出文本的功能特点。文外因素的八个因素互相影响，不可分割，某个要素的线索和信息可以从其他要素的线索和信息中导出。例如文本接受者的教育背景、所处文化社会环境可以从交际场所、媒介和交际动机中提取，也可以从其他因素中间接获得，还可以推断文本功能。对于文内因素，也同样是这种密切相关的关系网络。例如，主题决定内容、词汇，同时也受词汇、前提、超音段特征、句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内容影响词汇，反过来又受词汇、句子结构和超音段特征等要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之间也相互牵连，互相影响。文本分析模式可以看成是一个以各个要素为基础的复杂的网络系统结构，每个因素都相互影响，对最终的源语文本分析结果起到作用。译者必须在翻译时对源语文本做详尽的分析，才能得出文本最终的交际目的，通过交际目的来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文本分析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按各要素对文本进行分析的同时，要不断地回溯、积累、纠正、确定相关信息，这样分析出来的文本结果此能充分体现文本发送者的意图、实现文本所需实现的功能。二、翻译的功能及翻译策略诺德的另外一本著作翻译作为具有目的性的活动（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论述了功能翻译理论在译员培训中的应用。首先介绍了翻译文本的四种功能：指称、表达、呼唤和交际。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相关信息以改变读者的认知状态；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指的是源语作者对事物和现象的态度，体现了源语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呼唤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是对于接受者而言的，是他们对于作者表达的感情和所要表达的目的所作出的反应，目的是引发共鸣；交际功能（phatic function）是为了交际双方实现某种程度的联系而产生的功能。依据提出的四种文本功能，诺德又将翻译产品划分为两大类：文献式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式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文献式翻译就是对源语文本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文化交际活动的记录，它以再现原文为目的，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文学翻译就属于此类。在文学翻译中，目标语文本将源语文本的思想翻译、介绍给目标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也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他们所读的是译文而并非原文的。文献式翻译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包括逐字翻译（interlineal transl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语文学翻译（philological translation）和异域情调翻译(exoticizing translation)。这一系列的翻译方法都是将原文中的一些词汇、句子结构等保留下来，以维持原文的特色。比如德语原文中的Quark, Roggenbrot和Wurst 这些词都是表示食物的，在译文中保留下来是为了维持原文特色和地域风情。工具式翻译，就是充当目的语文化里的一个新的交际行为中独立的信息传达工具，并力图实现其交际意图，而又不让接受者意识到他们所读到或者听到的文本曾以不同的形式在一个不同的交际情景中使用过。简而言之，就是译文接受者在阅读译文时，感觉译文似乎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他们读到的就是原文。在这种情况下，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可能是相同的，比如说，翻译的电脑手册或软件应该具备指导译文接受者的功能，跟原文知道原文接受者的方式一样，诺德将这样的译文称之为“保持功能的译文”。这种翻译类型可以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等效工具性翻译（equifuctional translation），就是将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的功能对等。不过，诺德也列举出了一些其他译文无法保持相同功能的翻译。比如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翻译成儿童文学，以及照顾当代读者把荷马史诗翻译成小说的形式，都属于此类。在这些类型的翻译工作中，诺德提出了另外两种翻译策略：同效工具性翻译（homologous translation）和非等效工具性翻译（heterofunctional translation）。前者是把源语文本语境所携带的功能复制到目标语文本语境中，以取得相似效果，后者是在目标语文本读者不能意识到源语文本的功能时，在不违反源语文本发送者意图的情况下，译者做相应的改动的翻译。当然，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有人认为，既然功能翻译理论以翻译目的为导向，如果该目的违背原作者的意图该怎么办呢？如果委托人或发起人的要求与原文的功能相悖又该如何？是应该无条件的让步于目的吗？所以，诺德在她的理论中附加了“忠诚”原则作为目的理论的补充。忠诚原则就是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者各方所负起的责任，以保持作者、翻译发起者（或委托人）、译者、译文读者多方关系上的一致，以达到多方的互相信任。所以，忠诚原则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这样，不仅保证了目的的重要性不会绝对化，又避免了激进的功能主义。译文既可以达到功能翻译理论的交际功能，又能遵循各方的意愿。诺德的这种文本分析的翻译模式为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都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译者可以在掌握、运用这一模式的前提下，分析影响文本的各种因素，准确掌握源语言中的文化特点，找到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提高了翻译的准确度。三、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中的应用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交际目的不明显，有时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记录自己的内心变化，文本语言又在一般的体裁特征（如诗歌、小说）外，追求语言的非常规化，用新奇独特的语言达到写作的目的，而且文学文本使用的语言偏向多义化、模糊化，这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对于文本世界，文学体裁中往往以一个虚构的世界作为背景，在现实中并没有参照，如西游记，这样译入语文化中若是没有相对等的文化背景，就会给译者带来构建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关系的困难。文本效果因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的不同也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只有在译文读者和源语文本读者期待和视野相一致的情况下，译文才能实现原文的功能。这些文学翻译带来的特殊困难，诺德提出以下翻译策略：（1）文本的意图和形式由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而决定，不具有唯一标准；（2）翻译以目的为导向，参照原文发送者意图，由译者决定译文要实现的功能和翻译策略，是以文献式翻译再现原文信息，还是以工具性翻译发挥与源语文本相似的功能；（3）译文的文本世界可以是保持源语异国情调，也可以是符合译入语文化；（4）译者通过分析源语文本，来确定使用意译或直译的方式来完成译语环境中的功能。应用翻译具有很强的信息性和诱导性，提供信息和感化受众是它的主要目的，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往往都要服从于译文的需要，也要服从于译文的交际功能和目的。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译入语和源语文化背景差别巨大的情况时，译者会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和文化规约，对译文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有时是抽象的概括原文的信息，有时是增删补改原文的内容以做到全文的整合，有时甚至将翻译变成写作，以表达原文功能为主要目的。这些应用翻译中常见的手段都与功能翻译理论不谋而合。所以。运用功能翻译理论进行应用型文体的翻译不会存在过多的困难，只要把握好以下几点即可：（1）注意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转换，这里所说的不单单是语言层面的符码转换，而是更宏观层面的原文发送者和译文接受者之间的交际情景下的互动；（2）根据翻译要求对原文内容和形式做灵活处理。例如，诺德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篇德国“海德堡大学”600年的校庆宣传册上的翻译，要求译文在一份篇幅有限制的画册上用英、法、西、日等语言与图片一起刊出，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这样的译文就要求将校庆活动的信息作为第一考虑对象，以顺应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达到译文预期的翻译目的。四、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的不足之处但是，在系统学习、查找关于功能翻译理论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功能翻译理论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首先，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重视译文达到功能上的要求，翻译的整个过程都围绕译文与源语文本展开，对翻译的过程、翻译活动本身、译文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关注太少。虽然在源语文本分析中的文内和文外因素分析涉及了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但是对这些因素的讨论是想得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会产生什么样的译文，并没有关注源语文本本身在这些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能周全的考虑到译文将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一种重功能而不重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的翻译方式，这样的方式也就导致了译文缺乏科学性和艺术性。诺德在源语文本分析得出功能上是否充分的结论以后，便没有对其进行深究，可见，这样的翻译模式对诗歌、小说、散文等的翻译还尚显不足。其次，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涉及的因素众多，在实际操作中，应用起来颇为繁琐。在文内因素中，除了主题、内容和前提显而易见外，对于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等因素的分析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和较大工作量，在逐一分析之后，还要将其各要素统筹比较，顾全个中复杂的关系，才能得出对原文文本的分析结果。非语言因素也是同样的道理。可见，不论是对于译者还是翻译评论者来说，这都是一项对精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最后，诺德在书中说道，文本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单一的，有的文本有其主要功能，但是也需要同时实现其他的次要功能，有的文本还存在若干功能占据同等重要地位的情况。那么，诺德所说的“功能”上的充分又要怎么实现呢？要怎样在实现主要功能的情况下，协调好其他次要功能的关系才算得上“充分”呢？可见，“功能”的实现标准不够清晰，“充分”一词的定义也较为模糊。在运用功能翻译理论进行评论时，诺德所介绍的多少文内和文外因素的实现才能被称之为好的译文呢？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更明确的回答，这样，诺德的翻译理论才可以更好的适应翻译实践和批评。参考文献:1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2 Nord, Chris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3 贾文波. 功能翻译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J. 上海翻译, 2007, (2). 4 骆雯雁. 论诺德文本分析模式对翻译批评的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5 吴文安. 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6).6 张文英，吴非. 解读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