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逆转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中国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逆转现象与原因黄炜 作者邮箱：huangweipku；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摘要：最近国外许多研究均已发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国家，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超过男性。本文主要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的问题。通过对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和2002年CHIPs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人群中，女性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通过总结近年国外文献的结果并结合分析中国现状，本文给出了一些对此现象可能的解释，如：女性在学校的成绩上升，家庭因素以及一孩政策等，并通过对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CHIPS数据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与解释是一致的。关键词：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中国Abstract：There are many recent papers investigating the issue about education gender gap reversal in many countries, like US, UK, Australia and so on. Gender gap reversal is the fact that college rate of women has exceeded that of the men.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at phenomenon in China. By using 2005 population survey and CHIPs 2002, I have found that gender gap reversal starts about 1980. By reviewing literature in other countries and analysis in our data, I have found several potential reasons to this phenomenon in China, such as girls academic performance becoming better, average level of girls family background being higher and One-Child Policy.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Gender gap reversal, China1. 文献回顾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反超男性的现象已经在很多发达国家得以发现。Goldin (1992,1997,2006)发现自从196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并把这一现象称为高等教育性别差距逆转。Buchmann et al (2004, 2006)通过不同的数据也验证了Goldin的发现。随后，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类似现象，如：澳大利亚(Booth et al, 2009)，加拿大(Christofides et al, 2009), 英国(Tampieri et al, 2010)。在2008年OECD的报告中，17个OECD国家中的15个已经相继发现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超过男性(OECD, 2008)。在Becker (1967)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水平是投资的决策选择：教育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教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回报率。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上升，是女性高教育水平比例上升一个重要原因。Walters (1986)利用加总数据和时间序列模型，发现了1952年至1980年间美国女性高等教育比例的相对男性的显著上升这一现象，并把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女性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变化：因为高等教育水平女性职业的工资变得更高，所以女性高等教育的比例在快速上升。但是，Averett和Burton (1996)以及Charles和Luoh (2003)年利用CPS的数据，发现在这段时间内，男性工资的教育回报率却比女性的上升的更快。进一步，Charles和Luoh (2003)指出女性的高等教育水平比例的相对上升可能是因为男性参加高等教育回报的不确定性增加。他们发现高教育水平的男性工资的不确定性减少了男性参与高教育水平的激励。Goldin (1992,1997)通过将女性分成大学毕业于1900-1919, 1920-1945,1946-1965,1966-1979年等不同时间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回报率”这一概念，包含了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工资高低等因素，发现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对男性是在上升的。并用这一现象，来解释不同性别的高等教育比例差距的缩小甚至反超这一现象。Goldin (2004) 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在样本中加入了大学毕业于1980-1990年的女性，结果与之前的结论一致。 考虑到教育的回报不仅仅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在婚姻市场上，教育的优势也同样存在。Diprete和Buchmann (2004)通过对MCPS数据的分析，支持性别差异逆转这一现象发生于女性生活质量上升的阶段。进一步分析发现，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具有更高的结婚率并更容易获得稳定的婚姻和家庭。Goldin et al (2006) 发现高教育水平的女性相对教育水平低的女性更易在婚姻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并且更加容易获得事业上和家庭上成功。最近，Chiappori et al (2009)通过建立了一个婚前不同性别的教育投资模型并通过实证数据的支持，指出女性高教育比例的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可以在婚姻市场上找到一个高等教育水平的男性作为配偶。而一个高等教育水平的丈夫相对于其他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更高的工资回报。因此，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可以在婚姻市场获得优势，通过配偶选择这一途径，获得相对男性更高的教育回报。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水平的决定是由教育回报和受教育成本双方共同决定的。受教育的成本下降，也是女性教育水平上升一个重要因素。Goldin et al (2006)指出女性高教育水平的比例迅速上升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女性在高中时期学术方面准备的较为充分，成绩相对较好；相比较而言，男性更加容易沾染上恶习。Buchmann和DiPrete (2006)同样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因为女性的学习表现比男性相对较好，准备的更加充分，使得上大学对女性而言所需的成本就更低。除了在教育回报率上升和成本下降外，Buchmann和Diprete (2006)还发现了家庭背景对于男女性别差异的影响。他们用NELS的数据，发现男性教育水平相对女性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父亲的教育水平较低或者缺少亲生父亲的照料。该文章的模型中假设，母亲最大化她所有的孩子的效用，而父亲只最大化他自己亲生的孩子的效用。而女儿的教育水平往往和母亲的更为相关，所以，女性高教育比例就超越了男性。2. 本文研究动机以及介绍研究教育的性别差异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首先，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基础。教育的性别差异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差异，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会可能会导致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其次，男女教育水平差距会导致婚姻市场上均衡的变化：随着高等教育女性的比例逐渐上升并超过男性，以后家庭中女性教育水平超过男性的比例将逐渐上升。于是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经济地位等都可能会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将会对以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很深远的影响。最后，教育性别差异的变化反映了当前或者早期社会经济体制和格局的变化。对此现象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会对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等指出相应的方向并给出实际且有效的意见。本文主要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的问题。据我所知，本文是第一篇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的论文。本文主要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没有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的现象；第二，如果存在该现象，那么主要发生在什么地区，逆转的程度有多大；第三，这一现象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证据支持。本文的第三部分就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的确存在高等教育性别逆转问题。第四部分，本文给出可能的原因，并给出相应证据。最后一个 部分是总结和讨论。3. 中国的高等教育性别逆转本文采用中国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问卷有涉及明确的出生年月问题以及详细的教育情况问题。问卷中，受教育程度分为7类：1，未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学专科；6，大学本科；7，研究生级以上。教育水平回答了2-7的人还会回答教育完成情况。本文中，我们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归为一类：大学及以上，也就是本文定义的“受过高等教育”。根据我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年限 一般小孩从7-8岁开始上学，小学一般是5-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从而上到大学的年龄应该是18-20岁。，我们选取至少20岁的人群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在20岁以前还有许多人是高中在读的 这一结论在后续的讨论也会涉及，而较难分析出他是否以后会上大学。因此，我们选取出生于1940年至1985年之间的人作为研究样本，画出这年龄段的上大学比例随出生年份变化的趋势图，如图1所示。其中男性上大学比例指的是出生于当年的男性中有多少比例的男性的报告学历在大学及以上。女性的定义同理得出。图1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性别差距自1940年出生的人开始分为三个阶段：出生于1940年到1960年间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分别在男性和女性中都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男性显著的高于女性，差距基本上没有改变；出生在1960年至1970年间的人群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均显著的上升，但是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且保持稳定；最后是1967年以及以后出生的人，虽然男性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均在快速上升，但是女性上升的速度比男性更快，在1981年及以后，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超过男性，也即高等教育性别逆转。自1984年开始的下降，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人还处于高中在读的状态，但是依然是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图2表示的是出生于1940年至1985年人群中的男性和女性上大学比例之比值随出生年份变化的趋势图。从图2得出来的结论与图1类似，但是更加直接：首先，在1960年之前，男性比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显著的高于1.5，波动较大可能原因是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基数很小，只要男性或者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有波动，该波动就会因为分母较小而被放大；其次，出生在在1960年之后至1967年间的人群中，男女高等教育比例开始稳步下降，结合图1，主要原因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均在稳步上升虽然两者差距大小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因为基数的变大，导致了男女高等教育比例之比在下降；最后，出生于1967年及以后的男女高等教育比例的比值的下降主要归结为女性的上升幅度高于男性，两性差距迅速缩小，而且出生于1980年后的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就开始高于同年龄的男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并且自此之后，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图1和图2的结论是一致的，自从1980年出生人及以后的人群中，高等教育性别差距的逆转已经发生。因为中国的地区分割和差距情况比较严重，我将样本划分为两类：农村人口样本和非农村人口样本。根据上述方法，将非农村人口样本画出图3a和图3b，农村人口样本画出图4a和图4b。注意，在此并没有考虑户口因上学迁移的情况 因为农村户口人群的高等教育比例远低于非农业户口人群的高等教育比例。图3a和图3b告诉我们非农业户口的样本中，自出生于1979年后的人群里，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就超过男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和图1、图2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开始超过男性发生在1980年左右出生的人群中。而通过图4a和图4b，我们发现农村户口的男性高等教育比例一直是比女性要高的。在出生于1970年及以后农村户口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在男性和女性中一直在上升，而且增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是男性的高等教育比例依然是高于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所以，虽然男女高等教育比例的比值一直在下降，但是始终是在1以上的，也就是男性高等教育比例高于女性。结合图3a和图3b以及图4a和图4b，我们发现实际上高等教育比例性别差异逆转现象主要是发生在非农业户口人群中，而且，因为非农业户口的高等教育比例远大于农村户口的高等教育比例 通过比较图3a以及图4a，一般在同一个出生年份的非农业户口高等教育比例大于农村户口高等教育比例的10倍，所以，高等教育比例的性别差异逆转主要发生在城市户口的人群中。另外，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城市样本的数据，利用和一开始相同的定义，我们将不同性别的高等教育比例以及它们的差距在图5中表现出来 同样是选取了20岁及其以上的样本，也即包括1982年在内之前出生样本, 因为数据样本量比较小，所以在各个年份之间波动比较大。类似的，我们也发现了自1976年以后出生的样本中 波动较大，1976这一数值值得进一步讨论，女性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超过男性。这里数值和前面我们得到的1980年稍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样本选择的不一样：在这里是城市样本，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选取的是所有样本以及非农业户口的样本。虽然采用的是不同的数据，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比例的性别差距逆转已经在中国开始，而且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因为非农业人口女性高等教育比例的上升。相信这一现象会在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中得到进一步验证。4. 原因和验证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的现象和相关背景。这一部分主要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通过数据分析给出相关的证据。4.1. 成绩因素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录取均是通过高考分数，通过审核进行招生的。除了一些特殊的专业外，对于生源的性别没有特殊限制。因此学生是否能进入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考分数超过该高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女性高等教育比例超过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原因是女性在学校的表现好于男性，也就是女性的成绩比男性好(Goldin et al, 2006; Buchnann et al 2006)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进入大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高中毕业，而中学时成绩的好坏是直接决定个人是否能被大学录取的。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访问员会对高中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应答者问：“您当时在该中学的学习成绩属于以下哪一类？”回答有5个选项：1. 最好的20%；2. 中等偏上的20%；3. 中间的20%； 4. 中等偏下的20%；5. 最低的20%。因此，我采用该数据并将样本限制于20至40岁之间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样本观测值个数为5011。我们将报告高中成绩在该中学前40%定义为成绩较好的一类，在5011个人中，报告自己成绩较好的平均值为0.57，标准差为0.495。 因为篇幅限制，样本统计描述在此略去，如果需要，请直接联系作者, 因为在当地高中读书的不仅仅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中，而城市中的教育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因此平均值大于40%是比较正常的表1为OLS为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因为我们采用的是2002年的数据，主要关注的为20至25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在该年龄段女性的高教育比例超过了男性。因为年龄为20-25岁是参照组，女性和年龄20-25岁交互项就反映出在该年龄段中，女性成绩好的比例比男性高多少。在回归中，控制变量还包含应答者的户口类型，民族类型的虚拟变量。在没有地区固定效应的时候，该系数为0.0839，分别加入省份和城市地区固定效应时 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可能不一样，该项系数变为0.0834和0.0752，但是这些系数均在在1%水平上显著的。表明在该年龄段中，女性比男性报告好成绩的概率多7.5%至8%之间。在2002年时，25岁以上人群中尚未，或未明显出现女性高教育比例反超男性的现象，从女性该年龄段交互项的各项系数中，我们发现结论和我们的发现是一致的。而且，对于2002年36岁以其以上的人群中，结果表明女性报告成绩好的概率显著的比男性更低，这同样和我们在第二部分发现的现象是一致的：出生在1962至1966年之间的人群中，男性高教育比例显著比女性高教育比例高。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和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也即女性高等教育比例高于男性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性的在高中的成绩比男性好，这一结果和以往国外的研究也是一致的。4.2. 父母教育因素很多文献指出家庭背景是一个解释子女教育类型的非常重要的变量。父母亲的教育与子女教育之间就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是否是因为父母亲的教育水平高而使得女孩的教育水平更高呢？通过分析表明，这方面的因素的确存在。为了研究父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女性教育水平的影响，选取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因为出生于1978-1980年后的人在1990均未成年，而在2000年之后，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上了大学的这部分人，很可能已经不在父母亲的身边，以家户为单位的人口普查就很难将子女的信息和父母的信息匹配上。为了分析他们童年时期的原因，我设立了以下的样本限制：1、非集体户口；2、有孩子的家庭；3、母亲生育子女数目等于其活产数；4、母亲生育子女数目等于在家户中观察到的子女数目；5、家庭中最大的孩子年龄不超过17岁。将样本限制完后，还有2308207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女孩的比例为0.47。 如需具体的样本描述数据，请联系作者将孩子的性别为女性作为因变量，我们主要关注父母亲教育水平这一因变量：父亲是否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和母亲是否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出生胎次，家户中的孩子数目。表2报告的就是OLS回归结果。在（1）至（3）列中报告的是总体样本的结果，结果表明，高教育水平的家庭中女孩的概率更高，当加入出生年份控制和地级市控制之后，系数为0.0325和0.0164，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父亲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则该家庭中女孩的概率就会高出3.25%，母亲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会让这个概率高1.64%。同样，当样本限制在非农业户口上时，父母教育水平高的家中女孩比例相对较高的结论也是成立的。进一步，将样本控制在只生了一个孩子的家庭中，结论也是类似的，尽管母亲的教育程度在控制出生年份后不显著 母亲的教育水平也会随着出生年份有较大的上升（特别是在只生了一个小孩的家庭），当控制住出生年份后，母亲教育的变化相对小了很多，因此母亲教育水平在这一样本中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了，但是父亲教育水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在高教育水平的家庭中女孩比例较高的结论是成立的，而且是稳健的。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呢？在父母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家庭中，偏爱男孩的现象可能比较严重，男孩比例在这些家庭中比例相对较大，而在父母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中，女性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回归结果与此结论也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女孩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就可能比男孩高了。但是，父母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中，偏爱男孩的现象本身就存在，为什么女孩高等教育比例会反超男孩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家庭中的孩子数目少了，如图6所示。母亲高教育水平和母亲低教育水平的定义同上，即母亲学历在高中及其以上称为高教育水平。图6说明，无论是高教育水平还是低教育水平的母亲，当家户中最大的孩子出生于1978年之后，在迅速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男孩和女孩从基数都变少，而女孩在高教育家庭中的比例中相对较高，使得现在女孩高等教育比例高于男孩。4.3. 一孩政策和男孩偏好在城市户口的人群中，我国某些地区在1976年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在1980年时，大多数地区开始实施一孩政策，即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家庭的平均孩子数目就开始显著下降，如图6所示。而我国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开始超过男性也是从出生在这一时间的人开始的，那么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使得女孩教育水平相对男孩上升呢？本文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国经历了历史非常久远的封建社会，男孩偏好现象比较严重，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当父母亲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时，女孩在家里的地位就会较低，当如果家庭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男孩受到高等教育的概率就会相对比女孩大，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而如果父母第一胎是女孩，有较强男孩偏好的家庭中更倾向于生育第二个小孩。这样，在有较强男性偏好的家庭中，女孩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会低得多：首先是因为男孩的存在会使得女孩受教育机会下降；另一个是子女的数目平均而言会更多，女孩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会因此下降。为了支持这一推测，我选取和4.3部分同样的样本。选取为家中是否有男孩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包含孩子的出生年限，胎次，家户中孩子数目，家庭户口类别，并控制地级市固定效应。在不同的样本中，得到不同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无论在什么样本中，家中有男孩的概率随着年份的推移均在稳定下降；这一现象，在给定有男孩偏好这一前提条件下，女孩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增大，也给女性在高等教育比例上反超男性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另外，胎次别的系数和孩子数目的系数均是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胎次别系数为正说明生第二胎以及多胎的动机可能源自于男孩偏好：因为在给定孩子数目的家庭中，胎次多会和家庭中有男孩正相关，这说明了第二胎以及以后各胎男孩的比例要比第一胎高，这一事实和中国男孩偏好现象是一致的。孩子数目系数为正，且值相对胎次系数要大得多，因为孩子数目越多，生有男孩的概率自然也就越大。在非农业户口人群中实施的“一孩政策”减少了家庭中孩子的平均数目。这一政策促使许多有男孩偏好的家庭的孩子数目减少，从而导致了家中有男孩的比例显著下降。给定中国男孩偏好的事实，家户中有男孩的比例下降会使得，女孩拥有更大的机会来获得高等教育。这和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致的。5. 总结最近国外许多研究均已发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国家，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超过男性。本文主要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的问题。通过对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人群中，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进一步，通过将样本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类，本文发现高等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主要是在非农业人口中。这一结论也通过CHIPs数据得到了验证。通过总结近年国外文献的结果并结合分析中国现状，本文给出了一些对此现象可能的解释。首先，女性在中学时成绩上升是女性高等教育比例超过男性的直接原因。通过CHIPs (2002)数据，本文发现出生在1977年后的女性报告自己成绩在前40%的比例在平均值上已经显著超过了同年龄段的男性，验证了这一结论。另外，通过分析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发现出生于1975年以后的各年龄段的女性和男性中，女性更可能出生于高教育水平的家庭中，因为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父母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加上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基数的减少，使得女性高等教育比例超过男性成为客观上的可能。最后，本文还给出一个原因，就是一孩政策和男孩偏好。原因是一孩政策导致家庭中孩子数目明显减少，从而导致家户中有男孩的比例明显减少。因为男孩偏好的存在和相对减轻，使得女孩高等教育比例在1975年后显著上升，并超过男性。 参考文献Alessandro Tampieri. “Education and Marriage: Theory and Evidence”, Working Paper, 2009Alison Booth and Hiau Kee., “The University Gender Gap in Australia: A Long-run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2009Claudia Buchmann and Thomas A. DiPrete. “The Growing Female Advantage in College Completion: The Role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Vol. 71, No. 4: pp. 515-541Goldin Claudia, Lawrence F. Katz, and Ilyana Kuziemko. “The Homecoming of American College Women: The Reversal of the College Gender Ga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Vol 20, No. 4Goldin, Claudia. 1991. “Marriage Bar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arried Women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50s,” in Favorites of Fortune: Technology,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 Rosovsky, D. Landes, and P. Higonnet,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51136.Goldin, Claudia. 1997. “Career and Family: College Women Look to the Past,” in Gender and Family Issues in the Workplace. F. Blau and R.Ehrenberg,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Press, pp. 2058.Goldin, Claudia. 1998. “有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une, 58:2, pp. 34574.Goldin, Claudia. 2005. “From the Valley to the Summi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Work.” Regional Review. 14:3, pp. 512.Kerwin Kofi Charles and Ming-Ching Luoh,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leted School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Vol. 85, No. 3: pp. 559-577Louis N. Christofides , Michael Hoy , Ling Yang. “The Gender Imbalance in Participation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 (1977-2005)”,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2791, 2009Murat Iyigun. “Building the Family Next: Pre-Marital Investment, Marriage Markets and Spouse Alloc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Pierre-André Chiappori, Murat Iyigun, and Yoram Weiss., “Investment in Schooling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5, 16891713Suqin Ge and Fang Yang, “Accounting for the Gender Gap in College Attainment”, Working Paper, 2009Thomas A. Diprete and Claudia Buchmann. “Gender-Specific Trends in the Value of Education and the Emerging Gender Gap in CollegeCompletion”, Demography, 2006, Vol. 43, No. 1: pp.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