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文献研究,1,法要是一卷流落民间的敦煌卷子。在历代史籍中没有记载。全书共七千多字，记录了81个方剂，完整地保留了以“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命名的方剂，其中有60首方剂摘录于久佚的汤液经法中，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了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因此法要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2,法要在史籍中没有记载现在看不到法要原卷子本法要是不是真的敦煌遗书？会不会是现代的人伪造的？,3,法要原题为“华阳陶隐居撰”，但卷子中有多处“陶曰”、“陶云”、“隐居曰”、“弘景曰”等字样，如果是陶弘景本人写成的此卷子，不会出现以上称呼。故当并非陶弘景本人所作。,如果不是陶弘景本人所作，为什么题为“华阳陶隐居撰”呢？法要的作者又是谁呢？陶弘景与法要有什么关系？,4,在法要中有许多方剂根伤寒论中的相同，法要说他那些方剂是摘自汤液经法中的，并说伤寒论也是在汤液经法的基础上写成的。,法要是在伤寒论之后成书的，会不会法要就是摘录的伤寒论中的方剂？而故意说成是摘录于汤液经法中的呢？因为汤液经法是汉代的方剂著作，但早已佚失，查无实据的。伤寒论、汤液经法、法要三书的有什么内在的关系？,5,我论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去回答以上问题。,从法要1988年第一次公开出版，到现在的20多年时间里，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几个学者。最近这几年时间，法要的研究加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法要。,北京的钱超尘先生一直在搜集法要的资料，他这些年多方走访， 2007年6月钱老亲自到河北威县和广宗县，与大昌弟子座谈，张大昌生前收了11位弟子，每个弟子都有一个手抄本，钱老获得了大昌弟子先后抄录的法要的11个不同抄本。,2007年11月，李老师帮我联系，我特地拜访了钱老师，他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他认为最有价值的5个抄本复印件以及一些有价值的信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最前沿的资料。,6,一、法要的流传经过和版本,74追记本,98敦煌医药文献辑校,99敦煌石窟秘藏医书,75年中研院打印本,88敦煌古医籍考释,76衣之镖抄本,王子旭抄本,75转抄本,91年乙本,91年丙本,64甲辰本,65范志良抄本,雪苔一访大昌,雪苔二访大昌,1991王淑民访大昌,2007年钱超尘访广宗,刘世忠抄本,王云廷抄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7,大约1002年,藏经洞封闭,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被打开,1907年3月,伯希和盗宝,装车道士暗藏,1915年,张光荣买下,1966年,卷子被毁,文革前,王子旭,进行抄录,1974年,张大昌,寄给中研院,8,笔者认为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原因如下：,其一：考查大昌说的辅行诀得来的经过，伯希和完全有可能选中这个卷子。那个装箱的道士也完全可能暗藏卷子。道士急用钱完全可能卖给大昌的祖父。这一过程是合理的。,其二：原卷子除了大昌本人见过外，还有王子旭，王子旭的父亲和叔叔都见过原件。王雪苔在访证人时，在没有大昌的提示下，王子旭还提供了大昌都没有说到的信息“原卷子还有红笔字迹。”并且王子旭、大昌在对原卷子封面的回忆描述是一样的。可见确有其物。,其三：在1991年王淑民在采访大昌时，谈到原卷子被毁，80岁高龄的大昌禁不住痛哭失声。如果不是真有其事不会如此激动。,9,其四：大昌没有伪造的动机。在70年代，就算伪造了一本书献上去顶多是个感谢信。没有经济效益。况且大昌献抄本时都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可见他不为名利。,其五：大昌没有伪造的能力。因为书中有很些冷僻的学术内容，不可能出于伪作者之手。比如金石药物的服用等，卷子内容，著作的风格、医药技术特点、遣词造句的习惯符合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征，道教思想也与陶弘景相近。,其六：学者张政烺、李学勤鉴定意见不是近代伪作。,其七：其它学者如马继兴、王雪苔、钱超尘等文献学大学者都认为不是伪作。,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结论“辅行诀确是敦煌卷子”无疑。,10,二、法要最初文本内容考察,考察依据：,辑校本,甲辰本,范志良抄本,衣之镖抄本,11,最大的差异处有二：,其一：有些本载方55首，有些本载方51首，有些本载方81首。,其二、主要差别是大小钩陈、腾蛇汤4首，金石方30首。,12,我的结论是：,最初文本中载方81首。,没有大小钩陈、腾蛇汤。,有金石方30首。,13,没有大小钩陈、腾蛇汤的依据：,其一：甲辰本中没有，甲辰本是以1964年本为底本抄写的，,在保存原貌上比大昌1974年献的抄本更有可信度。,其二：范志良抄本中也没有。范本抄录的时间是1972年，早,于1974年大昌献抄本。,其三：衣之镖抄本中有，但是衣本中在“钩陈汤、腾蛇汤”之,前明白地记录着这样的话“补陶弘景治天行热病二日六,神之方，新增大小四方”此为大昌补录的证据。,其四：在辑校本中记录“隐居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二旦，指阴旦、阳旦。四神，指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显然应该没有“钩陈、腾蛇”。,而在辑校本中又出现了“钩陈、腾蛇”，这跟“二旦、四,神”是矛盾的。可证“钩陈、腾蛇”是新增的，与原卷子,结构不符。,14,其五：大昌、王子旭回忆卷子封面的时候，均说封面只有“四神”，没有“六神”。也可证卷子原貌没有“钩陈、腾蛇”这二神。,其六：大昌弟子衣之镖在给钱超尘的信中对此作了说明“书载大小钩陈腾蛇四方，是先师为拟补汤液而作，并非陶氏原件所有，”。,15,最初文本有金石方30首的依据：,其一：考释本是根据大昌1974、1975年寄给中研院的抄本整理出来的。74、75年文革尚未结束，大昌有意隐瞒金石类方剂，可能是怕金石类方剂有“四旧”的嫌疑。有佐证如下：在大昌祖父去敦煌的原因上，1974年大昌说祖父是去兰州访友。而1991年说出真相是去张掖收购军马。可见，大昌在献书时，鉴于文革期间出于自我保护是有所隐瞒的。因此，隐瞒金石类方剂，也是合情理的。,其二：辑校本是根据的底本是考释本，所以未载金石方剂。在衣之镖给钱超尘的书信中提到：“2000年，我曾见到王雪苔先生一面，我问他考释本为何未载金石诸方，他说因为抄本和先生背诵录音无此部分。当时我带去了述义（大昌著作，里面载有辅行诀原文，并有金石方剂）表示打算整理出版，他粗翻了一下，看意思不大支持，主要是怕有人怀疑法要是伪作。”马继兴先生在1998年出版辑校本时，是不是也是出于类似王雪苔先生的顾虑而没有载金石诸方呢？从推理上看完全有可能。,16,其三：在考释本出版前的大昌弟子抄本中均有金石诸方，包括保留原貌较多的甲辰本，且“金石诸方”文字众抄本都一样。从差异一、差异二处，可以看出甲辰本是很严谨的，很注重保存原貌的。在这样注意保存原貌的抄本中要擅自的加入“金石诸方”那么大一段文字，这是不符合情理的。除非“金石诸方”原本就是原卷子的内容。,其四：看“金石诸方”的内容，不是现代人能伪造成的，近代的医生都不常用那些方剂和药物。而在南北朝时期，社会正流行服食之风，流行如五石散之类的金石药物。况这个卷子本为修道之人而作，道士讲究的是炼丹，炼丹就常用那些金石药物。由此，可见“金石诸方”是原卷子的内容也是符合时代背景的。,17,三、考察作者和成书年代,按照法要的内容和写作目的，陶弘景是法要的作者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然而法要的书中有多处“陶曰”、“陶云”、“隐居曰”、“弘景曰”等字样，如果是陶弘景自己所写的书，怎么会出现以上字样呢？显然不是陶弘景自己所写。那既然不是陶弘景所写，为什么会题为“华阳陶隐居撰”呢？,只用两种可能：一种是托名而作。一种是别人整理陶弘景的书稿而作。,18,关于托名，一般都是由于作者自己没有名气，担心自己的著作不被重视而故意把作者写成知名人士。比如医书就托名为华佗、扁鹊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法要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方剂和药物。是医学的内容，如果是托名之作，应该托名医学领域里的名流啊。而怎么会托名为“陶弘景”呢？陶弘景是以道士著称的。如果是关于炼丹的书，托名陶弘景是在情理中的。但医学的内容，却托名为一个道士，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况且托名之风在南朝以及以后的朝代并不盛行。,所以法要为托名之作的可能性可以排除。,19,那就剩一种可能：法要是别人整理陶弘景的书稿而成。,陶弘景的弟子可能性最大。,陶弘景是当时的道家名流，有很多弟子。陶弘景在茅山顶上建造一座三层楼阁，中间层就是专为弟子居住的。虽然历代关于陶弘景的著作目录里没有找到法要，但在南史陶弘景传中就说“弘景有撰而未讫作品十部，唯弟子得之。”,所以法要应当是陶弘景所辑但未定稿的著作，是其弟子整理师傅的书稿，加上师傅平时的教诲而成,。,20,定稿年代的上限,法要是陶弘景所辑经弟子整理定稿的著作。所以定稿年代应当是在陶弘景去世之后。陶弘景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故定稿的上限是公元536年。,21,定稿年代的下限,敦煌藏经洞窟内所藏文书最晚的是在1002年。所以可以推出法要的下限是公元1002年。,书中有“大小玄武汤”，今存宋代校正医书局校定的医书中“玄武”均作“真武”，因避宋始祖赵玄朗之讳，改玄为真之故。可知，此书成书在宋之前。,书中出现“一方作薯蓣”。考“薯蓣”，即今天的山药，唐代中期以前原名薯蓣。本草纲目 “薯蓣因唐代宗名预，避讳改为薯药，” 。据此法要成书的下限当上推到唐代宗时期。,22,唐高宗时代避“治”为“理”、“疗”、“主”。而法要中不避“治”讳，可以推知，法要成书于唐高宗之前。,唐高宗在位时间公元650公元689年。,陶弘景死于公元536年，一代弟子就算相差20岁，那么5代弟子就相差100岁，就算是陶弘景的第5代弟子整理的，也应当是636以前,。,23,结论：,法要定稿的时间,公元536年公元650年之间。,24,四、跟伤寒论的关系,在辅行诀正文中有以下三段文字涉及到伤寒杂病论：,其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 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 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拯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新异，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其二：“隐居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其三：“,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25,伤寒杂病论中有如下方剂：,桂枝汤：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以下简称新加汤）：桂枝三两，芍药四两，炙甘草二两，生姜四两，大枣十二枚，人参三两。,小建中汤：桂枝三两，芍药六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胶饴一升。,26,如果按新加汤命名的方法，那么应该把小建中汤叫做“桂枝加芍药三两胶饴一升汤”。,按照药味的加减规律，应该把小建中汤纳为桂枝汤的加减方，但张仲景没有。,在法要中有证据：伤寒杂病论中的桂枝汤在法要中名为小阳旦汤，而在小阳旦汤后有一句话“若加饴一升，为正阳旦汤。”,27,经比较法要与伤寒杂病论两者所录方剂的联系有以下几种：,其一：方名、药味、主治均大体相同者,方名、用药和主治大体都相同的，如法要小白虎汤、小玄武汤和大青龙汤即伤寒杂病论白虎汤、真武汤和小青龙汤。,28,其二：方同而名异者,在两书的对比中，有大量的方同而名异的现象，如法要小补心汤、大补心汤、小泻脾汤、小补脾汤、建中补脾汤、小青龙汤和小朱鸟汤分别为伤寒杂病论栝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通脉四逆汤、理中丸、小建中汤、麻黄汤和黄连阿胶汤。,29,其三：方名已改尚在叙文中留有旧名者,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的末尾一段有“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成无己注：“阳旦，桂枝汤别名”。,30,证据一：汉书艺文志有关于汤液经的记载,班固汉书艺文志经方类著录“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说明在汉代确有汤液经法一书，并且跟张仲景是同一时代的，所以张仲景能看到汤液经法是完全可能的。,31,证据二：甲乙经序中有张仲景广汤液经的说法,晋人皇甫谧甲乙经序中写到：“,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皇甫谧甲乙经序写于魏甘露3年(公元258年)。皇甫谧距张仲景时代一百年左右，其说应该比较接近真实。,32,证据三：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伤寒论的说法,北宋国家校正医书在校正伤寒论时，在林亿、高保衡伤寒论序中沿用前人的说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33,证据四：伤寒论序自己也说是“博采众方”而成。,34,由上可见，关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成书，从晋到宋，都认为是“广汤液而成。”可见法要中关于伤寒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基础上撰写而成是可信的。,35,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伤寒论和法要同源于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确证了历代“仲景广汤液的说法。”,36,谢谢大家！,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