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一中学高一语文 鸿门宴教案3 新人教版

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一中学高一语文 鸿门宴教案3 新人教版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鸿门宴备课札记 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鸿门宴备课札记 湖北省钟祥市师范学校石泽镒 刘邦与项羽争雄华夏的性质在秦失其政、陈涉首难之后，逐鹿中原、争雄华夏者，虽然确如司马迁所言，是“豪杰蜂起，不可胜数”（项羽本纪赞），但真正举足轻重，足以引人注目于当代，发人深思于后世者，还是只有刘邦与项羽之间所展开的长达五年之久的角逐。刘邦和项羽，这两人所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虽然从总体上看，都属于农民起义队伍，都为推翻秦王朝的暴政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就其首脑集团的组成、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来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读鸿门宴不可不细味太史公为了“述往事，思来者”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良苦用心。全面理解刘、项之间的明显差异，对于我们深刻领悟鸿门宴所叙兴坏之事，所存成败之理，则显得尤其重要。撮要而言，在项羽一方，乃是以六国遗民为骨干。项氏家族，即因“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祖父项燕即楚国名将，“为秦将王翦所戳者也”。项羽随叔父项梁起事后，项梁即用范增计，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言为“从民所望”，实即以名门贵族之后为号召。虽能成功地利用六国贵族不甘心事秦的复仇心理，有助于壮大反秦的力量，但毕竟是置黎民百姓之“苦秦苛法”于度外，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他们的斗争多以亡秦复国、雪秦灭六国之耻为目的，带有明显的复仇的性质。在斗争方式上，则一味以“力征”取胜，以致“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往往令饱受秦朝苛政之苦的黎民百姓大失所望。在刘邦这一方，包括刘邦在内的主要执事者，如：以屠狗为事的樊哙，为沛狱掾的曹参，为沛主吏的肖何，等等，均系“出身细微”，也不曾投靠名门贵族之后。所以，在刘邦斩白蛇起义前后，不得不一方面直接以迁徙之徒、奴隶之民为依托，另一方面又多方借助于“天意”，以“诸珍怪当贵”（高祖本纪）的奇异传闻，大造了“王权下移”的舆论，乃是“王迹之兴，起于闾巷”（秦楚之际月表），属于比较“本色”的农民起义军。其斗争的目标，则直接以为“天下苦秦久矣”的父老解危为宗旨。斗争方式则多以宽厚仁爱之风，给百姓吏民以抚慰，其“从民所望”之情，不仅见诸行动，而且恩及庶民，从而收到了以政治斗争推动军事斗争之实效，往往能够事半而功倍。单就刘邦与项羽二人的思想性格来说，差异也很明显。据项羽本纪载，在汉四年的成皋战役中，当两军对垒、相持未下时，项羽急欲挑战，曾在壁上对刘邦发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苦天下之民父母为也。”刘邦却笑而答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段对话，堪称司马迁概括刘项角逐特点的“点睛”之笔：一个是以“斗力”见长，一个则以“斗智”取胜。这种思想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个人物走向了不同的结局：热衷于斗力者，“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一味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最后是兵败垓下还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是至死不悟；擅长于斗智者，因为善于广罗贤士名将、相时而动，不断地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终于“居马上”而得了天下，又采纳儒生陆贾的建议，以“文武并用，长久之术”（陆贾列传）而治理了天下。从上述史实看来，刘邦与项羽之争，就其实质来说，乃是六国贵族的复仇复国势力与那“起义于闾里”的农民势力，争夺反秦战争胜利成果的斗争。虽然“起于闾里”的刘邦后来取胜，他所建立的“天下”，仍然只是以刘氏为中心的“家天下”，表现出历史的和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刘氏既能继秦之后，“履至尊而制六合”，又能承秦制而改其政，终于“拨乱世反之正”，实属历史的进步。项羽集团的雪耻复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为己任，怎能与刘邦所完成的一统天下的伟业相提并论！司马迁在他为刘、项二人所作本纪的赞语中，一则斥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一则赞其“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乃是由于“承蔽（指周秦之际的“文”蔽）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此虽为“一家之言”亦无愧为金石之论！有人把刘、项两大政治集团说成“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高中语文教材新探）第二册二二五页，北师大出版），实为有违于史实，于理不妥之论。诸将莫利先入关鸿门宴的斗争，发生于汉元年十二月中，即公元前二六年。据高祖本纪载，在此前一年，即公元前二七年，由于陈涉、吴广为首的各路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其崩溃之势已成，但秦兵尚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值此紧要关头，楚怀王一方面派遣项羽以“次将”身份随宋义等“北救赵”，而令刘邦“西略地入关”，另一方面又公开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于项羽被遣北救赵，刘邦奉命西入关，直接关系着“王关中”的重大权力之争，刘邦自是欣然而往，项羽却以“怨秦破项梁军”为由，不愿接受“北救赵”的军令，争着“愿与沛公西入关”，但怀王与诸将未允。因为怀王与诸将认为：“项羽为人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于是，刘邦以其“素宽大，（乃）长者”而深孚众望，被遣“西入关”。因此，遣谁入关之争，已成为刘、项于鸿门相争的前奏，也决定了鸿门相争的焦点，乃是“如约”与“负约”之争。而遣谁入关之争，却是以刘胜项败而了结的。由此可见，在刘邦入关破咸阳以前，民心向背已于项羽十分不利。及至汉元年十月，刘邦入关破咸阳之后，本可依约而“王关中”但他自知势单力薄，羽翼未丰，且项羽兵多将广，本有争王关中之志而未酬，必不肯善罢甘休。所以，在入咸阳之后，他又听从了樊哙和张良等人的建议，籍吏民，封府库，而后还军霸上。在霸上，刘邦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一方面当众宣布，根据怀王与诸将之约，“吾当王关中”，“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另一方面，又晓谕父老：“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随之以“约法三章”等一系列安抚吏民的措施，使得“苦秦久矣”的关中吏民，无不“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至此，刘邦不独完成了“入关破咸阳”的首功，获得了“王关中”的主动权，还及时完成了安定关中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为“诸侯至而定约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当项羽在这年十二月中到达关中，他面对着刘邦既已入定关中的客观现实，却又不肯履行怀王与诸侯之约而屈从刘邦。以军事实力而论，项羽以号称百万而实为四十万之师，击破刘邦号称二十万而实为十万之众，本可胜利在握。而且，由于对秦作战的军事斗争的结束，新的权力之争已提到首要地位上来，昔日的友军，一变而为今日的对头，也是情理中的必然。但是，对于项羽来说，从刘邦手中夺取关中，毕竟不同于从秦朝手中夺取关中。楚怀王本为项氏所立，假怀王之令以令诸侯，在项羽来说，也是易如反掌。所以，项羽欲从刘邦手中夺取关中，不必非诉诸武力不可。事实上，项羽与刘邦在鸿门相争时，虽未杀刘邦，也未于事后“击破沛公军”，但项羽仍然公开“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令秦之降将分王关中，又将刘邦迁至巴蜀，封为汉王。凡此种种，刘邦均无可奈何，只得拱手听命而已。如上所论，在刘、项相争于鸿门之时，苦是以刀相见，项羽诚然占有绝对优势，足可以咄咄逼人之势威镇刘邦；若是以口舌相争，刘邦则因既得“先入关”之利而居于主动地位，足可以理直气壮之言、机警诈变之智，一举挫败项羽的锐气。当时双方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就是如此的尖锐而复杂。有同志认为，在鸿门宴的斗争中，“优势本来在项羽一方”，刘邦则处于“不利条件下”（高中语文第二册教学参考书一八三页）。显然，这是把复杂的客观形势简单化了。究其原因，乃是只看到军事实力的悬殊，未看到政治方面的因素。在鸿门宴的斗争，乃是处于联合攻秦的军事斗争刚刚结束，起义军内部争夺权力的军事斗争尚未开始的转折关头，这是一场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政治斗争既是瓜分攻秦斗争胜利成果的勾心斗角，也是刘、项为“如约”与“负约”之争而分道扬镳的序曲。司马迁以其“叙事入神”之笔，在如实写出刘、项双方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时，既能使头绪纷繁的矛盾，错综有致，浑然一体，又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我们若是取其一点，舍弃其余，则不足以理解司马迁所叙之事的总体，所写之人的全貌，更不能明察其兴坏之迹，成败之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教学参考书就这样归纳刘胜项败的原因：“由于项羽头脑简单，刚愎自用，内部矛盾重重，步调错乱，因而一次又一次坐失良机，由主动转化为被动。而刘邦一方，由于头脑机智权变，内部团结一致，终于不利条件下，一步步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样的归纳，显然是从根本上忽视了刘邦与项羽在鸿门相争的焦点，乃是“如约”与“负约”之争，没有看到刘邦凭借“先入关”之利主动出击，则能有理、有力地从义理上制服项羽，而项羽则因“负约”而自陷于不仁不义的窘境，因而必不可免地造成失利。教学参考书中归纳，把刘胜项败的次要原因，当作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岂不有违于史实，与鸿门宴的文意也相去太远？不过刘邦虽以义理取胜于项羽，为自己避其锋锐、保存实力赢得了时机，还是因为兵力微弱，不足以从根本上阻止项羽的“负约”之举。这是另一问题，又当别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