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古文字学教材.doc

古文字学纲要（修订）序古文字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高等学校开设“古文字学”课程，却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1934至1935年，唐兰先生第一个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课，所著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为古文字研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古文字学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唐先生在“自叙”中写道：“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的研究是分开的，文字学既因语言音韵学的独立而奄奄待尽，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没有理论和方法，是非漫无标准而不能进步。”唐先生认为，要打通这一层隔阂，就必须把自己所持的理论和所使用的方法写出来，和学者们共同讨论，才能使古文字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确有两大功劳：一是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来改造传统文字学，使文字学因注入新的理论和新的材料而获得生机；二是把当时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上升到理论来总结研究，第一次把偏旁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作为方法论的原则提出来，使古文字学摆脱了猜谜、射覆的习气，而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基础上。所以，古文字学导论一直成为大学里讲授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的主要教材，绝非偶然。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古文字学导论仅仅是唐兰先生计划“唐氏七书”中的一种，书中对于古文字学的许多重要原理，只有提纲挈领的论述，缺乏具体材料的诠释和说明，初学者难以掌握。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已发展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传统文字学由于吸收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古文字学的成果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古文字学也因综合运用多种学科（如语言文字学、历史考古学、文献考据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并广泛吸收这些学科的成就而发展成为多科性的边缘学科。在这种情势下，唐兰先生“导论”式的教材已渐渐地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明先生编著的古文字学讲义一度在高等院校中广为流传，一些高校的部分专业还直接采用高先生的讲义为教材。讲义包括理论、字表和专题三部分。“理论”方面对唐先生的导论有所发挥；分栏式的“字表”则是讲义的特色，通过分栏字表来学习古文字的基本字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字表”后来扩充为古文字类编，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专题”着重介绍甲骨文和金文有代表性的原材料。实践证明，用讲义来培养和训练考古专业的学生，提高他们辨识古文字材料的能力是比较成功的，但对中文专业来说就不完全适用，例如讲义中过多地介绍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常识，就跟中文系相关课程重复太多。从形势发展看，编撰一部适应面较广，可供文科有关专业通用的古文字教科书是很有必要的。八十年代初，陈炜湛同志负责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后归入人类学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古文字学”选修课，即针对两系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着手编写适合两系教学需要的古文字学讲稿。随后，陈炜湛同志和唐钰明同志分别担任中文系和人类学系的“古文字学”课的教学工作，他们在古文字学讲稿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合作编成一部简明实用的讲义，并于1984年由中山大学教材科油印出版，名为古文字学纲要。纲要在中文系和人类学系试用，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尤其在激发学生学习古文字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有较明显的效果。1985年，国家教委下达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我校古文字学研究室承担编写“中国古文字学”的任务，由曾宪通、张振林、孙稚雏、陈炜湛四位同志担任主编。由于曾、张、孙三同志手头还有别的工作，短期内无法专注于此，而陈炜湛同志与唐钰明同志合编的“古文字学”教材已在教学中试用，效果亦佳，故主编人一致决定以陈、唐二位编著的古文字学纲要为基础，责成编著者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以发展成为正式的文科教材。1985年10月间，中山大学古文字学教研室获得以杨振宁博士为基金会主席的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资助，邀请国内在古文字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经验丰富、成绩卓著的部分学者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古文字学研讨会，会间曾就高校古文字学的教学工作交流了情况和经验，着重讨论古文字学教材编写的有关问题，并对陈、唐二位的纲要提出修改的意见。这次研讨会是建国以来首次就古文字学教材进行专门探讨的学术活动，与会者毫无保留地畅谈了自己从事古文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心得和体会，讨论十分热烈。解放以来，由于地下古文字资料大批涌现，许多学者都致力于解决新材料提出的新问题，无暇顾及综合性方面的研究，以致概论性、通论性的古文字学著作和教材都异常缺乏。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国的古文字研究虽然有着丰富的实践，但对于古文字学领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还研究得不够充分，学术界一时还不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根据这种情况，大家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编写教材和通论性的著作，系统地阐明各自的观点、材料和方法，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只有这样，中国古文字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更加完备起来。小型研讨会后，陈炜湛、唐钰明同志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反复进行修订和补充，终于完成了古文字学纲要的全部书稿。笔者有幸，争先睹之为快。初读一过，觉得新编纲要有如下几个特点，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教科书。第一，纲要的知识覆盖面较广，适应性较大。古文字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与多种学科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高等学校开设古文字学课的不仅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有历史学专业、考古学专业、文献学专业等。纲要从总体上看虽然侧重于汉语言文字学的内容，但同时也兼顾到铭刻学和出土文献方面，知识覆盖面较广，适应于不同专业和不同层面的需要，便于相关学科选用和参考。第二，纲要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比较明确。一部教材最紧要的莫过于确定本课程的目的和要求。纲要把“培养学生具有阅读和钻研古文字原材料的初步能力”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基本要求，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古文字学讲得天花乱坠，如果连一片普通的甲骨文，一篇常见的铜器铭文都无法通读，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值得怀疑的。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阅读古文字原材料能力，既有利于启发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去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是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的根本保证。第三，纲要在编写体例上有利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总论”，综述古文字学的性质、作用，古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古文字的结构和演变，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等，是关于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中编“分论”，分别论述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内容、类别、特点和演变规律，是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下编“选读”，精选并摹录有代表性的各类铭辞近二百例，附有释文和简注作为“读本”，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先秦出土文献的概况，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以上三个部分既互相联系，又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体例有利于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即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通过掌握有关的基础知识，达到通读先秦出土文献的目的；反过来，又可以用具体材料来验证理论与知识之是否符合实际，进而判明其正确之程度，做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统一。第四，纲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力求反映最新学术水平。本书虽然篇幅不多，却全面涉及古文字学领域的许多重大课题。编著者在介绍和论述的过程中，不仅注意总结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治学方法，而且力图反映近年来古文字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进展。在广泛汲取前人及时贤成说的同时，作者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屡创新解，避免人云亦云，即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往往寓作于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则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参校各家说法，或择善而从，或在介绍中表明编著者倾向性的意见，力求做到准确、客观，反映八十年代的学术水平。第五，纲要材料翔实，条理明晰，语言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流畅可读。当然，纲要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古文字形、音、义的关系就谈得较少，特别是有关字音和字义的问题，似有专门论述的必要。对于古文字的考释，书中只作为一般方法加以介绍，还没有将它提高到古文字学核心的重要地位。“战国文字”虽然首次以教材的形式出现，但对其特殊性尚缺乏充分的阐明。凡此种种，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古文字学”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字学系列课”中的一门选修课（此外还有文字学、汉字源流和说文研究等）。现在，中山大学出版社根据国家教委文科教材会议的精神，决定将陈炜湛、唐钰明同志编著的古文字学纲要公开出版；这不但可应兄弟院校选用教材的急需，也是我校文科系列教材建设的一项有意义的尝试。我们相信，通过更大范围的教学实践，必将获得更大面积的丰收；对于本教材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也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的。曾宪通1987年6月前言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地下出土的和历代相传的各种古文字资料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是刻、写或铸在各类器物上的文字，既是当时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又是当时语言实际的真实记录，未经后人传抄改易，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能起到传世文献所不能起的作用。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许多学术论著已充分证明，古文字是打开中国商、周时代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及汉语史的重要工具，是探索文字源流、研究文字发展规律的宝贵资料。在现代，有志于研究有关商周时代的学问而不熟悉古文字，总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但是，要熟悉古文字也不太容易。商、周时代通行的文字，秦、汉以后便只有少数人懂得了。汉代的儒家经典便有古文、今文之分。懂得古文字“前代之古文”的，就可算专家。到了唐代，能识小篆，也已不易。去古愈远，古文字愈见其深奥难懂，古文字之学也愈益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这门学问又称金石学，在宋代和清代都曾盛极一时。随着清末甲骨文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古文字的内容，这门学问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与其他学科诸如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的关系也日见密切。正式将这门学问命名为古文字学，则始于上世纪30年代，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是为首创。但唐著虽多精辟之见，毕竟还是导论，并无对各类古文字进行论述和释读，对于专业工作者而言固然是良师益友，但对不知古文字为何物因而想学习古文字的读者来说，总有不能解渴之感。建国以来，不少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考古学系、人类学系都先后开设了古文字学课程。由于系别、专业的差异，着眼点稍有不同，有的列为选修课，有的列为必修课。但教学目的大致相同，那就是：通过讲授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各种古文字原材料（如甲骨文、金文、竹帛文等），开拓学生视野，使之熟悉祖国丰富的古文字遗产，掌握有关古文字的基础知识，具有阅读和钻研古文字原材料的初步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古文字打下基础，也为学习和研究古代有关学问打下基础。自1981年起，我和唐钰明同志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人类学系讲授古文字学。苦无合适的教材，为长远计，乃不自量力，合作编著了一本油印讲义，以应教学之需。原意只在中山大学内部使用。后来在1984年12月国家教委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上，我校承担了中国古文字学编写任务，乃决定以我们的油印讲义为基础，加以修改增补，发展为正式教材。原定主编除我之外，还有曾宪通教授、张振林教授和孙稚雏副教授，由于他们手头另有著述任务，一时无暇及此，故仍由我和钰明同志具体承担本教材的编著工作。由于钰明同志的通力合作，此项工作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考虑到教学的实际需要，我们觉得将本教材的名称定为古文字学纲要可能更合适些。因为古文字学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已形成了好几个分支，如古文字理论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通称甲骨学）、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等等，每一个分支都可称为专门之学。要求一个本科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全面、系统地学习这些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一个教师在一个学期内全面系统地讲授这些内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提纲挈领地加以讲解，使学生得其“要”，打下一个继续学习的基础，应该说是达到教学目的了。所以本书只是古文字学的“纲要”，而不是大部头的“中国古文字学”。根据教学的需要，又考虑到古文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考虑到本科阶段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本教材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总论，扼要阐述有关古文字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如古文字学的性质、研究对象，汉字起源，古文字的考释方法，古文字的演变规律等等。这些问题大都是近十馀年来古文字学界热烈讨论的题目，本应详加论述，鉴于有些问题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字学等课程中也已涉及到，或有交叉，故仍稍稍压缩篇幅，以免重复。中编为分论，具体论述、介绍各类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竹帛文、石刻文、符节文、货币文、古陶文、古玺文等），使学生了解到目前的研究水平及继续研究的方向。下编为选读，通过具体释读若干较为晓畅易懂而有一定代表性的古文字原材料，培养学生阅读古文字资料的初步能力。所附简注，多采自时贤成说，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所引的论著名称，望读者予以谅解。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中编与下编不能截然分开，而须结合起来。下编分量较多，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讲授，有一部分可留给学生自己阅读，藉此培养其钻研精神。之所以全部用摹本，不用拓本或照片，则完全是为了求其清晰，便于教学。同时，也让学生摹写古文字时有所借鉴。学习古文字，以识字为先，作为教材，理应有一个字表，便于学生掌握单字，比较其历史演变。考虑到目前已有专书将各个阶段的古文字列表予以比较，这就是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高明先生编纂的古文字类编，学生可取以参考，故本教材未再另列字表。学习古文字，离不开小篆，它是不可缺少的钥匙、桥梁。说文解字一书与古文字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它是学习古文字学的基础。原拟专辟一章予以论述、介绍，考虑到许多学校另有说文解字研究一类的课程，为免重复，本书未作专题介绍。使用本教材的同志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讲授这方面的内容。作为理想的教材，理应全面、准确地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就，又要有编著者的独立见解，两者应当妥善结合起来。我们把这作为编写本书的宗旨、努力的目标。但限于才识，虽几经努力，仍难令人满意，离“理想”二字尚远。对于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我们诚恳地欢迎读者，特别是高等学校中使用本教材的老师、同学们提出批评，以便在日后修订时予以改正，使之渐趋完善。1985年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研究员、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教授、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中华书局赵诚副编审、吉林大学历史系林沄副教授等古文字学界的专家举行了一次小型的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曾就古文字学教材的编写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意见虽不尽一致，但对我们编写这部教材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专家们还对本教材的前身即油印讲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们得以改正或避免了不少错误。对此，我们谨表示由衷的感谢。陈炜湛1982年3月于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上编总论第一章 古文字学的性质及作用第一节 古文字学的性质一、 什么是古文字学要了解古文字学，先要了解古文字。所谓古文字，指的是古代通用而现代丧失了交际功能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曾作为某种活的语言的记录符号而被应用过。后来，或因某种历史原因而消亡（如美洲玛雅文），或因文字的根本变革而废弃（如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这类文字遂丧失了交际功能而仅仅成为学者们释读古文献的工具。对世界各种古文字予以综合研究，从而揭示其共同规律的学问，是普通古文字学（或称比较文字学），这是广义的古文字学。我们所要研究的却是狭义的古文字学。这门古文字学并不研究世界其它古文字，而仅仅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它也并不研究中国所有的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东巴文等），而仅仅研究中国的古汉字。严格地说，这门学科理应命名为“古汉字学”或“汉语古文字学”，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在我国，古文字即汉字，古文字学即古汉字学，这两点已成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近年亦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称“汉字学”、“古汉字学”。如同窗费锦昌即持此论。，故为尊重传统的习惯起见，我们仍将这门学科称为“古文字学”。至于中国其它古文字，学术界已有区别地称为“民族古文字”，研究这些文字的学问即称为“民族古文字学”。那么，究竟什么是古文字学？古文字学，就是释读先秦古文字及用古文字来记录的文献资料的学问。这门学问既要研究古文字的起源、性质、结构、演变以及考释方法，又要在考释古文字的基础上，解读相关的各种出土文献，并揭示这些文献的历史文化的奥秘。二、 古文字学的研究范围古文字学是研究古汉字的，在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中，经历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简化字等不同的的发展阶段，究竟哪一段算古、哪一段算今呢？古今的概念是相对的，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有的人只承认甲骨文、金文是古文字，有的人把小篆、秦隶乃至汉隶也划入古文字的范畴。从文字形体结构这个标准出发，我们认为秦以前的文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为古文字，秦以后的文字（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为今文字，介于二者之间的秦代文字（小篆、秦隶）则为近古文字。古文字是以“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为基础的，其字形与本义关系密切，但结构尚未完全稳定，笔画很难加以精确的计算。今文字已经方整化、符号化，其字形与字义联系松散，笔画可以一点一画地加以确切的计算。近古文字则是古今文字的过渡形式。汉书郊祀志说：“张敞好古文字。”从该书的叙述可知，张敞所好的“古文字”，指的正是先秦的金文。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称古文字为“古文”，他所谓的古文，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古文，泛指秦始皇“烧灭经书”以前的文字；狭义的古文，指“孔子壁中书”一类战国文字。无论广义或狭义，都不包括小篆和隶书。可见，我们对古今文字界限的划分，与传统的理解是一致的。古今文字的界限既已清楚，古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明确了。古文字学研究的是殷商至战国时期的各类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竹帛文、货币文、石刻文等等。作为近古文字的小篆虽然不属于古文字学的范围，但由于它是研究古文字的基础和桥梁，所以古文字学常常旁及小篆。至于隶书以下的各体文字，则纯属文字学的讨论范围了。古文字学的上限是否以殷商甲骨文为临界点？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考察，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形态，甲骨文之前必定有更古老、更原始的汉字。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前辈学者以大汶口陶文为主要依据，肯定汉字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近年对原始文字的探索有所加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从汉字起源到商代甲骨文之间可供研究的材料还非常有限，所以原始汉字目前尚不足以构成古文字学的一个研究层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以及新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可以预期原始汉字很快会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三、古文字学的性质和地位从本质上说，古文字学应该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古汉字是记录古汉语的，所以古文字可说是古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古文字学又与历史考古学血肉相连，因为古文字绝大多数附着于地下出土的材料之上，它所记载的史实弥补文献的不足，甚至成为重构上古史的主体部分，所以历史考古学也把古文字学当作它们天然的方面军。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前言中指出：“古文字学在语文学中可算是异军突起。它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领域。”古文字学的这种特点，是由古文字既记录语言、又记载史实这种二重性所决定的。历来的学者往往也是从语言和历史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利用古文字的。我国古代的古文字研究，或为小学的一部分，或为金石学的附庸，只是由近代开始，古文字学才逐渐发展为介于语言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山大学就曾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版周刊。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边缘学科”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第7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这是不无道理的。我国的古文字研究是世界古文字研究中最早诞生的。世界各国对各类古文字的研究大体开始于近代，而我国古文字研究最迟在战国时代就萌芽了，有的探索汉字起源，有的分析汉字结构，虽然比较零星，但毕竟开了研究的先河。到了汉代，开始出现研究先秦文字的专门家。汉书郊祀志记述了“张敞好古文字”并鉴定王命尸臣鼎铭文“尸臣”实为“夷臣”。金文夷作，汉人目为尸。，史记封禅书又记述了李少君鉴定“故铜器”为“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之器，说明张敞、李少君等人对金文已颇有研究。至于许慎撰写说文参考了竹书乃至鼎彝上的古文字，则更是世人所熟知的事实。世界上其它古文字均为死文字，解读极其困难。汉字则是世界上几千年来唯一保持着完整体系、古今绵延不断的文字，所以我国的古文字研究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国际上讨论文字的起源以及古文字的一般问题，都有赖于我国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古文字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中最宝贵、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但由于古文字资料的难得以及“诘屈聱牙”的文字障碍等种种原因，懂得古文字学的人寥寥无几，这对振兴中华、弘扬国威、提高民族自尊心以及繁荣学术研究都是不利的。为了使古文字这一国之瑰宝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掌握，普及工作极其重要。已出版的古文字学通俗读物的畅销情况表明，古文字学是完全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问题是如何将它从象牙塔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罢了。第二节 古文字学的作用传世的文献典籍，经过千百年的辗转传抄刊刻，或讹误错漏，或增删改易，或纯属后人伪托，其可靠性不能无疑。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则是时代确凿而未经窜改的第一手史料，不仅可补商周文献的不足，而且也是判定现存商周典籍真伪的天然标尺。宋赵明诚金石录序说：“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于省吾先生商周彝器通考序说得更彻底：“余尝谓研讨秦汉以前语文学、经学、诸子学、史地学，均须以古器物古文字为发轫。若但以载籍为凭依，则疑讹互生，必不能究极本原。”古文字本身的重要价值决定了古文字学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意义，它对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下面试分别从几方面来略加说明。一、对历史考古学的作用研究商周社会，必须以古文字资料为主，以文献资料以及发掘的实物资料为辅，这点已为史学界所接受。郭沫若是运用古文字学来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典范。他以古文字资料为主要依据，论证了商及西周是奴隶社会，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同样符合中国的实际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二书。他引用金文曶鼎的记载，具体指出当时五个奴隶的价值乃是“匹马束丝”。在运用古文字材料来考订文献、辨明史实方面，王国维则是杰出的代表。他在著名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考释出一系列殷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述的殷世系是基本正确的，同时也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如“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应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此外如于省吾诸子新证、诗经新证、尚书新证等著作，也都是用古文字来校勘或印证古籍的范例。古文字学与考古学过去曾并存于金石学之中，有如“孪生子”，其关系的密切可想而知。古文字材料的面世，全赖地下发掘所得。如果没有西汉“壁中书”、西晋汲冢竹书的发现，没有青铜器、甲骨、竹帛、货币、陶玺等实物的大量出土，也就没有今日的古文字学了。古文字资料是考古发掘的产物，反过来又为考古学服务。发掘中如有文字资料，往往对墓葬、遗址、器物的年代断定以及文化价值的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意义常非其它文物可比拟。比如1976年发掘的“殷墟五号墓”，如果没有出土铭文与甲骨文相印证，就不可能确定它是商代“妇好墓”。又如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其中有一件鎛铭云：“唯王五十六祀，返自西方昜。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宀奠之于西方昜，其用口寺用享。”楚王酓章就是楚惠王熊章，五十六祀就是公元前433年，这就明确了此墓葬上限不得早于公元前433年。再如1965年发掘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竹简一批，乃墓主昭固生前有关疾病一类的札记，另出土有置于死者身旁的一把越王勾践剑，考古发掘单位据器物排队定此为春秋墓。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则根据对竹简文字的研究，考订了昭固（即史籍所载的昭滑）以及楚灭越事件，确定了此墓年代在公元前309-278年之间，是战国中晚期墓葬。经考古工作者对出土物进行C14测定，所得结论与此完全一致详见江陵昭固墓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77年第2期。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对历史考古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但可以纠正诸史之谬误，补充载籍之缺佚，而且对重构商周史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成绩斐然，已无需太多的论述了。二、对语言文字学的作用古文字资料是上古汉语的真实记录，古文字学对探索汉语语源、研究上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是极其重要的。王力先生指出：“就语言学本身来说，古文字学是非常重要的。汉语语源的研究，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等等，都要靠古文字来帮助解决。”中国语言学史第1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后来王先生更进一步强调古文字学是我国语言学三大优势之一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王力汉语史稿第420页，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遗憾的是，语言学界对此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古汉语、汉语史的教科书讨论上古汉语往往从诗经、尚书开始，而置更早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于不顾，因而常给汉语研究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比如汉语史学界过去通常认为汉语被动式的产生是“春秋以后的事” 参看：杨五铭西周金文被动句式简论，载古文字研究第7辑；唐钰明、周锡韋复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载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谭步云古汉语被动句“有”字式管窥，载中山人文论丛第一辑，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7年10月。，而实际上不仅西周金文存在被动式，而且甲骨文也已出现被动式。下面试从文字、词汇、语法三方面对古文字学的作用略加说明。古文字保存了大量的象形表意字，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着造字时的本义，用以纠正字书词典解说的错误，作用显著。如“为”字，说文根据小篆形体解释为“母猴也”。实际上，这个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均是以手牵象令其服役之形。又如“保”字，说文解为“养也”，这仅是引申义而非本义。本义当为负子于背，甲骨文作，金文作，均极为形象。保字在稍后的金文中变为，仍作背负子形，只是扶住孩儿的手脱离了本体，简省为一撇罢了。后来为了匀称，讹变为。其造字的本义就湮没了。有的字在字书或典籍里虽还存在着本义，但已颇难理解，这就需要古文字资料来作说明。说文云：“自，鼻也，象形。”甲骨文作，正是鼻子的象形。这个本义在典籍中未见一例，因为该字早已引申为自己、自身、亲自以及虚化为介词，但在甲骨文中却找到了证明：“贞：有疾自，唯有它？贞：有疾自，不唯有它？”（乙6385）所谓“疾自”，就是鼻子有病。楚辞天问：“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注：“若，顺也。”为什么“若”可以训“顺”呢？原来“若”在甲骨文中作，正像女子跽坐于地而伸出两手理顺自己头发的样子。从词汇学的角度去运用古文字材料，也可以解决典籍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尚书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尚书顾命：“其能而亂四方。”这里的“亂”字是不能不解作“治”的，因此集先秦诂训而成书的尔雅便有“亂，治也”的一条解释。自此以后，所有字典辞书“亂”字条下就都收有“紊乱”及“治理”两个针锋相对的义项。尽管训诂学家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反训”条例，但“亂”字何以包含“治理”之义，从语源学的角度依然难以理解。用古文字来印证，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原来上引尚书的“亂”字，实际上是“”字之误。者，治也。古文字“亂”作，“”作？，汉人隶定古文尚书时将“”讹为“亂”，故上引“亂四方”实为“四方”，“亂臣十人”实为“臣十人”。又如诗经閟宫“三寿作朋，如岗如陵”中“三寿”一语，长期以来聚讼纷纭，郑玄解“三卿”，吴闿生解“三老”，高亨解“三等长寿之人”，朱熹则注云“未详”郑说见十三经注疏，吴说见诗义会通，高说见诗经今注，朱说见诗集传。稽诸金文的“三寿”，其义与眉寿、万寿同，如：“匄三寿懿德”（己其仲壶）、“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晋姜鼎）、“降余多福，福余顺孙，参寿唯工剌”（害夫钟）。“三”是虚言其多，“三寿”就是多寿、长寿。以金文为证，“三寿作朋”就是长寿为侣，“三寿作朋，如岗如陵”意犹后世的寿比南山。语法方面则正如裘锡圭所说：“古汉语里的很多语法现象，都可以在甲骨文里找到最古的例子。”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词性兼类的现象，在甲骨文里就很普遍，如“雨”字，可作名词（“有雨”、“亡雨”、“遘雨”），又可作动词（“其雨”、“不雨”、“允雨”）。意动用法，如：“王吉兹卜。”（佚894），意为：王以此卜为吉。名词活用为动词，如：“辛丑卜贞：王西？七月。辛丑卜：王勿西？”（前461）“西”字的用法与史记项羽本纪“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的“西”字用法完全一样参见陈炜湛卜辞文法三题，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总之，古文字学的研究愈深入，古汉语方面的不少问题愈能深化。过去从历史学的角度运用古文字成绩显著，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则相对落后，比如商代语音研究，几乎仍是空白利用古文字研究商、周语音近年稍有进展。赵诚商代音系探索（载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后，郭锡良有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又收入氏著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1版），陈代兴有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收入胡厚宣、黄建中主编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均有所发明。要使古文字资料更多地为语言研究所用，还有待学者的进一步努力。三、对其它学科的作用古文字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民族、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等等，只要是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几乎都可以从古文字学中汲取有用的营养。例如经济方面有关货币制度的探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朋论证了贝开始为颈饰，至商才转化为货币。这点除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外，甲骨文、金文亦常见“赐贝”的记载，遽伯睘卣铭文说：“遽伯睘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这是贝作货币使用的明确记录。货币的一种形式布，目前考古发掘出土者只能断定出战国物，而布是否战国才产生呢？西周金文睘卣铭说：“夷白宾睘贝布。”再证以诗经卫风氓所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此句的“布”字今人多解作布匹，但郑玄早有注云：“布，货也。”郑说为是。可见布币最迟在西周后期就产生了。研究中国文学者，几乎都从诗经论起，这也有欠公允，因为比诗经更早的西周金文乃至甲骨文，早已包含着中国文学的雏形。金文中有大量韵文，如天亡簋、墙盘、虢季子白盘、害夫钟等，读来朗朗上口，完全可与“诗三百”比美。甲骨文也有一些带文学色彩的精彩片断，如“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菁4）是拟人格，“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新缀426）反复吟咏，格调与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如出一辙。古文字资料中记载大量民族史料，如卜辞中的工口方、鬼方、人方，金文中的夷、玁狁；古文字资料中有宗教资料，如祖、妣、牝、牡、士、社等是原始生殖器崇拜的孑遗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古文字资料有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日食、月食、新星出现的记录凡此种种，均说明古文字资料是一座有待深入发掘的宝库，而古文字学则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第二章 古文字的起源第一节 文字起源的一般原理一、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人群、部落之间交流较少，有声语言已能满足需要。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日趋频繁，而有声语言一发即逝，既不能传诸远方，亦不能留诸异日，用它作为传递思想信息的唯一手段，已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了。经过古人长时间的摸索和努力，逐渐产生了一套记录语言信息的符号系统，这就是文字。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字。语言（即有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从动物界最后分化出来的标志；而文字（即书面语言）的产生，则是人类由原始转入文明的标志。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有声语言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划分出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二、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渐变的，文字作为语言的书面形式，它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渐变过程。否定这一过程，持文字突变的观念，很容易被唯心主义俘虏：或认为文字是某个圣人一下子造出来的（如“仓颉造字说”），或干脆归结为上帝的恩物（如“文字神创说”）。三、文字是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产物，是劳动的产物。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出：“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文字的胚胎和原始形态，在原始社会后期已存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统治阶级的“史官”（巫史、僧侣之类）在广大群众创造的原始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从而促使文字完善化和系统化，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乃是在人民群众劳动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在人民大众长期创造的原始文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起作用。所以，我们虽然不否定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文字乃是人民大众智慧的结晶。四、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都有创造文字的能力。由于人类思维的同一性，由于文字产生的共同规律，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独立创造出自己所需的文字。世界上有些民族没有文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社会条件未成熟所致。古文字之间往往不是借用的结果，而是由各个民族在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和发展水平之下独立地产生的。两种萌芽状态的文字或象形表意文字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象是不足为奇的，如这个符号，古埃及、古中国均代表月亮，这只能说明“英雄所见略同”，并不能由此归结为谁受谁的影响。美国格尔勃、詹森等主张“文字一源说”，认为文字产生于某一地点、某一民族，然后被传播、被借用到其它民族去，比如埃及文字、印度文字、汉字，他们都认为是由巴比伦苏美尔文字发展出来的Ignace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Chicago, 1952.。苏联瓦西里耶夫也反对中国文字起源于本地，而硬将甲骨文与苏美尔文字扯在一起瓦西里耶夫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载历史问题1974年第12期。甚至我们国内也有人接受“汉字西来说”，说什么：“吾国之古文数目字，必是接受西方古文之影响。”陆懋德中国古文数目名考源，载燕京学报1951年第40期。以上种种观点，既违背辨证唯物论的常识，又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都是错误的。迄今为止，大量的考古资料足以证明汉字起源于中国本土。五、过去学术界普遍主张“文字起源于图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近年陆续有学者主张文字起源于契刻、图画等诸种原始记事方法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发展，载考古1972年第3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的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这种新观点颇有道理，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第二节 文字起源于原始记事方法口耳相传的有声语言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发展的交际的需要，先民在文字产生之前，乃采用了各种帮助记忆、传递信息的辅助方法，这些方法统称为原始记事方法。古人习俗多不可考，但根据典籍的零星记载并结合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材料，我们仍可略知其梗概。一、实物记事。用实物表示信息的方法极其丰富多彩，有结绳、结珠、编贝、讯木、堆土等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云：“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我国怒族正是大事用大结、小事用小结。独龙族远行借结绳计算日子，每行一天打一个结。若朋友约定几天后相会，则先在一根绳上打几个结，每过一天解开一结。秘鲁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更是达到比较复杂的程度，如红绳代表战争和士兵，白绳代表和平及银子，黄绳代表金子，单结表10，双结表100。为处理绳子的结法、解法，甚至设有专门的结绳官。实物记事还有多样化的形式：我国汉族用鸡毛信表示紧急，用烧信角表示丧事；云南景颇族用毛牛肉紧急召集群众；赫哲族计算自己年龄每年挂一个鲑鱼头；北美印第安人送短战斧以示宣战，对方拿起斧头则表示应战；苏门答腊送盐表示友谊，送辣椒表示仇恨和愤怒；非洲传递信息则采用复杂的击鼓信号以及篝火烽烟。总之，由民族学资料可以推断，实物记事在先民中是普遍应用的。它与文字距离虽远，但文字以部分代表全体的原则却已孕育其中了。二、契刻记事。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段话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将文字叫做“书契”，可见文字乃是来源与书写和契刻；第二，结绳这类实物记事方法不敷应用，于是进一步采用书写和契刻。契刻记事在典籍中屡见记载。隋书突厥传说：突厥“无文字，刻木为契。”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战国策齐策记冯谖赴薛收债，载“券契而行”，这里的“契”即与宋人所拾遗契相类。中世纪丹麦、瑞典、英国北部偏僻的农村用一种方形木棒刻上各种纹道、符号，记录一年的年历和重要的宗教节日。南斯拉夫有的农民到了近代仍有契刻记事的习惯，如某农民向商人赊了四袋半面粉，他不写借据，只削光一根小木棒，在上面刻四道长痕、一道短痕，随后把木棒劈成两半，一半交商人，一半自己保存，到还账时则两半合拢。这与我国古代广泛使用的符节是一样的。我国傈僳族解放初期曾刻木送给中央调查团，图如：，意思是：你们来的三个人（），月亮圆时（）和我们相遇了（），送上三包土产，请分送大中小三位领导（）。福贡人民政府亦收到贡山木刻如： ，表示“你派来的人我遇上了”，表示“派我两个弟弟及一个随从去你那里”， 表示“你送我的两件器皿已收到”， 表示“送你一张凳子”。西南彝族在民主改革前除了巫师识一些简单的彝文外，一般人不识字而多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来帮助记忆。种种事实表明，契刻也是先民普遍应用的记事方法，而契刻符号就是某些数目字、指事字的先驱。三、图画记事。这是用一组画面表达某种意思或某一事件的广泛应用的方法。它与供人欣赏的图画不同，它是记事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因而具有突出的抽象性和象征性。如北美的达科塔人用？记载1800年流行过天花，用？记载1813年流行过百日咳，用记载1840年与外族和好。尤其著名的是以下两幅所谓“画书”（或称叙事画），均是北美印第安人战斗的实际纪录，一名战歌，一名大湖石画采用葛劳德著，林柷敔译比较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战歌的大意是：1、翼子已给了战士，他是飞毛腿；2、他在晨星下；3、拿着武器和摇鼓在天之下；4、杀戮之鹰满天飞；5、战士战死在沙场；6、他升天成灵。大湖石画刻在苏必利湖岩石上，记一次渡河远征，船上的竖画代表水手和战士，水老鹤和乌龟代表参战的部落，弧形下的三个圆圈表示航程为三天，骑马的酋长是这次远征的领导人和胜利者。类似的画书还有所谓“奥杰布娃情书”、“归还渔业权请愿书”等参见高名凯、石安石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图：大湖石画以上三种原始记事方法交错存在，起着记事的标记符号的作用。文字也是一种符号，但与这种记事符号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它代表着一定的语音和语义，而记事标记符号与语言没有直接联系，即使是叙事画，所代表的也只是事物的形象，表达的只是概括的、约略的内容，看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解说它的涵义。原始记事方法与文字尽管有着如此重大的区别，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们却有着一种血缘关系早期的象形表意文字是由原始记事方法（尤其是契刻和图画）蜕变出来的。原始记事方法在“寓意于形”这点上给象形表意文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形体上、线条上的素材。在契刻和图画的基础上，经过简化、抽象化和系统化，使之代表一定的语音和语义，便成为早期的文字。早期文字的形体与图画契刻的确相当接近，如埃及圣书字：太阳，燕子战士，？打，飞，眼睛，哭，走。玛雅文： 啄木鸟，金字塔，美洲豹。克里特石刻文：山，牛，鱼。这种描绘实物的逼真性在我国的甲骨文、金文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参见下文）。总之，图画固然是文字的主要来源，而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记事方法，则是更加全面，更加接近实际的。第三节 汉字起源的蠡测历史上对汉字起源有过种种传说和猜测，如“结绳说”、“八卦说”之类。过去对这些说法一概持否定态度，其实拨开其唯心主义的迷雾，这些说法仍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如“结绳说”记载了我国先民结绳记事这一原始记事方法，是世界上同类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八卦说”反映了古人契刻记事的踪迹，现在已经证实甲骨文、金文之中确有这类八卦符号参看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就算是明显表现英雄史观的“仓颉造字说”，它对我们探索汉字起源也有一定的启示：第一，文字的产生是由原始到文明的划时代的大事，所以会惊天地、泣鬼神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第二，文字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靠观察世界创造出来的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第三，汉字起源于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时期，亦即少昊时期，距今约六千馀年1969年，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载南洋大学学报第三期）一文最早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又参看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汲取前人文字起源的有益成分，综合近人研究的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我们认为汉字与其它文字一样起源于原始记事方法，尤其是图画与契刻。汉字起源于图画，这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甲骨文、金文中的所谓“图形文字”，显然是在图画的基础上加以简化而成的。这些图形文字书写逼真，与图画几无区别，有描摹静态的，如：象、牛、鱼、龟、弓、鼎；有描摹动态事物的，如：砍头？，杀猪？，持刀，持戈盾？。一般的象形字、会意字虽然没有这样逼真，但也显然是由图画抽象化、线条化而成，如：鬲，鄕等等。汉字起源于契刻是比较新的提法。于省吾先生1957年在商周金文录遗序言中提到：“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的创造文字，极质朴，极简单，也是极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真象，所以写一二三亖都作积画，以为方，以为圆，都是最原始的文字，还要早于其它的任何象形文字，这对于考证文字发生的萌芽状态，是具有重要关系的。”郭沫若1972年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所谓指事系统又叫刻划系统，契刻当是其主要渊源。西安半坡村出土陶器的刻划符号有113个，27种，如、等。柳湾陶器的刻划符号组合更复杂，与甲骨文更为接近，如、#、等。这些符号与纹饰判然有别，从其屡刻在一定的部位上，也知必非随意刻划。甲骨文、金文中的数目字如一二三亖之类，当来源于这种刻划。近年来陶器上刻划符号越来越丰富的发现，有力地说明契刻是汉字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汉字究竟萌芽于何时呢？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如苏美尔、埃及、古印度、克里特等，都是在铜石并用时期亦即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出现文字萌芽的。欧洲人出现时其社会尚相当旧石器时代的民族（如南美火地人）以及相当中石器时代的民族（如南非布须曼人）都不曾造出文字，也没有成熟的图画记事。而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民族（如北美印第安人、苏联极北民族、非洲的某些部落）均有发达的、内容丰富的契刻和图画记事。这就说明了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的形成使社会交际更加频繁，文字成为了社会的必需，于是萌芽于此时。我国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普遍发现了陶器刻划符号，说明汉字的萌芽与此正相一致。继龙山文化（如山东城子崖）、仰韶文化（如西安半坡）遗址发现陶器刻划之后，近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出土有极形象化的图形作和，下面是山峰并立，山上是云气，云气之上是太阳，意思是一轮红日在云气缭绕中冉冉上升，高出山颠。其造意与“旦”字一致，早形与甲骨文、金文相近，故学者多认为这已是文字无疑同注。然而文字的本质是必须有音可读，有义可求，这类刻划符号都是孤立存在而未见联缀成句者，故是否有语音、语义尚属疑问。有的学者干脆否定这是文字，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符根本不算文字，即大汶口陶器上四种图形，也还不能认为就是文字的开端。”见注汪宁生文。这种断然否定论犯了与断然肯定论同类的错误：这些符号固未能证明已表音，但难道已能证明它们不表音吗？我们认为应持稳妥的态度：在未有充分证据之前，暂不宜将它们与真正的文字（亦即成体系的文字）相提并论，但可以把它们看作文字的萌芽。理由有二：第一，甲骨文高度成熟，在它之前必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第二，陶器刻划符号不仅与商代陶文基本一致（如郑州二里岗陶文有不少作、？、？、等形），而且有部分接近甲骨文，如上文所引柳湾陶器刻划，就近似甲骨文的日、井、五、册、午、巾等字。汉字的起源大约经历了前文字阶段、萌芽阶段、形成体系阶段。前文字阶段就是原始记事方法阶段，这个阶段是相当漫长的。萌芽阶段的材料应包括仰韶文化以来的陶器刻划符号，其开端距今约六千年。在这个阶段中，在契刻、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符号，最初大约只能记录一些单词，后来慢慢可以记录一些简单的或不完全的句子，或者如裘锡圭所推测的那样：“那些已经出现的词的符号，还不能完整地把语言记录下来，因此也不能完全排挤掉非文字的图画式表意手法，往往跟图形混在一起使用。”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就像李双双写给爱人喜旺的信一样，字与画交错使用，以画补文字的不足电影李双双（李準编剧）用一个画成的钥匙加上“在老地方”四个字表示：“钥匙在老地方。”。当这些符号能记录一连串的句子，表达比较复杂的思想时，就意味着它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号，成体系的文字就最终诞生了参看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1期。形成体系阶段的材料目前虽然以商后期的甲骨文为最大宗，但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已存在，这就是商前期的郑州二里岗陶文。有的学者认为形成体系阶段的开端“只能追溯到商代中期或早期”见注汪宁生文。，并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句话理解为“只有商人祖先掌握表音的象形文字，只有他们才留下记录历史的典籍”。将“惟”字读成“只有”，既是误读（“惟”字是句首语气词，无义），又与其它史籍记载相冲突。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言之矣。”这就是说：文献并非没有，而是“不足”。可见孔子或多或少是接触过夏殷文献的。太平御览卷618引吕氏春秋先识览云：“桀将亡，太史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这是夏人已有图书的明确记载。甲骨文记有殷先公的世系，这些先公显然属于夏代的人物；夏代的世系能流传至今，也从侧面反映出夏人应该是有文字有典册的。斯大林指出：“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斯大林文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