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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甲骨文甲骨文，是指一种契刻在龟壳或动物骨骼上的文字，也叫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虚（墟）文字。1899年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城郊的小屯村一带（即古代的殷墟），以后在山西、陕西等地也曾发现过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商代后期的一些占卜和记事文字（以后人们又发现了先周和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生产、日常生活、天文历法、医学等等。每一片甲骨文从一字到数十字不等。甲骨文主要是一种王室档案，它虽然具有图书的某些性质，但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图书。金文金文主要是指古代契刻或铸造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也称钟鼎文、铜器铭文。青铜器在古代是一种极受时人珍视的器具，它主要用来作礼器（即祭祀时所用的器物）、乐器（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礼器）、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当事的贵族一般都要铸造青铜器，并在其上铸造或契刻下事件的过程，以昭告子孙，并使子孙后代永远宝藏。这些铸造或镌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盛行的商代。在商周时代，金文也是一种记载和保存当时历史的主要形式，它的字数不等，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多则数百字。同甲骨文一样，金文也具有图书的某些性质，但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图书。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它镌刻10个鼓状的石头上，唐代被人们发现于陕西凤翔的原野之上，内容是歌咏秦国国君游猎情况的四言诗。石鼓文的时代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大约是春秋或战国时代的遗物。简牍简，即竹简，是指写了文字的竹片；牍，即木牍，是指写了文字的木片。就古代文献所记而言，简专指竹简，牍则专指木牍，但在实际上，简也可以是木片制成，牍也并非都是木制的。一般而言，简主要用于书写内容较多的文字，而牍则主要是用来书写契约和信函。若干简编缀在一起的称为策（册）。简策的产生及其使用的时间很长，至少从殷商时代起就有了简策，至魏晋时人们仍在继续使用简策，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是其使用的全盛期。帛书帛书是一种书写在帛（一种丝织品，又称缣、素）上的图书。帛的质量很轻，便于携带，并且可以用来画很精细的图画，但价格昂贵。帛书出现及使用的时代与简牍大致同时。敦煌遗书本世纪初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古代图书的总称。1900年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中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数万卷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古代遗书，内容包括宗教、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和文书帐册三大类，其中汉文佛教经典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文种则有汉文、西夏文、古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等。从装订形式看，绝大多数是卷轴装，也有经折装和其他一些装订形式。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二十世纪我国文物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大部分敦煌遗书被外国人盗走，现分别收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卷轴装中国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古代人们在用缣帛写书时，为了便于阅览和存放，通常都在卷末装上一根竹、木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小棍，小棍的两头稍长出于卷，犹如车轴一样，然后以小棍为中轴向前翻卷，这样便可插架存放。由于纸与缣帛一样都便于舒卷，所以纸写本图书在其出现之初便采用了与帛书相同的方法，先将纸张按需要粘成长卷，将轴粘在纸的一端，然后卷成一束，这就是卷轴装，这种装订形式的书被称作卷子或手写卷子。为使书的内容免受污损，一般要在卷的右端（即卷首处）再粘结一张纸或用丝织物如绢、绫等裱糊卷端，这部分称为“缥”、“玉池”，俗称“包头”。加缥之后，再系上丝带，以便于捆扎卷子。经折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受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而创制出来的，所以又称梵摺装、梵夹装。古印度以贝叶作书，其书横行，以线绳缀连其一边。这种装订形式由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由于汉文的书写习惯与梵文不同，其书竖行，于是古印度的梵夹装便由横式改为竖式。唐代以後，这种装订形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行佛经抄、印于一张长纸之上，谓之一纸，一卷经书由若干纸粘连而成，最初用卷轴，但因长卷舒卷困难，因此改为摺叠，一卷摺叠成数寸宽的长方形摺子，然後在第一叶和最後一叶各加上一块硬纸，故谓之经摺装。经摺装制作简便，翻阅时省力省时，所以很快便推广开了，宋代及其以後的佛经道藏大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经摺装也有其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散开和撕裂。一说，经折装与梵夹装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装订形式。旋风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关于旋风装的形制，现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将经折装的书再用一张纸一半把书的第一叶粘起来，另一半把书的最后一叶粘起来，整张纸把书的第一叶和最后一叶连同书背一起包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抄书时，先一叶一叶的抄写，然后再依次序象鱼鳞一样一叶一叶地粘在一张卷轴式的底纸上，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卷子。蝴蝶装蝴蝶装是将书叶从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叶对齐，用浆糊粘附在另一纸上，最后裁齐装订成册。由于这种装帧形式只有中缝粘贴相连，翻阅时书叶如蝴蝶翻飞飘舞，故名“蝴蝶装”。蝴蝶装一版就是一叶，没有线装书式的书口。这种装帧形式由于书口四周向外，如有虫鼠啮咬，不易损及文字内容。但由于仅有中缝粘连，日久容易脱落。另外阅读时每翻一叶，会有两面空白，颇为繁琐。 包背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起于南宋后期。包背装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的书口向外，竖放会磨损书口，所以包背装图书一般是平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线装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由包背装演变而来，它将包背装的整张封面改为两张半页的封面，分别置于书的前后两面，然后将其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订为一册。线装一般在书上打四孔（称四眼装）和六孔（称六眼装），极少数的打八孔。线装大约是从元明时代开始出现，一直沿用至今。印刷术印刷术是一种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原稿的图文进行复制的技术，它能够大量、经济地复制图文，从而使其能够得到广泛地传播。印刷术是由古代的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雕板印刷术，另一种是活字印刷术。雕板印刷是将文字反刻在木质或铜、铁等质地的一块整板上，在板上施墨刷印。活字印刷是先制成一个个的字钉（即活字），印刷时将若干字钉检排拼成一块版，然后再在其上施墨刷印，印毕可以拆版，将拆下的字钉按序存放，以供下次排版使用。至迟到唐代，雕版印刷就已经发明了，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官刻官刻即由官方主持刻印的图书，它分中央刻书、地方刻书等。中央刻书主要由国子监、文渊阁、经厂、武英殿等中央专门负责图书印刷的机构和其他一些部门主持，地方刻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机构及官办的学校、书院等主持，如有公使库本、盐茶司本、庾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计台本、仓台本、安抚使本、郡斋本、各地州府县署刻本、各地州学、县学、军学、郡学（郡庠）、学宫本等等。此外，中央政府有时还命令佛寺道观代刻佛经道藏。官刻图书一般刻工、刷印都较精良，但文字校勘方面则不及家刻本。监本即各朝国子监所刻图书，其名始于五代时冯道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校刊九经。明朝时南京和北就均有国子监，南京国子监所刻所印书称为“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刻所印书称为“北监本”。经厂本明代内府司礼监设有经厂，专门负责内府的刻书工作，其所刻书即称“经厂本”。经厂本刻书书品宽大，纸墨较精，但因主持其事的为太监，所以校勘不精。藩刻本明代由各地藩府所刻书称为藩刻本。藩刻本多由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负责具体的校刻工作，加之资金充足，所以不但很底本的选用和文字校勘，同时刻工和纸墨都较精。殿本清代由武英殿所刻书称为殿本。殿本书校勘精详，刻工精美，书品宽大，纸墨均系上乘。局本清代同治、光绪间各省皆设官书局，由书局刻印的图书即称局本。局本书质量参差不齐，浙江书局刻书较好。家刻本家刻是私刻的一种，即由以非赢利为目的的私家所刻之书，又称家塾本。家刻本在底本的选择和校勘、刊刻等都很注意，所以是古代刻书中质量最高的一类图书。坊刻本坊刻本是以赢利为目的、由以刻书和卖书为业的书坊刻印的图书，同家刻本一样，也属于私刻。书坊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其所刻书一般称作坊本、书棚本等。蜀本、蜀大字本宋代四川所刻书通称蜀本。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因为受战争的破坏，原来国子监所刻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七史已不易见到，当时四川转运使井宪孟在四川访得旧监本七史，于是便在四川眉山将其刊行，因其字大行疏，故世称“蜀大字本”或“眉山七史本”。今天不少图书馆都收藏有大字本“眉山七史”本，但据研究，这些可能并非眉山的刻，而是浙江所刻。浙本宋代浙江所刻书通称浙本。浙江为南宋雕版印刷的中心，中央、地方政府及私人刻书业都极盛，刻印的质量也较高。浙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台州本、衢州本等。建本、闽本古代福建地区所刻书通称建本、闽本。建本主要是书坊刻书，其地主要集中在建宁、建阳一带，其中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镇书坊林立，所刻书世称“麻沙本”。因书坊刻书旨在牟利，因此建本书大多较刊不精，且多用软木刻版，印刷质量也不高。平阳本金代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为当时刻书中心，其地所刻书通称平阳本。开宝藏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命人至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刻成，这就是著名的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又称蜀藏。开宝藏不仅是佛藏的最早刻本，也是宋代最早的官府刻书。开宝藏按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编排，共1,076部5,048卷，按千字文编次，始于“天”字，终于“英”字。开宝藏每版刻字二十二行至二十五行不等，每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共刻了十三万多块板片。全藏刻成后，曾以其分别赐赠契丹、西夏、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开宝藏早已亡佚，现仅有零星残卷传世。契丹藏契丹藏是辽代雕刻的汉文大藏经，其雕印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结束于辽道宗清宁九年（约公元983至1063年），全藏用卷轴装，共579帙，现已亡佚，仅在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佛像胸部发现了该藏的部分残卷。金藏金藏原藏于山西赵城县东南四十里的广胜寺内，所以又称赵城藏。金藏为卷轴装，每版二十三行，行十四字。全藏按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几”字，全藏原近7,000卷，现存5,000余卷。此藏原是由潞州崔法珍断臂募雕，大概始雕于金皇统年间，于大定十八年即从公元1141至1178年以前雕成。元初因经卷已有残损，曾经补雕过一些。1933年被人发现，1942年侵华日军企图抢走这部佛经，后因八路军和当地抗日群众的保护抢救而幸免。近年编纂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即用金藏作为主要底本。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古代收藏最富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明嘉靖四十年后由范钦建于浙江宁波，其藏书明代各地方志和历代登科录为特色。天一阁也刻印了一些图书。清代以后天一阁藏书开始散失，1949年后因政府重视，又恢复了往昔风彩。汲古阁明代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和刻书机构，其主人为明末常熟毛晋。毛氏刻书多亲手校定，从万历开始到清顺治年间，汲古阁刻书达六百余种，内容遍及经史子集和丛书、道藏，其所刻书版心下多镌有“绿君亭”或“汲古阁”字样。毛氏刻书每年都到江西定造纸张，厚者称“毛边”，薄者称“毛太”。毛氏汲古阁不仅以刻书闻名，其抄本也极精妙。毛氏访得宋元善本，则选善书者以上等纸墨影抄，世称“毛抄”，其价值与宋元精椠相等。永乐大典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由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任监修、汇集了三千余位学者参加编修，于永乐六年（公元1403年）编成，全书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一说为22,011卷），全书装订成11,095册。永乐大典收罗宏富，其辑录的古籍达8,000余种之多，永乐大典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它收集了许多古代典籍，有相当多的古籍就是赖有永乐大典而保存了下来，仅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就从中辑出了古代佚书385种4,926卷，此后又有一些学者从其中辑出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古代佚书，如旧五代史、宋会要等等。永乐大典编成后，因其卷帙浩繁，未能刻版印行，只有原写本一部存于南京文渊阁，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也随同北迁。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内廷发生火灾，经奋力抢救，永乐大典得以幸免。有鉴于此，嘉靖皇帝便命阁臣徐阶等照式重抄副本，从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结束，前后历时六年。正本藏于文渊阁，副本则藏于皇史宬。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的重抄副本，至于正本，则不详其所终。永乐大典自明代即开始散失。到1893年时，全部永乐大典仅剩八百余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只剩800余册的大典几乎全被焚毁，到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有64册了。1949年后，政府对永乐大典极为重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慷慨捐赠，一些友好国家也把其所藏的零本归还我国，加上征集所得，现国内所藏大典有220余册，加上国外公私所藏，现在永乐大典总共大约有400余册800余卷尚存人间，还不及全书的4%。书院本从宋代开始，官府、私人都创办了一些书院，其所刻之书世称书院本。宋元书院刻书都很盛，因书既有政府拔款，也有私人捐款，所以资金也较充裕。同时，书院的主持者（称“山长”）大都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充任，他们往往亲自负责选书和校勘，所以书院刻书不仅刻印精，校勘也精，为古代刻书中的善本。三朝递修本明初曾将元都中收藏的宋元雕板全数运到了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存于国子监中，以后南京国子监就用这些雕板加以修补后刷印。因其多数刻于宋代，又先后经元、明人的修补，所以这些书通常被称作“三朝本”或“宋刻元明递修本”。又因其板片雕刻已久，屡经修补，刷印出来后大多版面模糊，面目可憎，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作“大花脸本”或“邋遢本”。书帕本明代官员奉使出差，回京时必刻一部书，然后用这书和一块帕馈赠同僚好友，因此被称为“书帕本”。这些书大多为官场应酬而刻，故其校勘不精，向来不为人们重视。饾版与拱花古代有一种五色小饼，其色彩斑斓，称为饾饤。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其不同颜色分别钩摹下来，将每一种颜色刻成一块小版，在刷印时按画面的内容在不同的版上分别刷上不同的颜色，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迭印，用这种方法刷印出来的版画色彩、浓淡均与原作无异，其鲜艳的色彩如饾饤一般，故称作“饾版”。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用版印制的图书是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颜继祖印制的萝轩变古笺谱上下两册。“拱花”是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花纹，其效果有如今天的钢印。拱花因其富有立体感，所以很适合用来印刷翎毛画和山水画中的行云流水。王桢元代著名的农学家，也是我国最早用木活字印书并发明了写韵刻字法和转轮排字架的人。王桢曾著有农书。因农书篇幅较大，难于雕印，于是请来匠人费时两年刻了木活字三万馀多个，后因农书已先有雕版，所以没有用木活字印农书，而只在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试印了他纂修的旌德县志共六万多字，当时共印了100部，现已亡佚。鉴于汉字数量巨大，活字排检不便，所以他发明了“写韵刻字法”和转轮排字架。写韵刻字法就是根据汉字的音韵、声调分类雕刻木活字和归类存放。转轮排字架是把木活字按韵排列在两个木制转轮上，人坐在中间排字，王桢说：“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范钦见“天一阁”条。毛晋见“汲古阁”条。胡正言胡正言，明末徽州制墨商人，其室名“十竹斋”，他本人除擅长制墨外，还精于篆刻、绘画，又喜藏书、刻书，曾刻过六书正讹、版统孚玉等书。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他用饾版和拱花技法印制了十竹斋笺谱和十竹斋画谱，二书刊版套印之精，用墨设色之艳，在古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堪称一绝。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初稿完成于康熙四十五年，雍正时又加以增订并以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包括6个汇编、32典、6,190部。全书资料搜罗宏富，编排体例也比较严谨、科学，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善、实用的类书。四库全书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开四库馆开始编修，前后选派360人参与编修，又命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纂官。参加编修、抄写、装订等项工作的近4,000人。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告成，其后又陆续抄录了部，整个工作于乾隆五十二年基本完成，以後又续有校订。为储四库全书，乾隆又令仿宁波天一阁式样，在北京故宫中建文渊阁、圆明院建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建文津阁、盛京（沈阳）建文溯阁（以上称北四阁）、江苏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圣因寺建文澜阁（以上称南三阁）庋藏。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7部四库全书的卷数册数各有微小差异）。北四阁书全用开化榜纸，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经、史、子、集四部分别用绿色、红色、蓝色、灰色绢作书皮，丝线装订。南三部书版式与北四阁相同，但纸用坚白太史连纸，尺幅也小一些，书皮颜色也有些差异。文渊阁书现存于台湾，文津阁书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溯阁书原藏于辽宁省图书馆，1966年调入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书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文源阁书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阁和文汇阁书在1853年毁于战火。清政府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宏扬文化，而是为了加强思想专制。他们通过征书和编书，从民间搜得了不少被认为是其不利于统治的图书而加以销毁、抽改。从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七年，各地进呈的图书被焚毁的数量超过了万种，至于民间因惧怕干犯厉禁而自行销毁的图书更是无法计算。除了书籍被焚毁外，“违禁”书板也大量被焚毁。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编成后，又于乾隆四十七年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对收入四库全书的3,461种图书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6,793种图书作了提要。提要的内容一是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二是“列作者之爵里”，三是“考本书之得失”，四是辨“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四库全书总目中各书提要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所撰写，可以说代表了清代乾隆时期考据学的最高水平。四库全书总目的另一大学术成就是在目录分类上。该书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其中比较复杂的小类之下再细分子目。每部及小类的前面均有小序，子目之后有案语，扼要的说明该类图书的源流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在每一类的后面附有“存目”，即纂修官们认为价值不高而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的集大成之作，因而深得后世学者的推许。四库全书总目编成后，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邵晋涵又在该书的基础上编成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天头、地脚在每张印纸上，版框以上的空白处称天头，版框以下的空白处称地脚，古人读书时多在天头和地脚加批注。书脊也称书背，即书的背脊。书口与书脊相对的一端。书首又称“书头”，指书籍上端的切口。书根又称“书足”，指书籍下端的切口。因线装书是平放在书架上，所以一般都要在书根是题写书名、卷、数、册次等，以便翻阅。包角有些较为珍贵的线装书籍在装订时常用有色的绫包上订线处一边的书角，称包角。书衣即书的前后封皮，又称“书皮”。书签即书衣上所贴的纸签（也有用丝织品者），用以题写书名。护页又称“副页”、“扉页”，指书衣内所加的一张空白衬纸，用以保护书页。为了防止虫害，人们常用涂有汞化物的红纸作护页，俗称“红纸”、“万年红”。封面古书的封面与现代图书的封面不同，是指护页后的第一页，即今天的书名页，也称“内封面”、“内封大题”。古书的封面一般形式是：四周有边框，内分三行，第一行刻撰著及编辑者姓名，中间一行刻书名，第三行刻梓行者名或版藏之处。在边框上方多刻有刊版时间。封面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牌记是古书中刻有刊行时间、刊行者姓名及书坊铺名等的一段文字，宋元明时牌记多刻于序目之后或卷末，清代有的则刻在封面的背面。毛装凡书虽已装订成册，但四周尚未加工剪裁者，称为毛装。金镶玉书籍由于书页受损而在修补时在书页后面衬上一张天头地脚超出原书几分的白纸，因衬纸洁白似玉，而原书页年代久远泛黄如金，故美其名曰“金镶玉”。书套为了保护图书，人们常用马粪纸为里、外敷以蓝布的纸板制成包裹书籍的书套，包裹前后左右而仅露上下书口于外的书套称为四合套，将书全部包裹的称为六合套。因南方潮湿易被虫蛀，所以一般很少用书套。夹板与书套一样，为保护图书，人们将两块木板用绳穿连，将书夹在中间。木匣用木板作成匣子（一端可以开启）来保护图书，匣内可以放置防虫药物，这样既可防虫，又可避免图书被污损。石印石印是一种化学的印刷方法，由出生在布拉格的德国人亚罗斯逊纳费尔德（Alois Senefelder l771-1834）在1798年发明。石印是把要印刷的图文事先写或画在一块平板上，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而着墨，而空白部分抗油亲水而排墨，然后通过压印机构，将图文部分的油墨经橡皮布转印到承印物的表面。石印拼版容易，制版迅速，最适于印刷各种带有插图的图书如连环画等，也可以印刷报纸和一般书刊。凹版印刷凹版印刷术是意大利工人菲尼格拉（M.Finiguerra，1426-1464）在十五世纪中叶发明的，以后又得到了发展与提高。凹版印刷分雕刻凹版、蚀刻凹版和照相凹版三种。凹版印刷的特点是：图文部分凹下并且深浅不同，空白部分凸起并在一个平面上，正好与凸版印刷（如雕版印刷）的结构形式相反。印版上图文凹下得越深，填进的油墨就越多，压印后，油墨层就厚，反之亦然。印版上图文墨层的厚薄与原稿图文的明明暗层次相对应。印刷时，整个印刷版的表面都涂上油墨，然后用刮刀或其他工具刮掉空白部分的油墨，通过压印机将凹下部分的油墨压印到承印物的表面上。凹版印刷具有色调丰富、表现力强、印刷质量高等优点，主要用于印刷精美的画册、钞票、邮票、印花、股票等，有时也用来印制书中精细的插图。申报申报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也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版、影响最大的日报。申报于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为了使报纸尽可能的中国化，申报的编辑、经理、记者都由中国人担任，报纸的文字和版面安排都尽可能地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1906年申报出售给席子佩，1912年席氏又将其转售史量才，改由中国人经营。申报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申报经历了清朝同治、光绪、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重要的历史时期，内容丰富，保存了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因此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1876年，申报出版了一种文字较浅、内容较为活泼的副刊，名为民报，这是中国报纸出副刊的开始。1884年申报又出版附刊瀛寰画报，这是中国报纸图画副刊的开始。申报不仅出版报刊，还兼营书籍出版。最初是以申报馆的名义出版书籍，后来又设申昌书局专门出版书籍。商务印书馆我国近代最大的私营出版机构之一，1897年由夏粹芳等人创办，它是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以机械化印刷的的工业企业。商务印书馆最初主要是印刷商业用的名片、广告、簿记、帐册等，故名“商务”。1900年后开始出版图书，1902年成立编译所编印中小学、师范等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同时编辑政治、法律等各种图书及杂志，翻译版各种项英语读本和英汉辞典。商务印书馆有自己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解放后商务印书馆改为国营，以出版各类辞书、翻译作品为主。中华书局我国近代最大的私营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由陆费逵创办，以出版教科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古籍图书和各类工具书著名。解放后中华书局改为国营，以出版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古籍图书等为主。四部丛刊我国现代规模最大的古籍丛刊之一，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至1922年告成，所用底本以上海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为基础，包括古籍323种，8,548卷，这是现代史上中国古籍出版事业的一项壮举。四部丛刊以底本精善见长，在323种古籍中，包括宋刻本39种、金刻本2种、元刻本18种、影宋写本16种、影元写本5种、校宋本18种、明活字本8种、元写本1种、明写本6种、日本和朝鲜旧刻本8种（以上版本统计并不完全正确），其余古籍所用底本一般也都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善之本。四部丛刊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一版再版，1929年第三次再版时，又调整了底本，使之更趋完善。1934年商务印书馆又编印四部丛刊续编，1935年编印了四部丛刊第三编。四部备要我国现代规模最大的古籍丛刊之一，1924年由中华书局开始编印出版至1931年共了出5集，包括古籍11,305卷。如果说四部备要是以实用而深受学术界重视。四部备要以通行实用为选书原则，然后用铅字排印，1935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标点洋装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