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民族主义还是后民族主义？──读安东尼·D·史密斯《

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21世纪：民族主义，还是后民族主义？读安东尼D史密斯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在18世纪末，以北美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发生大革命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为标志，和民族主义获得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大众形式、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全等于享有主权的人民即国家的确切词汇语义。此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动员话语和建国运动形成世界性的浪潮，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中期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欧洲国际体系扩展为世界规模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和剧变导致冷战国际体系崩溃以后，体系基本达致了全球化的规模，世界由两极对峙的冷战国际体系进入了所谓全球化国际体系。不过，苏联、东欧主义阵营的解体的同时，该地区出现了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离运动；而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与民族、种族有关的地区冲突；另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摩擦不断出现，甚至在发达国家也产生了根据价值观、宗教和移民问题提出以、文明为核心概念分析国际政治并强调文明的对抗性关系的理论。因此，所谓冷战后民族主义新浪潮成为学术研究的世界性热点。史密斯在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导言中说，他就是想考察：“在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相互联系愈加密切的时刻，在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壁垒正在消失且日渐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族裔冲突和民族主义会再次出现。”（1）     但是，史密斯在书中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分量的实证分析，他只是观感般地强调共同的和文化遗产在塑造民族主义意识上的根本性作用。他甚至说：“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与文化传统中寻求庇护。”（2）他确信：“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而不在于全球性互相依存的影响。”“民族主义远不止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和彼民族的特有现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义使这种形象和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3）因此，他否认全球文化或世界性文化的可能性。他强调：文化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而全球文化则不能够提供“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认同性”。他在分析“新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时，也强调“共同祖先的神话的重要性、历史性记忆与共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地与人民忠诚的重要性。”他说：“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现代世界上前现代族裔的普遍遗产。”（4）无论是理解西方族裔新民族主义，还是分析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认为向宗教的激进形式复归只是一种表达恐惧与不满的形式，或者认为它是传统价值观和象征崩溃的表现，都是错误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就是“把对族裔历史的记忆和古老的上帝选拔的宗教神话与在一个历史上的祖国里努力获得共同的领土和政治自治联结起来”。（5）也正是由于对历史、文化的强调，史密斯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欧洲以及其他统一计划：“一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的英雄式努力”，注定要失败；“一种是新型的自然生长的民族共同体形式”。然而，“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和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作任何的补充。” 为了转移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与认同，并使他们执着于一系列新的共享的欧洲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需要建立文化和社会的工程，辅之以相关的制度框架，这在过去只有用解散现存的集体与组织单位，或者通过大众宗教运动的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6）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7）     显然，史密斯基本上是一个坚持神秘的文化本质主义、绝对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者，因为他把历史文化赋予人们的种族、族裔特征看作了决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主导性变量。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他身处欧洲中心而且主要是对欧洲中心进行表象观察的结果。其实，所谓文化，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禀赋，它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及形成自然的人类共同体并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发生自觉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等历史活动中被创造和不断更新、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而且，“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人类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同时，还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9）因此，某一人类共同体的所谓文化特征不会赋予其成员一种不可移易的本质，也不会是决定这一共同体成员行动的主导性变量；而应该说，这种文化特征只能是在目前的生活状态下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不得不守持的生活，但一旦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比如与其他共同体交往即发生了比较或被提供了参照，主导性地决定其行动的就会是他们对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性需求的生活的追求，而不是既有的所谓文化特征。这种对新生活的追求就会创造出新的文化。与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相比，一切外在的、被赋予的价值观、历史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都是次要的和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可抑制的交往、追求和创造才是人类最根本的文化特性。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打破旧的、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追求和创造进步的和更加符合人性需求的新文化的革命运动史。     具体来看，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为排外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其原因可能是民族优越感，据有的文献指，与移民大量增加造成文化冲突、安全感的破坏等问题有关，但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不会放纵这种种族主义复活。而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因则主要应该在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的失败中找原因。假如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假如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诚恳的尊重，假如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是占主流地位的强势意识形态，那么，即使存在少许眷恋其古老文化特性的族裔民族主义者，他们能由机会和条件以所谓文化特性动摇大众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吗？显而易见，表现为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共识和由于个人地位、利益得到保障、尊重而发生的政治认同而特别是政治认同在结构上优位于文化认同，因为人们首先追求的物质利益、人格尊严，其次才是精神上的愉悦体验。也就是说，文化认同在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实践中可能发生作用，即文化认同可能作为政治认同的一个基础和诱因，但不会必然诱发政治认同；相反，倒是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