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公司治理报告

泓域/锂公司治理报告锂公司治理报告目录一、 产业环境分析3二、 供需矛盾延续，锂钴稀土仍大有可为7三、 必要性分析7四、 公司简介8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9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10五、 内部控制演进过程总结10六、 内部控制的起源12七、 产权理论14八、 不完全契约理论17九、 公司治理的影响因子19十、 公司治理的定义24十一、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30十二、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32十三、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论36十四、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42十五、 公司治理的力量源泉43十六、 董事会模式45十七、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结构51十八、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基本内容52十九、 内部控制的局限性63二十、 内部控制的重要性66二十一、 债权人治理机制70二十二、 经理人市场73二十三、 监督机制78二十四、 信息披露机制83二十五、 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配置89劳动定员一览表90二十六、 法人治理91二十七、 发展规划103一、 产业环境分析牢固树立协同发展理念，打造整体优势，把滇中城市经济圈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我国高原生态宜居城市群，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推动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的统筹规划和共建、共享，努力形成适度超前、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加快路网建设，重点建设滇中城市经济圈高速公路网环线、连接线，加强国省道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积极推进高铁、国铁及联络线建设，利用既有国家铁路、新建国家铁路和新建城际铁路，形成城际铁路客运网，鼓励主要城市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打造昆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曲靖市、红河州等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着力构建国际化广覆盖航空网，加快推进民用机场、航线网络和昆明长水国际航空枢纽“两网络一枢纽”建设，适时推进有关新建、改扩建机场建设项目，建设一批通用机场。完善能源保障网，构建以昆明、玉溪、曲靖、红河为主的滇中负荷中心，推进城市、工业园区电网建设，升级改造县城及农村配电网，提高城乡供电质量和用电水平，依托中缅油气管道和安宁石油炼化基地，完善成品油管网布局，开展成品油储备应急设施建设，配套建设压缩天然气母站及液化天然气项目，加快天然气储气库、城市应急调峰储气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镇燃气输配管网建设。加强水网建设，重点加快推进滇中引水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一批大中型水库和大中型灌区，完善供排水渠系和管网。加强互联网建设，超前建设信息网，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通信枢纽、区域信息汇集中心，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实现城市、重要场所和行政村连续覆盖，超前部署下一代移动通信（5G）网络，所有行政村实现光纤通达。到2020年，实现经济圈州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26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里程达2400公里；形成滇中全线双环电网，城市管道气化率超过90%。（二）加快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对接和整合，引导优势生产要素聚集，积极培育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现代生物、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促进烟草、有色金属、钢铁、煤炭等产业改造升级，继续做强电力交换枢纽。大力发展旅游文化、金融、现代物流、健康养生、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建设外销精细蔬菜生产基地、温带鲜切花生产基地和高效林业基地。健全产业合理分工的利益补偿和分享机制，大力推进昆曲绿色经济示范带和昆玉红旅游文化产业经济带建设，加快构建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差异竞争、合作共赢的产业发展新体系。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推动产能过剩企业开展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推动钢铁、水泥等行业走出国门，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到2020年，经济圈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70%。（三）加快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突破行政分割、市场壁垒束缚，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性大市场，不断提高各类市场运行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推进昆明综合保税区物流基地、红河综合保税区物流基地、楚雄综合物流园区、玉溪研和综合物流园区等物流基地和园区建设，促进资本、人才、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快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到2020年，经济圈电子商务的交易份额占批发交易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四）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整合、优化、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资源，构建资源共享、制度对接、流转顺畅、城乡统一、待遇互认、公平透明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协调统一的跨行政区域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在省内率先推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推动实现经济圈内三甲医院之间检查结果的互认。到2020年，经济圈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5%以上、每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6张。（五）加快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强化昆明、曲靖、玉溪、楚雄、蒙自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山坝结合、城乡一体、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抓好曲靖市、红河州国家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力、吸引力、承载力、文化魅力，全面提升城镇发展品质。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到2020年，经济圈城镇人口达到156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六）加快推进生态环保一体化促进区域生态同保共育，完善生态安全格局，强化区域环境联防联控，建立滇中城市经济圈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切实加强跨界水污染和区域性大气、土壤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整治，加大滇池流域、抚仙湖流域、牛栏江流域的保护与治理，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搭建环境监管协作平台，共建宜居宜业的生态文明家园。到2020年，经济圈三大水系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超过85%，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城镇污水处理率超过9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100%。二、 供需矛盾延续，锂钴稀土仍大有可为能源结构转型助力电动车、光伏、风电需求高增长。2019年直接和间接的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消费占比为79%，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因此能源结构转型刻不容缓。在能源消费侧推进汽车的电动化以及在能源供给侧发展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将是主要的抓手，对应将极大提振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上游金属材料的需求量。电动车的成本优势使原材料涨价仍具有向下游传导的空间。基于2021年10月15日各类原材料价格测算，电池包成本较2021年上半年提升35%。以A0级别畅销车型为例，同等竞品的电动车的综合使用成本只有燃油车的86%，按照电池厂和车厂维持利润不变或者维持盈亏平衡两种情景测算未来单车成本可上升空间在7082元-12037元之间。由于锂价对整车成本上升的贡献度约30%，不排除未来锂价上探到26.7万元/吨-32.4万元/吨的可能性。三、 必要性分析1、现有产能已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作为行业的领先企业，公司已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较高的市场知名度，产品销售形势良好，产销率超过 100%。预计未来几年公司的销售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业务发展，公司现有厂房、设备资源已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管理等手段，不断挖掘产能潜力，但仍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产能不足问题。通过本次项目的建设，公司将有效克服产能不足对公司发展的制约，为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奠定基础。2、公司产品结构升级的需要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自动化产业升级，公司产品的性能也需要不断优化升级。公司只有以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为驱动，不断研发新产品，提升产品精密化程度，将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准，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契合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的需求，才能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保持公司在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四、 公司简介（一）基本信息1、公司名称：xx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龚xx3、注册资本：520万元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5、登记机关：xxx市场监督管理局6、成立日期：2011-4-127、营业期限：2011-4-12至无固定期限8、注册地址：xx市xx区xx（二）公司简介公司注重发挥员工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作用，建立了工会组织，并通过明确职工代表大会各项职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厂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企业民主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围绕公司战略和高质量发展，以提高全员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为核心，坚持战略导向、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持续深化教育培训改革，精准实施培训，努力实现员工成长与公司发展的良性互动。公司秉承“以人为本、品质为本”的发展理念，倡导“诚信尊重”的企业情怀；坚持“品质营造未来，细节决定成败”为质量方针；以“真诚服务赢得市场，以优质品质谋求发展”的营销思路；以科学发展观纵观全局，争取实现行业领军、技术领先、产品领跑的发展目标。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项目2020年12月2019年12月2018年12月资产总额14639.7611711.8110979.82负债总额6861.305489.045145.98股东权益合计7778.466222.775833.85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项目2020年度2019年度2018年度营业收入40285.3032228.2430213.98营业利润6530.535224.424897.90利润总额5889.394711.514417.04净利润4417.043445.293180.2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17.043445.293180.27五、 内部控制演进过程总结从内部控制概念及理论演变的过程上分析可以推断出以下几点。1、内部控制的目标范围由小到大，目标层次由低到高早期的内部牵制关注于资产的安全与完整、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以防弊为主要目标。而制度二分法及结构分析法则在此基础上把内部控制目标延伸到了提高业务效率，促进经营方针、组织计划的贯彻，以防弊和兴利为共同目标。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则明确提出了内部控制为经营效率、财务信息可靠、遵循性三个方面提供合理保证。ERM框架将目标分为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及遵循性目标四种类型。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基础上增加了战略目标，并将报告目标扩展为企业所有对内和对外报告。ERM框架明确提出终极目标为增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目标日益扩展，层次由管理的业务层上升到自战略层而下的整个管理过程。2、内部控制的架构由一维的扁平结构演变为三维的立体架构制度二分法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这是一种简单的“扁平式”的分类。内部控制结构首次提出了“结构”的概念，认为内部控制由三个要素组成了一个三角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在此基础上丰富了要素，并且明确了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ERM框架则提出了立方体的三维结构。四个目标代表水平面，八个要素代表垂直面，企业整体层、部门、经营单元及附属公司代表纵深面。3、内部控制要素由模糊变为清晰且细化内部控制结构首次提出了构成要素，包括控制环境、控制程序及会计制度。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扩大了要素内容，包括控制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监控以及信息与沟通五大要素，提出了许多之前没有包括的要素，如风险评估及监控。ERM框架对整合框架进行了细化，提出了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及监控八个要素。4、内部控制与公司管理的边界越来越融合从内部控制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内部控制从公司管理的职能之一演变为与公司管理逐渐融合。传统的内部控制职能中，内部牵制承担的是控制的一小部分职责，内部会计控制在保护财产安全及财务信息可靠方面发挥控制职能，内部管理控制则注重于与组织计划的相符以及业务效率等方面。演变后的内部控制结构首次提出了控制环境的要素，在控制环境中包括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管理思想及经营作风，已涉入战略管理的层次，只是被动反映其静态内容。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除此以外提及的风险评估要素，要求识别对组织目标能产生影响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其影响程度及发生的可能性，对以风险为导向的战略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探。ERM框架则全面反映了公司风险管理的具体内容，从战略目标设定时考虑风险一直到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以及具体的控制活动，该框架隐含的控制已和公司管理相融合，涉及公司管理的所有层次，控制与管理的职能和界限已经模糊。六、 内部控制的起源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早已融入了内部控制的基本思想。根据史料记载，远在公元前36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时代，就存在着极简单的内部控制实践。例如，古埃及在法老统治时期，就设有监督官负责对全国各级机构和官吏是否忠实履行受托事项、财政收支记录是否准确无误等加以监督。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处于手工劳动阶段，技术水平低下，交通不便，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成本高、有效性低，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规模小、结构简单。因此，当时的管理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判断和直观基础上的传统经验管理，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也不可能提出“内部控制”的概念，这一时期的内部控制实践仅仅是人们无意识的行为。15世纪末，借贷复式记账法在意大利出现。自此开始对管理钱、财、物的不同岗位进行分离设立，并利用其钩稽关系进行交互核对。这种方法直到19世纪末期，都还一直被认为是保证所有钱物和账目正确无误的理想牵制方法。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相互分离。一些企业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中，逐步摸索出了一些组织、调节、制约和检查企业生产活动的办法，即按照人们的主观设想，建立内部牵制制度，以防范和揭露错误。这种设想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无意识地犯同样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有意识地合伙舞弊的可能性也大大低于单独一个人或一个部门舞弊的可能性。这个时期的内部控制主要以差错防弊、保证资产安全为目的，以钱、财、物三分管为主要控制理念。按照这种设想建立起来的会计工作制度，就是内部牵制制度。从内容上看，内部牵制主要包括四项职能：实物牵制，如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保管，这样如果不同时使用两把以上的钥匙，保险柜就无法打开；物理牵制，如仓库的门不按正确的程序操作就打不开，甚至还会自动报警；分权控制，如把每项业务都分别由不同的人或者部门去处理，以预防舞弊或者错误的发生；簿记控制，如定期将明细账和总账进行核对。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内部牵制几乎不涉及信息的真实性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问题，因此，其范围和管理作用都比较有限。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份有限公司迅速发展，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企业迫切需要在管理上采用更为完善、有效的控制方法。为了适应股份日益分散的实际和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西方国家纷纷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企业披露会计信息，这样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传统的内部牵制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上述企业管理和会计信息披露的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内部控制的产生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七、 产权理论根据交易费用经济学，如果两个企业之间存在高度专用性投资那么通过一体化就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但是，为什么一个独立的企业主变成另一个企业的雇员之后，他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减少呢？或者说，一个独立的企业主与一个雇员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此外，交易费用经济学没有具体考察一体化的产权结构，如果两个企业都具有专用性资产，那么一体化后谁又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呢？产权理论认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出现上述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给出一个关于一体化成本和收益的清晰解释，从而难以解释企业的规模问题。产权理论把对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的所有权，强调了剩余控制权对兼并一方带来的收益和对被兼并一方带来的成本，建立了逻辑严密的由产权结构决定企业边界的数学模型，从而提出了企业一体化的理论。产权理论的研究逻辑可概括为：存在专用性投资的企业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这会影响各方的事前关系，因此应当设计某种最佳产权结构来保证最大化的联合产出。最佳产权结构通常要求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或者投资不可或缺的一方。格罗斯曼和哈特把所有的契约权利分为两类：“具体权利”和“剩余权利”。所谓具体权利，就是契约中已经明确规定了的对物质资产的权利（对另一方来说就是责任），如利润分成比例、交货时间等。所谓剩余权利，就是初始契约中没有规定的所有对物质资产的权利，即“剩余控制权”。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可以按照任何不与先前的契约、惯例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的所有用法。哈特明确将剩余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因为只有资产的所有者应该拥有剩余控制权。在不完全契约下，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的配置，必定会影响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为了最小化对投资激励的扭曲后果，应当让某一方将剩余控制权购买过去。可见，产权理论运用“剩余控制权”概念来重新定义所有权，主要考察在特定交易费用导致契约不完全的情形下，如何确保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问题。由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契约第三方的不可证实性，缔约双方不可能签订穷尽所有可能情况的合约，一旦缔约后未预料到的情况发生，双方就需要重新谈判，就可能出现合约一方侵占另一方专用性投资利益的“敲竹杠”行为。当专用性投资方在事前预期到事后可能被“敲竹杠”时，就势必造成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不足和效率损失。为此，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事前对契约规定之外的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实现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匹配，即让资产的所有者拥有剩余控制权，这样，专用性投资激励不足与“敲竹杠”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八、 不完全契约理论从代理问题存在的条件中可以发现，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并不一定就会产生代理问题，如果作为委托人的股东能够掌握完全信息，并预测出将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通过制定一份完全的契约，详细地规定代理人的所有职责、权利与义务，并就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及解决措施在契约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完全消除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可能带来的所有问题。例如，一份完全契约将包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将被撤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司将出售或购入资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司应该招收或解雇工人等。如果这样一份完全契约存在的话，即使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也不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如果契约完全，所有事情都在合同中预先规定了，那也就没有“剩余”的事项需要决策了，公司治理的结构和机制也就不重要了。因此，当委托代理关系及不完备合同同时存在时，公司治理就将发挥作用。（一）自有交易以来，契约就是不完全的契约不完全的事实比不完全契约理论久远得多。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初创者是麦克里尔，他在1974年南加利福尼亚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契约之几个未来发展和1980年在新哈维出版社出版的新社会契约论：现代契约关系的一个调查等著作问世之后，不完全契约理论就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特别是在企业理论家那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然而，说企业是“契约”，只是揭示了企业与市场的共性，并没有给出企业的特性。张维迎提出，就契约本身而言，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主要在于契约的完备性程度不同。一个完备的契约是指准确地描述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在每种状态下契约各方的权力和责任。相对而言，市场可以说是一种完备的契约，而企业则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二）当契约不完全时，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中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一项资产的所有者而言，关键的是对该资产剩余权力的拥有，即剩余控制权。据此，哈特将所有权定义为拥有剩余控制权或事后的控制决策权。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等指出，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因而，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在契约不完备的环境中，物质资本的所有权是权力的基础，而且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规定的。（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由谁行使是由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事先安排的企业契约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市场契约，企业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从而在总体上，要素使用权是剩余控制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履行载体与结果。不完全契约理论以有限理性和信息非对称假设为前提，把企业的要素所有者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重要概念的引入，分析两类要素所有者的产权特征并讨论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九、 公司治理的影响因子由于公司治理的多角度和多维性，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目标函数那么影响公司治理这一因变量的自变量主要有哪些呢？（一）公司自身的股权结构和运行机制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一般将股权结构定义为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布状况与匹配方式，股权结构是所有权结构在股份制公司下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实践中，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不同国家对于股权结构含义的理解是有所区别的。一般来说，国外主要从数量角度和权力角度来认识股权结构，国内则主要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上对股权结构进行划分。另外，公司治理的实现主要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来发挥作用。股权结构正是通过影响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发挥正面或负面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这些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收购兼并、监督机制、经营激励和代理权争夺等方面。（二）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从股权身份或股权维度上看，不同身份和类型的股东持有企业所有权的成本是不同的，因为其决策能力、对风险的判断和承受能力、对管理者的监督能力、对信息的遗选和甄别能力等方面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差异很大。在我国，股东性质结构（又称所有制结构、股权种类结构）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个部分。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法人股是企业法人以其法人财产权为基础，向其他股份制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份，企业法人股属于法人企业的所有者。法人股包括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社会法人股中又包括一般法人股和机构法人股。一般法人股是指非国有企业以企业法人名义购买的股票，机构法人股是指机构投资者购买的股份。个人股则包括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都是国家股，其主要区别是资金来源不同。国家直接投资企业的资产则为国家股，非国家直接投资企业的净资产则为国有法人股。不同的股东身份在公司治理方面会存在差异，例如与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存在以下三个特殊点。（1）企业目标多元化。企业要承担社会福利、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义务，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2）财务预算软约束。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是其共同的所有者，国有企业能够较轻易地从银行获取贷款，扩大融资。（3）对经理激励不足。由于企业目标多元化，所以企业绩效无法准确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国有股权对公司治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股权从国有性质转为私有的过程中，公司治理中的激励和监督机制能够得到改善，整体效率也会得到提高。（三）公司的发展阶段及其行业特性公司的发展与现代企业的发展类似，总体上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与公司制三个阶段。一般来说，在公司发展初期，生产规模比较小、品种比较单一，在治理结构上，个人业主集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及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公司治理水平依赖业主的经营管理水平。随着公司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及公司发展的需求，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分散公司风险，企业的组织形式逐渐演变成了投资主体共同分享利益、承担风险，负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制企业。每个合伙人对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均负有限或无限的责任，这就给共同执行决策、相互监督程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在公司制形式下，公司所有权与治理权相分离，管理的责任被委托给具有专门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与最终的控制权。这使公司治理的产权结构更加复杂，表现为众多财务资本产权与管理知识人力资本产权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管理，具体包括资本所有者对管理成员的选择、约束、监督与激励，对投资者尤其是小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董事会成员、经理成员的权力、绩效评价与竞争等。一个公司制企业如同一个科层制结构的国家，也存在集权与分权的模式。完全集权的治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营的灵活性，以应付市场的迅速变化；随着企业的逐步发展，企业的规模得以迅速壮大，其他利益主体进入企业使得权力被分解稀释，传统的完全集权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公司发展所需。由于公司处于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风险状况、市场竞争环境也同样影响着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例如，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公司比具有垄断性权力的公司面临着更为残酷的竞争环境，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些行业的管理者对市场的变化必须做出更为及时的反应，过于僵化或者集权的治理机制显然无法适应其要求；高新科技企业比传统企业对管理者创新能力的要求更高，从而以股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四）公司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由科斯关于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原理可知，公司治理与市场的结构、市场的发育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市场的信用机制、信息机制、法律机制等对公司治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使投资者有权选择投资的对象，从而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提高。在资本市场中有内部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是指依靠公司已实现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再循环投资；外源融资又主要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股权融资使得股东通过内部的投票机制对公司的经营和治理进行监督。相对于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营者的过度投资，因为过度的债务融资会使公司的成本上升，债务杠杆比例增大，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虽然股权融资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但融资的大小会受到公司业绩的影响。二是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使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经营信息，降低对管理层的监控成本，进而降低公司治理成本。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公开的公司价值信息影响股份持有人及潜在投资者。一般情况下，公司绩效与经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正相关，所以股票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公众视为股东（市场）对经理人员表现满意程度的一种指标。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能够较好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股票价格越高，表示股东对经理人员的满意度越高；如果公司股票价格走低，则反映了股东对公司业绩和管理人员的一种不满意心理。三是资本市场中关于控制权的争夺问题，可以强制性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控制权争夺是指在资本市场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并购、代理权争夺等手段实现取得公司最终控制权的行为。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管理者虽然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但如果委托人发生了变更，控制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依靠资本市场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这种并购或代理权争夺，为公司所有者提供了有效的、低成本的监督。十、 公司治理的定义（一）公司治理概念的文献回顾在不同的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公司治理有着诸多含义，加之机构和个人在实践中也形成了对公司治理的不同理解，因此如何定义公司治理，诸多学者和机构的看法见仁见智。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迈克尔詹森和威廉麦克林1976年提出，由于股东和经理人员存在目标不一致性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协调经理人员和股东的诱因和动机，并使经理人员的自利行为产生的总成本降到最低。另一种对公司治理基本问题的解释是科克伦和沃特克提出的。他们在1988年发表的公司治理一文献回顾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问题包括高级管理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害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1）谁从公司决策和高级管理层的行动中受益？（2）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者的行动中受益？一旦“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则一个公司的治理问题即会出现。为了进一步解释公司治理所包含的问题，他们将公司治理分为四个要素，其中每个要素中的问题均由与高层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集团）相互作用有关的“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的不一致引起的。具体而言，表现在管理者有优先控制权，董事过分屈从于管理者，工人在公司管理上没有发言权以及政府注册规定过于宽容，而每个要素关注的对象则是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集团）中的一个，例如股东、董事会、工人与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股东的参与、重构董事会、扩大工人民主以及严格政府管理来解决。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1995年将公司治理解释为一种制度安排，他在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经理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奥利弗哈特1995年提出了一个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其认为，只要存在两个条件，则公司治理问题必然会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第一个条件是代理问题，确切地说是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工人或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二个条件是交易成本最大使得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公司治理可以被看作一种机制安排，用于制定那些事先未能做出的决策，治理机制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未做出安排，治理结构决定其将如何使用。钱颖一教授1995年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公司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一一投资者（股东与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些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如何配置与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与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及职工，以及如何设计与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利用这些制度安排的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降低代理成本。张维迎教授也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李维安教授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则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者、雇员、政府、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吴敬琏教授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中指出，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诸多国际组织也对公司治理进行了定义和说明，其中以英国卡德伯利报告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台的公司治理原则最具代表性。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在1991年成立了专门负责调研和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卡德伯利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2年提交了一份卡德伯利报告。该报告认为，公司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公司的内部控制。报告建议董事们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描述，同时规定建立审计委员会，并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声明进行复核。OECD公司治理原则（2004）指出，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该体系包含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整套关系。它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力分布，详细描述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还提供了设置和实现公司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决定了公司的架构。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能形成适当激励，使董事会和管理层能够做出有益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并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更好地利用公司所属资源。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机构投资者由于投资链拉长、被动投资等对参与公司治理的消极影响，在2015年颁布的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以下简称OECD新原则）中，对OECD公司治理原则（2004）中提出的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在体例上新增了第三章“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中介机构”。第三章的7条规定中有4条是关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规范。OECD新原则第三章的导语开宗明义地提出“公司治理框架应当在投资链条的每一环节中都提供健全的激励因素”，就是针对投资链拉长的情况，强化投资链上各个责任主体的职责履行，倡导建立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二）对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一般来说，公司治理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对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所做的制度安排，关注于解决公司内部的所有权安排、激励机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结构等内部管理问题。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既包含公司内部治理所涉及的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内部治理机构和激励机制，又包含由外部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等共同构成的公司外部治理。公司治理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集团，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内涵的发展而变化。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公司治理，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的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及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与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其包括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两部分。（1）公司治理是研究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者的一门科学。企业利益相关者就是任何可能影响企业目标或被企业目标影响的个人或集团，包括所有者（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债权人与债务人、员工、供应商与客户、政府与社会等，这些利益关系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业绩。（2）公司治理是研究企业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的一门科学。从，狭义角度上理解，是基于企业控制权层次，研究如何授权给职业经理人并针对职业经理人履行职务行为行使监管职能的科学。企业控制权划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那种能在事前通过契约加以明确界定的权力，剩余控制权是指那种事前没有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之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包含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前者是以股权比例反映的收益权。（3）公司治理是研究企业各利益主体在权力和利益之间相互制衡的一门科学。制衡是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机制，公司治理就是要使各利益主体在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间建立相互制衡的制度，共同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然而，公司治理的目的并不是相互制衡，制衡只是保证公司科学决策的方式和途径。十一、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与英美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同，德国和日本形成了以内部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其中德国公司主要以银行和职工持股，较强依赖外部资本性为特征；日本公司主要以“债权人相机治理”和“法人交叉持股”为特征。德、日两国均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能够迅速恢复经济发展水平，其政治和经济的高度集中和共同主义的意识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德国、日本和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发展较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恢复本国经济、德国、日本两国实施经济强国战略。俾斯麦时期，德国积极发展以法兰西等大型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它们充当了风险投资公司的角色，为政府建立现代工业的目标服务，为企业提供融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没有超级富豪和发达资本市场而又需要大量资本进行经济重建的情况下，银行充当了为政府建立现代工业目标服务、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工具。在企业需要资金还贷时，德国的银行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实现了对各类企业的换血易主。日本在战后对金融机构的管制政策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大力扶持银行间接金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占领军最高统帅强行解散财阀，并出售财阀的股票和实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股票迅速从个人手中流向与企业关系密切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手中。再加之为防止加入经合组织且保护本国企业被兼并，日本政府大力鼓励企业之间地相互持股，企业集团的出现有效地阻止了外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侵入。两国政府在法律政策上也向金融机构倾斜，如德国全能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持有非金融机构的股权，日本规定商业银行最高可以持有企业股份的5%，保险公司最高可以持有企业股份的10%，而投资基金在这方面没有限制。德国的法律规定，只要银行持有公司股票金额不超过银行资本的25%就不受法律约束，而且银行可以提供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广泛业务，可以无限制地持有任何一家非金融企业股份。日本规定银行可以持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与之相对应，德日对直接融资采取歧视性法律监管：证券市场除了只对少数国有企业和电子行业开放外，还严格控制企业在国内发行股票和长期债券程序。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商业票据和国内债券、外汇债券和欧洲债券才获允许发行。德日模式的形成还与两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特点、历史背景存在极大的关系，日本和德国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都是存在着集权传统的国家，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崇尚“共同主义”和“群体意识”的独特文化价值观。德日两国历史上都存在着较长时期的集权政权，人们较为容易认同统治权力的集中。在文化教育和价值观上都强化共同主义，具有较为强烈的群体意识，重视追求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一些民众对权力的集中并不反感，相反，他们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十二、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一）相对集中的法人股东股权结构与英美模式下企业主要依靠向众多个人投资者发行股份筹集公司资本的传统不同，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公司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筹集的，形成了以相对集中的法人股东持股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相互持股的现象往往发生在一个企业集团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这种持股模式能够加强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系，并且有利于防止企业被吞并。且由于德日公司有交易关系的公司之间交叉持股极为普遍，股东持股也较为稳定。与英美模式的博取股息红利和资本利得等投资收益不同，德日公司中法人股东持有股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和该企业长期维持多方面的交易关系，以企业长期成长为核心。（二）股权控制弱化，经营管理者拥有极大的经营决策权在股权结构的分布上，由于个人股东的持股比率很低，因此个人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很小。企业的大股东一般都是企业法人，正是由于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从而形成了相互控制的局面，所以在企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大股东是很少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由于法人股东之间的互不干涉，经营者因此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控制权。日本商法中关于制衡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并以此来保障股权控制的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日本，股东大会仅是个简单的仪式，并没有发挥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据相关统计，75%的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分钟。股东从不对大会的讨论内容进行提问，经营者也只是对公司的相关经营问题进行简单的陈述，并未涉及实质内容。而在行使投票权的过程中，有近半数的股东的选票是空白的，这就说明他们在投票之前，就以默示的方式同意了股东大会所讨论的问题了”。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董事会是广大股东所选择的作为代表股东对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机关，它理应对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从而维护股东的权益。但现实情况是，在日本公司之中，公司中的董事会成员几乎都是由“内聘董事”组成，尴尬的是，这些董事又都是总经理的部下，他们在业务上服从于总经理，并且在人事方面亦受到总经理的控制。在受“长幼有序”的文化观念深刻影响下的日本，总经理作为董事的上级但要受到作为下级的董事的监督，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独立监察机构虽然是与董事会平级的机构，但它的组织成员绝大多数在公司地位比总经理低得多，他们同样也是公司总经理的部下，因此监事会的功能是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分权制衡的治理机制并未真正在日本公司之中发挥出实质作用。（三）严密的监督机制在此模式下对企业经营者的内部监督主要来自3个方面。1、主银行的监督主银行，即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居第一位的银行，是公司的主要贷款方，同时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当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时，主银行只是“贷款者”角色，不会轻易地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时，主银行便会行使其股东权力介入公司的管理中。它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公司内部事务进行干预，实施包括债务展期、减免利息、注入资金等金融援助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在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情形下，甚至会对公司进行接管。2、企业集团内部监督由于企业法人因集团公司持股而存在，企业集团彼此之间持股比例很高，一般会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来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如向持股公司派遣人员来加强管理、通过关联交易以及设置经理会等方式发挥对公司的监督作用。且在德日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的业务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相分离，形成了执行董事会（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监事会）两种管理机构，亦称双层董事会。在德国监事会独立发挥对公司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在日本，作为第二董事会的经理会是企业集团内部的核心，是企业在相互持股和融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监督组织，主要是用于情报交流、信息沟通和意见的协调。虽然经理会并未设置相应的投票表决机制，各个参与者之间也不存在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但各企业的管理者都会感受到来自委员会内部的压力，并在这种“多数对一的支配结构”下同意多数人提出的意见。3、公司成员的监督由于受到日本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强调决策一致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独有的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幼序列制的人事制度的影响，成员对企业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把自己的利益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从业人员对集团的主导控制。日本公司的从业人员可以对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基本问题享有发表建议的权利，并且能够很好地被采纳。在工人运动极为活跃的德国，职工参与决定制度也是其独特的监督机制。由于在德国历史上，早期社会主义者就提出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德国职工参与意识进一步兴起，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成员中必须有职工成员。十三、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论一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公司的获利性和增长性、获取资本的能力以及资本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治理程度越好的公司就越有竞争力，就能以较低的资本成本更方便地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迫于竞争压力，公司会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方式，这就促使全球公司治理最后趋向于单一的最有效的模式。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几种公司治理模式内在的体制缺陷日益暴露，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各国纷纷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最终以美英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两种主要治理模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东亚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不断向此两种模式靠拢为标志，出现一个公司治理国际趋同的迹象。（一）美英公司治理模式开始重视“用手投票”的内部治理机制美英公司治理模式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日趋稳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逐渐被重视以及强化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等方面。1、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由于银行双重身份所赋予的“相机治理”功能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证券市场所难以达到的直接监督作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开始重视银行的作用，并逐渐放松对银行的限制。以美国为例，1933年对银行法的改革突破了银行分业经营的严格限制，而1987年银行公平竞争法案的实施，则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涉足证券投资等非传统银行业务，1997年进一步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限制，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从而放松了对银行持股的严格限制。2、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其持股日趋稳定由于机构投资者手中持有股份过多，难以在短期内找到足以买进这些股份的买主，因而要想全部卖出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将手中持有的巨额股票抛售会引起股市大跌，并因此累及其他股票，又会使机构投资者自身蒙受更大损失。这就在客观上迫使机构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逐渐向长期投资者转化，并借助投票表决机制直接参与公司决策以保证权益不受损害。这说明英美的投资机构比过去更多地关注其持有股权公司的长远发展，开始较多地介入公司经营活动，监督公司经理的经营行为，促使经理从长远角度进行决策和管理，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3、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逐渐被重视近年来，传统的英、美公司治理强调股东至上的原则有所改变开始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该法案一反传统公司法中“股东至上”的准则对股东的权力和利益做了限制，对工人利益予以保护，并授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力。它包括四条新条款：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敌意接管计划宣告后18个月之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敌意接管者所获的利润；成功了的敌意接管者必须保证26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最引人注目的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力，而不像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此后美国其他州也竞相修改了公司法，允许（甚至要求）经理对比股东更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等）负责。4、强化对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为了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美英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公司为了增强对经营者的监控，开始借鉴德国模式，试图引进董事会内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角色分工，以期非执行董事能将更多精力放在替股东监督经理上。（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开始重视“用脚投票”的外部市场机制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银企关系发生变化和法人交叉持股的比例降低等方面。1、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德国和日本公司的直接融资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间接融资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在19751985年，德国和日本两国企业直接融资总额占对外融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2.5%和14.6%，在19861990年，其比重分别上升为18.2%和30.4%。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个人股东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德日两国对有关股份公司法律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进一步放宽或取消了对证券市场的限制。2、银企关系发生变化，银行作用弱化长期以来，高负债经营是德日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证券市场发展的明显加快，直接融资在企业资金来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加上工商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使德日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减弱，公司负债率呈下降趋势。以日本为例，80年代初，日本主要大公司的平均债务股本比为2.75：1，其中64%的外部融资来自银行贷款，但到1990年，总的债务股本比大致为1：1。与此同时，银行与企业在信贷上的合作，由银行的单向选择变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银行不得不放松对企业贷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