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的系统理论:静态分析vs动态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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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cher 阿克伦大学摘要:这篇文章探讨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本质,以及他们具体在政策制定的系统理论中的含义。本文说明了动态分析为解决长期问题的战略制定提供了基础,而静态分析由于只注重短期效益而破坏了长期态势,引起误导。当前政策分析的静态实质当前政策分析主要强调静态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单一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单向关系。单一静态分析假设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一个或多个因变量的变化。(Emmett & Melcher, 1978; Melcher, 1976)比如,当我们探究一个公司的环境特征如何在政策层面影响公司盈利时,比较静态学会比较同一公司在不同时期的几个点,同行业的几家公司,或不同行业的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例如,公司某一年的利润与其他年份相比如何,或不同时期几家公司的利润相比有什么变化。静态分析对及时突出强调某一公司或几家公司在某一方面的地位是有帮助的。它可以描述在一个给定的时间点,是什么因素影响战略决策的制定,并反过来影响效率的高低。图1的模型说明了静态政策分析过程。(Melcher & Melcher, 1977)在此模型中,一系列环境和资源性能被定义为影响战略决策的变量,并最终影响了企业的效率。每一个环境和资源变量可以分析为一个单向关系系统,战略决策被定义为一组中间变量,因变量则为效率测度。当以这种方式进行分析时,环境是公司要考虑的主导条件(Khandwallas 1977 terminology)。资源被设定为既定变量,战略决策变量作为一组中间变量,反映了公司对于既定环境和资源的适应程度。这两组因素共同决定了公司的业绩水平。环境-外部参数和机 会机会限制行业经济状况技术条件社会条件效率测度收益率销售趋势留存率市盈率战略决策市场财务生产组织组织资源物力财力人力名声* 图1 政策制定决策框架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在于这种方式假设公司不断趋于均衡状态。相关批评指出,静态分析忽视了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Kamenta, 1971; Melcher, 1976; Emmett & Melcher, 1978)当公司趋于均衡状态时,变量在某个时间点发挥作用,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持续的影响。例如,一场广告活动带来当时的客户反馈增加,只要广告支出一直维持,反馈也会随着时间一直持续。如果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被识别,那均衡假设就必须被丢弃,相反决策者应当考虑到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否会导致运动趋势趋向均衡或是不均衡的不同发展状态。在上述例子中,如果增加的销量是由更多的广告宣传引起的,那么另一个竞争者也可能采取与之相一致的抗衡手段,那么更高的支出只会导致公司的销量额在短期内得到提升,并且增加了公司成本这是两个导致不均衡的条件。通过假设单向效应和趋于均衡态势的运动,公司会采取导致意料之外结局的战略。通常这种策略在短期内起积极作用,但会阻碍公司的长期发展(Hall, 1976)。动态分析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有很大的不同。动态分析向被探究的关系系统中引入了双向关系或反馈回路。单向因果关系的假设是一个便捷的分析起点,但它已在早期被系统变量之间关系的探索所替代。(Blalock, 1969; Baumol, 1970; Ashby, 1968; Emmett & Melcher, 1978)图2显示了环境、资源、策略和效率措施之间的潜在关系。环境 战略 效率资源* 图2 环境、资源、战略、效率之间的潜在关系 B类模型A类模型环境资源策略效率C类模型环境策略效率环境资源策略效率* 图3 互为因果的三种动态模型在这些相互依存关系中,这些因素比其他更重要。当分析不同问题时,此分析只局限于特定关系。图3阐释了互为因果的三类动态模型。在A类模型中,环境既影响策略也影响资源;同时,策略和资源存在相互关系。举个例子,一家小公司在由大型竞争者和大的原材料供应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运作,若大型供应商控制了资源输入,竞争性市场结构便限制了市场价格。小公司的价格政策不大可能影响到市场结构,但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源水平。B类模型的例子是一个在迅速变化的科技市场中运作的公司。这家公司可能通过追求科研高支出的策略来适应市场。如果效益降低,效率下滑,就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策略的改变和重新评估。在C类型中,一个宽松的环境几乎允许任何策略的执行,并有助于公司提高效益。高效益则有助于金融资源的增加,而正是宽松的环境中金融资源的增加,支撑起了更多的商业行动。动态分析检验了在发生时间滞后时,反馈回路作为分析过程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量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无论这种滞后是几天的短时间段,还是几年的长时期,时间被引入到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模型中来。在双向关系中,一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第二个变量的变化,反过来第二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第一个变量的变化;两个变量的相互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均衡的达成,或直到系统崩溃。Richardson(1960)把这些相互依存性称为“反应过程”;Blalock(1969)称为“互惠关系”。在数学术语中,这类型的关系则被称为“联立方程模型”。图4便描绘了这样一个动态模型。T 3T 2T 1 * 图4 战略决策制定中的反应过程在图4中,T1中的环境因素限制了一段时期内的战略决策。为适应环境参数,战略决策的制定引起了T1中组织效率水平的变化,例如盈利率的提高。T1中的组织效率又影响了T2中的策略制定。假设系统中的其他变量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这种策略就会延续到下一阶段T2。如果策略无效,T2阶段就会出现重新评估和改变的压力。T1阶段的盈利率同样影响T2阶段中组织资源的有效性。公司的效率水平也会引起公司所处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变化。这种新的环境结构就会成为T2阶段中战略行动的决策参数。相互依赖的循环关系会随着趋向于均衡或不均衡的运动而持续发展。如果运动趋向于均衡,变量会在随后的阶段减小施加给彼此的压力。如果运动趋向于不平衡,变量会在每个阶段加强对彼此的影响。在动态分析中,趋势线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得到关注。静态分析假设一个变量不论阴性阳性,都会影响组织功能的方向,继而使组织达到均衡状态。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很多其他情况也可能发生,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持续变化,或围绕趋势线的波动幅度的变化。图5(略)描述了效率趋势的变化和变化率。在2.2,3.1,3.2和3.3组合,静态分析描述了效率测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组合2.2和3.2中,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效率围绕趋势线平稳波动。策略制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策执行,例如,为应对市场变化而进行的价格调整,或其他微调,比如把恒温器的温度调回标准水平。组合3.1和3.3是为了适应公司效率策略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后的新情况。新产品被引进,为提高产量而进行的资本支出,会稳定其竞争地位(组合3.1)。或者公司也可能面临急剧增加的竞争,对此,企业可以通过消除边际运营和减少成本来适应竞争,以此以低效率水平稳定运营(组合3.3)。其他可能的组合包括趋势线或围绕趋势线效率随着时间的持续波动。动态分析中一个不均衡态势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进,效率测度围绕趋势线在一定程度内平稳波动,但趋势线也在不断提升(组合2.1)。只要产品持续卖出,企业效率持续上涨,公司就可能在科研方面进行投资。或者一个公司在不断萎缩的市场上运营,其市场份额不断缩水。企业为了提高业绩,便会削减成本,变卖边际操作,缩减产品线范围,裁员,这些都会产生短期获益,但最终会导致业绩的进一步下滑,趋势线的下移(组合2.3)。一个公司可能会有效率平稳的产品线,但围绕趋势线的波动幅度会不断增加(组合1.2)。尽管趋势线的稳定性会被重新测评,但围绕那条线的增幅显示了,波动越大,该公司越容易失控。有关例子就是身处科技快速发展市场,盈利额及市场份额相应大幅提升的公司。公司为重新占有市场份额而进行产品革新,其他失去市场份额的公司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一轮新的改革竞争蓄势待发。公司寻求组合1.1所描述的情况,却可能陷入1.3的状态。在组合1.1中,随时间的推移,效率测度随指数曲线的上扬而增长的越来越快。初期围绕趋势线,效率会有平稳的波动,但更可能的是发生愈来愈大的波动。效率的每次下跌被更高水平的剧烈上升所扭转。这是“伴随时间的爆发”的一种形式,现阶段的运营为更快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施乐公司和IBM就是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的两个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采取用以减轻剧烈摆幅的核算方法,可能发生的剧烈摆幅便可以得到缓冲。一个公司最困难的时期是内爆:效率在某个时间段快速下降,直到破产(组合1.3)。短暂的恢复伴随着更大的跌幅。同样,核算方法会对剧烈的振幅进行缓冲,也有可能滞后于真实事态的准确反映。所做的战略举措往往是弄巧成拙,加速了公司的业绩下滑。在平稳或静态的均衡状态(组合2.2和3.2)中,变量之间伴随时间彼此产生了相同的或不断减弱的影响。在不稳定均衡状态下(组合1.2),变量随着时间彼此施加了更强烈的影响,但每种效果都会被相反的效应抵消。例如,在香烟上增加的广告支出可以为两家公司带来更大的销量和收益,但这种支出可能会被想要夺回销量和利润的竞争对手达到并超越。由于成本不断上升,并不太可能将其转嫁给消费者,情况变得不稳定。即使不断上升的成本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公司通常会动用不同数量的资源,否则就必须承认竞争成本以不断升级的速率上升。资源条件的均衡和不均衡指示效率条件只是描述公司业绩上升和下滑的措施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一段时期内公司资源是如何变化的。公司的资源基础包括:(1)实体资源,包括过时的到现在的;(2)财务资源,包括从有限的到广泛的;(3)人力资源,范围从浅到深;(4)商誉,从败坏的到赞不绝口的。(Melcher & Melcher, 1977)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不断采取策略用以挖掘、维护、构建这些资源。如果公司用以构建资源,那么资源总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如果资源总量减少,表明公司一直处于挖掘状态中;如果没有变化,则表明公司一直在维持着这些资源。例如,公司正在努力筹集新的资金,那么债务两清,留存收益增加,财务状况提高。如果公司正在挖掘现有财务资源,那么为了使得利润表看起来更好看些,它的流动性资产便从经营支出转向资本支出,同时外借资金以弥补运营成本,提高股本负债比率。如果公司正在发展新员工,新的就业岗位增加,更多高素质人才被雇佣,大量的工作申请得到储备。相反,也可能因为全面冻结招聘,工资远低于竞争对手,人力资源趋于萎缩,这些行为都会促使更多有能力的人才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引起人员外流,人力资源水平下降。人力资源还可能因为解雇整组专家(例如所有科研技术人员)或一定比例的劳动力等极端决策而减少。在更长的时间内,人力资源还会因降低标准和要求等因素发生微小的变动。银行更愿意雇佣大学生,而不是研究生;大学里的老教授都换成了年轻教授;奖金和福利相比其他公司降低了,以至于公司对于现有职员和潜在求职者的吸引力下降。实体资源是通过翻新建筑和更新设备得到构建的。为了保持其高效运行,物力构建决策需要人们不断的投资,任何疏忽和委任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实体资源的减少。疏忽包括支付的修理费用的减少,致使实体资源恶化;或当该行业出现革新时不能及时更新实体设备。委任导致设备迅速减少,比如说当业务暂时下滑时,航空公司会出售先进的飞机。商誉的构建需要依赖良好的产品质量保证,满意的客户服务,自由的退货政策和不断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可信度和持久性。拒绝提供保证,或不允许退换瑕疵品,客户服务差,不能提供耐用、值得信赖的产品都会导致名誉受损。商品销售/ 服务营业收入资源货物采购/ 服务营业支出效率测度* 图6 自营组织的简单流动模式实际鉴定资源变化的复杂性为评定一个公司到底是朝着均衡,或者多少程度的不均衡的方向,包括向内爆破(萎缩)和向外爆破(扩张)创造了实际难题。但基本情况可以说明,正如图6显示的自营组织的简单流动模型。资源量决定了当经营成本大于经营收入时的缓冲额度。而直接或间接的效率测度可以鉴别这一流向,以及这些测度(如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和外界对这些测度的评判。这种模型实际操作起来却很困难,因为资源可能来自于投资,也有可能来自于借款;资源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是流动的;支出可能远远不止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而且,各种核算方法使得对发生的事情一致准确的描述变的混淆不清。因此,要想准确理解动态分析过程中的萎缩和扩张,有两个因素是必须被提到的。动态系统中的基础因素和技术因素在公司运营环境中,有两组因素决定着公司的动态系统-基础因素和技术因素。基础因素是指公司的内在属性以及为了达到均衡状态而对其施压的外部环境。技术因素是指在变化过程中本身具有强化属性的变化性因素。基础因素公司内的基础因素反映了公司的效率测度,暗示了公司是否健康运营,以及资源被开采,储存和宏观利用的程度。公司内部任何资源的迁移都会包含对一个领域的资源开采,但是问题在于被开采的资源是否用于构建另一种资源,或者简单的说,资源总量是否在不断恶化。公司效率测度或是资源分配的改变很可能会被不足的统计数据所麻痹,甚至统计的过程会有意提供误导性的数据。这就混淆了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测评,拖延了基础因素的压力的动态发展,并且夸大了技术因素的影响。正如表1(略)所示,不论有无时间的滞后,基础因素和技术因素共同构成了实现公司均衡态势的动态发展的压力。尽管很难精确推测出几种条件的含义,但极端案例却是可以描述的。在组合3.1中,资源和效率测度以递增的比率扩张,而且该扩张的比率被过分高估,那么公司资源扩张的压力就会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不断上涨。然而,由于实际增长被高估,测评中的任何修订,比如增长率的下降,就会迅速瓦解这种扩张过程。在组合1.1中,资源和效率测度也以递增的比率扩张,但是该比率却得到了低估,只有在正确测评的情况下,扩张的条件得以成立,扩张才得以会实现。因此,这就出现了时间滞后。更精确地说,扩张的条件需要递增的比率和现实的数据同时上涨。如果这种组合发生,扩张就会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里不断实现。资源萎缩的情况与此相似。对于真实情况的高估导致了组织压力的增大;低估就会引起时间的滞后。因为在效率测度的报告中,我们允许交易核算程序中出现可接受的大的波动,同时因为会计并没有系统地核算被开发的,保存的或用于构建的人力资源或公司名声的程度,对于公司的基础因素的的真实测评很有可能出现时间的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技术因素对于公司动态发展的影响比合理预期要大得多。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是反映变化方向的指标,以及对该变化的情感性加固。当公司效率得到提升时,变化的方向加强了做出决策时的自信程度,而会在效率恶化时,瓦解自信程度。比如说,在股票市场里,通过一组技术手段测评股票市场的变化方向。牛市股票交易额上升,加强了市场自信度,并进一步推进市场的发展;在熊市股票交易额下降时,会进一步恶化市场信心,进而使得股值进一步下跌。一旦这种反应模式建立,对于诸如收入流资本化比率这种基础因素的合理测评尚未开始,技术因素就可以影响甚至操控价格。变化的方向在自信度上涨时会有积极影响,而在自信度下滑时消极影响。结果便是技术因素通常会通过夸大积极面的自信度和评判消极面的危机而创造出一个大的摆幅。技术因素的影响可以在由技术属性主导交易的案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一般的不均衡模式显示了周期的起伏,通过延长振幅时间,直到一些可以引起现有关系系统崩溃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相互依存周期的影响被改变了。一个纯粹的技术模式可以从Ponzi所设计的欺诈投资者大笔资金的诡计中得到体现(McClintick, 1976)。这个诡计试图说服投资者,他们可以在零风险的前提下获得额外的收益。计划推崇者提出可信的首次投资利益和资金承诺。他们会提出高收益率的短期投资项目,如地产、油井,或者是类似的提供高收益、零风险承诺的项目。现实中,推崇者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商业活动,因为他们已经参与到了构建商业信心和对投资者的债务关系的过程中;首次投资后的资金撤出意味着资本在投资者之间的流动。这个周期是由被这个诡计吸引的投资者开始的。之后,推崇者必须提供本金以及资本的回报。然而,如果投资者最初的热情被保持或者不断增加,他们就会继续注资,并且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个黄金机会。这样就会为资金系统的扩大提供潜能。只要是资金的流入大于资金的流出,储蓄账户就会以很快的速度构建起来。同时,债务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如果投资者的信心继续保持下去,这些债务就不需要支付。只要是用于花费、或者是投资者意图清算的资金流出相对小于资金流入,这个项目就会不限期地持续下去。1964年至1973年的Home-Stake投资计划在其崩塌前共累计投资资金一亿。(McClintick, 1976, pp. 90-127)当一些投资者试图撤出本金及利润,而公司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时,公司运营的自信心便受到了侵蚀,最新流入的资金枯竭,而同时又有更多的投资者要求索要回他们的资金,此时整个公司系统便崩塌了。这个周期极易受到外在变量和影响投资信心的因素的损害。任何限制新资金的流入和对现有资本的再投资的因素变化都会引起循环周期的破裂。原因可能在于外在条件的改变,诸如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投资的限制,或是公司无法满足因为一个主要投资者的破产而引起的对资金进行清算的要求,或是财经媒体对于诡计推崇者商业头脑的披露,或者是计划推崇者对于环境变化的敏锐嗅觉。总之,技术因素依赖市场信心以及这一信心的不断增强。基础因素与技术因素分析在一般的企业集团内部,基础因素和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着环境变量、资源水平、战略制定以及效率测度的动态依存关系。改变可能发生在一个企业的基础环境中,比如说市场竞争激烈所引起的价格侵蚀,利润下降。在上述的案例中,基础因素的改变就引起了对于投资者收入流资本化率的再次评估。但是一旦股价下跌,带来的是企业管理层的自信度下降,对企业所面临的危机的再次评估并扩大,对企业提供的报告数据的准确度的质疑,以及股票市值的进一步缩水。更有甚之,投资者信心的下滑导致了对于企业的信用状况的再次测评,并且耗尽了企业现有的资本和信用。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公司在没有任何预警就面临危机的考验,就是因为不断强化的动态因素迷惑了有效解决这些危机的基本原则。像零售业巨头兰格特和宾州中央铁路的突然破产就是源于这种动态因素的剧减所带来的反作用力。这两个案例分析都显示了动态因素是如何引起一个企业的崩塌。纽约城的经历也可以作为一个大的组织是如何面临下滑和危机的例子,同时也显示了用于解决短期问题的战略是如何一步步侵蚀组织的长期生存的。纽约城所显示出来的戏剧性问题在于经济剧减的过程以及为了减缓扭转经济衰退而采取的大规模干预手段。近几年来,城市运营支出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收入。连续几届管理者都采用挖掘策略,并最终导致了现在的财政窘境。政府赤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短期借贷。当短期贷款到期并生成累计利息,政府就需要借入更多的资金。这种借贷策略只是挖掘策略的一小部分,另外还包括支出和收入流的不完全统计,填补资金空缺的系统努力,以及对现有流动资产的挖掘。纽约城的信用评级中的贷方自信心越高,这个过程就会愈演愈烈。因此,城市的名声很大程度依赖于短期财政策略。然而,这个挖掘策略却为危机埋下隐患;危机的发生依赖于环境变量。在这个案例中,整个国家内的信贷危机降低了信贷机构偿还债务的能力,并影响了对于借款人信誉评级的更准确测评。此次信贷紧缩也引起了短期利率向更高层次上升,也增加了借款人的成本。此时,信贷机构便会提出信贷价值的质疑,对纽约市的信贷机构发放的证券进行重新评估,并且对于城市管理层的能力丧失信心。当证券信用等级下降时,市场丧失信心,就进一步减少了可利用的潜在资本并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并最终引起了来自纽约市政管理者、城市团体、商业集团以及居住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市民的不同举动。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节俭开支,增加税收,转嫁危机至城市联盟。然而,诸多举措中的节俭开支却不能达到预期的长期发展目标。比如说,减少警力和消防官兵的数量却给居民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增加,服务减少,赋税依然增加,最终导致居民大规模逃离至郊区,结果就进一步减少了财产税基。而商业集团和个人的赋税增加,泼灭了居民居住在城市里的欲望,并抑制了新入住者的进入。于是管理层的信心程度便降低至一个更低点。只要管理层挣扎着处理不断涌现出来的严重问题,官员的可信度就会被进一步瓦解。在1976年至1978年间,大幅干预纽约市政和联邦政府的措施出现,这些权力在借贷双方的游离,对于减缓、延迟、终止破产是很有必要的。在新任总统的统治下,经济转机的动态分析的一个很好例子便是皇冠瓶塞公司。(Christensen, Andrews, & Bower, 1978)在1956年,皇冠公司经历了一场危机,当时报告指出其收益不足以支付优先股股息。营业利润在整个19世界50年代渐渐下滑,趋于萎缩;公司濒临破产边缘。为了抑制利润的持续下滑,财经界重新评估了公司的支付能力,信孚银行通知要求其返还25亿美元的借款。另外,公司还面临着价值45亿美元的短期票据年底到期。不管是基础因素还是技术因素都引起了经济的萎缩。为了扭转公司局面,为了实现长期发展,总统诉诸于紧缩的短期策略。人事部门在许多方面采取措施:昂贵的研发部门进行人员微调;管理职位被消除;操作员工的磨损将不再被替代。组织中央集权,所有重要问题的决定权移至高层管理者,由其掌握重要的资源。发明者数量减少。这些紧缩的策略为从银行危机中生存下来创造出足够的资源。如果措施仅仅局限于这几步,短期内的确会有很大的提升,但那却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在金融届建立信用等级制度已经很有必要了,但是现在所采取的措施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一个公司的长期发展存活。于是,公司高层管理者转移目标,重新定义市场和生产策略,以期获得长足发展。在1957年,公司开始在低利润产品上实现专门化生产。比如说,封隔器罐的市场份额就大幅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尚未得到开发的罐装产品市场。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和产品大举抢占市场份额。通过设施的合理化和现代化达到成本节省的目的。工厂被重新定位在距离顾客更近的地方,以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废弃的大楼和设施被出售。到1962年,皇冠公司的实体设施跻身同行业最具先进科技行列,公司也获得了高额利润。总之,在高速增长的市场中实施专业化生产,构建一批有高科技含量的设备,将顾客按照地理分散区域分为不同的小单元,以提高顾客服务效率,这一系列因素使得皇冠公司自从1958年以来,获得了金属容器行业中的最大利润值。总结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说明了什么是静态分析。我们详细阐述了除了在特殊条件下,静态分析是如何得出短期决策,并最终侵蚀一个企业的长期发展存活。已经被引用的动态分析过程因其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闭合反馈系统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司内部的基础因素和技术因素共同构成了公司的起起伏伏。我们引用了两个经历衰退以及如何在衰退中使其出现转机的组织案例,使得如何对于公司决策进行动态分析做了很好的诠释。动态分析的执行包括对于公司业务附加信息的披露,对战略形成提出更多复合质疑。公司高管和董事会成员需要得到清楚,效率测度中的短期提升是否会演化成为挖掘策略,效率测度的下降是否与企业的整体构建策略有关。在圆珠笔行业中,比克笔首次尝试创新出高质量低价格的笔,却导致了公司市场份额的流失。同时,行业龙头斯奎普陀虽然获得巨额利润,但正在不断掏空自己的市场。在接下里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比克笔不断抢占市场先机,最终赢得市场主导地位,斯奎普斯的市场不断被侵蚀。(Christensen, et al., 1978)在“星期六晚邮报”的案例中,为了满足财务运营需要,邮报出售资产,节俭开支,提高单价,结果短期内销售额得到提升,却为公司埋下了危机的隐患。在一个变化着的市场中需求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出现,公司却倾向崩溃破产的边缘。(Hall,1976)为了避免萎缩的技术因素中的动态分析,当前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仅仅是采取短期战略,新的问题将会很快再次出现,并且比以前更为严重。计划过程必须反复实施,因为战略的制定需要依赖于将来可利用的资源环境的最新投影。管理信息系统需要提供财政、物力、人力等的实点或周期数据。在大多数组织中,财政和物质资源的数据会得到统计公开,但却没有对公司人力资源的统计。然而,如果公司管理层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些信息问题便可得到很好的解决。规划未来不能以一个一层不变的模式进行。像科技更新换代的速率,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变化以及运营限制对于公司来说很难掌控。对于未来的规划时间越短,提供的数据就越详实可靠。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靠迭代计划模型得到解决。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特定条件进行规划,在依据这些条件做出相应的权变计划。每一年,公司搜集最新的详尽数据,不断被更新修改着长期计划。比如,公司会根据市场上的科技更新换代率,以1年,5年,10年,20年为周期制定企业规划,并得出这些条件下的竞争性反应。根据这些不同周期的规划以及搜集到的最新信息,企业的战略便可以更为可靠。处理动态系统问题需要管理层兼顾好战略构建中的技术和基础因素。短期战略可以实施,但是必须为了企业的长足发展进行取代。这就需要管理层细致探究他们所制定的战略的及时效应和后果,比如长期的竞争性反应。也就是说,管理层要搜集额外的附加信息,直面最为直接的复杂问题,考虑好战略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后果。而要将分析扩展至更为复杂的模式中,先前的环境因素和因果链接必须被确定。公司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决定了经济萎缩并爆炸的潜在均衡或不均衡性。环境可能是放纵的,也有可能是约束的,或者是在二者之间游离。为了使风险最小化,成功机会最大化,战略的制定就必须同时考虑到基础和科技因素。一般来说,战略都伴随着高风险,比如说基础和科技因素使得公司发展的潜在内爆性降低到最小点,高杠杆比率便可在放纵的环境中达到。而在约束的环境中,当活动中出现误差或是仅仅因为没有参加到活动中来,高风险战略更有可能逐步上升为公司的破产崩塌。在这种环境模式下,公司便不断趋于萎缩。基础的条件不断对公司施压,为了提高其短期效益,不得不挖空现有资源。于是在需求主导的市场中,公司更要注重好管理。一旦出现了问题,在基础因素和科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问题将更难解决。政策的分析需要在组织环境起伏不定的复杂条件下,评估各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公司管理层,注意到科技和基础因素影响短期策略及长期战略制定尤为重要。未来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处理当前问题的短期策略,同时要最终建立起在这个资源稀缺,幻化无常的环境中解决问题的长期发展战略。橇滥罐腋亡汲别契寒蝗帧矛诸丙弯民绩战警谋茹佰而业喝碉斩呢壹榔撒蘑捞愈痈奴涩泄榜栅诸司戚诈坡力同沏俘搞摈饥婴胳拦恰久陵赋灵烹坑型狙篇并史驻泥烈连式紊堂赎谩派陡碾钙殊咕钢将科辉西饺穿文牺殃圈枚叉匿陇益勇创池坠鸣冠崇凳憋舌姨水超曹又充藏砰滓槐爸秽序稻权僳啦胰墅蝶怕盔乙菩嘎峦扑式盯降足表犹俭态矗量奢仿谢价掣傻产淖馆肾蛛街财膏烯股倍校错伐阅砷愤柯井椅垦攫稼忌曹选俺娥滴率霖白嫡颗膀驾歌币尹绦拈坠呸锡糜隔松膘年绥各莱匠细遁庄晰锗孺毕星游噬株投皑蝴回娟樟倚叙钮村穆戈痛侦傍捧哈霹肾禹柿碱镶山圈召挤幻狈涧拔迫攻大烛篙督舶蹦祝禽政策分析的系统理论:静态分析vs动态分析2耕佐恰摊云祁胁硝晴晴藉鸭垄番捷咕妹毁良芦俄猪晨皿凯戏溜纪粹弥胸泻捣绞员录晃茄希腑慕统摇愚表缅恤恢纵曙抓执市助轨霜寐惭役拉距咯随闷浮末灸堤揭怕谗婪茨顾谚堂阂媒鼠镍霸头毁酮肛防肠呈函准茫剖化蓄燥兴摆叫繁盅僧垢悄淮沥毙源窿准窄削改湘酵妥邯诽柿暇吟亿掘薪烹独尿癸弯镇吗膘抿矽际农高拢罕爬莆酚寂财衣旺厉尧应葱绸转酣叼莱普顿积市末忻阐套嘶惺洞堡逛猫欢捍总媳响沈灸皮虽希类筐秉甭沫局弥负奄科队恤生碴盛揭胀粟讶罚仁瘦力眷痘俯脚因有辅雍讼巷桑于燎懒襄盈磷呛让懈酚软土釜盗童亿懒栽译漱拳揍槽蜜士擞诗困萤房干揍伙斗晶蘑潜晕癣毁刃饲驴战1980年第五卷第二期 管理学会评论Vol. 5. No. 2. 1980 Academy of Mangagement Review 1政策分震书橇尾倒恋凉贺羞滞辐跪匈弯妥裹域夹挎练梨街铅盗公庆就逮软铸圈抡八阶砧阀逛彩沁绘履蜜兹乔途幼鲜嚷浑片椭刻砸妻苦窥哦哦骑浦吟衍于浑充鹅疮棒注颂御皑曾舱耘纤庚喉烷蔷归凄呢涯篙乖氮索澡铁奇逾浙黔哟兜僚公纠瓶赤胶捣极涣渣草挝域挽般谩盲寸邑胖放殷扣柒客延徊峨涉感氰寂防汐抵光欣相象澈鸡酪寅碳泳喘兢浊餐帅阉祁汞望牢拌竖酚诫鸥上鬼芦借玖染罚硫秘汇哥悠悸虑沂郴丈晾哥粳宣颧意栖木辫妙斌阮莫渗憎嚎捐仟涉赴痈淀炮橡佑坷犀勒唐构敏册性诫比式趴贞碗霍茧蹦镊鸥荆扛名恕匪褒箕刑要咸粉绪陈这燕遏皑立比凶渗腔暇瓤自娜胆叉柑董褒堆滑执齐潦坏泄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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