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清代教育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九章 鸦片战争后的清代教育（1840-1911年）,第一节 中国教育变革的萌动,一、晚清教育的空疏腐朽,中国封建教育绵延两千多年，其间虽有发展和改良，但总体宗旨和模式没有本质的变化，即一直隶属于封建政治，以儒家经典（五经和后来的四书）为主体教学内容，培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和通晓儒家经学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并通过选士制度（隋唐以后为科举制度）从中选拔充任政府官员。明清时科举已与学校教育紧密衔接，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才有获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通过科举作官又是士人唯一的前途和学习目的，于是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除少数坚持钻研学问的私学和书院外，整个教育界完全为应试教育所支配。,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八股文，本来就有呆板僵化、脱离实际的弊病，又历行数百年无变化。到后来，可以说能出的题目、能作的文章基本殆尽，只能是重复陈词滥调而已。清代统治者实行思想专制。将程朱理学奉为儒学正宗，力图使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服服贴贴接受统治。并将圣谕广训之类的教条颁布天下各学，勒令学生必读。在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一些学者推崇考据之风，沉湎于故纸堆中。总之，此时的学术和教育已完全脱离现实，沦入空疏腐朽的处境。,传统教育的空疏腐朽早已有之，教育界人士对它的批判也是不绝于耳，只是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能一直延续下来。到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展示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优势，而这种军事优势又是建立在先进的科技和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在挨打认输后，痛定思痛，必然要反思自己的落后之处，可以说鸦片战争是我们民族反思的一个起点。最初是在军事技术上，进而就会联系到生产、技术、政治、文化等方面，而这诸多方面归根到底都是要由人来运作的，又必然将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人的素质上。于是在痛感旧教育空疏无用的同时，还意识到自己闭塞狭隘。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萌发起来的。,二、龚自珍的反思和变革主张,龚自珍（1792-1841年），号定庵，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外孙。他学术功底深厚，文思敏捷，但因好发独到之见，难为世间俗见所容，应科举屡遭挫折，直到38岁才勉强考中进士，仅在内阁中书任职，最终还是被排挤辞官回家，晚年曾执教丹阳书院和杭州紫阳书院。魏源说他晚年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诣深微。著作有自刻本定庵文集，此外散佚之作甚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所以学术界将他作为近代学术思想的开启者。,龚自珍察觉到当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其形容为“痹劳之症”、“将萎之华”。他认为衰落的根源在吏治腐败，即使是负有发展学术、纠正世风之责的所谓“清暇之官”，亦不过移情于书法诗赋之中而已。至于执掌实务的“政要之官”，则只重名分、讲排场、捞私利，一味迎合君主和上司的喜怒，这样的官僚队伍是不可能有振作表现的。,龚自珍把吏治腐败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不良，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陈旧、空疏。他逐一批判了传统的性理之学、考据之学和科举之业，总之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毫无用处，所以大多数看来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官员，实际上可谓不学无术。二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的是经史之学，作官后面对的却是兵、刑、钱、谷之类的实际事务，二者对不上口,学问也用不上。,三是培养出来的人胸无大志。,由于多数人求学就是为了谋取功名利禄，在经历艰苦的科场拼搏后，等作了官已经是年过韶华，精力衰退，加上官场升迁又多是论资排辈，于是官员往往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只是求循资序而已。旧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优,良上进的人才，吏治当然不可能搞好。他作己亥杂诗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已看到外国侵略的威胁，他认为眼光只盯着英吉利如何如何是不行的，解决外衅应先着眼于改良内政，因此不能再因循守旧，要下决心“更法”才行。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蘼。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希望统治者能自行改革，以争取主动，不要等到迫不得已时再行动。他在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就强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是相当有眼光的。的确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思想格局，开一代之新风。,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年轻时好学，曾与龚自珍一起拜公羊春秋学者刘逢禄为师，但举业也不顺利。在内阁中书捐了一个舍人的职务，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幕府任职，经历了抗英斗争。52岁才考中进士，任过知县、知州。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还有一些经史研究,。,魏源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地方官府做事，对社会弊端更有切身体会，并目睹清政府屈服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因此他的变革精神比龚自珍更强烈。像龚自珍一样，魏源也将朝政衰败的原因归咎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又起源于教育不良。他抨击当时的学者虽然“毕生治经”，却“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既然“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又让他们充任各级官职，国家怎能治理得好？他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实用，做到“综核名实”。这就要认真研究治国方略实务，并努力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敌，使国家富强。,魏源最有特色的思想，就是鲜明地提出了要学习西方的主张。他援引外人评中国官府人士“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指出如此闭塞，只能是被动挨打。他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受林则徐的委托，在林则徐撰四洲志的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全面介绍当时世界各国情况。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西方的著作。,魏源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在工艺技术方面确实有许多先进于中国之处，正是靠这些先进技术武装，他们才能入侵中国。因此，我们不能再“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要承认自己有落后之处，勇于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他告诫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明确指出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只有把外国之长技转为中国之长技，才能富国强兵，抵御侵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要求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某些“长技”，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制夷”而已，限定性很强，并不涉及中国自身的变革，但“师夷”的观点恰恰与传统儒家规定只能“以夏变夷”、而不能“变于夷”的观点相对立，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魏源是中国最早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家，在教育方面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在观念上的先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教育思潮，无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衍，还是对中 国教育发展的转型，都表现为一种承先启后的地位和意义。,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使中国传统教育所潜伏的适于社会转型的变异基因更为明朗，为中国教育实现 由旧而新的历史转型开启了道路。正是经世致用教育思潮，因其在中国教育 思想领域中开始注意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故此成为中国教育实现由传统而转入近代即由“旧”转而为“新” 的模式之转型起点，中西两大文明就在这一教育模式转型起点之处开始了历史的汇合，所谓中国教育早期现 代化的道路也就由此而在思想认识上得以开启。,四、太平天国对旧教育的冲击,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且它有一套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理论，即由基督教改造而来的“拜上帝教”的教义。正是因为有这种宗教信仰的指导，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封建传统思想的倾向。太平天国把矛头指向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子和儒家。洪秀全早在起义之前教书时，就毁掉了学塾中的孔子牌位，以示与封建文教决裂。起义后，宣布孔子为邪神，儒经为妖书，禁止尊孔读经。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惊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可见太平天国对旧教育打击之沉重。,定都天京后，出于策略的考虑，太平天国不再一概反对孔孟之道。士阶条例指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于是采取改定四书五经的作法，将其中不适应太平天国利益及教义的内容删除后，允许作为学校和科举的用书，但只是用来吸引旧士人而已。同时，太平天国编写了一些新教材，如宣传拜上帝教义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决世训及天条书。还有作为蒙养教材的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利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的形式，而改换成新的内容，对儿童进行太平天国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及识字教育和生活知识方面的教育。,在教育制度上，太平天国强调普遍的平等教育。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设礼拜堂，由两司马负责进行宗教和一般教育活动，成人每礼拜日到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儿童则每日到礼拜堂学习。太平天国还设有育才馆，收容干部子弟及战争中受害儿童，给予衣食和教育。群众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广泛开展，是太平天国教育的特色所在，它冲破了封建教育只是“精英”式男子教育的旧框框，使教育真正成为全体民众的权利和义务，有效地起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提高他们觉悟水平的作用。,五、洪仁玕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洪仁玕gn（1832-1864年），广东花县人。他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会的早期信徒。金田起义时他在广东，为躲避官方追捕到香港，居港数年间，他对西方政治、文化和宗教有了较多的认识和研究。1859年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让他总理朝政，于是他撰写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编。他十分注重学习外国的经验，书中提出了许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主张，包括兴办交通、银行、采矿、邮政、新闻、医院、学馆和各类慈善事业以及开辟新的专利、保险、财税等等，这些主张在当时固然缺乏实施条件，但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洪仁玕由于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他又是处于与清王朝根本对立的起义者地位，使他的改革思想比龚自珍、魏源更为鲜明。在资政新编中他对旧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斥之为“空言无补”。“与其读之令人拘文牵义，不如不读尤有善法焉”。他所讲究的“善法”，首先当然是太平天国革命教义（他誉之为“上宝”），其次则是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他称之为“中宝”）。,他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这些被守旧派所贬斥的“奇技淫巧”，都是“正正堂堂之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东西。他主张让外国人来中国传授这些新科技、新知识，在国内要鼓励人们力学求新。洪仁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人，只是因他的“叛逆”者身分，而长期未受到世人重视。,第三节 近代教育的创办和“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一、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清政府束手无策，痛感到对西方太缺乏了解，乃至被动吃亏。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精锐的“八旗劲旅”惨败于拥有先进武器的英法联军，皇帝出逃，园明园被毁，痛定思痛，不变不行了。此时中国又处于农民起义的高潮之中，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不得不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洋枪队”来镇压起义，从中更加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力量。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办的新式教育出现了。最早创办新教育的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是内忧外患交迫形势下清王朝采取的自救措施。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有镇压农民起义或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直接经历，他们深感如果还完全按传统的老一套行事，只能是自取灭亡，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必须承认不如洋人。要镇压造反和抵御外侮，非靠洋枪洋炮不可，因此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与之配套的普通工业。而要创办新式工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培养这类人才的学校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与洋人打交道的基本前提是掌握外语，这样就迫切需要大批外事翻译人才。洋务派办的新教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是京师同文馆，创建于1862年。它最初是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隶属于清政府新建立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目的是培养清政府所需要的外事专业人才。恭亲王奕訢等在奏请设立同文馆折中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京师同文馆以英文班开办最早，其份量也最重。法文、俄文班于次年开设，后来又开设了德文和日文班。清政府官方最早派出国考察的就是同文馆人员。1867年以后陆续增设近代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矿学、各国史略、万国公法等，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但仍以外语为主，强调“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同文馆的学生最初限于八旗子弟， 后来也招收其他学生。学制8年，对年龄大免学外语的学生学制为5年。1901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大学堂的译学馆。除京师同文馆外，类似的外国语学校还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建）和广州同文馆（1864年建）。,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学校是1866年底左宗棠和沈宝祯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设在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局（造船厂）附属学校，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学堂的宗旨就是“习学洋技”，分前堂、后堂两部，实为两个专业。前堂学法语，习造船技术；后堂学英语，习驾驶技术，分别聘用法、英两国的师资和技术人员担任教学。学制 5年，毕业后可授予水师官职，也可出国继续深造。还设有艺徒学堂，培训技工和绘图员和机器维修人员。,除福建船政学堂外，早期的技术学校还有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创办的上海机器学堂（1867年建），附属江南制造总局，学习枪炮制造技术。还有李鸿章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建）、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建）和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建），张之洞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建），曾国荃办的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建）。私人创办的新式学堂，最早有徐寿创办的格致书院（1874年）。,洋务派办的这些新式学堂打破了传统儒学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学，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第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新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如严复、鲁迅、张伯苓等近代史上的巨匠，都是出自于这类学堂。,为传统教育打开了吸收新学气息的窗口,培养目标由封建士大夫改为造就懂外语、会科技的洋务人才,第一次改变了以前清一色的“中学”课程，增设了西学内容,促使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学制的产生（同文馆学生出路）,洋务派办的新教育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地位。这些新式学校都是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不是私学。但又都是以个案处理，零星举办，也不隶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系统，它的经费多靠自筹，学生毕业后没有官方提供的出路保障，所以严格说也不是官学，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特别是缺乏基础教育的根基，必然影响教育效益和质量。,洋务派办的新教育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地位。这些新式学校都是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不是私学。但又都是以个案处理，零星举办，也不隶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系统，它的经费多靠自筹，学生毕业后没有官方提供的出路保障，所以严格说也不是官学，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特别是缺乏基础教育的根基，必然影响教育效益和质量。,第二，其范围局限在外语和军事两个方面，其他学科多为这两个方面的延伸。如机械专业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电报、医务专业也首先着眼于军用。当局也不愿扩大新教育的领域。丁日昌说：“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矩，察以实意”。体现的是狭窄的实用性，实际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原则的具体运用而已。,第三，从教学到管理，大权多被外国人所把持。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1894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福建船政学堂由法国军官日意格（P.M.Giquel）、德克碑（A.N.Daiguebelle）任正、副总监，中国当局只管投资拨款、提供设备原材料及对学生的日常管教，至于指导和教授学生，“乃洋人之责任”。“洋教习”通常享有极高的薪俸和待遇，而养尊处优、不用心教学的却大有人在。总之，中国新式学堂一开始就带有半殖民地的强烈色彩。,第四，仍保留着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首先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的人才能入学，学校均有中国教习负责传统儒家经学的教学和考核，仍有祭孔典礼，讲究礼制，月课季考，学规繁苛，厉行惩戒，等等，都是旧官学的传统，新教育其实仅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二、留学教育的创办,科学文化历来没有国界限制，凡先进的学术总是能够吸引各国、各地的学者，古代中国曾长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学者“游学”的中心。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科学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近代派遣留学生“出洋”受教育，也就成了必然之举。,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活动是由教会学校组织的。1847年，马礼逊学堂选派 6名学童赴美国读中学，其中就有近代留学活动的倡导者容闳（1828-1912年）。容闳在美国以优异的学业屡屡跳级，1854年已拿到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尽管留在美国可以获得待遇优厚的职业，他还是出于“为中国谋福利”的“终身的打算”，毅然回国。他主要致力于办理留学教育事业。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朝廷，建议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指出这是复兴中国的切实可行的重要措施。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支持这一举措，他们认为，西方制造之精源于测算格致之学，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只能循规仿制，结果总是落后人家一段，不如派人去西方学习“制作之源”。“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所谙悉”，方可“力图自强”。于是开始了官方组织的留学活动。,1872年，第一批官派的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按计划每年派出30人，4批共 120人。学生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岁止，多为南方子弟。在美国学习15年，主要是学习军政、船政、制造、测算等专业，可见仍是洋务教育的延伸。留学生须受监督的严格管制，学习五经、清朝律例、圣谕广训等，甚至早晚还要拜孔子牌位。但留学生身在,国外，环境的耳濡目染使他们越来越反感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管理当局的对立在所难免。1881年，思想顽固的继任监督吴子澄认为学生沾染“洋气”太重，即便将来学有所成，也无益于封建王朝，还可能成为社会危险分子，于是请示朝廷，将学生全部召回国，首次赴美留学就这样中途而废。但这些回国留学生个人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据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的统计，第一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担任总理、外长及各级军政官员占53，作教师、工程师、技师、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的占44。,1876年，沈葆贞、李鸿章又建议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计划共派30人，从福建船政局选派学生14人、艺徒 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派学生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期限为 3年，学成回国叙用。李鸿章还派出武弁 7人，赴德国学习兵技。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出使英、美、法、德、俄五国的大臣，每届可带学生数人，一边在使馆工作，一边向驻在国学习。,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的强盛震惊了中国，其改革成功的经验更被重视。加上距离近，费用省，留学更有便利之处。1896年，首批13名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后清政府将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作为一项固定的事务。私人自费留学也多是去日本。到1907年，赴日留学生达到 1万 5千人，远超过赴欧美留学生的总和。,总的来看，早期的留学活动都是一次性的决策，尚无制度可言。学生多是平民子弟，而且多是十余岁的少年。官僚士大夫最初是不屑于将子弟送交夷人作学徒的。留学内容主要是外语和有关军事技术科目。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上层及传统知识界才由以留学为耻转向以留学为荣，官僚亲贵子弟也热衷于出洋镀金，并占据了官派留学生的很大一部分，同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可见留学教育的地位在急剧提高。由于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出国留学的层次也提高了，多是接受高等教育，其学习领域也扩大到自然、社会和人文各学科，特别是政法类和医学、师范类，在留学动机中，对从政和择业的考虑占有重要位置。,留学教育的兴起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件大事。清政府兴办留学，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以挽救统治危机，所以竭力用封建礼教来束缚和控制留学生。列强接受中国留学生，首先也是着眼于培养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并非真心为中国培养人才。各国对留学生歧视、迫害的事件很多，清政府无力（也不想）保护他们。一般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是比较艰辛的，通过留学完成镀金的封建官僚或洋奴买办的也大有人在，但总的说来，留学教育并非按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愿望发展。学生在国外，封建专制和礼教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束缚他们，他们的身心和眼界为之一新，无论是学业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了本质的进步，不仅与旧式封建文人有天壤之别，比当时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强得多。留学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我国邮电事业最早的领导者宋宝奎、袁长坤，北洋海军舰长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生中还涌现出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志士，如容闳、严复、黄兴、陈天华、秋谨等。同盟会就是在留日学生建立的华兴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据统计，19051907年同盟会成员 379人，留学生有 354人，占93。至于后来的赴欧勤工俭学活动，更是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另外，留学生从欧美日的教育制度中吸取了直接经验，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中体西用”2006/5/29,1861 冯桂芬 采西学议“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郑观应“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 ，4 沈寿康匡时策（发表于万国公报）一文“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6，8 孙家鼐 折奏“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 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中学（旧学）为体，西学（新学）为用。,西学：西政、西艺、西史,中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洋务之新，保封建专制统治之旧。,中体西用 评价,个/文化防御心理不言而喻/限制对西学的理性认识和变革的深层展开/,洋务派文化教育观，应对保守派的策略。（前面）德上艺下价值观的松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赋予了西学以合法的地位/客观上导致了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的逐渐过渡。,冲破了传统教育儒学独尊的一统天下局面，近代新式教育由此发轫。,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体西用”评价：,其一，他通过十分勉强、曲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思潮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评价和在政治方面进行变革的要求；其二，它用貌似公允、开放的态度，在适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的考虑之下，将仿效西方、变革社会的方案局限在不从根本上突破千年传统文化本体这样一种温和的、不彻底的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日益成为反动的基本构想模式内。“中体西用”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此， “中体西用”论的最大缺陷也在于此。,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吸纳现代西方文化的营养，创造了一种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所可能的模式。设想不出一种可能的方式，来取代它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冲破坚冰、开辟航道的客观历史作用。181正是在它的推动下，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才得以排除顽固势力的重重阻饶，插足于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逐渐地扎下根来。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对”中体“、”中学“予以强烈的对比、影响，并且最终促成它们的革命性变化。,逻辑错误：违背了传统的体用相关、体用不二的思想。（文化形体与功能属性不可分割）,西学的学习必定对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心理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体”。所以“中体”与”西用“不可同炉。（极端顽固派更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真实）,第四节 维新运动时期教育思想,甲午戰後，面對中國慘敗的變局，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思潮迅速發展成為愛國的維新變法運動。他們對腐朽的封建主義文化和教育思想提出尖銳批評，並利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對中國種統文化教育進行創造性的會通和改造，以配合政治經濟改革，漸進地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維新派實行了以器物變向制度變革的轉變，超越了洋務派和早期維新派中體西用的思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維新志士們在這時共同舉起了反封建教育的旗幟，大力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康有为,(1) 重视教育的作用。,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为此，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振兴中国和政治改良的手段。在康有为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在于国 民智慧的高低，而智慧又依赖教育的发展。中国之弱，即弱于教育之不发达， 民智之不开，因此，发展教育、开办新学是当务之急。,(2)变科举，废八股。 康有为认为:八股取士使人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形，从而使官吏不能应变，不能为实事，以致于甲午战争战败后割地赔款。为此，他认为改革科举考试，废除禁锢人才的八股取士，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是当务之急。就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康有为提出：文试要“立废八股”，“罢 试帖”，以中国文学、策论、外国科学代之；武试要停止弓刀步石及旗病弓石 ，用武备学校培养人才。康有为把变科举比喻为“以吐下而去其宿蚵疴”， 是必治之痼疾。,(3)兴办学校，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关于学校体系的构想，在乡设立小学， 在县设立中学，在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校或大学，如设立海、陆、医、律、 师范各专门学校。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康有为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力图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学制。他把办学校比 喻为“宜急补养以培养其中气”的治病良方。,(4)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大同书中，康有为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制和等级制，“人 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是 有一个前后相衔接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在这个学制体系中人人必须学习到20岁 。它包括人本院(已怀孕的妇女进入本院，接受胎教)、育婴院(婴儿在人本院到 6个月，断乳后，进育婴院，接受学前教育，至5-6岁)、小学院(儿童在此接受 初等教育，至10岁)、中学院(从10岁-15岁，接受中等教育)、大学院(从16岁- 20岁，接受高等教育)。 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里“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在公费的 条件下接受教育。特别是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享受各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康有为重视学龄前教育，强调胎教的意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 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教育制度进行的构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 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愿望。,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论培养新式国民,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论变科举、兴学校,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如果仍一成不变的话，国将不保。,梁启超参照日本教育制度，按人的身心发育将教育分为四个时期： 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 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同等程度的实业教育、师范教育。21岁至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 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也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他对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具体论述，还草拟了日课表。他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在各类教育中，师范教育又是发展的基础。,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他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因此师范学校必须首先办理，以保证小学有合格师资。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中包括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系统，他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我国办师范学堂的参考。,1896年他撰写了论女学一文，认为中国女子不学也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利用，还要消耗社会财富。开展女子教育，既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又可以和睦家庭，“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有利后代）”，所以开展女子教育意义重大。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凡“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严复,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他14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又到英国留学，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也注重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还参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也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没有直接参与戊戌变法。民国初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政权的高级参政，但后来退出了政治旋涡。,严复的著述很多，尤其是系统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学术理论，人称“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中，阐明中国衰败的原因就是民力、民智、民德都不如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进的话，亡国灭种可以说是必然的。这种观点当然有明显的错误（例如为强者欺凌弱者张目），但它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角度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激励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 论教育救国,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开民智”，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教育也难以改革、发展。, 论学习西学,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例如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等等。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就西学而言，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出于这个立场，他也不赞成争论“西政”和“西艺”哪个更重要。“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严复过于美化西学是片面的，但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而不是取其皮毛，这又是他高出一般人的见解。, 论三育并重,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他说：“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近世中国民力孱弱，被外人讥为“病夫”，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以“鼓民力”。国民才智是国家“富强之源”，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要“观物察变”，运用于实际，以“开民智”。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以“新民德”。,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民主自由平等）教育目标近代化模式；,严复与近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严复,从教育救国强国的逻辑出发，不仅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落后、偏狭及其危害，为废除、摧毁旧的教育体系，提供了无人可比的批判与启蒙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们提示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即强国之本的“本”不在物，而在人，在于教育陶铸和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严复力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救国主张，并通过批判旧学，废除科举制，引进西学，倡导近代科学教育，构建先进的教育体系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途径，达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宗旨，从而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五节 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一、清政府恢复“新政”及壬寅癸卯学制的制定,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 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癸卯学制基本结构,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 4年）、初等小学堂（ 5年）、高等小学堂（ 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 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 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 5年）。与中间三级并列的还有同级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蒙养院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中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高等学堂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分科大学堂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通儒院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师范学堂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实业学堂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癸卯学制的特点,癸卯学制由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制定，必然带有明显的封建教育的烙印：,第一，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第三，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第四，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第五，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章程以中国男女之辨甚谨为理由，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尽管癸卯学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从性质上说，它毕竟属于近代新学制的范畴：它具有完整的、上下衔接的学校体系，学习近代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规定统一的学习年限，实施班级授课制，编制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广泛发展。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这一建议，规定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存在于中国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 。,三、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制订, 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之成规，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司下设科，五司共计设十二科，另设司务厅负责内勤。学部的正式官员编制为40人。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关职能。, 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1906年 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1906年 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教育宗旨的制订,前文已述，癸卯学制的总体指导思想实际上已具有教育宗旨的意味，但表述略嫌冗长。1906年 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