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准大学英语3-课文翻译(全)

抓螃蟹 大学最后一年的秋天，我们的心情变了。 刚刚过去的夏季学期的轻松氛围、即兴球赛、查尔斯河上的泛舟以及深夜晚会都不见了踪影，我们开始埋头学习，苦读到深夜，课堂出勤率再次急剧上升。 我们都觉得在校时间不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了，所以都下定决心不再虚度光阴。 当然，下一年四五月份的期末考试最为重要。 我们谁都不想考全班倒数第一，那也太丢人了，因此同学们之间的竞争压力特别大。 以前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图书馆就空无一人了，现在却要等到天快亮时才会有空座，小伙子们熬夜熬出了眼袋，他们脸色苍白，睡眼惺忪，却很自豪，好像这些都是表彰他们勤奋好学的奖章。 还有别的事情让大家心情焦虑。 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过几个月毕业离校之后该找份什么样的工作。 并不总是那些心怀抱负、成绩拔尖的高材生才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常常是那些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同学早早为自己下几个阶段的人生做好了规划。 有位同学在位于麦迪逊大道他哥哥的广告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另一位同学写的电影脚本已经与好莱坞草签了合约。 我们当中野心最大的一位同学准备到地方上当一个政党活动家，我们都预料他最终会当上参议员或国会议员。 但大多数同学不是准备继续深造，就是想在银行、地方政府或其他单位当个白领，希望在20出头的时候能挣到足够多的薪水，过上舒适的生活，然后就娶妻生子，贷款买房，期望升职，过安稳日子。 感恩节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兄弟姐妹们免不了不停地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实际上，我知道该说什么，但我怕他们批评我，所以只对他们说了别人都准备干什么。 父亲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夜深时，他叫我去他的书房。 我们坐了下来，他给我们俩各倒了杯饮料。 “怎么样？”他问。 “啊，什么怎么样？” “你毕业后到底想做什么？”他问道。 父亲是一名律师，我一直都认为他想让我去法学院深造，追随他的人生足迹，所以我有点儿犹豫。 过了会儿我回答说：“我想旅行，我想当个作家。” 我想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 旅行？去哪儿旅行？当作家？写什么呀？我做好了遭到他反对的心理准备。 接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这想法有点意思，”他最后说。 接着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我真有点希望自己在你这个年纪时能做这些事儿。” 我在等他把话说完。 “你还有很多时间，不必急于进入一个暂时报酬高的行业。 你现在要搞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如果你弄不清楚，以后就不可能成功。” “那我该怎么办？” 他想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道：“瞧，现在太晚了。 我们明天早晨乘船出海去，就我们两个。 也许我们能抓点螃蟹当晚餐，我们还可以再谈谈。” 那是一艘小小的机动船，停泊在离我们家约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是好些年前父亲买的。 次日清晨，我们沿着港湾出发，一路上没说多少话，只是默默地欣赏着海鸥的叫声，还有港湾沿岸和远处大海的景色。 在这个时候沿海水域没什么风浪，船平稳地航行了半个小时之后父亲把船停了下来。 他说：“咱们在这儿试试运气吧，”然后抓起一个系上绳子的生了锈的网状篓子抛到海里。 我们等了一会儿，父亲站起来对我说，“来帮我一把。” 于是我们一起将蟹篓子拽上了甲板。 螃蟹让我着迷，它们太容易抓了。 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顺着篓盖上的小孔爬进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陷阱，更因为即便盖子打开了，它们似乎也懒得从里面爬出来，只会趴在那儿冲你挥动着蟹钳。 篓子里挤满了几十只软壳螃蟹，一只压着一只，堆得老高。 “它们为什么不逃走啊？”我满腹狐疑地问父亲。 “你先观察一下，看那只螃蟹，那儿！它想爬出去，但每次都被同伴拽了回去，”父亲说。 我们接着观察。 那只螃蟹顺着网眼向顶盖攀援，每当它爬到顶盖时，果然就会有另一只螃蟹举起蟹钳夹住它的腿把它拽下来。 这只螃蟹尝试了好几次想挣脱它的狱中同伴，但都没能成功。 “快看！”父亲说。 “它开始对这种游戏感到不耐烦了。” 那只螃蟹不仅放弃了漫长的逃亡之战，而且还帮着把其他想逃跑的螃蟹拽下来。 它最终选择了一种轻松的活法。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提议早上来抓螃蟹。 他看着我说：“你可别被别人拽下来哦。 花点时间想想你是哪一类人，你这一生希望得到什么，回顾一下你在大学修的课程，想想有哪些课对你个人来说最有益。 然后再想想什么对你最重要，什么最使你感兴趣，你有什么技能。 琢磨一下你想在哪里生活，你想去哪里，想挣多少钱，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就得花点时间去找出答案。 你不这样做的话，永远都不会幸福的。” 他停顿了一下。 “你想去旅行？”他接着问我。 “对，”我回答说。 “那就去申请护照吧。你想当作家？” “对。” “有趣的选择，我们家还没出过作家呢，”他说。 我父亲发动了马达，我们返航回家。我们都在走向死亡 我给你带来一条好消息，还有一条坏消息（正如笑话所说的）。 坏消息是：我们都在走向死亡很抱歉是我带来了这条坏消息。 这可是真的，我已经核实过了，事实上我已经三番五次地核实过了。 我也找到了证据，可是要说出这个事实实在是不容易，不过我们的确都在走向死亡。 这件事我过去多少知道一点，但不愿过多地去想它。 但事实是，再过70年或80年这要取决于你现在年龄有多大，寿命有多长我们都会躺到棺材里，或者变成某个地方公墓玫瑰园里的灰尘，被人践踏。 我们甚至活不到这么老。 毕竟，我们从来就不清楚那位戴着头巾、手持长柄镰刀、命人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死神什么时候会来召唤我们，有可能会比我们希望的要早。 其实我最近就曾经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过死亡，没有什么比朋友的早逝更能表明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了。 真可怕。 我已经让你够沮丧的了，现在告诉你那条好消息吧：知道了我们都在走向坟墓，我们就不再有人生无常的感觉了。 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开场白和尾声也都确定了，剩下的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些事儿了，这些事是我们作得了主的。 我们必须挑选故事情节。 所以，那些被你搁置在一边的计划，即那些“当时机成熟时”你会用生命来完成的伟大事业怎么办呢？可我发现时机永远不会有成熟的时候。 时间必须提前，必须马上行动，就在这一刻，不能拖延，必须赶紧，而且越快越好。 不管是你想写的小说，还是你一直在筹划的去大峡谷的旅行，你心仪的工作，你想导演的伦敦西区话剧，你都必须现在就去做。 知道吗？我们都在走向死亡。 这是已经定了的。 因此，把自己的梦想搁置起来，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才开始实现它，这就意味着梦想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 人生的遗憾莫过于还有事情没有做，我们有必要现在就去做这些事，不然就晚了。 明天行吗？明天只是个谎言；根本就没有什么明天，只有一张我们常常无法兑现的期票。 明天甚至压根儿就不存在。 你早上醒来时又是另一个今天了，同样的规则又可以全部套用。 明天只是现在的另一种说法，是一块空地，除非我们开始在那里播种，否则它永远都是空地。 你的时间会流逝（时间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嘀嗒嘀嗒地走着，每分钟顺时针走60秒，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利用它，它会走得更快些），而你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来证明它的存在，唯独留下遗憾，留下一面后视镜，上面写满了“本可以做”、“本应该做”、“本来会做”的事情。 你是否注意过，自助餐馆里服务员会给你一个茶杯碟大小的碗，并告诉你：“你想盛多少沙拉都可以，但只能盛一次”？生活就像那只盛沙拉的碗，我们可以和那些饥肠辘辘等着主菜的人一样在那只小碗里装上尽可能多的沙拉。 我喜欢看人们巧妙地把黄瓜片插在沙拉碗的四周就像往废料桶里堆东西那样把沙拉堆得老高老高，最后不得不雇个叉车把沙拉拉回餐桌。 他们不是贪婪，而是明白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把你的碗盛满吧，我们在这个世上只走一遭，既然来了就好好利用这短暂的一生，就像我们牢牢抓住一年一度去佛罗里达或西班牙度假的机会那样。 在短暂的人生中填入尽可能多的内容吧。 确保每天回家后你都会因为干了很多事而感到精疲力尽。 如果你不想当邮递员就别当邮递员，放弃这份工作去当个画家、作家、滑雪运动员，干什么都行。 千万不要干自己明明就不喜欢的事情。 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不要等到明天。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了。 如果在这一刻你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你至少可以趁灵感还在的时候马上开始你的旅程，即刻起程。 我们有同样多的时间，我们和布兰森以及盖茨一样，每天都有24个小时。 决定我们这一生成败的是我们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是我们如何来分配时间。 因此，我正在琢磨的是（这可不是分子科学）：如果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而且分配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不现在就去做所有想做的事情呢？ 这些被暂时搁置的事情到底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明明知道成熟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而我们却都还在等待呢？ 成熟的时机是一张支票，它永远都在邮寄的路上，永远都不会到来。 它就是那位让我们在合作社旁边像桥墩那样站着傻等的女孩，我们再怎么看表也无济于事，她失约了。 我们傻等着，而成熟的时机却永远不会到来。 所以我要说，别再等待了，走到路上去迎接天意。 开始给你的生活增添所有你能得到的财富，这样当死神到来时，你已经完成了那么多事，你的一生是那么的充实。 当生命在你眼前回放时，死神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现在就行动吧，不然你的时间会流逝的，而你最终将成为尘封的相册里的一位谁都叫不上名字的灰头土脸的穷亲戚。 还是给人间留下一本像大煎蛋饼那么厚的传记吧，那可比仅仅留下一块碑铭强。 “乔史密斯 嘿嘿，他没干过什么，对吧？”通过仪式 生活是否如同对生活持宿命论看法的美国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在一百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该死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抑或是一场障碍赛跑，其间每个参赛者，即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得不在生命的各个重要阶段展现自己的价值？ 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中那个悲伤的小丑雅克认为，人的一生要经历“七个年龄段”，几乎每个社会都有的通过仪式也证明，我们往往是把生命分为这几个阶段来看待的，比如童年、中年和老年。 通过仪式是社会对个人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阶段的正式的认可，其中被广泛认同的是由少年步入成年时举行的成年礼。 成年礼有多种形式。 例如，在犹太传统中，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就是“犹太男孩成人仪式”，人们为年满13岁的孩子举办宗教仪式和家宴，这标志着从此以后这个孩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13岁也恰恰是许多国家规定开始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 美国中学生活结束前的毕业舞会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通过仪式。 这次舞会非同寻常，学生们不仅穿着正式（许多学生平生第一次这么穿），他们通常还乘坐着一辆租来的豪华轿车到达舞会现场。 就在那一天晚上，他们似乎要表现得和年龄是他们两倍的成年人一样，至少是看上去要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 世界上最有趣的通过仪式之一或许就是澳洲原住民的“徒步旅行”了，还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必须在野外独自行走六个月，沿着划定国土疆域的“歌之版图”追寻祖先的足迹。 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深入到土著文化这一世界上最古老而持久的文化的精髓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我。超 人 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我在温斯罗普的安妮F. 沃伦文法学校读五年级，那年冬天我获得了民防图标设计赛的冠军。 也就是在那个冬天，波拉布朗买了新的防雪服，即便是13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记起那些精彩纷呈的日子，它们历历在目，犹如万花筒里看到的图案那样色彩斑斓。 我的家位于城里靠海湾的一侧，在洛根机场对面的约翰逊大道上。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跪在卧室朝西的窗户旁，眺望黑幽幽的海水那边波士顿城明亮闪烁的灯光。夕阳将粉色的余晖洒在机场上空，浪涛的声音永远淹没在一架架飞机永无休止的嗡嗡声中。 我惊奇地望着跑道上的移动信标，看着那些闪烁的红灯、绿灯像流星般升起、降落，直到机场变得一片漆黑为止。 机场就是我的麦加，我的耶路撒冷。 我整夜都在做梦，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 那正是我梦想斑斓的岁月。 妈妈认为我需要大量的睡眠，所以我每天上床睡觉时一点儿都不觉得累。 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可以躺下，在昏暗的暮色中慢慢进入梦乡，脑子里制造出许多奇异的梦来。 我的飞行梦像达利的风景画那么真实可信，以致于自己常常会在一阵惊吓中醒来，好像伊卡罗斯那样从天空中摔下来，虽然发现自己刚好掉到软软的床上，但也被吓得喘不过气来。 当超人开始侵入我的梦乡，并教给我飞行的技巧之后，我每夜的太空冒险便开始了。 超人身着耀眼的蓝色衣服，肩披随风飕飕作响的斗篷，经常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长得太像我的舅舅弗兰克了，舅舅那会儿正跟妈妈和我住在一起。 当超人的斗篷神奇地旋转时，我好像能听见上百只海鸥的振翅声，上千架飞机的马达轰鸣声。 我不是这个街区里唯一的超人崇拜者，在街的另一头，那个脸色苍白、有点书呆子气的男孩儿戴维斯特令和我一样，热爱飞行的纯粹的诗意。 每天晚饭前，我们一起收听电台的超人故事，白天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自己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冒险活动。 安妮F. 沃伦文法学校是一座红砖楼，座落在远离主干道的一条黑色柏油街道上，学校四周是光秃秃的铺着碎石的操场。 戴维和我发现学校外面停车场附近有一个角落，那里是我们玩超人游戏的绝佳场所。 那条长长的过道通向学校又黑又脏的后门，非常适合玩意外抓捕和快速解救的游戏。 课间休息时，我和戴维可以大展身手了。 我们对在碎石操场上打棒球的男孩儿们视而不见，也不搭理那些在小山谷里一边玩躲球游戏一边咯咯傻笑的女孩儿们。 超人游戏让我们变得像两个逃犯似的，但也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优越感，我们甚至找谢尔登费恩来充当恶棍。他是街区里一个脸色苍白、胆小怕事的孩子，没有男孩儿愿意和他玩，因为一有人追他他就哭，而且老是自己摔倒在地，擦伤他那胖胖的膝盖。 一开始我们还得教谢尔登怎么扮演他的角色，可没过多久他就变成了一位发明虐刑的专家，甚至私下里悄悄实施他的刑罚。 他常常扯下苍蝇的翅膀，揪掉蚱蜢的腿，并把这些残废了的昆虫囚禁在瓶子里，藏到床底下，这样他就可以偷偷把它们拿出来，看着它们痛苦挣扎的样子。 戴维和我只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和谢尔登玩，放学后我们就让他回家跟他的妈妈、棒棒糖以及那些无助的昆虫为伴。 那时候，弗兰克舅舅住在我们家，等着参军。我肯定他和隐姓埋名的超人长得特别像。 戴维却看不出我舅舅和超人有多么相像，但他承认弗兰克舅舅是他这辈子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而且他会变很多戏法，比如用餐巾一盖上糖果，糖就没了，他还能倒立行走。不同文化的童年 当我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童年时光，并将它与现在孩子的童年相比较时，就会想起一句名言：“往昔是异国他乡，那里有不同的习俗”（见L. P.哈特利的小说传信人）。 甚至在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我也能够察觉到儿童的生活以及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上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回顾更久远的岁月，我可以看到现在和古代童年生活的巨大差别。 如今的儿童责任很少，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玩耍而非工作，上学而非劳动，在家里呆着而不是和外界交往，消费而非生产。 这种变化也是最近才显现出来的。 一百年前，12岁的孩子在工厂打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而现在，这会招来社会服务机构的介入，其父母和工厂主会被起诉。 有两位美国作家，芭芭拉埃伦里奇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她们简要地概括了过去和现在人们对儿童的期待的差异。 在比较美国现在的儿童和殖民地时期（1600-1776）的儿童时，她们写道：“今天，如果一个四岁的孩子能自己系鞋带就很了不起了。 而在殖民地时期，四岁的女孩会织长筒袜和连指手套，能做复杂的刺绣，六岁就能纺毛线了。 一个善良勤快的女孩被称为夫人而不是小姐，这是为了表彰她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严格说来她不是一个孩子了。” 对儿童的看法不断变化着，这使得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 他们用这个术语来说明不同的地区对童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虽然所有社会都承认儿童与成年人有区别，至于他们之间有何不同，人们对儿童又有何期待，不同的社会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社会人类学家在研究那些跟西方国家持有不同世界观的民族时也表明了这个观点。 琼 布里格斯研究过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伊努伊特人，她描述了在这些社会群落中成长是怎样大体上被看成是一个获得思想、理性和理解力（伊努伊特人称之为ihuma）的过程。 小孩子不具备这些素质，所有才容易生气，常常会哭，无法理解群落所面临的诸如食物短缺之类的外在困难。 由于无法跟他们讲理，即便讲了他们也不明白，父母对他们很宽容、很温和。 一直要等到他们年龄大一点，并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时，父母才会尝试着去管教他们，约束他们。 相反，根据海伦莫顿的研究，太平洋岛国汤加的儿童经常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打。 人们认为儿童和成年人相比更像疯子，因为他们缺乏被大家看重的社会能力（汤加人称之为poto）。 小孩子经常因为笨手笨脚而挨骂，他们连摔跤都会被嘲笑、呵斥，甚至被打。 人们认为儿童很顽皮，都是因为淘气他们才哭闹，或者要东西吃。在大人看来，三至五岁的儿童尤其任性，因此他们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打得最狠。 父母们相信，只有靠训导和体罚才能使孩子获得社会能力，所以他们用一种在外人看来非常严厉的方式对待孩子。 在其他的例子中，有关儿童的观念则截然不同。 例如，西非的一个叫孟加拉的很小的族群认为，不管说什么、用什么语言说，小孩子都能听明白，并且能理解。 另一位人类学家阿尔玛戈特利布对孟加拉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孟加拉族人认为小孩子出生前居住在灵界，在那里他们通晓人类所有的语言，能理解所有的文化。 灵界的生活很惬意，小孩子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他们通常极不愿意离开那儿，来到地球上的家庭中（本奥克雷的小说饥饿之路就描述了一个小孩在灵界和人世之间往返的故事）。 他们出生后仍然与那个世界保持长达数年的联系，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就可能要返回灵界。 因此，父母们悉心照料孩子，以免他们受到诱惑，回归灵界，而且对他们也有几分敬畏，因为他们具备大人所不具备的通灵的本领。 在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儿童缺乏能力，依赖性强。 但也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持这种看法。 在很多社会里孩子从小就开始工作，寻找各种机会为家里挣钱。 以看管孩子为例，在英国，14岁以下的儿童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照看其他孩子是非法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缺少看孩子的能力和责任心。 而在其他文化里，情况并非如此。 米歇尔约翰逊曾写过西非的富拉尼族女孩四岁就得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要打水、拾柴，六岁就得舂米、挤奶、做黄油，并和妈妈一起到市场上去贩卖这些东西。 另一位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证实了在世界的另一端，地处亚马孙雨林的亚那马莫族孩子的童年与西方孩子的童年有什么不同，以及那里的男孩儿女孩儿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男孩儿女孩儿的成长方式的差异。 他写道，亚那马莫族女孩儿很小就得帮妈妈做家务，到十岁就开始管家。 到十二、三岁时可能就结婚生子了。 男孩儿的责任则要少得多，他们比女孩儿晚结婚，可以玩到十八九岁。 西方的童年观在这里根本不适用，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儿童的能力和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社会人类学家探寻的是在他们所研究的族群里人们是如何看待童年，以及儿童扮演的角色问题，而不是研究那些地区的童年观是否符合西方的观念。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把外界的观念强加给那些持不同世界观的人身上，或者是为了避免对其他民族养育孩子的方式作价值观方面的判断。 西方人可能会反对八岁的女孩儿打工，反对12岁的女孩儿结婚，但在他们自己的族群里，这些事情被视为童年生活的一个积极的常态。 的确，在非西方人看来，许多“正常的”西方育儿方式极其怪异，可能对孩子是有害的。 让孩子在自己的屋里呆着，想吃东西的时候不给他们吃，或者任由他们哭闹而不赶快去安抚他们，这些在很多社会里都是不对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西方人根本不懂得如何照看孩子。 童年是一种处于变化之中的社会现象，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并且不断受到关注。 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能展示出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童年生活，并警示我们不要随意干涉或指责那些生活方式及世界观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儿童和成年人是不同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品性和需求；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是每个社会对儿童的天性都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又如何影响儿童的生活。世界各地的童年 以前，我的犹太奶奶和我住得很近。 她做得一手好菜，厨房里从来没有消停的时候。 每逢宗教节日临近，她都要忙上一整天，为家人准备丰盛的晚宴。 小时候我一直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也就成了奶奶的帮厨。 那时我对自己能到储藏室把鸡蛋完好无损地取回来感到非常自豪。 储藏室里五味俱全，里面有面粉、香料、蜂蜜、食用油、柴禾。 我总在观察奶奶的动作，她会把手头的每一样活都细细地给我解释，教我怎么做。 她经常会说“把那东西递给我”，手指着一个炒菜锅或是一颗洋葱。 每件事都很重要。 黛博拉 英国 我的童年是跟奶奶过的，说起她就让我想起一段有趣的往事。 她经常用报纸卷烟抽。 有一天她不在家，我想学她的样，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烟卷，但里面没放烟丝。 我点燃报纸卷，放到嘴里吸，报纸很快就烧到了我的鼻头上。 我觉得很丢脸，至今家里人还时常提起这件糗事。 李明宇 韩国 我小时候常和附近的流浪猫、流浪狗玩。 我训练它们，我们一起玩“老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售货员和顾客”、“抢劫犯和他们的头儿”等游戏。 一天，我回家时后面跟了一帮“朋友”，妈妈吓坏了。 她冲我直嚷嚷，我只好答应她以后再也不带它们回家了。 可是后来有一次，她又发现我在自己屋里和好几只狗一起玩“合唱队与乐团”的游戏。 奥尔加 俄罗斯 小时候，我们没钱买玩具。 有一天，我们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个大玩具。 一架俄罗斯飞机因为燃油耗尽迫降在操场的沙地上，这对我们这个只有几百号人的寂静的小村庄来说可是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因为以前没见过飞机，全村的人都到操场围观。 我父亲和镇公所的几个官员逮捕了飞行员，那架飞机则永远地留在了沙地里，成了我们最喜爱的玩具。 我们常坐在驾驶座上，好像自己与那位糟糕的俄罗斯飞行员不同，是世界上最棒的飞行员。 意德兹 土耳其我们是怎样听音乐的 我们都按照各自不同的能力来听音乐。 但为了便于分析，如果把听的整个过程分成几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过程会更清晰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听音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姑且把它们命名为：（1）感官层次；（2）表现层次；（3）纯音乐层次。 把听的过程机械地分割为以上三个假想的层次，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怎样听音乐的。 听音乐最简单的方式是为了去获取乐声带来的纯粹的愉悦感，这是音乐的感官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只是听音乐，不做任何思考。 我们打开收音机，一边做着其他的事情，一边心不在焉地沉浸在音乐中。 乐声本身的魅力带我们进入一种无需思考的美妙心境。 令人意外的是，许多自认为是合格的音乐爱好者在听音乐时过多地使用了这一层次。 他们去听音乐会是为了忘却自我。 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慰藉，一种逃避，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可以忘却日常生活的理想世界。 当然，他们也没有在思考音乐。 音乐允许他们离开现实，到另一个地方去做梦，因为音乐而做梦，做有关音乐的梦，却从没有真正欣赏过音乐。 的确，乐声的魅力是一种强大而原始的力量，但是你不该让它占据你过多的兴趣空间。 感官层次是音乐的一个重要层次，非常重要，但并不是音乐的全部。 音乐存在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我所说的表现层次。 一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 作曲家总是设法避开有关音乐表现方面的讨论。 斯特拉温斯基不是曾经声称他的音乐是一个“物体”，是一件有自我生命的“东西”，除了纯音乐性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含意吗？斯特拉温斯基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可能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有那么多的人尝试着从众多的音乐作品中读出完全不同的含意。 确实，要准确地说出一部音乐作品的含意已经很难了，要肯定并确定地说出来，还要使每个人对你的解释都感到满意，是难上加难。 但我们不该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去剥夺音乐“表现”的权利。 可能的话，你不妨听听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48个赋格主题。 依次地、一个个地听听其中的每一个主题，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每个主题都反映了一个不同的情感世界，你很快也会意识到你越觉得某个主题美妙，就越难找到令你完全满意的字眼来描述它。 是的，你当然知道那个主题是欢快的还是悲伤的。 换句话说，你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那个主题的情感框架。 那么就更仔细地听一下这个悲伤的主题吧，要明确悲伤的性质。 是悲观厌世的悲伤，还是无可奈何的悲伤？是时运不济的悲伤，还是强颜欢笑的悲伤？ 假设你很幸运，能用许多词句充分表达你对选中主题的确切理解。 但这仍然无法保证其他人对你的理解都感到满意，他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满意。 重要的是，每个人能亲自感受某个主题的表现力，或以同样的方式去感受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独特的表现力。 如果是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别指望每次去听它都能给你带来相同的感受。 音乐存在的第三个层次是纯音乐层次。 除了令人愉悦的乐声及其所表现的情感之外，音乐也因其音符本身以及对音符的处理而存在。 多数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音乐的这第三个层次。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个纯音乐层次非常重要。 毕竟乐曲使用的是实实在在的音乐材料。 聪明的听众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提升自己对音乐材料以及这些材料的使用的理解。 他必须要更加有意识地倾听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弦及音色。 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跟上作曲家的思路，他还必须了解一些音乐形式方面的知识。 去听所有这些成分就是在纯音乐层次上欣赏音乐。 让我重复一遍，我仅仅是为了讲解得更清楚才把听音乐的三个层次机械地分割开来的。 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只在其中的一个层次上听音乐。 我们其实是把它们联系起来，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听音乐。 这并不需要付出多少脑力，因为我们是凭本能这么做的。 也许，用去剧院看戏来作类比，能使这种本能的联系更加明白易懂。 在剧院里，你能注意到男女演员、服装和布景、声音和动作。 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觉得剧院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它们构成了我们欣赏戏剧的感官层次。 戏剧的表现层次来自于你看舞台表演时获得的感受。 它激起你的怜悯、兴奋或是愉悦。 正是这种笼统的感觉，除了听台词所感受到的，主要是存在于舞台上的某种情感的东西，与音乐的表现性相类似。 剧情以及剧情的发展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纯音乐层次。 剧作家塑造和发展戏剧人物的方式，和作曲家创造和发展主题的方式是一样的。 你能否成为一个聪明的听众，取决于你对剧作家或音乐家处理艺术材料的手段的了解有多深。 显然，看戏的人从来就不会单独注意到这其中的一个元素。 他是同时注意到了一切。 听音乐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时地、不假思索地在三个层次上倾听音乐。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之谜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约翰尼斯维梅尔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画作之一。 画里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身穿异国服饰，戴着头巾，她侧身回眸，望着欣赏画作的观众。 画面的背景一片漆黑，我们的视线被吸引到女子所佩戴的珍珠耳环上，那耳环也是整幅画的焦点。 这幅画在被世人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后，仍然留存着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待人们解答。 那位年轻女子是谁？这幅画到底是一幅真人肖像画，还是一幅表现女人普遍特征的模特画？她有多大年纪？那颗珍珠是真的吗？她戴的头巾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她回眸看着我们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 总的来说，有关维梅尔的记载很少。 我们知道他出生于1632年，一辈子都住在代尔夫特，于1675年逝世。 我们知道他的画作包括宗教及神话题材的画，室内家居画以及风景画。 他好像从来没富有过，可能是因为作品相对较少的缘故。 他的其他名画包括在窗前读信的女孩和拿着水罐的女人。 我们还知道，虽然他来自于一个新教家庭，却娶了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女孩凯瑟琳娜，凯瑟琳娜坚持要他改信天主教，然后才肯跟他结婚，婚后他们育有14个孩子。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似乎不是被当作肖像画来画的，而是一幅表现人物表情、面部特征，以及其他一些特点的习作。 的确，少女的那张脸在传统意义上或许算不上漂亮。 如果是一幅肖像画，画家会花更多的力气来表现被画者的美貌，即便那么做会有些背离事实！这种肖像画当时在荷兰很流行，而且可能也更容易出售。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幅画在维梅尔生前是否卖出去过。 我们甚至不清楚它是不是维梅尔的资助人范鲁文的委托之作。 如果是的话，画中的模特有可能是维梅尔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儿。 我们对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了解比对维梅尔的其他作品都少。 实际上，这种无法解释的背景资料的缺失甚至会使得该画更受欢迎。 正因为如此神秘，这幅画先是成了一部小说的主题，而后又被一部电影所采纳。它们都试图揭开有关这幅画的一些谜题，其中一个是：女孩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以及那一丝神秘的微笑，到底是天真还是诱惑？像小说或电影这类媒介更适合作出回答。 崔西雪佛兰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位16岁的荷兰女孩格里特的故事。 她必须去工作来养活家人，于是成了维梅尔家的一名女仆，和维梅尔的五个孩子、一位老佣人以及他喜怒无常的妻子凯瑟琳娜生活在一起。 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格里特不仅被一个屠夫的儿子彼得看上了，也引起了画家本人的注意。 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维梅尔还是邀她进画室，并让她走入自己的世界。 起初，格里特只是帮维梅尔跑跑腿，干些杂活。 可渐渐地，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维梅尔发现了格里特的视觉才能和艺术潜质，开始让她做画室助手。 格里特清楚自己在维梅尔家的地位，一直谨小慎微，但她还是对画家鼓励她学习绘画技巧而感到高兴。 她的工作是帮维梅尔磨颜料、调颜色，有模特生病的时候，她担当模特之职。 凯瑟琳娜很久之前就被禁止进入画室了，所以格里特的学徒生涯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格里特和维梅尔的关系日见亲密，虽然他们之间的感情从未被挑明过。 可是，维梅尔的那位有钱的资助人范鲁文喜欢上了格里特，他坚持要维梅尔在他定的下一幅画里为他和格里特画张双人像。 格里特和维梅尔都不情愿，因为格里特本人很矜持庄重，还因为范鲁文最近和一位年轻女子一起画像时传出了绯闻。 最终，维梅尔作了一点妥协，他答应为格里特画一幅单人像，并让她戴上凯瑟琳娜的珍珠耳环。 作画的时候，维梅尔看着格里特的头发，那一头秀发让她少了几分矜持庄重，格里特为此感到十分难堪，跑到彼得那里寻求安慰。 一天，维梅尔的女儿发现格里特在给他父亲当模特，就把这事告诉了她妈妈。 凯瑟琳娜顿生醋意，冲进画室，要求看那幅画。 维梅尔则指责凯瑟琳娜不懂艺术，此时的格里特处境很尴尬，她决定离开维梅尔家。 我们知道，十年后格里特嫁给了彼得，还为他生了孩子。 同时，维梅尔也去世了。他在遗嘱里把珍珠耳环留给了格里特。 在与彼得结婚时，格里特把珍珠耳环卖了，用来偿还彼得家的肉铺欠维梅尔的债。 崔西雪佛兰的才华在于她把几个世纪前一位生活在小城市的年轻女子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现代读者的眼前；最重要的是，她对于那幅画所引发的某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这本小说很畅销，所以在2003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维梅尔由科林弗思扮演，格里特由斯嘉丽约翰松扮演。 电影在描述维梅尔为格里特穿耳洞，为了让她戴上他妻子的珍珠耳环，然后来画那位资助人要的画时，非常到位地表现出他俩之间的紧张状态。 电影的结尾是小说里没有的，那副珍珠耳环被神秘地送到了格里特的手中，至于她是否会嫁给彼得，电影留下了悬念。 这幅画现在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正是因为它像现馆藏于巴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一样，画了一位面带神秘微笑的女人，那微笑蕴藏着多层意义和疑问，它被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仅仅一幅画就催生了一部备受推崇的小说，以及一部制作精良的影片，这说明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之谜的巨大魅力。西方艺术史上最好的五幅画作 史上最伟大的画作有哪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但要从数不胜数的西方艺术精品中选出几幅最好的，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过，下面这五幅画可能在任何人的选单上都会高居榜首。 其中最有名的、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可能就会是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现藏于巴黎的卢浮宫。 你看着这幅画越久，它就变得越神秘。 这位目光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画中人到底是谁？正如一位著名评论家所说的，她看上去比她坐着的石头还要古老。 宫女是迪戈贝拉斯克斯1656年绘制的作品，它悬挂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中。它是西方绘画史上被分析得最多的画作之一。 这幅画像一张快照，展示了西班牙腓力四世皇宫里的一间大屋子，还有屋里的许多宫廷人物：有国王的女儿玛格丽塔，簇拥着她的一群宫女，一名护卫，两个侏儒和一条狗。 后面是贝拉斯克斯本人，他正在画另一个作品，他把目光投向了观众。 这幅画好像在告诉我们，艺术和生活不过是一种幻觉。 星夜无疑是文森特凡高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它展现了从法国南部圣雷米普罗旺斯的一家精神病院的房间里看到的夜空景象，凡高在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后住在了那里。 这幅画也反映了他当时所经历的精神混乱。 目前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幅画。 另一幅著名的现代杰作是挪威艺术家爱华德蒙克所画的呐喊。 它展示了血红色的天空下一位痛苦异常的人。 有人认为他并不是在呐喊，而是捂着耳朵，保护自己不受到喊声的伤害，他极力把自然界令人痛苦的声音挡在耳外。 这幅画名声远扬，部分是缘自它从奥斯陆国家艺术馆被盗的次数。 最后一幅重要画作是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该画完成于1907年，描绘了妓院里的五个妓女。 该画被誉为现代艺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也是立体主义画派的先锋之作。立体主义画派的特点是运用许多几何图形和多重视点，使画里的人物处于多个平面之中，展现出在单一平面中无法看见的特征。 该画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美国大公司工作 现在的孩子要是有人跟他们说长大后要“去工作来谋生”，往往会表现出一脸的茫然和沮丧，这并不奇怪。 问题在于，他们想象不出美国的大公司里都有哪些工作。 不久以前，当家长说他要去工作了，孩子很清楚他去做什么。 他不是去做东西就是去修理东西。 父亲可能会带着孩子去他干活的地方，让他看着自己修马车，或是打桌子。 要是孩子问“爸爸，您是干什么的？”，爸爸会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回答他，比如：“我是修蒸汽机的”，或者“我是做马项圈的”。 可是，现在修蒸汽机或是打桌子的父亲很少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干这个了。 现在，大多数的父亲坐在有玻璃外墙的大楼里，做着孩子们根本理解不了的工作。 当被问道“爸爸，您做什么工作？”时，他们的回答往往让孩子大惑不解。 “我是楼盘顾问。” “我做市场研究的。” “我是数据处理员。” “我在公关部工作。” “我是系统分析师。” 这些解释对小孩子来说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他怎么可能想象得出一个人是怎么去分析系统和研究市场的呢？ 即使是那些从事市场研究工作的成年人也很难想象公关部的人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一名普通的系统分析师肯定不知道楼盘顾问在店里都干些什么，就好像楼盘顾问对分析系统的工具也一窍不通一样。 在普通的日常工作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手工制作出来的了。 现在什么东西都是机器生产的。 也极少有东西需要修理。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容易散架，而这样的东西要拿去修理的话费用非常高，不值得。 于是消费者被怂勇着把那东西扔了，再买个新的。 事实上，机器是在生产垃圾。 少数跟这些机器能搭上点关系的人当然可以对好追根究底的孩子说：“爸爸是制造垃圾的”。 但是，大多数劳动者离生产垃圾的现场很远，根本感受不到自己对垃圾制造业的贡献。 那这些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想想美国城市里一栋典型的12层玻璃外墙的楼房吧。 在这栋楼里，没有什么被生产出来，也没有什么在被修理着，连楼房本身也用不着修。 这栋楼本来就是被当成一件垃圾建造起来的，所以当大楼变得破旧了，就会被当作垃圾扔掉，在原地盖一栋新的垃圾楼。 即便如此，大楼里仍然挤满了自以为是在工作的人。 一天中任何一个时间里，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打电话。 电话里说的大都与文件有关，因为整栋楼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为文件而忙前忙后。 大楼里的有些工作需要有人在文件上写字。 有些人要把字工整地打成文件，有些人要看文件，并在空白处作批注。 有的人要复印文件，有的则在递送文件。 有的人把文件存档，有的则往外取文件。 有些人寄文件，有些则打电话让别人把文件送过来。 有的人打电话打听文件在哪儿，有的则在商讨文件。 在最豪华的办公室里，有的文件被审议通过了，有的则被驳回。 电梯里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把文件从一层楼送到另一层楼的年轻人，以及拿着文件的重要人士，他们正要和其他重要人士商讨文件。 一个孩子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呢？ 也许他父亲身居要职，午餐时都要和别人讨论文件。 试想他带着儿子来上班，让孩子对他的工作有一些概念。 孩子能看到些什么呢？ 他父亲打电话让别人送文件过来，他读文件。 可能他会冲着文件发火，或是在文件上用红笔愤怒地打个记号。 他打电话告诉另一个人，说中午要一起吃饭讨论有关文件的问题。 午饭时，他们讨论文件。 回到办公室，父亲让人把文件一式五份重新打印好给另一个人，那个人要把这份文件和去年一式三份的那份文件作比较。 可以想象，在这之后如果有小朋友问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他的小伙伴都会对这种神秘的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他会怎么回答呢？如果他的观察力不够敏锐，他也许会说，“我说不清。” 如果他非常善于观察，他会回答说，“我想，是做跟制造垃圾相关的工作吧。 跟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所谓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其实很乏味 “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过度迷恋其实并不新奇”，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如是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让人眼花缭乱。 正是因为全球化，国之界限正逐渐瓦解，同时，技术革新正以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方式从根本上重塑着我们的生活。 在21世纪初期，历史的变迁日益加速；这种变迁史无前例，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套话。 可是，我们有这种论调正是缘自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过度迷恋，对深层次历史模式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狂妄自大。 为了证明相比于先辈们的优越性，我们夸耀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期。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多么有趣的时代。 就以全球化为例。其拥护者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它影响着“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以及经济”。 但是，如果把它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这个词几乎毫无意义可言。 有哪个社会不曾或多或少地被全球化过呢？ 例如，罗马帝国完完全全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跨国界的实体，仅在它的首都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和宗教相互竞存。 古罗马人不但从埃及进口谷物，还向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以及器皿，同时，他们出口陶器到其他的国家，甚至卖到了遥远的本地治里。 我们可能会为班加罗尔的呼叫服务中心而兴奋不已，殊不知最先到达那里的还是古罗马人，他们可是常为天下先的。 尽管过去的几十年间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变化随处可见比如西方妇女的地位的变化但我们更应该指出现代生活稳定的一面。 1945年以来西方世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多数国家的国界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都保持着原样。 虽然我们总喜欢吹嘘自己的现代性，但是，今天的英国，虽然有美丽的郊野景色和高耸的摩天大楼，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来说，一点都不新奇。 尽管我们对互联网，还有iPod十分热衷，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技术革新的时代。 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比如烤面包机、水壶、中央供暖系统、电视、飞机、火车、汽车都是几十年前就问世了。 虽然推介互联网的广告铺天盖地，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用互联网来做一些非常传统的事情，无论是购书还是给朋友写信。 总是有人跟我们说互联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90的网络流量都发生在本地网。 和几十年前人们对变化的普遍期待相比，如今变化的速度还是要慢一些。 例如，当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星际漫游于1968年上映时，人们似乎有理由想象有一天将乘着泛美航空的航班飞往空间站，和有知觉的电脑聊天，并且住在月球上。 但是1968年去看过这部电影的那些观众们要是知道直至现在他们还住在米尔顿凯恩斯，看着杀机四伏时，肯定会大失所望的。 我们追求新奇事物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1944年，乔治 奥威尔就忿忿不平地抱怨说：“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飞机和收音机消除了距离，还有世界各地如今都是互相依存着的这样的话”。 假如他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也同样会为现在相类似的观点而气恼不已的。 虽然婴儿潮那代人喜欢吹嘘说他们经历的变化比其他时代的人都要多，但我们用不着向前追溯太远就能找到更为巨大的变化。 试想一个英国人，他于1865年出生在一个乡村里，那儿人们还骑着马，驾着马车，冬日里冰天雪地的，视野很有限。 假设他能活到80多岁或是90多岁（这完全有可能），他就能亲眼目睹汽车、飞机、收音机、电话、电影、家庭电器、大众普及教育及妇女选举权这些事物的诞生这样的世界与当今社会差距并不大。 换句话说，到他去世前，他所看到的变化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猜想，在他看来，我们自认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也许真的很乏味。 中国有句咒语：“但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意思是紧随有趣时代而来的是混乱和焦虑。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算是很幸运了，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有趣的时代。英国正在消失的职业 一株繁茂的栗树下面 乡村铁匠铺兀立； 铁匠是个健壮的汉子， 双手硕大而有力； 他那两臂的鼓鼓肌肉 有如铁条般坚实。 他的头发硬、黑而长， 他的脸色像黑炭； 他额上是诚实的汗水， 他卖力挣钱吃饭， 且坦然直面整个世界， 因为他谁也不欠。 亨利沃滋沃斯朗费罗（傅浩译）自朗费罗写下这首关于乡村铁匠的诗以来，时代变了，人们营生的手段也变了。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成百上千的传统职业几乎销声匿迹了。 乡村铁匠即是个明显的例子。 铁匠曾是乡村生活的中心，他用铁来打制东西，修理东西，还时常干点零活，比如给马上马蹄铁等；而今，在英国，铁匠不到一千人了。 同时，乡村农业机械化的兴起使农夫的数量急剧减少，尤其是饲养牲口的人。 比如，现在仍在英格兰北部山区放牧的人也就剩下寥寥几个了。 城里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没人会去否认有些是变得更好了：卫生条件的改善使抓耗子的工作大量减少，关于最低工作年龄的立法使得擦鞋的童工从大街上迅速消失，但个体经营者，如补鞋的皮匠或修理手表的表匠如今也很难看到了。许多小商贩也因难敌超市的竞争不得不关门大吉。 大约20年前，每天清晨还能见到送奶工熟悉的身影，他们骑着小电瓶车挨家挨户送奶。 从那时到现在，需求已经下降了60%。 如今订奶的人可以在网上下单，当地超市会把牛奶连同其他商品一起送到家门口。 有时某些职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一百年前，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60万名矿工每年生产两亿吨煤。 到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关闭了，大多数矿工失去了工作。 可是因为取代煤炭的“清洁燃料”太贵了，近年来有很多人重新启用尘封多年的壁炉，并回归到传统的燃料上来。 这使得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消失的一个职业烟囱清扫工又有活干了。 清扫烟囱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曾是传统的危险工作的代名词，现在又有了需求。根据网络广告公布的服务项目，这个工种的技术含量还挺高。乔安妮餐厅的晚餐 雪下得很大，虽然每个真正的纽约人都盼着过一个白色的圣诞，可还在第五大道购物的人们却行色匆匆，他们不但要在最后一刻前挑选到心仪的圣诞礼物，还要避开严寒，回家和亲人们共度圣诞夜。 乔希莱斯特拐进了第四十六街。 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圣诞的气氛，因为他仍在工作着，虽说是要在乔安妮餐厅吃一顿工作餐。 乔希是黑人，三十出头，长得平易近人，穿着时髦得体，却不华贵。 他来自弗吉尼亚州北部，父母都是辛勤工作的人，或许只有回到父母家里才最让他感到幸福。 单从他的行为举止，别人看不出他拥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学位，一段在华盛顿特区跟从国会议员实习的经历，还有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初级合伙人的身份。他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聪明过人。 这次会面意味着乔希要过了圣诞夜才能回家了。 他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因为他要见的人是康涅狄格州的资深参议员乔罗杰斯，此人是全美曝光率最高的名人之一。 参议员罗杰斯是民主党人，现在是她的第三个任期，对于国会山的一切她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力维持住了在她的支持者心中作为一位华盛顿局外人的信誉。 她支持堕胎，反对腐败，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量，反对死刑，可以说是大西洋的这一边能找到的最完美的进步自由派人士。 脱口秀主持人们称呼她“诚实的参议员乔”，几年前时代周刊提名她参加年度女性的角逐。 明年就是选举年了，有消息称她将参加民主党内总统提名的竞选。 罗杰斯在华盛顿见过乔希，她觉得乔希很有才干，于是就邀他共进晚餐。 乔希打了个冷战，他打开手里的纸条核对了一下地址。 之前他没来过乔安妮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