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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拿来主义对于喜欢鲁迅的人来说，阅读鲁迅是一种力量，是生活的习惯，甚至是一种信仰。鲁迅生前对杂文创作的执着和逝世后其深邃、复杂的精神意气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照, 使鲁迅与杂文的话题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最迷人也是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谜。在深层的形态里, 鲁迅杂文对中国20 世纪杂文的影响, 几乎一刻未曾中断过。它矗立在那里, 仿佛是一种不尽的精神话题, 一个永远耀照的光源。徐中玉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一）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写于1934年6月4日。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是鲁迅一直非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他的观点最早偏重于对某些顽固派吹捧“国粹”的批判，接着也批判过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这在当时，他的批判都有针对性，是针对着全盘继承论和全盘否定论两个极端的。两个极端当然都不对，反对走这两个极端，如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另外探索正确的道路，本来完全有可能，但由于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态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彷徨，甚至害怕起来了，对文学遗产采取了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态度。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张革新，要求创新的进步人物。在他们看来，不向文学遗产拿点东西，照样可以创造出新文化、新文艺来，仿佛革新与继承是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必然关系的。正是针对着这种新情况，新问题，也怀着不可抑止的激情，写了这篇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虽然在他成于此文前后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表现，但都不如此文表现得集中、全面而且形象生动。为了更详细地理解他这篇文章，我们有必要参看他其他一些文章。不过此文的确是他讨论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一篇最重要、最深刻的文章。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读时仍觉得虎虎有生气，充满着科学价值与革命精神。因为半个世纪来，被他在这篇战斗檄文里指责为“孱头”，怒骂为“昏蛋”，鄙夷为“废物”的人仍不断出现。他把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人指责为“孱头”。他把全盘否定论者，要放火烧光遗产的家伙怒骂为“昏蛋”。他把全盘继承论者，大吸剩下的鸦片者鄙夷为“废物”。他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拿来之后，“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为什么应该这么办？很清楚：“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而为了要做到这一点，他要求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二）大家知道，鲁迅早期曾非常尖锐地抨击过“国粹”。他曾以为要少看中国书，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怎么后来又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了呢？这里有没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没有矛盾，但有发展。在很多人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求冲破旧文化的桎梏向前迈进的时候，顽固派却涌出来大肆宣扬“国粹”的美妙，一定要大家仍唱老调子。本国独有的东西是否一定好？为什么都该保存，而且仍像神明一样向它膜拜？说是保存“国粹”，实际岂不是在反对革新，妄图保古、复古吗？当时的形势，保存了“国粹”，不抛弃了老调子，要保存我们的国家、人民便很难。而“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热风随感录三十五）。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可见，鲁迅在当时条件下狠批“国粹”，是把它作为顽固派妄图复古，反对革新的一块重要招牌来打击的，它打击了“国粹”，也就是打击了反动复古势力。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击这种复古伎俩，复古势力。显然还没有到对遗产需要提出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时机。须知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话，乃是鲁迅对当时的青年们说的，他认为当时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暂时不能作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与现实人生离开，应积极做点革新的事（参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当时的青年一般对遗产中的糟粕还缺乏辨别力，劝告他们少看或者竟不看，是出于一种爱护，使他们少受或不受毒害。鲁迅从未笼统地要求一切人都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恰恰相反，他多次慨叹过真正懂得遗产中的精华，正确理解遗产的作用的人太少了。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搜集整理了很多古籍；他还想亲自编写一部文学史，可惜未能实现。只要稍加分析，对照事实，就可知道他从批判“国粹”到后来的主张“首先拿来”，其实是并不矛盾的。当然，其间有发展。主要的危险已经不是复古或崇洋，一般青年已经逐渐长大，有一定辨别力了，创造革命的新文艺的需要更迫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传入以及苏联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方面的某些经验教训的介绍，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鲁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使得他的观点更加辩证、完整、深化。我觉得，写成于拿来主义之前一年的关于翻译（上）中间的这一段，透露了发展的重要消息：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鲁迅也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指出这个著名的观点的：“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时代不同了，新的青年长大了，要创造革命的新文艺又必须从旧文艺和外国作品中择取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就把他随着形势的改变和学习的深入而发展了的思想写在这篇拿来主义里了。（三）为什么创新必须择旧择取中国的和外国的旧文化？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曾引过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话，也赞赏过他在革命之初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等。这道理，用鲁迅自己的话，便是：“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仍然有所择取。”“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致魏猛克1934年4月9日）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旧文学衰颓，来了一个新的转变，这转变往往得力于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欧洲的印象派，是吸取了从中国和日本传去的画的养料而形成的。新阶级的文学也一样。文学遗产中一切进步的，合理的，科学的，美的东西，都仍能对新阶级的文学，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提供有益的成分。为什么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会成为一个国家创造新文化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因为可以从旧文化中择用的养料多极了。鲁迅后期杂文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瑰宝，它正是从对地主、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批判旧文化中的糟粕，吸收、改造、发展其中对无产阶级有用的成分，它就成了新阶级的新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择取中国的旧文化，会产生出鲁迅的这种锋利无比的杂文来。其实不只是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的新战士，最早又何尝不是从旧社会中培育起来，改造成长的？过去并无无产阶级，就是有了无产阶级之后，很多革命家包括革命导师在内也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受过较长时间的旧教育。旧文化并没有妨碍他们转变立场，甚至成为革命导师。在他们成为革命导师之后，对旧文化还是竭力主张吸收和改造利用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选集，第四卷）如果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那么对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作用，也会否定或怀疑了。这方面我们积下的沉痛教训是非常怵目惊心的。鲁迅的思想，显然是受到列宁的影响，并同他一致的。在他写作拿来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待大力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质量正待迅速提高。但不少人对文学遗产却不敢接触，中国的外国的旧文化都不要，好像一接触就会被染污、被俘虏过去，不得了。他们也说要成为新人，也说要创造新文艺，可就不懂得：“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指责这种人为“孱头”，实出于如焚的热情，对这种人中的大多数，是由于“恨铁不成钢”，是想借此激出他们的勇气，把他们狠推到前面去。（四）对“昏蛋”和“废物”，鲁迅只有愤怒和鞭挞，而对“孱头”则不同，鲁迅讲过很多话，摆事实，讲道理，希望他们不要再这样的害怕。参看一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他这篇文章。第一，他认为避忌旧文化，乃是衰病，无力，缺乏自信的表现；壮健，有魄力，富于自信的人是决不会这样的。他说：“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坟看镜有感）他说像这类人物，如果再不振作，就会更加衰弱下去，因为终日战战兢兢，先已丧失活气了。他又说：“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关于知识阶级）如果知识阶级如此胆小，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一看到俄国的小说，就怕得发抖，对西洋文明也唯恐受害，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进步呢？岂止不能进步，将来必定要灭亡。他说汉唐虽有边患，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时，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一到衰弊陵夷的时刻，神经就衰弱过敏，对外国东西，便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参见坟看镜有感）我们究竟是甘心当弱者，还是应该努力做强者？第二，他认为文艺上的创新必须择旧，一味害怕，是决不行的。他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坟看镜有感）十年后他在论新木刻时，又指出有两条路，一条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另一条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他认为我们对旧文化，无论是中国遗产中的精华还是外国遗产中的良规，实在都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只要是优点，他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第三，他阐明了保存遗产与开创新业的辩证法。他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你要在文艺上有所开拓，有新的建树吗？那就要保存遗产。保存当然不同于保古，不是为了复古。保存下来也不是模仿和照搬，而只能是为了择取优点。如果只为复古、保古而保存，由于大家都反对复古、保古，遗产就保存不住。只有抱着革新的目的，认识到了择旧的重要作用，遗产才会得到大家的重视与爱护，所以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最理想的遗产保存者，而遗产中的精华，亦只有在革命者手里才能得到开拓，并成为建设新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难道我们还能把保存（择取）和开拓、建设割裂了来理解？（五）最后，再说说为什么要“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是流行在我们江南地区的一句口头语。三乘七，二十一，原是对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意思是如果经过考虑决定了要做某件事，认为非做不可了，那就不要再犹豫不决，计议末节，三七是二十一也好，不是二十一也好，反正是做定了，别人的七嘴八舌，亦都由他去。 “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所以文题即为拿来主义。如果没有一点勇气，东张西望，畏畏缩缩，欲拿又怕，拿了又不敢分别对待，就不成其为“拿来主义”了。 “拿来主义”好得很，因为它有科学性。如果不先拿来，许多有用的东西就被抹煞、毁灭了，还谈得到什么使用与存放？对旧文化，当然需要“批”，这有利于择取，但若像“四人帮”这些“昏蛋”一样，“批字当头”“大批判开路”，实际是首先要毁灭大批遗产。把遗产大批大批地烧光，或用行政命令投入冷宫，这还怎么能进行择取、谈得到使用呢？只有首先拿来了，不毁灭掉，才能进行择取。你要“批”，尽管“批”，批对了固好，批错了还能够改回来，反正东西仍在，不致无法补救。“十年浩劫”中我们毁灭了多少文化遗产啊！“拿来主义”好得很，因为它同时也有革命性，创新离不开择旧，不先拿来无从创新。鲁迅的思想、主张所以特别有力，即在富有科学性。它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而科学性则始终是基础。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问题上，亦复如此。（选自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一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作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亻叔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注：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开宝八年(975)为吴越王钱亻叔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倒坍。义妖传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化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乾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水满金山”“和白传员祭塔”，都是白蛇故事中的情节。金山在江苏镇江，山上有金山寺，东晋时所建。白状元是故事中白蛇娘娘和许仙所生的儿子许士林，他后来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被法海和尚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相见。本文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说：“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亻叔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十一月三日。”保亻叔塔在西湖宝石山顶，今仍存。一说是吴越王钱亻叔入宋朝贡时所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中有简单记载：“杭州有保亻叔塔，因亻叔入朝，恐其被留，做此以保之今误为保叔。”另一传说是宋咸平(998-1003)时僧永保化缘所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 鲁迅“友邦惊诧”论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注】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探究】鲁迅杂文遗产的广阔性与深邃性, 一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文化之谜。进入20 世纪以来, 有谁像鲁迅这样对惰性文化圈、对世俗社会进行过如此精到的解剖与批评? 有谁那么切实而深入地站在生活的前沿, 把世间的诸种不平和大众的心声, 如此高亢地呼喊出来? 有谁对生存和生命的状态, 特别是中国人的灵魂进行过如此严厉的审视和拷问? 它所产生的引力不仅是前无古人的, 而且直到今天, 还没有哪位作家能接近他, 更谈不上超越和取代，尽管无数作家刻意学习、追求他。【推荐阅读】 鲁迅杂文全编王得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精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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