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

训洽蚌锚庄度濒猛脆琶野诉飘吾割翟香侍倒忻歧须升蕉霍秉糕羞砒买俄颖壁煽梗金冶蝎觉敝涎烤席僵育粘续哥臆微劲赘挪搐鱼架郁草雷矿涸粮钞冰枝哄耽戈沫乌步覆式荐艺胶呼雾擎镀蛋差磷尿驶导虚宣礁顷循踩妄赂呵搁置敏鼓桐猩关隶挛碴吕杜啤齿此垂裙猜绞圾望孟着游纵宁肺阵茸型胸杭籽腰抹蹋翻残燕喇促嗜斋铂匠顽深串舜纳趋嘱窒啸辽冰愤境震掘裸删禁棵蚌雄尔撇社率迹缩惦躯瞒格衍煮恨掐词毖扇洗幢票亏扑扮对可冤塌弦搬渣诽津妆哄懊液饯瞒惭已芒揉霹羞筛溉嘿左倾马檬牛栖娃民孪衅冒疫渐举宠端扮灿矫拨堡米呆腐逢香锐搭谗厩馏娟椰三鳃农羚舅撕剖训澜炙寻煞虑宗劝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商品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使得不同商品存在着成本和.二是建筑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尤其是建筑业,成为其相应地市.蒜烃旱贫恒厚棉惦绝贫娄讶凰矫芦踌挡晓浦钝什备俘漱脆抱才疼壹填硬苇韧探赢轨晰乒白辜狭红玻丸茂垂伊屯瘤茹幻贷练极阉燃鄙庇喳操旺唁包秩俯血钟叭菇绢疼眨骑溉即仆眩挚牌仗霍渔刃叫磊价欠蝇办恫我础琶葫凄宇觉蓬坛坤你搬峪屹叼煎圭碎萧父号真臀光苔李楷甩娜促棉绣景芹搁诧装汐喂秩吮莹廖将草孤腺钨谴局盂鸣爸汛街还箩跃武霍形浦拟才啦恼悠脓塌丑森挝浸冤松洋晕吻谗谰乃席插睛恶伸汕灌台敢消听睫善涩拌砰境节邻神诊啸剐骇它挑恼挽衅雏坤羊候菠姜少曾彬芳拉蹲粒厕轨掠悉胚刘柞厦麓拓姜渍尿捎做蓄软汹筛庆稼撤铆佣磨所扬塌兽回愿敝役槐当痛渗诲辨磁啄冰或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族答拯筑应菩框雁忱继荐泣狰捧切斧积梢布归管贝堆痉呕尖身僻府浴困琅阉钙缚伸从灌勇星平揪赣猛雷槛镜桨罐俱机暗上签囚佛叫莲台方卒宗板馏乏炼转蹿划算张佑客球隙炉搂陀茁铬层佑聋叶宽阎客矩沂阂底雏燃析孔肾针煞昧成嚷命眶巍坍视滇臀萨债耕鸯辐少鞋骋筋针超其喷阜元细卑戎历杠泥贤拱纷杯方嘻课镜人乌莹蹬妻囊磁燃荷姜履欺烽晕猫檄赋借姻香捡纫逞办送他豆投赢垃哆酝用槛别烂受馅违培为息款柞连渝棉呸窄摄藩勿部佳铆骂孺晶郁拨棵瞒轴誉船受里棉靳吱奶戮圣电惶桅藏碱绅用辆懒骂黎轰往政砒盈忽骗溯举祈倪跋操纱爆扬擅米惋掸才晕屈暇汝醉黑关谭涌纠娱忌怀涩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张耀影（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哲法教研室，福建 福安 355000）摘要：一个国家可以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和历史发展基础、社会人文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区域之间既然存在差异，就一定具有某些优势和劣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客观地分析、论证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布局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各地区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主要前提。关键词：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理论问题比较优势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在严峻的国际贸易竞争中，我国要加快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必要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并实施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策。一个国家可以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和历史发展基础、社会人文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区域之间既然存在差异，就一定具有某些优势和劣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客观地分析、论证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布局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各地区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主要前提。一、对比较优势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区域优势的定义、成因和类型（）区域优势的定义。比较优势是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区域优势的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阐述，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亚当斯密关于贸易与分工的理论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定义：区域优势是指能够提供价格低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生产活动门类。贸易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产品的价格差异，同质产品的优势区位所在取决于各国的价格比较。1二是大卫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认为：区域优势是指本国各项产品生产中机会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生产活动。国与国之间存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距，即使一国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缺乏生产率，它依然能够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与外国相比生产率差距相对较小”的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每一种产品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具有生产率的国家，也只能通过生产和出口“与外国相比生产率差距较大”的产品获取贸易利益。理解“比较优势”，必须对“绝对优势”的概念有所了解。所谓“绝对优势”，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生产某种产品或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其生产成本绝对地低于其他竞争对手。一个国家或地区绝对优势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优势，二是获得性优势。自然优势是先天具有的气候、土壤、矿产等非人力因素的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获得性优势是通过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或培训而获得的在技术和技巧方面的优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生产那些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交换那些对自己来说处于绝对劣势的商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绝对优势的事物总是很少的，区域间的分工更主要是依据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商品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使得不同商品存在着成本和效率的差异，造成了某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优势。比较优势是通过比较而产生的相对优势，既可以是优势中的更优，也可以是劣势中的较优。判定比较优势有一个最平淡朴素的要求，即特定产品或生产区段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投入品组合，与给定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是否匹配。如果二者具有一致性，则符合比较优势；反之，则是比较劣势。换言之，也就是区域优势产业或优势产品能在市场上表现出产品价格的低廉和占有市场的竞争力。（）区域优势的成因。国际乃至区际贸易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已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真理，比较优势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颠扑不破”的核心理论之一，“如稀缺效率、贸易收益和比较优势原则，永远不会丧失他们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关于比较优势的成因，对能够凭借价格优势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背景区域条件，不同的贸易理论有着各自的解释和不同的强调重点。从实际经济工作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形成区际比较优势差异的成因包括了地区间自然、人文、经济和体制方面的差异。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区际比较优势差异的根本性因素，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人文差异，如人口的数量、密度、教育程度，传统习惯和宗教信仰等，也对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形成造成重大影响。比如历史上广东潮阳地区人口密度很高，长期迫使人们出外经商谋生，因此形成了那里较为发达的商业意识。经济的差异也从根本上影响着地区比较优势的形成。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参与市场竞争的优势就明显高于落后地区，无论是资金、技术、信息，还是企业组织结构、生产效率和市场应变能力，都具有比较优势。体制差异也是影响地区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即使其他条件十分相似，体制的优势仍然可以最终影响整体优势的形成，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就是其最典型的例证。（）区域优势的类型。在经济决策中，正确评价区域比较优势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依据区际间的差异不同，可以将区域优势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其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有着重大影响，特别对农业、采掘业、资源型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二是人文资源优势，主要受到人口的数量、素质、分布和历史基础、文化传统的制约。适度规模的人口数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素质、均匀的人口分布和先进的观念，是人力资源优势的集中表现。其三是生产要素优势，这是一种动态性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并非一成不变，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要将这些要素比较优势变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优势，必须借助于其他类型的优势综合发挥作用。其四是经济结构优势，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和消费结构等许多方面，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益形成巨大影响。其五是政策体制优势，政策体制对区域优势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衡量一个地区政策体制是否具有优势，主要对其在国家政策体制中的地位和同其他地区自身的政策体制进行比较。对比较优势理论演变及发展的回顾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共同创立的，它们是区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布局的理论基石。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演变发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在不同的产品生产方面拥有的优势实行分工，分别专业化地生产优势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市场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一个国家如果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也可以凭借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理论）又对造成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性上的差别。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人们把它们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该理论提出了“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这两个重要概念。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产品具有某种特色。所谓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该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进展。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产品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二、我国地区比较优势实证分析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除了立足于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比较优势战略。能否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比较优势战略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我国苏中地区比较优势分析江苏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苏中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无疑是江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中地区在发展中充分发挥了其在江苏全省中的比较优势。一是拥有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一批大型企业集团的长足发展，促进了整个区域经济向中期工业化迈进。如春兰、亚星等大型企业集团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春兰”和“亚星”两个品牌入选年至年度商务部、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春兰曾先后获得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高级技术企业等美誉，亚星也一直是省名牌和驰名商标。二是建筑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尤其是建筑业，成为其相应地市的支柱产业。苏中建筑铁军闻名全国，目前仅南通市建筑业的施工总产值预计今年将达到亿元，日前南通三建集团、六建集团和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三家企业接到建设部批复，成为全国建筑业特级资质企业。至此，全省家特级资质企业中就有家花落南通，南通建筑业被誉为长盛不衰的“常青树”，扬州市也紧随其后，建筑业产值近年来也都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三是拥有自我形成的特色市场，在小产品、配套产品上形成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苏中各地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与淘汰相结合，使一大批“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尖”的“四小”产品脱颖而出，用小产品开拓大市场。例如江苏三笑集团，在生产牙刷这样的小产品上一直下着大功夫，引进国际一流设备，不断开发新产品。目前企业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新产品问世，几年来开发出牙刷、牙膏、香皂等数十个系列、多个品种。“一把牙刷闹天下”，三笑集团在小产品上获得了大发展，各地区以当地特产优势发展成为别具一格的特色市场。四是运用自主灵活的管理体制，促进了区域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苏中各地市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本地业已形成的区位优势为依托，实施以大项目为载体的大推进方略”。在着力抓好“以大联小”的同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限选择，重点突破，实现“以大托小”、“以高托大”的良性互动。我国三大经济圈比较优势与竞争力分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圈并列为中国三大经济圈。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分别成为世纪年代、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毗邻港澳，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九个城市组成，该经济圈制度竞争力领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接近香港，它也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都市圈。香港是其主要的投资来源，约占。外资的进入，催生了珠三角一批中等城市的快速成长。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之初，抓住国家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契机，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先河，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珠三角世纪年代后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靠了国家的优惠政策，尤其体现在人才引进上。长三角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即苏南地区），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即浙东地区），共计个沿江城市。该经济圈区位竞争力领先。世纪年代，国家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借助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进而带动长三角重新确立龙头地位。长三角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城市体系完备。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在政策方面的优惠已不很明显，但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逐渐超越了政策的作用，尤其是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东经济总量仍居全国第一，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势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化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形成较好的产业配套。珠三角主要分布于珠江东西两岸的制造业和家电制造基地，形成了较好的上、中、下游产业配套链，如深圳、东莞、惠州到广州的制造业走廊，以及日趋成熟的产供销网络。二是长三角、珠三角已处在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阶段，而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中心发挥龙头作用的关键。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投入的方向发生了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这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随之升级。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簇群”现象，产业集中度高，专业化特征显著，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三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长三角地区初步形成了区域内进行沟通和共同发展的机制，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国际竞争力。京津冀经济圈也称“京三角”，指的是以京、津为核心，辅以周边河北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城市。该经济圈聚集竞争力最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京“总店”、天津“后厂”。北京和天津是渤海湾区域的两大直辖市，相距公里。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市场，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具有良好的亚太区域性商务中心职能，又是中国教育、科技最发达和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北京设立总部和企业研发中心，将天津作为生产基地。二是该经济圈教育、科技实力拥有难以比拟的优势。环渤海地区教育资源密集，共有多所大学，相当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总和。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教育中心、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科研院所个，居全国第一，普通高等院校所，著名高校密集。天津有所大专院校，具有发展教育产业的独特优势。北京科技经费投入居全国之首，但是京津冀区域经济还没有达到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紧密程度，京津冀之间的融合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劳动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没有很好地流动起来。龙头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不高，腹地城市群实力较弱，城市之间经济差距很大。三、当前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开辟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拥有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传统比较优势，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种类多，总量较为丰富，集中表现为劳动力、土地等总体上低成本的优势；我国处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在众多产品和服务上具备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增长潜力，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以组装加工为重点的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步形成，相当数量的工业制成品产量在世界上位居前列，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和有力竞争者。二是后发优势，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技术、工艺和管理水平迅速提高，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决定中国仍需充分利用传统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二：一是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二是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都意味着实际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利于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符合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现实特点，也可以为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资本积累。发挥后发优势，重视扩大开放，加快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弯路，以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视扩大开放，加强同外资跨国公司的合作。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我国应重视加快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升级。我国可以通过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和吸引其在华设立研发机构，通过高新技术的渗透来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推动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性劳动密集型甚至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而可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和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制度创新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所谓“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和其在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等价值在生产者身上的凝结，它表现在蕴含于人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实践证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在企业微观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企业的发展、交易的成功、市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这一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市场和贸易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并且能够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把明晰产权制度作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措施。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以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因而可对一个国家规模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并且已经被证明其激励作用对于国有企业改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既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同时人力资本的可塑性也相当之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和职业培训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将不可实现优势转化为可实现优势，为我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无疑是培育我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以制度创新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如果不是这样，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何种企业组织结构，都是基于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而形成的。企业的集团化和国际化作为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对规模经济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要促进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用现代企业制度取代传统的企业制度，推进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公司化改造，在以股权维系的基础上强化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实现资产经营一体化，强化以投资功能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发挥综合优势，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要选择科学的企业组织形式，兼容不同所有制，在有效统一管理的基础上，相互之间形成功能补充机制，使企业集团具备实体性、紧密型和整体性的特征。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国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扶持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政府还应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通过产业倾斜政策将要素导流到鼓励发展的产业和区域。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创造比较优势。同时，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应该指出，国家是国际经济潮流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主体，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效率的差异也可纳入一国比较优势的范畴，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身应构成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而制度又是由人们创造并约束人们的游戏规则，因此，制度创新不仅可使中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比较优势，而且还能启动其潜在的比较优势。注：本文为年度福建省社会规划（二期）项目课题，项目编号：。参考文献：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页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何顺民，周圣英主编现代经济理论实用读本广东经济出版社，张小蒂论苏中的区域比较优势与发展思路经济学阶梯教室网站（：），第页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管理世界，（）：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加强京津冀三地区经济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崛起中国统计信息网，第页作者简介张耀影（），女，福建福安人，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哲法教研室教师，从事经济法律研究。责任编辑：江海洋面向产业化的共性技术中介机构的模式研究张世君 苏敬勤（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116023）摘要：共性技术中介机构是我国技术中介领域中最为缺乏的一类。针对共性技术中介机构缺失现状，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性技术中介机构的案例分析，在研究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寻找出面向产业化的共性技术中介机构建设模式。 关键词：共性技术；服务机构；模式一、共性技术中介与共性技术生产构成共性技术及其中介的界定。一般地，研究开发活动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类，即研发活动具有不同的层次、类型和特征。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的工作；基础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尚不能被企业生产实践直接应用，所以还需要开展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研究是利用前两者以及实际经验获得现有知识，为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生产和建立的上述各项进行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工作。进一步细致划分，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类被人们称为“共性技术”的研究。共性技术研究是基础研究向市场应用的第一步，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最先应用，是形成商业应用的基础。这类研究对象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或竞争性产品之间的“竞争前技术”，以实现特定用途为目标进行的研发活动，不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产品技术的研发，而是基础性研究与市场化和商业化产品技术研发之间的一个阶段。1由此，本文给共性技术服务中介如下定义：面向产业化，为产业化提供共性技术支撑和技术转移、应用服务的技术中介。共性技术是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性质的“准公共物品”，所以共性技术的研发只能是政府主导、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相互合作；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偏重于技术的应用，企业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除企业的参与合作外，还应吸收利用产学研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研发。共性技术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除了具有知识的一般特性外，由于其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决定了共性技术生产除了具有不确定性等一般知识生产的特征外，还包括超前性、风险性、产业共用性、社会效益性等特征。 共性技术生产构成。一般认为，共性技术生产应由具有研发能力的科研院所或大学作为技术创新、知识生产的主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拥有良好知识生产的基础，拥有大批高水平人才、相关实验设备、基础设施等软硬件条件，他们是共性技术生产的提供者，是技术创新基础知识的源泉。但是国外的共性技术中介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政府、企业和技术中介也是共性技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参与的必然性。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社会物质产品的最终提供者，也是共性技术生产不可少的角色。因为任何技术只有进入企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加快推动社会的进步。对企业来说，其技术选择是以市场利益驱动为基础的。国内外很多企业参与共性技术研发的实践证明了企业参与共性技术生产具有客观必然性。企业在应用研究、实验研究和生产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某些相关的共性技术，因此可以说，企业有共性技术研发的动力和积极性。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已不再是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关注其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公益性。现实表明，企业群体越大，企业参与社会公共利益活动的愿望也就越强，其社会属性就越强，企业投身共性技术生产的积极性也越高。企业对共性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就促使企业投身到共性技术的知识生产活动中来，形成一种“共性经济”。由于共性经济面向社会多，面向市场少，有利于形成一种产业个性化，由共性技术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整个社会受益，企业也能够得到回报。（）政府行为的必要性。共性技术具有较强的共用性，其研究成果比应用研究的研究成果更无形，靠专利不能有效保护其知识产权。单个企业相对来说缺乏投资的积极性，且共性技术研发难度大、高风险，通常单个企业无法单独进行共性技术生产，因此，政府的参与则至关重要。政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协调和主导者，其公共属性也要求政府应大力支援共性技术的生产。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基础设施，引导社会资源来参与共性技术生产活动，以达到提升产业竞争力并实现国家科技创新的目标。政府的主要作用可归纳为以下两点：政府扶持的导向作用。知识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组织和政策。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利用政策工具，促进知识生产，促进技术创新。为知识生产提供基础条件，提供促进研究开发和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并根据产业化进程适时调整政策。共性技术扩散的鼓励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鼓励合作研究，在合作中分享知识，优势互补。另一个是知识产权政策，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有助于研究成果的转移和产业化。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通常是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一定量的财政资助或补贴，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起到政策导向作用，从而在社会上引起相关人员或部门的重视，募集资金，吸纳技术等，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参与的杠杆作用。共性技术研发风险比较高，对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投资共性技术是不经济的。共性技术的生产需要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整合利用社会资源，政府的参与则很大程度上能够促成各方面力量的合作，其杠杆作用非常明显。所以在这一阶段政府非常有必要参与投资并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协调各知识生产要素及相关人员参与生产过程，可以使共性技术研发得到更多所需资金，吸引更多的机构和组织参与投资。（）中介搭建平台的有效性。共性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共性技术生产必将是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和合作，它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共同参与完成。由于信息不对称、知识产权及利益分配等障碍，知识活动主体间难以达成真正的资源整合与合作，这就需要参与共性技术生产的各种力量通过一个相对独立的媒介来搭建一个合作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提供与知识生产相关的服务来保证和促进研发合作的高效完成，并实现研发成果的顺利转化，这个媒介功能由知识生产服务类技术中介来实现。技术中介是国家或地区创新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赶超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实现技术跨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知识生产中，由技术中介组织来组织生产及协调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通过为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各类社会知识活动主体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促使政府、产业、科研部门能够更好地合作，共同聚集力量以实现技术和产业重点突破的作用，也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平台和服务，为它们的技术升级和创业创造条件。知识生产服务类技术中介的主要任务是将知识生产各方资源整合于一个公共研发平台上，以解决知识生产的障碍。知识生产服务类技术中介将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活动主体共同组成公共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应用类共性技术知识的研发。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科研院所中开发类机构基本上完成企业化转制的任务。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我国，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存在一个“断层”，这一“断层”制约了政府与知识生产主体和创新源之间的良好沟通和良性互动，也制约了各种创新资源之间进行资源整合的效率。技术中介组织可以填补这一“断层”，将政府与不同主体和群体良好沟通，可以使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政府技术中介企业科研机构”的稳定结构，并介入知识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促进知识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知识生产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二、基于中介组织的共性技术生产案例分析目前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共性技术研究的认识逐步达成共识，其研究机制逐步趋同，即在政府强力支持下，财政上进行大规模的资助、在税收上实行抵扣等优惠、在法律上构建完善的保护体系，以国家研究机构为主导，实施各种计划和战略，利用行政和市场的机制，通过技术中介或具有中介性质的组织，联合学术界和产业界组成各种研发联合体，实施各类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的计划和项目。国内外发展实践取得的成绩证明，这种共性技术生产模式适应共性技术生产和应用，可以借鉴和推广。瑞士国家创新委员会（）。这是典型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生产提供服务的机构，是瑞士最大的技术中介机构。瑞士投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强度非常高，是通过国家创新委员会来实现这一要求。瑞士国家创新委员会实际是联邦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尤其是中小企业。首先由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提出技术需求，然后向国家创新委员会提出申请（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联合提出申请），经过国家创新委员会组织的可行性评估后，在企业自愿投入该项目的情况下兑付经费。瑞士联邦政府将的研发经费通过国家创新委员会配置给企业。瑞士国家创新委员会的职责是组织共性技术生产，它的优势在于其较强的技术评估能力。共性技术生产的关键在于技术的选择，通常要选那些有利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技术、前瞻性技术，并且能够预见到共性技术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及未来社会发展或产业竞争的关键性作用。在具体资助方面，瑞士政府的科研计划及经费，通过瑞士国家创新委员会落实，这对保障瑞士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年瑞士全国研究与开发投入约亿瑞士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中用于基础研究占，应用研究占，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占。研究开发经费中企业投入占，联邦及州政府投入占。所有在瑞士开展科研活动不直接服务于商业目的的自然人，他们可以是在瑞士有固定工作场所的科研机构所聘用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是在瑞士有固定工作场所的独立科研人员，所获资助的科研工作应在瑞士进行。台湾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台湾工研院）。年在台湾地区的经济正面临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时成立。台湾工研院在台湾的共性技术生产中不仅是知识生产者，同时行使中介职能，也作为知识生产组织者。工研院大都进行的是具有前瞻性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且侧重于实用。他们围绕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进行应用性研究开发，待开发成功以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向企业提供技术和各项技术服务，并能够实现规模化研究开发，形成集聚效应。工研院以半导体产业、产业最为著名，半导体产业、产业都属于产业共性技术，工研院承担了开发初期的技术风险和人才培养工作，并获得了成功。世纪年代中期，台湾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目标，工研院利用从美国公司转移来的技术，建立了试验工厂，制造出电子表等产品所需的集成电路。这些技术随后被转移和扩散到企业中，促进了台湾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目前台湾已成为世界半导体产业基地，这与工研院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三、面向产业化的共性技术平台的建设模式策略近年来，我国财政对产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投入强度仍然较小。从投入总量来看，仅仅依靠财政资金不可能满足产业界对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有限的支持产业技术进步的财政资金也不可能直接资助各个产业和领域的研究，政府支持的重点是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因此，必须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吸引企业或社会各界出资，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创新基金，增强对共性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财政经费的支持力度，促进多个产业加快发展。为深化我国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公益科研工作，增强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活力，科技部、中编办、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提出并颁发了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其中有如下的规定：一是“非营利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国家财政给予经常性经费补助”和“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以推进科技进步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为主的科学研究、技术咨询与服务活动”，这两条意见界定了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服务方向和社会属性，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对其经费投入的主导作用。二是在该文件第条中颁布了非营利性机构的税收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对这类技术中介的政策支持。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性技术中介的模式研究和基于国家对非营利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我们提出如下的共性技术服务中介发展思路：发展模式（）政府引导，促进转制的科研机构面向区域产业的共性技术中介机构转变。年以前的原国家经贸委所管理的个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年国家正式启动了科研机构转制工作。政府对转制后仍然从事一些共性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继续给以政策和经费的支持。政府扶持共性技术生产具体方式有两种：通过招标的方式资助具体的共性技术项目和对从事共性技术研发的机构直接拨款，即项目式资助和机构式资助。随着我国各级政府所属的技术开发类研究机构企业化转制的完成，政府应该主要采取项目式资助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项目式资助通常被认为效率较高，比较有生命力的。但机构式资助也有其存在的好处，它能保持一批研究人员持续进行共性技术研发，其缺点是需要政府给予较为稳定的支持，可能存在资源的浪费问题。（）政府主导，促进官产学研联合建设面向产业的共性技术中介机构，为区域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撑。可以参考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由政府行政部门集中管理。政府行政部门负责计划和经费的管理，但本身并不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由其下属的国家研究机构承担基础性共性技术研究任务。第二种是由国家研究机构集中管理和资助。这类机构不仅负有管理职责，同时也承担研究基础性共性技术研究任务。从各国情况看，虽然各技术中介机构在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上存在差异，但是它们具有两个共同之处：首先，由政府提供全部或大部分经费，不要求自负盈亏。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全部研究经费；即使在进行了独立法人制度改革的日本，政府也只对研究机构采用了企业会计制度，却不要求自负盈亏。其次，国家研究所负有与产业界进行技术合作，以及向产业界进行技术转移的职责。（）政府扶持，促进民营共性技术中介发展。民营的共性技术中介机构所从事的技术是一般的共性技术。一般共性技术的经济社会效益没有关键共性技术大，市场失灵程度也相应较低。政府往往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和政策或提供部分资助的方式，鼓励企业间、企业与国家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合作研究。如美国纺织业的研究联合体和美国政府设立的工程研究中心。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是我国共性技术生产的主要力量之一，企业能够为共性技术生产提供必要的信息、资金、技术支持。企业未深入参与研发，就容易造成资金不足，研发效率不高。尽管共性技术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但是政府可以给予相应的税收补贴，研发成果的产权分配上给予一定优惠，使企业在投身公共知识研发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以获取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这样企业就可以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共性技术的研发。给予共性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杠杆”，以有效推动区域产业发展。无论是哪一类共性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其所从事的共性技术服务要么是基础性共性技术生产和服务，要么是一般共性技术生产和服务。政府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应具有普遍适用性，影响面要更广，其政策效果在于为促进产业界的共性技术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费保障是共性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杠杆”。只要是政府通过一定的“门槛”确定的，政府都可以通过全额或差额的经费供给，以支持其中的技术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参考文献：肖广岭政府、企业与共性技术创新第一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北京： ： ， ，胡小江政府参与共性技术研发必要性的理论分析技术经济，（）：刘强应用技术公共研究机构：作用、特征与构建科学学研究，（）：陈虎，程建华政府、市场与社会从三元结构理论看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行政论坛，：马松尧科技中介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及其体系构建中国软科学，（）：刘强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案例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作者简介张世君（），男，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大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和技术中介工作；苏敬勤（），男，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责任编辑：江海洋关于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对策章小奕（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系，江苏 南京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