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制度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管理制度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 原因L E戴维斯D 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引言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 中包括了对人们和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壹方面，经济史学家（尤 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 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 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 “考古” 癖有时会受到蔑视 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于很大程度 上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壹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 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 的演进和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壹样，已形成的这 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壹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壹部 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壹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 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于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 于记叙、归类和描述，而愿意承认这壹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于 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常常不是根植于明确的前题所得出的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鲜明的直觉知识。这壹直觉之所以能成功地于某些方面超越数学，且不于于历史学家盲目地拒 绝拜倒于科学的祭坛下，而于于事实上他能够利用的理论常常说明能力很差，是 和事实完全不相干的，而且于历史长河中表明了壹些逻辑错误。直到“更好的 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过去对他十分有用的直觉知 识。不过，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从壹些象牙塔似的理论家的前额中生长成熟的，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和解释过去的历 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和片断中形成。于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 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本书是对美国经济史的理性历程的“逐日”记叙，这壹历程计划要描述已产生的现行经济制度结构的发展进程，该描述又是第壹次（非常粗略地）试图为建立壹个专门的、关联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本书是对美国历史中发生的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它尤其关注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是，它只不过是壹个初步的研究，这壹理论于有些观点上是很薄弱的，而且有时的解释是惊人的简单。不过，本书确实代表了向着 壹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壹步，它确实对美国的经济经验提供了壹些新 的解释 既然本书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而作。它于写作历史时可能偏离了模型和理 论的作用，尽管这样做于技术上是不准确的。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交替使用 “模 型”和“理论”俩词，它们将既指壹系列假定关联的逻辑结构，也指某些结论。 于经济学中，它最初总是假定企业总是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它为其技术能力和对 现有资源进行组合的生产可能性所制约，且于其销售机会中受某些市场条件的约 束。这些假定所得出的必然结果是， 如果向壹个企业支付了生产所有产品的费用， 它所选择的运营水平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即总收益和总成本之间的差别 最大。这壹结论只是壹种逻辑推理，正如任何这类结论壹样，它对现实世界的预 见和解释力，除了其逻辑上的正确性外，只有于其初始条件得到满足后才有效。 只有于这些情况下，理论才被说成是“可操作的”。例如，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壹 个苏联企业的生产决定，它的目标是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那么 这种理论就不是十分有用的。即使理论是和壹些关联的初始条件相结合，而且于原则上是可操作的，历史学家 也必须认识到，从理论中所派生的“法则”（即预见性的或解释性的陈述）是可 能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于同样的方式下，壹个物理学家不可能预言单独壹个 分子微粒的行为，但他却能预言大量的这类微粒的平均行为。经济理论家能预见 典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却不能对单个的决策单位的行为作出有意义的预 见。如果模型是完全有用的，它于理论上应能预见俩类事情：1于壹系列已确定的制度和壹些非均衡的力量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应该能预言新形成的制度是否纯粹是个体的（即仅包括单个的决策者），它是依赖于壹些自 愿合作形式，仍是依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2它应该能对初始的非均衡和新的（或突变的）制度的建立之间可能消失的时 间阶段作出壹些估计。本书试图说明壹个制度变迁的理论，且将理论应用于美国发展的某些方面。我们 希望这壹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对这壹进程的理解，而且这壹经验将可能修正模型， 以使它于将来能用于解释某些非经济制度和某些美国以外环境的变迁。模型的建 立方式于原则上是能够操作的，尽管它像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模型壹样，其预见力 比期望的要差。正如我们的叙述中所展开的，日益明晰的模型得出了壹些特别差 的结果：当潜于的收益和损失很大且相对平等，可是它是由不同的团体所接受和 导致时；当预言包括了壹个混合的结果壹种制度不纯粹是公共的或纯粹私人 的时；当支配经济和政治行为的基本的法律和社会规则会由于制度结构中的“预 期的”变迁而改变时，模型的说明力就会降低。尽管有这些既定条件和局限，我 们仍认为它的应用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已有壹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的 注意力则集中于对制度变迁的理论需求；尽管它目前的形式是粗糙的，但我们感 到，模型已允许我们对美国历史经验的某些方面进行壹个新的和有价值的观察。壹些定义当 H 邓普梯说“当我使用壹个单词时， 它的意思正好就是我们所要选择的”时， 他显然是正确的，艾莉斯于她抱怨单词不应该意指许多不同的方面时，她也指出 了这壹点。依照艾莉斯的见法，我们似乎应恰当地定义我们于本研究的后面要使 用的某些词，且对这些有时会归且于壹起的概念作出壹些区分。1.制度环境，是壹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 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 型的例子。于美国经济中，环境是通过壹份成文文件、宪法和对应回溯到共和国 建国之初的司法决定的解释以及国家公民关于他们所喜欢的制度模式的观点而 形成的。环境当然是能够改变的。于美国法律结构的逻辑中，这类变迁可能源于政治行动 对宪法的修正，或是源于对司法解释的变迁，或是由于公民偏好的改变，例如， 产权经由第 13 次修正和关于沃根诉桑德斯桑的法院判决发生了根本改变。 同样， 选举规则通过宪法修正（例如第 15 次修正）和对司法的再解释而发生了变迁。（对巴克诉卡尔案和雷格茨诉西门子案的双重判决就是这种情况。）于这壹研究 中，我们且不想解释经济环境的变迁，这类变迁是肯定发生了，对它们所发生的 原因的任何解释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它们对这壹制度创新模型来说是外生 的。2壹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方式的壹种安排，制 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壹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安排可能是正规的， 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它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命的。不过，它必须至少用 于下列壹些目标：提供壹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壹些于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 追加收入，或提供壹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能 够合法竞争的方式 使公司合法化的法律提供了壹项制度安排被用于实现这俩种结果的例子。公司形 式提供了壹种组织结构，它使得管理者对经济活动的更大和更为分散的控制比于 壹个更为原始的组织形式下的指导更为有效；它给出了组织本身的合法生命，因 此，壹个如此设立的企业可能于接近于其他组织形式的领域展开竞争。安排可能包括单个人，壹批自愿合作于壹起的人，或政府（单个的或和壹个或更 多人的合作）。最后要提及的是创新常常意味着某些法律的变迁，可是前俩种依 赖于组成环境的法律结构，它们仅包括直接的私有部门，创新可能于法律没有变 迁时发生。这些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就是用于预言的“制度变迁”模型尤其 是被用于预言它们的层次（个人的，自愿合作的或政府的），以及它们所形成的 时间。3初级行为团体，是壹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壹 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团体认识到存于壹些收入（这 些收入是他们的成员当下不能获得的），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 就可能增加。任何壹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壹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而且于这壹模型的逻辑内，团体启动了安排创新的进程。如果团体的创新于竞争 中生存下来，行动团体的收入常常会增加，团体支付了部分创新成本，可是它可 能或不可能承担新安排的所有或部分运营成本。纽约的制造商于 1811 年非正式地联合成院外集团以通过壹般的合且法，这为我 们提供了壹个成功的初级行动团体的例子。他们见到如果能很容易地合且，且可 能挣取收入，他们所支付的成本包括推动议院来通过修正法案，他们仍从创新中 获取利润4.次级行动团体，也是壹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壹些制度安排变迁。次级行动团体作出壹些能获取收入的策略性决定，可是它 不能使所有的追加收入自然增长（事实上，它可能永不会自然增长）。如果纽约法已由公司委员会办公室确立，由它来承担法人许可证的接收、复审和 批准的任务，则委员（加上他们的助手）就构成了壹个次级行动团体。于事情的 正常进程中，次级行动团体可能不会使创新的收入有任何增长，可是如果法律赋 予他们壹些离散性的权力，它们可能会使初级行动团体的部分额外收入转化到他 们手中。如果谁愿意，他能够考察美国赋予公共官员作为壹种用于于初级和次级 团体之间再分配收入安排的传统。5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 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于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于纽约壹般合 且法中，公司的特许证被授予壹个制造商公司就是壹个制度装置的例子。安排如果是壹种政府形式，它将直接包括政府的强制权力；如果它是壹种自愿的 形式，它可能是现有产权结构的强制权力的基础。装置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壹些 作为经济环境部分的基本的法律概念。壹个公司的职员可能签订壹项契约，以此 来实现购买壹台机器的决定。壹旦合约签订，他就可能由法院来执行，执行的权 力就不可能依赖于制度安排，而是依赖于壹些宪法所规定的基本规则。为了使读者能更为熟悉这些定义，考虑壹下壹家工厂的生产既产出了产品又导致 了烟尘的情形。烟尘是生产流程的壹部分，要消除它是有成本的，可是生活于工 厂附近的人发现它是很难达成协议的。假定烟尘的真实成本（以消除它时人们愿 意支付的消除量来衡量） 大于工厂所有者安装壹个控烟装置所需的成本， 很显然， 如果烟尘被消去了，总收入就可能会增加。不过，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内没有壹种 达成交易的方式（于现有制度安排下，当烟尘的成本使壹个团体的费用增长时， 消除它的成本是由另壹个团体来支付的）。这壹问题是美国几乎每个城市的市民 均碰到过的，而且经常由政府创立壹些制度来使烟尘减少。对于寻求追加收入的 人来讲，至少有俩种选择是向他敞开的：它们可能联合起来以形成壹个政治联合 体（初级行动团体），如果他们于选举投票时成功，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可能 会议定壹项法律（壹项制度安排）以禁止工厂排烟。另壹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 成功的政治联合体可能书写壹项立法以建立壹个住宅区委员会（壹个次级行动团 体），委员会反过来会提出中止或停止命令以反对过度空气污染，中止和停止命 令就是于政府强制权力下的制度装置。不过，每壹计划均依赖于壹种经济环境， 于此，政治行动有可能取消某些“私产的权利”。如果社会的基本规则阻止了这 类冲突（如事实上它们于美国直到 19 世纪后期所发生的那样），每壹安排（以 及装置的补充和次级行动团体）均将被消除，除非（或直到）规则发生改变。制度创新的理论：壹个基本的近似值经济制度和产权于大多数经济模型中被设定为具有独特的和不变的价值，可是， 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时，这些价值常常会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假定经济制度会被 创新，产权会得到修正，因为它表现为个人或团体可望承担这类变迁的成本，他 们希望获得壹些于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壹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壹条件 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当下壹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例 如，如果生产于大企业内完成比于小企业更为廉价，则壹个公司的运营可能比独有制更为廉价；如果于俩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极大，则通过组织第三市场将商品从低价市场运到高价市场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盗窃和掠夺盛行，则创造壹种有效的监察力量将会提高私有财产的价值。如果壹个企业家期望建立壹个水坝以生产电力，这同时也减少了下游的洪水损害，建筑者能够通过事先购买下游的部分财产以占有这些收益的壹份。另壹方面，他可能要求政府对下游的受益者强 制征税，以帮助补贴他的建筑成本。至于制度安排的形式，从纯粹自愿的形式到完全由政府控制和运营的形式均有可能。于这俩个极端之间存于着广泛的半自愿半政府结构。自愿的安排简单地说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安排，任何人均能够合法地退出。这壹能力当然暗含着决策必须是壹致同意的，接受这壹决定的成本低于由退出所带来的成本。另壹方面，政府的安排且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因此，行动且不要求有壹致的同意，而只要遵从壹些决策规则就行了。例如，于壹个民主社会，壹个样本的大多 数常常能决定行动的过程。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从交易费用中获益，将外部性内于化，降低风险，进行收入 的再分配，无论是自愿的仍是政府的安排均将要被创新。例如，公司帮助实现规 模经济的收益时就内含着大规模运营， TVA 从动力的形成和分配中产生了类似的 收益。股票交易是壹个自愿安排的创新降低了交易费用的例子，保险公司则是壹 个自愿安排用于降低风险的例子，同时，政府的就业交易和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则 是类似的政府创新的例子。 太平洋联盟对太阳谷的开发这壹开发将壹原始的 地区变成了壹个主要的疗养胜地就是壹个自愿的合作团体有效地掌握了和壹个复杂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发展相联系的外部性的例子。壹个住宅法案，壹个政 府方案的实施可能旨于实现壹个已经建立的共同体的同样目标。工会和美国医疗 协会是自愿安排被用于再分配收入的例子，贸易壁垒和累进所得税是政府性安排 的实例。哪些因素是于个人、自愿合作的和政府安排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选择依赖于各自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受影响的团体的相对的市场和非市场权力。于 个人安排中，既没有和之相联系的组织成本，也没有强制成本，可是收益的增长 只限于壹个人。于另外俩种形式的安排中，均要支付创新的组织成本，组织的总 成本将随参加者的人数而增加。不过，于自愿的安排下，要达成壹致性可能会进 壹步增加组织的成本，给定同样数量的参和者，于政府安排下的组织成本可能要 低于自愿安排下的成本；于政府安排下内含着壹个追加的成本要素。每个参加者 均受制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不管他对政府的强制性方案有多大的不满意，他 均不可能退出。不过，壹个政府的强制性方案可能会产生极高的收益，因为政府 可能利用其强制力，且强制实现壹个由任何自愿的谈判均不可能实现的方案。外部收益的来源当下，让我们进壹步具体地说明那些诱致人们去努力改变他们的制度安排的收益 来源。从理论上讲，有许多外部事件能导致利润的形成。于现有的经济安排状态 给定的情况下，这些利润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将这类收益称之为“外部利润”。 于本文中我们的分析只限于四个方面：（ A ）规模经济；（ B）外部性；（ C） 险；（ D）交易费用，因为它们于美国的发展中表现出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壹 种安排性创新成功地将这些利润内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创新者可能于不 损失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收益。规模经济 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是壹种技术现象，它所反映的壹个事实是，最有效（单位成本 最低）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致于要求有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 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壹个企业于任何时刻均面临着技术的制约。于外行见来， 这壹表述必然意味着只有于给定的任何技术状态下，由现有技术对投入的组合所 设定的限制方式才能形成产出。经济学家对物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的缩 略语是“生产函数”，它常常表述为：OP（L，K，T）这里 O 是指产出， L，K 和 T 分别指劳动力、资本和土地， P 是指支配这些投入转变为产出的技术函数。对这壹关系的形式没有事先的约束， 因此，所有投入的加倍可能导致低于产出的加倍，或正好等于产出的加倍，甚或 高于产出的加倍。如果前者能保持，生产函数就被说成是属于规模报酬递减（它 所采取的方式是将更多的投入用来生产等量的产出）；如果第二个条件满足，就 说成是规模报酬不变；于最后壹个条件下，是规模报酬递增（于较高的生产水平 下生产壹个额外单位的产出要比于较低水平下生产它所需要的投入少）。进而， 由于相互关系是不受限制的，相应于产出的壹些部分或范围可能属于报酬递增， 对另壹种则为报酬不变，对第三种为报酬递减，尤其是如果生产流程需要有大量 的投资，而且复杂的工厂必须选定于壹个完全没有的基础上，则可望报酬递增直 到该工厂达到其生产能力，于此以后又发生报酬递减。 例如，19 世纪 50 年代的石油精炼业的特征是于壹定程度上接近于规模报酬不变， 运营中所需要的就是壹个蒸馏室（主要是壹个冶钢锅炉和几百英寸的管道）。小 企业有壹个蒸馏室，较大的企业则不止壹个，但产出的单位成本不是运营规模的 函数。不过，于此后的 20 年，壹种新的技术得到了创新，而且这壹技术属于于 壹个较大范围的产出的报酬递增。新技术要求对壹个复杂的精炼工厂进行巨额的 投资，该技术生产了比于老技术下更大量的更为廉价的精炼石油。可是即使产出 很小，它也需要壹个整体工厂（即它是“不可分的”），其结果，大企业的生产 比小企业便宜得多，这对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扩大规模以及获取内含于较低的生 产成本中的利润产生了很大压力。企业的最有效规模和于行业中的企业数当然是 技术和相应的市场规模的函数。如果所有企业能够等额地增加资本和技术，就无法预言哪些企业将发展，而哪些 企业将衰亡。不过于现实世界中，且不是所有企业均能等额地得到资本。企业自 身的组织形式可能是它的可得资本供给量的很好的决定性要素。既然单独所有和 合伙制的特征是有限的寿命和无限的责任，则对这类企业的长期外部融资的供给 常常会受到很大限制， 这类投资附着无限责任， 等额融资壹般是较少见的， 而且， 由于企业（和它的所有者）于破产时，资本仍然是它的余下寿命的壹部分，负债 运营将更为困难。后壹个制约的约束力越强，资本就越专壹。具有无限寿命和有 限责任的公司的创新提高了对获取资本的限制，因而允许创新者获取内含于规模 经济中的利润。以美国的经验而论， 19 世纪后半期的标志是需要大规模生产的获取最低单位成本 的制造技术的大量发展，和此同时，传统的独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的资本的有限供 给，阻止了这些组织形式扩张成大规模的企业，后者的先决条件是要利用新的技 术。因此，技术使得于壹个非常大规模的，但于传统的方式下组织的企业因不能获取资本，从而阻止了它们获取“有效的”生产水平从事更为经济的生产。公司 能增加资本，它亦能获取全部的规模经济优势，它的创新允许于现有的新技术下 获取外部利润。外部性外部成本和收益的变化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可用于揭示壹些外生性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壹种事件对 理论是外于的），壹个决策单位对该事件的壹些表现形式的反应，以及当体制向 新的决策调整时壹个新的均衡点的最终再确立，例如，于壹个自由企业制度内， 消费者嗜好的壹种变化（壹种外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对有些日用品的需束量的 增加。壹个商人（壹个决策单位）注意到该结果所导致的价格的上升，且试图通 过增加他的产出来增加他的利润。因此，需求增加的结果使所供给的日用品数量 增加商人从这壹增加认识到需求的增加会给予他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 如果 他以正确的方式作出反应的话。因此，对利润的追求提供了将经济推向壹个新的 均衡的动力。如果潜于利润 （或增加产出的成本） 不是由作出产出决策的单位来获取 （或承担） 的，“外部性”壹词就是指有些成本或收益对于决策单位是外于的事实。无论这 些外部成本和收益何时存于，它们均无助于市场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如果情况就 是如此，壹些允许对所有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的（无论是私人的仍是外部的，即 社会的）新的制度安排将会增加社会的总净收益。 每壹个家居所有者的财产价值的实现不仅反映于他自己的住宅、维修和决策的改 进上，而且也反映于他的邻居的这些方面上。事实上，这些“邻里”效应是共同 体改进车道，通过反杂乱法以及于种族合居地区“禁止殴打”中获取潜于利润的 基础。每个家居所有者不可能认识到的是，这些邻里效应只是壹大批“外部性” 中的壹种情形，且当其他形式的外部性以同样的方式存于，从而壹个共同体改进 车道（壹种制度创新）可能会增加每个家庭的价值时，制度的再组织可能会增加 总收入。暂且将经济学放于壹边，让我们来考虑下述情况：壹个大学教授发现他的研究成 果和他同他秘书的相互影响的能力密切相联，尽管她仅被雇佣来打印文稿，但她 的贡献很显然远远超过了她通过打字机所打出的页数。于这壹情形下，由于研究 过程中有壹部分依赖于对决策者以外的控制，就存于壹种外部性。既然秘书没有 因她的额外贡献而承担追加的成本（如果她见到相互影响比打字更有意思，她的 成本可能为负），就不会引起问题，而且系统的运作就如同它应该发生的那样。 可是如果秘书的丈夫嫉妒了，且告诫她要中止她的工作，则问题就产生了。于教 授的收益（职业声望，提升和加薪水）增加时，秘书就为此承担了成本（壹个嫉 妒的丈夫要独处每壹个晚上）。面对她的辞职所致的非均衡，恰当的回应应该是 增加她的薪水（壹份奖金）。如果她接受了，则外部成本就被内于化了（即由决 策单位所假定的），而且生产（尽管是较高成本的生产）仍能继续。新的均衡是 帕累托有效的。如果教授所提供的最高奖金低于她留下来继续工作所带来的成 本，生产将会中止，不过其结果仍然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如果于现有的制度 安排下规定有些方面不得支付奖金教授可能提供的壹份奖金， 而且如果支付 了足够的量就能保持她继续工作那么结果就是无效的。 既然大学的规章禁止 雇主之间的个人支付或如果由这类支付所引起的丑闻使教授失去了工作，则这壹情形就有可能发生。于这些情形下，要使外部利润能再度实现，有些制度安排是 必须的。正是对这些再安排的发明和创新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壹个很重要的部 分。当企业作出的生产决策没有承担内含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或当从产出的销售的决策中所获取的全部收益不能增加时，生产中的外部性是存于的。类似地，当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时，消费中的外部性也是存于的。于每种情形下所作出的生产或消费决策均可能没有完全地评价相应的成本和收益，其结果，决策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即所作出的壹个不同的决策可能至少使壹个人的境况更好，同时且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 糟）。为了更好地描述从再组织中所获取的利润的潜于来源，让我们检验几个情 形下的外部性。回到制造业工厂的例子， 它不仅生产了供销售的产品， 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黑烟， 假定烟尘是随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的，人们当然愿意呼吸清新空气而不是污染的空 气。根据假定，既然每个呼吸烟尘的人的效用受到相反的影响，则这壹效用的减 低肯定就是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的壹部分，此外，由于人们希望烟尘较少而不是较 多，成本要素就会随企业产出的增加而上升。不过，效用的减低作为壹个真实的 成本项目，且不是由企业承担的，因此，它没有包括到企业于决定最有利的产出 水平的计算中去。由于企业将选择壹个使它的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则随着产 出的增加，这些没有包括的成本项目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造成企业选择的产出 水平大于它们于被迫考虑所有成本时所选择的产出水平。有些诱致企业于计算中 去包括所有的关联成本的再组织将增加社会的所有成员的总收益（尽管它可能会 减低企业的增加部分）。当下让那些承担了烟尘成本从而创新了壹些新的制度的人来支付补偿，这可能将诱致制造业工厂于其利润的计算中包括所有的成本项 目。尽管发展壹个私人方面的市场常常有可能使壹些团体获取潜于的外部利润成为 可能（即使利润“外于化”），但这类私人创新的成本是被禁止的。于这壹情形 下，再组织可能发生于市场外部通过政府的干预。当制度的再安排包括壹些 政府行动时，就不能再保证新的安排比旧有的安排优越，它可能正好是不同的。于工厂的例子中，如果厂房仍没有建立，所有者可能购买所有相邻的土地，且以 壹个低得足以补偿效用损失的成本来出售它。企业通过吸收土地价格的差异，被 迫承担它的形成烟尘活动的成本。然而，如果产权已有归属，则解决方案就变得 更为复杂。壹方面，公司可能贿赂土地所有者以让他忍受烟尘。如果生产是依赖 于协议的，那么每个财产持有者就有潜于的投票权，因而有权要求使所有的收入 增加。既然每个土地所有者均有这种潜于的投票权，则于任何壹个时刻均不止壹 个的受影响的财产持有者对利润的可能需求总量总是会超过分配所得的利润总 量。于这些条件下，任何协议均是不可能达成的至少没有壹个长的延滞是不 可能达成的。另壹方面，如果法律允许壹个企业污染空气，财产所有者可能会联 合起来贿赂企业停止或减少污染。然而，由于工厂不可能只减少对某些财产所有 者的污染，而是要减少对所有财产所有者的污染，就要向居住于外面的每个潜于 联合体成员支付补偿，且从对其他人的支付中获取了壹个“搭便车”的机会。这 将再度使协议不可能达成，或至少是长期延滞。当排他很困难时，或当壹个联合体的任何潜于成员具有壹个潜于的垄断投票权 时，要组织私人方面的市场以将外部性有效地内于化是有成本的。于对雇员进行 训练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将培训和壹些合约义务联结起来，可是这壹方案不是 没有费用的，而且不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读者不应忘记再组织尽管是有潜于利润 的，但也必须将它视为壹种使用资源的活动。例如，于这壹情形下，必须书写合 约，然后仍必须执行合约。这类成本常常使得私人的再组织不经济。于这些情形下，它们的壹个共同点是转 向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影响壹种制度的再安排。于工厂的例子中，可能会通过严 格禁止污染的住宅法。于劳工培训情况下，教育体制可能会社会化或呼吁法院责 令雇员将他们的技能投向竞争性的企业。最后，于军队和军火保护情况下，其功 能倾向于社会化，它们的成本遍及于整个政府实体。然而当下，于政府方案中，没有任何能形成组织的保证，尽管从有些方面来见是 有利可图的，将使帕累托状态比旧有的安排优越。可是，它们只是于使其他人的 境况更糟的条件下使有些人境况更好。住宅委员会禁止烟尘的决定和企业原来的 决策壹样远离最佳状态，如果不是离得更远的话；壹个社会化的教育体制的存于 不壹定导致该产品的壹个最优的产出。制度的再组织旨于使外部性内于化，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但它也可能 使它们降低。这壹事实应于整个分析中牢牢记住。克服对风险的厌恶风险的盛行有些形式于未来的交易中是不可能作出的是另壹个削减经 济活动的因素。我们能够断言大多数人均是厌恶风险的，于不存于厌恶风险时，壹个人将愿意为 了 100 万的可能报酬而用 1 美元去打赌，如果赌博使 1 美元的冒险能获取 100 万的潜于利润的结果是肯定的。事实上，除了非常贫穷的人而外，大多数人均表 现为更喜欢大的赌博的某壹不确定的结果。如果正如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厌恶 风险的程度随偶然性的增加而增强，这样就存于壹种进壹步偏向于有更为确定的 结果的活动的倾向，而避开那些报酬变化很大的活动。很显然，由于利润的预期 值于那些没有人从事的高变异活动中要高于低变异活动，如果有些能够克服厌恶 风险倾向的机制被创新（如将这些人的风险集中于不厌恶风险的人），总利润就 可能增加，或使得风险的结果相应于所获取的收益表现得更为确定。前壹方案常 常通过发展壹些专门的市场来实现（于下面的“市场失败”壹节中要考虑到）， 而后壹方案往往要通过保险来实现。且不是所有的风险均能保险，可是当它们能保险时，旨于创新壹些保险方案的制 度再组织常常能使总利润增加。不过，当保险是成功的时，就必须有壹些能够准 确地评价风险的根据，保险基金必须广泛到足以允许风险的普及。而且，保险且 不能十分完全地使所有管理风险均能转移，其原因是这类保险将使管理者的决策 变得迟钝，削弱保险所订立的根据。总之，如果壹个很差的管理决策的唯成本 是集中保险公司而不是消费者的利润，则它们作出好的决策的激励就很低。保险方案可能是企业间的，可是更为经常的是，创新会产生专门提供所需要的保 险的企业。不过，为了使之有效率，有些人必须首先能评价风险。人寿保险的思 想能够回溯到 17 世纪，它几乎于 19 世纪中叶以前就于美国被成功地创新了。 于 这壹情形下，创新所期望的是建立壹个适当的死亡率表评定风险的根据。不 过即使于那时， 于南方的企业由于人口的子集合， 它们没有计算比率的适当根据， 这些企业仍拒绝出售保险。第二，保险的基金必须大到足以分散风险。例如，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壹些州通过了银行保险法，以保护银行破产时的存款 人。遗憾的是，于农场的创新计划中州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天气。由于 气候往往是地区性的，以州为单位仍不足以提供必需的保险基金（差不多所有的 银行于同时陷于困境），这壹方案遭到了普遍性失败。 30 年后，壹种以国家为基 础的类似方案的创新（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使得保险计划成为可行。单壹安全的价格波动效应的保险，是潜于的投资者通过广泛的金融制度所提供的 服务特征。“分散化”的目标于投资教科书中备受推崇，可是它除了作为保险的 壹个技术性词汇外壹点意义也没有。壹个分散的业务责任意味着，壹种于广泛的 活动中进行投资的制度不能为壹般业务的失败保险（正如 30 年代的经验所证明 的），它保护了个人（甚至是行业方面）的失败。美国的发展是以于壹些保险阶段专门化的企业的大量增长为标志的，几乎能够肯 定的是，这些创新增加了总收入。不过，它们也且不是没有成本的。既有组织的 成本，也有评定风险的成本，仍有影响保险合约的成本。尽管有这些成本，创新 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市场失败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 正交易费用的含义只是于近来才由经济学家所广泛揭示。关联的经济信息流的组 织和增进（交易费用的许多形式中的壹种）可能是安排创新的主要领域。如果获取信息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所有市场上的价格就只有因交通费用而产生差别。事实上，信息是有成本的，而且纯粹地方市场的普遍存于正好部分反映了关于于更远距离地区交易的获利机会的信息的缺乏。当关于不同地区的价格信息是能够获得的时，商人将他们的产品送往市场的净价格差（即对交通费用的调整）是最大 的。经济学家惯于假定所有市场均是完全的。根据定义，这壹假定排除了由市场运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潜于利润。不过，于现实世界中，信息且不是免费的，因此完全的市场（它的存于取决于完全的知识）是不存于的。信息成本较低，市场的运作当然就更好。事实上，即便是于发达国家它们也远不是完全的，而于欠 发达国家信息成本可能高得使市场无法运作。壹般来说， 信息不仅是有成本的， 而且是报酬递增的， 即人们常常必须支付信息， 但成本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不管这壹信息是被用于影响壹种、壹百种或壹千种交 易。如果信息成本十分大，而且它们是属于成本递减的，则人们从使不确定性降 低的信息流的递增中可能会获取巨额利润。最为经济的安排性创新可能是壹种专 门化的企业，因为它不仅供给了信息，而且也实现了潜于的规模经济。即便市场只涉及壹个地方或壹个时区，我们也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来假定较高的信息成本不可能导致市场失败。事实上，当市场必须通过空间的或临时的壁垒而形成时，市场失败是经常发生的。于缺乏壹个适当的信息网络（而其他方面相同） 时，企业家必须为潜于收入而贴现，因为潜于的买者（或者于时间和空间上）离 交易场所越远，不确定性往往越大。事实上，这些不确定性的贴现可能十分高， 从而使贴现的均衡价格可能低于零，市场无法完全运作。经济活动的空间或行业再分布包含着投入和产出的新市场的建立。大多数关于对 外贸易的经济文献（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世界的特征是每种日用品不只有壹个市 场）倾向于假定，只有交通成本会妨碍完全的市场间的套利。因此，他们常常论 及同壹日用品于俩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异，永远不会超过日用品从较低价格市场运 到较高价格市场的交通成本。由于这壹阐述暗含着假定存于潜于的套利者，而且他们能准确地了解每壹市场中通行的确切价格和市场间潜于的交通路线，因而它和经济增长进程的讨论是极不相干的。历史经验表明，于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关联市场越新，则这些假定的真实性越差，潜于套利者的不确定性贴现就越大。进而由于不同的人和市场的关系不同，我们就不要期望同壹不确定性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贴现可能高到无法套利的程度（于市场失败的情况下），或者，如果壹个套利者的资 源是有限的，局部的套利可能会减低市场间的价格差，可是这些差异可能仍然要 超过交通成本。假定搜寻成本具有某种不可分性，市场缺乏完全的信息流，不同的人于和这些市场的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时，我们能够预期不确定性水平于个人之间会有显著 的差异。因此，能够预期，壹个于空间或地理上更接近于新市场的交易场所的人， 将更愿意从事壹些套利关系。美国发展史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以资本而论，西部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常常于其他人没有资本时愿意出借，同样，和冶铁业相联系的 人比银行家和其他 “传统的” 金融贷款者更愿意向早期的炼钢业出借资金。 因此， 壹些不确定性贴现十分低的人可能认识到了从套利中所获得的潜于收益，尽管他 们自己不能将足够的物品或要素运到完全套利的市场。如果这类不完全市场存于，就有可能建立壹些制度再安排来使它们能更容易地运 作，而且这壹创新通过允许投入和日用品被运到它们能获取最高报酬的市场增加 了总收入。例如，如果壹个人只愿意投资壹个很小的量，他就不会向于远处积累 了过时投资信息的人支付任何费用。由于成本会遍及大量的交易中，这确实要向 经纪单位支付壹笔费用，以作出这壹开支。壹个市场服务可能再度以非常低的成 本提供从许多市场到大量消费者的价格信息，可是壹个传播者自己获取该信息的 任何努力可能均是代价极大的。尽管实证问题可能较少，且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小，但于市场间的套利过程中确 实出现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它们于空间上的移动也表现为壹个时间方面的合约。 正如壹个远距离的市场价格于缺乏信息时贴现很大壹样，类似的不确定性贴现也 用于未来交易的价格。进而，正如制度变迁可能会缩短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有效空 间距离壹样，壹个不同的制度集合可能会减少临时的距离。通过于空间上将物品运到报酬最大的市场的活动能够使总收入增加，资源能够随 时间再分配到增加产出或满意度的活动中去。不过于后壹情况下，物品不是通过 实物性移动，而是通过当下的竞争性活动之间的再分配而实现产出流量随时间的 改变的。例如，假定壹个商人具有于壹个钢厂进行投资或消费壹些资源存量的选 择权。投资是壹种长期的形式，则他将比较该投资的现期价值和他通过当下的消 费所获得的满足。不过，钢厂的现期价值部分取决于他对他从钢厂未来所能获得 的价格预期，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他将要贴现他的价格预期，而且如果不确定 性很大，贴现也将较大。其结果，他可能不会选择投资， 尽管他的价格预期的 “期 望值”可能表明投资是壹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我们又发现壹个偏向于厌恶风险的 例子） 。不过于理论上， 单边市场的创新 （于这壹情形下是壹种未来的钢铁市场） 可能会降低他的不确定性（至少和未来的钢铁价格关联），他可能发现投资是壹 种可行的活动。不过，为了发展这壹市场，有些人（壹个不厌恶风险者）必须愿 意假定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本身是能够以壹定的可信性评价的。这壹市场没有发 展起来的事实表明，单面市场的创新是无利可图的，可是问题于于为什么它是无 利可图的，这仍是壹个有意义的问题。当钢的未来市场仍没有发展时，这类市场确实表现为其他的临时的交易。于证券 和农产品市场中，单面市场被用来克服壹些暂时的市场失败问题。于这俩种情形 下的市场实质上是短期的（于这壹方式下，它们避免了长期交易中的传统的不确 定性），而且它们依赖于存于的壹批观察者愿意承担临时交易中的不确定性的壹 面。观察者是壹些对风险的厌恶低于平均程度的人，他们精于对交易的观察，因 而能使这些市场间的交换成本低于农民或股东，正如壹个专业的磨面者能使其磨 碎小麦的成本比自种谷物的农民的成本更低壹样。例如，对小麦的未来而言，壹 个磨面厂期望单独发挥生产和销售单位的功能，且能保证从小麦将来的价格变化 中获取利润。因此，它的管理者愿意从以未来小麦的现期价格来为将来发货中获 取利润。另壹方面，“观察者”将冒险估计未来的小麦价格将低于现期定价，和 他达成合约的发货者就能以这壹较低的价格购买。市场仅仅是将风险集中到了那 些愿意正视风险的人手中，而且这些仍没有为服务支付“某种”费用。市场没有于其他地方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些交易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壹个很大的贴 现，从而没有人愿意以厌恶风险者期望支付的价格来提供承担风险的服务。 不过，暂时的不确定性正如空间的不确定性贴现壹样，是信息成本的部分函数。因此能够预期，较廉价的信息将会降低不确定性，且允许壹个单边市场的发展。不过，除非水晶球有很大的改进，临时性市场就不会像他们的空间方面壹样有很大改进。商品和证券的未来市场的存于仍然表明，通过增进这些单面市场来改进经济 活动的临时分布是有可能的。结论我们已见到，当于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于增加不能内于化时，壹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于收入的增加。进而，我们已论证，制度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的）之 间的选择由和各种选择相联的成本收益来表示。于这些潜于利润既定的条件下，要获取它们，就要向创新了壹种新安排的某些人或团体支付费用。于每种情形下，成功的创新导致总收入的增加，而且于原则上 可能没有人于这壹过程中受损。我们所概括的模型当能更准确地得到说明，且能和壹系列同经济环境关联的初始 条件相联系时， 它能够用于 “解释”如美国过去所发生的安排性创新那样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