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摘社会分配给父亲的“右派”名额

分配给父亲的“右派”名额到这个题目，有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好笑，右派名额怎么能分配呢？难道划右派分子还搞计划分配？其实一点也不可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确有其事，我父亲的“右派分子”名额就是组织上分配给他的。1957年夏，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在中国拉开序幕。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却也未能幸免。暑假过后开学的第三天上午，校长李福祥来到我父亲办公室，笑嘻嘻地对我父亲说：“陈老师最近忙吗？”父亲朝他笑了笑说：“还算好。”李校长咳嗽了一下，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对我父亲说：“陈老师大概已经知道了，最近全国上下都在搞反右运动。我们学校因为才开学，所以还没有行动起来。”说到这里，他看了我父亲一眼，有些迟疑地说道：“这个，这个，算了，还是等几天再跟你说吧！”说完，便离开了。父亲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李校长是怎么啦，说话吞吞吐吐的？父亲憨厚老实，甚至有点迂腐，对李校长所说的话，也没有太在意。第二天上午，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反右运动动员大会。李校长向大家传达了上级有关文件后，说：“这次反右运动，不仅仅是开大会或上街游行。毛主席都讲了，运动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这就说明，还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坏人。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要求按此比例划出右派。所以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校领导找哪个谈话，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大家坐在下边听得云里雾里的，不知李校长讲这些话的真正用意是什么。父亲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所以根本没有多想李校长说的话。当天下午，李校长和学校党总支马书记一起来到父亲的办公室。马书记笑着问我父亲：“老陈，今天上午李校长的反右运动报告，你听后有什么感想啊？”父亲嚅动了一下嘴，心想，有些人就是因为有了感想，才被打成右派的，我能有什么感想？父亲笑着说：“好，讲得好。”马书记见父亲没往他设计的套子里钻，便十分严肃地说：“老陈，你是共产党员，对这次党中央开展的反右运动，总该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认识吧？”父亲笑了一下说：“当然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了。”马书记和李校长对视了一下，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父亲这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他意识到学校书记和校长找到自己问话，是有意诱导自己说错话。在运动前，要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勇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很多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公开讲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或者给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结果都被打成了右派。父亲当然不可能上马书记的当，所以他只是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三天后的下午，李校长和马书记又将父亲留下来谈话。这次马书记没有绕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对父亲说：“老陈，你是知道的，反右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级给我们学校下达了两个右派名额，政教处的张洪鸣已经被定为右派。现在还有一名右派的名额没有定下来，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个名额分配给你。你看怎么样？”“什么？将右派名额分配给我？”父亲一下子跳了起来，十分气愤地说，“学校那么多老师，为什么要把这个名额分配给我？难道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老陈，你别激动，坐下来说嘛！”李校长满脸笑容地说，“我们将这名额分配给你，当然是有原因的。你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是教研室主任。其他人还没这资格呢！”父亲听了李校长的话，真是哭笑不得，好像学校给了他一个崇高的荣誉，不禁冷笑着说：“这么说来，我还要感到无上光荣了？真是的，你李校长不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为什么不把这名额留给自己呢？”“老陈，有像你这么对领导说话的吗？”马书记一下子板起脸来，态度十分强硬地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真的火了，又跳了起来，毫不客气地说：“组织又怎么啦？这种事好强加于人吗？你作为书记，为什么不接受这右派的称号呢？”“你这是什么态度？”马书记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天地说，“本来把你定为右派，不影响到你的工作和职务。像你这种对抗态度，我们要重新考虑了。给你三天时间，让你好好考虑。”说完，拉着李校长就走了出去。父亲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他以为只要自己不答应接受右派名额，领导是不可能将这顶帽子强加到自己头上的。然而，他想错了。三天后，学校召开职工大会，马书记当场宣布父亲和政教处的张洪鸣为本校的右派，说父亲恶意顶撞校领导，故意对抗反右运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下来的事情更麻烦了，父亲先是被开除党籍，撤去学校教研室主任职务，接着又被剥夺教师工作，让他到后勤处。一个月后，父亲又被下放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农村。父亲被赶下乡的那天，正值秋风扫落叶的时节，他背着行李来到客运车站，除了母亲没有人来为他送行。这也不能怪其他人落井下石，父亲被扣上了右派帽子，谁还敢来亲近呢？父亲下放的王庄大队，是一个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乡亲们却非常纯朴，觉得父亲是个大知识分子，对他特别好。他在生产队里干了不到半年的农活，就被安排到村小学做老师了。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都在揪斗“地富反坏右”，唯有王庄村成了世外桃源。父亲仍在村小学当教师，而且拿的工分是全村最高的。逢年过节，村里人再困难，都要请他吃饭。这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父亲正在给学生上课，没想到父亲过去学校的马书记如今已成为校革委会主任，带着一帮造反派突然来到王庄村小学，要揪父亲到城里去批斗。大队革委会主任林福祥知道后，立即带领一帮壮汉冲过去。林主任怒气冲天地责问马主任：“你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马主任冷笑着说：“干什么？当然是把右派分子带到城里去批斗。”“凭什么？”林主任毫不示弱地说，“陈老师既然下放到了我们这里，就是我们大队的人。你有什么权力把他带走？识相点早点走人，要是把我们惹恼了，绝对没有你们好果子吃。”林主任是知道我父亲情况的，一直都为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而叫屈，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无法替父亲伸张正义。现在父亲原学校的造反派来村里要把他揪回去批斗，林主任当然不同意了。马主任虽然带来十多号人，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最后只得悻悻离去，临走前还对林主任说：“好，你们包庇右派分子，你们等着瞧。”后来，公社革委会派人到大队调查父亲，也被林主任挡了回去。父亲下放到农村，还真是因祸得福。跟父亲一起被分配名额当了右派的张洪鸣老师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没有下放到农村，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马主任一帮造反派活活斗死。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马主任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在一次武斗中，被对立面造反派砍得血肉模糊、横尸街头。父亲下放到王庄村20年，改变了当地很多孩子的命运。在王庄村，父亲虽然是名小学教师，但很多在公社中学上学的孩子回家后，都来请父亲帮助他们补习功课。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王庄村就有三名孩子考上了大学，全公社都轰动了。到了1979年，父亲头上的右派帽子虽然还没被摘掉，但公社中学校长还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将父亲请到学校做代课老师。不久，父亲的右派帽子被摘除，原中学要父亲回校继续任教，父亲却决定留在公社中学，他说：“我在王庄村下放期间虽是个右派，但这里的父老乡亲从来没有歧视过我，相反还让我做了小学老师，这份恩情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什么地方也不去，就留在公社中学。”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直到65岁才退休回家。父亲无缘无故被分配成“右派”，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他的悲哀。但他下放农村后，又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这是对父亲最大的安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