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改革及其趋势

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改革及其趋势背景：新课程改革 我国高考的改革历程与进步1、十七年、十年、恢复十七年、走向21世纪2、高考（历史）令人瞩目的进步与问题 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提出了什么？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六个改变”: 1、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强调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2、改变学课本位，科目过多缺乏整合，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的需求，体现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3、改变繁、难、偏、旧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加强与学生生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习兴趣、经验、终生学习的基础；4、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注重培养基本的能力；5、改变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选拔功能，发挥评价的改善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6、改变过于集中的课程管理体制，实行三级管理。 国家出台的高考改革措施1、按照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逐步下放高考命题权，实行由省一级按课程标准实施的国家高校招生考试；2、加强国家监督和新的实践经验总结，给予及时指导。一、高考的竞争及其特点是社会竞争及其特征的客观反映和延伸。“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其中，高考则是学生学习内在的“指挥棒”，这几乎是“铁律”。全面测量与评价是一种理想和努力的方向，但理想、方向固然重要，却并不能取代现实和用什么方式、方法到达。当社会诚信和全面测量与评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不足以保障其客观和“三公”时，人们会本能地放弃“全面”而选择“三公”，无奈地相信那可爱又可恨的考试不公平中的公平。社会诚信是全社会的事，前途光明，却有待时日和努力。全面衡量与评价的有效和可靠性，即使从技术层面上看，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其中，有些是世界性难题，如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测量。在正常情况下，在与无法超越的功利相联系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不按评价者的意图来表现，智商越高，越是如此；有些有中国特色，如“快节奏”、“大跨度”的教育或课程改革、高期望值和高竞争率的负面效应等；有些有办法而缺乏实施的条件，如考试社会化、命题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加考试机会、进一步提高阅卷信度、考试的信息化等。这些都非一蹴而就，而牵动千家万户的高校招生却是每年必须进行的。考试改革必须从实际效果出发作系统的考虑。这个“实际效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测量效果；二是对教育的反拨作用，或者说“应考”效果。前者直接决定测量与评价的成功与否，从长远的观点看，后者具有更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左右着测量对象本身的变化。那么，如何使现实的教学或学习不仅在舆论宣传、行政督导上，而且尽可能在事实上按照课程改革的方向去努力呢？除了极少数优秀学生可以通过专门组织的“理想”方式评鉴外,对大多数学生的取舍而言,考试，升学考试,特别是高考改革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高考必须提高以课程标准为准则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必须最大限度地遵照课程标准的规定来命题和实施，使那些按照课程标准及其方向进行教学或学习的学校和学生得到较好的成绩，使那些不按照课程标准及其方向进行教学或学习的学校和学生得不到好成绩。偏差越小，成绩越好；偏差越大，成绩越差。因势利导，借“迎考”之力，克“应考”之弊考试的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按课程标准教学或学习的竞争，课程标准才可能真正变成教师、学生内在的学习宗旨和标准。有一个调查说，高中教师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研究高考说明，而读教学大纲的不到百分之十。尽管这个调查的样本还不够大，但经验告诉我们，其结果是比较可靠的，甚至是一个不需要调查的调查。面对现实，只要考试真的想做课程改革的“仆人”和“杠杆”，就必须按照课程标准来命题。反之，只要课程标准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真是要实行的，就应当让考试成为自己忠实的“仆人”和有力的“杠杆”，特别是高考。二、有一种观点认为：“考试测量的试题不可能局限于模块和专题来命制。而且，当前绝大多数省份高考采用的是文科综合的试卷，要求学科内和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因此，从考试测量的实际出发，需要用文明史的观点整合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构建学科体系”。i言下之意，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不成体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首先，从史学上看，学科体系是相对的。其次，从教育上看，虽然高考的目标与学科体系有密切关系,但其本质不是学科体系，而是考生的学习结果学习能力和深造潜力。其三，从命题上看，命题时的“从考试测量的实际出发”的这个“实际”应当是考察对象的实际，即学生学习的对象、过程及其结果的实际，而不是其它理论或学术观点的实际。其四，从实践上看，直接从教科书介绍、分析过的史实中提问题的知识掌握水平考察，只是高考目标的一部分，还有相当部分属于方法或能力的考察，这些目标的考察可以利用已经学过的知识，也可以利用新材料、新情景、新问题来考察。其五，从“文明史”上看，文明史首先表现在人类文明的观念和视角上，新课标的制定者已经根据史学研究和学生的情况从内容的选择和观点的运用上考虑了这一点，即使有所不足，命题时同样可以通过“搭桥”的方式，从更完善、更新的高度去审视。总而言之，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命题者如何坚定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树立以课程标准为准则的观念，熟悉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实践情况，提升立意高度，改进设计思路、革新处理技术和转变操作习惯。三、要做到高考目标与课程标准中的目标相一致，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课程标准对学习目标的规定要比较清晰，使其确实能够成为高考的依据；二是有相应的考试方式和命题技术作保障，使考试能够全面、有效、可靠地测量这些既定的学习目标。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从操作层面上看，目前这两个前提都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的距离。新的历史课程标准按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要求，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大方面的目标，提倡和鼓励个性的选择与发展。ii又难以按目标的表述要求做到具体、明晰、行为化，即按照“学习结果”的方式描述，只能做比较原则的定性规定。另外，又由于为了使教材的编写者、课程的实施者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对历史知识目标大都只作了粗线条的规定，如“列举从汉到元的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等，正如穆易宁先生的文章所评论的“比较简略”，“一些专题的表述高度概括，使得其涵盖的基本知识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iii留下了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补足或完善的“缺位”和“空档”。综上所述，为了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高考除了加紧研发有效的测量方式和技术并创造条件实施外，还必须在制定高考目标和说明时，研究和做好课程标准的“补台”工作。四、高考如何补台？历史知识是过去的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能力是运用已学的知识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知识的“活性”和个性倾向。当课程标准对“知识与能力”目标规定得比较“简略”时，实际上，不同版本的教材执行的是在方向、框架上可能相同，但在具体的史实、观点、分析方法及其掌握水平上不尽相同的目标。因而，高考命题最佳的方法是以课程标准为基准，为使用不同版本教科书和不同个性的学生分别命制试卷，但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和习惯。 “一卷多选”模式（即三个必修模块的试题相同，六个选修模块的试题内容不同，但能力目标、难度相同。考生可选答其中二或三个模块的试题）大概既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但必须贯彻好课程标准下的有利于推进百花齐放的教材和教学这一基本准则。高考目标也有必要对课程标准中规定得比较“简略”的“内容标准”做符合课程标准框架、指向和原则的目标化的规范。（一）在“知”的层面上，将比较简略的概述具体为明晰、可理解的知识点，并做出必要的限定和解释,对课程标准中使用的“了解”、“知道”、“列举”等记忆性的要求做出规范的、行为化的定义。如有可能，还应当做出心理学意义上的规定，如“回忆”、“再认”等。（二）在“识”的层面上，对已经确定的知识点分别提出明确的理解方向和程度的要求。下列常用的要求和术语可供参考：1、背景：国内、国际；2、条件：客观、主观、主要（或基本）、根本；3、原因：主观、客观、历史、当时、主要（或基本）、根本；4、联系：事实、本质、因果、对立、统一、同一；5、矛盾：主要、基本、根本（或本质）；6、特征：本质、形式、根本（或本质）、显着；7、目的：直接、间接、主要（或基本）、根本（或宗旨）；8、性质：一般、特殊、根本； 9、作用：主要、直接、间接、长远（或历史）；10、影响：直接、间接、正面、反面、历史；11、意义：当时、历史、实际、理论。以上要求可根据“知识点”的重要性和连贯性来取舍和侧重。另外，对课程标准中使用的“简述”、“概述”、“讲述”、“概括”、“分析”、“认识”、“理解”、“说明”等理解性的要求做出规范的、行为化的定义。（三）在“用”的层面上，应当对运用这些知识解决的问题及其所需要的思维程度给出界定，必要时用实例加以说明：1、具体解释和界定运用的类型及其程度，如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2、课程标准中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但没有明确阅读怎样类型、形式和难度的史料，通过哪些途径？信息的提取要达到什么水平？高考目标应当加以必要的明确。五、如何突出能力目标？史实知识的运用已经内涵了“能力”，但不是“能力”的全部。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史实知识处于被运用的状态。因此，对知识运用的规定，只是考察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有一个用什么观点、方法来运用的问题。正确的史实只有和正确的史论（观点、方法）正确结合，才可能构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后者的迁移性更大，对素质的提高也更重要。课程标准在“过程与方法”中以“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作了抽象的定性规定。欲使其变为可操作的高考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甚至是刚开头。（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中的所谓“基本”应当有明确的界定。由于政治学科的改革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题，前些年开始，上海市的高考说明增加了这方面的目标，遗憾的是没有深入下去。iv如何从文明史的高度来选择和重构这些观点和方法，如何根据高中生的认知特点确定其程度大概是最不容易的工作，前者和史学理论的进展有关，后者同历史教学的研究水准和传统有关。比如，是否可以提出地理、地缘与人类文明，文明交融、冲突与传承，现代社会与思想潮流，公民意识与法制，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文学艺术与社会修养，宗教文化与当代社会，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和平竞争与全球经济，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与个人发展等更加贴近时代和学生的思想方法？（二）“独立思考”，“探究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合作学习和交流”的方法。这是本次课程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如何使其具体化、可操作和能测量，确实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如我们都知道质疑能力、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假设能力、整理与鉴别证据的能力和构思论证能力对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对这这些能力的具体研究却大都停留在经验或大而化之的层面上，缺乏系统的、操作性的思考与研究。上海市的课程标准吸收了上一次课程改革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能力及其水平和探究行为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思路，可供研究和制定高考目标时参考。“中学历史课程培养的能力包括：搜集史料 能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网络等途径，运用调查、访问等方式，从文献、音像、实物、当事人的回忆等材料中搜集史料；能围绕主题，多渠道、有目的地搜集各类史料。提取信息 能按一定的要求，提取史料中直接和间接的有效信息；甄别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进行合理的归纳和分类。解决问题 能运用已掌握的历史知识，运用解释、论证或反驳等方法，史论结合，解决问题。交流成果 能用口头、书面等形式表述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活动；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他人观点进行完善或辩驳。中学历史课程的学习水平是相关历史知识的学习能力要求和评价依据。学习水平按四个递进的层次分类。以下学习水平中的“级”是对初中阶段的要求，“级”是对高中阶段的要求。A 识记与鉴别.掌握公元、王朝纪年和按某些文明标志划分历史时期的常用方法；了解中外文明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制度、优秀成果的基本内容；运用已掌握的历史知识甄别有关历史材料等。.掌握文明史的基本线索、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掌握每个历史主题的基本线索与基本史实；根据已掌握的知识对相关历史事实或观点做出真伪或是非判断。B 领会与诠释.领会中外文明的主要特征，理解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的影响；简单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过程和成果。.运用已有知识，对有关史料或问题进行解释、梳理和提炼，作出必要的说明。C 分析与综合.运用提纲、表格或地图等形式，分析或综合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优秀文明成果的历史背景、主要史实和历史地位。.在新情境中采用多种史料，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比较、概括主要文明的发展进程、重要特征及其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优秀成果。D 评价与论证.了解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基本历史评价；感悟重要历史时代特有的生活状况、社会环境和精神风貌；体会历史人物的情感意志和道德情操。.依据各类史料，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作出评价；根据已有历史知识独立思考，阐释、论证相关问题。” v初中“探究型课程的一般程序是：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提出问题，在教师指导下形成课题； 围绕课题，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多渠道获取历史信息； 对所获信息进行分析、甄别、归纳； 根据有效信息形成文字、图像等各种形式的探究成果； 展示、交流探究成果。”vi高中“研究性学习的一般程序是： 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评估问题的价值；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及策略； 实施研究方案，并在研究中加以调整； 完整表述或概括自己的研究过程与结果，展示、交流研究成果； 反思研究过程，检验与评价研究成果。”vii六、如何处理“记忆”和“能力”的关系，使教师定心、学生舒心、家长放心地按照课程标准教学和“迎考”？用“题海战术”、“押题策略”等办法，尽可能地将考查能力、过程与方法等目标的试题在实际上转化为考查记忆和熟练水平的试题，结果却损害了学习的宗旨和效果。人们尽可以谴责这种做法如何急功近利，用各种舆论的、行政的手段加以抑制。但现实地考察这种做法，却是合乎情理的如果用这种方法能取得高分，人们就一定会暂时牺牲“能力”而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教”与“考”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规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命题的本身，利用得好，是一种进步的动力。解决“题海战术”和“押题策略”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积极地改革试题，合理地引进新材料、新情景，以及据此提出既在情理（即目标）之中，又在意料（即押题）之外的新问题，使“题海战术”和“押题策略”不能奏效，至少奏效甚微，使得教、学、考等有关方面都知道，只有平时按课程标准的目标教学和学习，突出历史基本知识和基本脉络，注重能力、思维品质和个性的发展才能既有效果，又有效率地得到高分。基本知识和基本脉络是个既相对于史学，又相对于学生而言的概念。为了使教师与学生两方面都将注意力和更多的时间放在思维训练和培养上，切实减轻记忆负担，根据实际情况压缩史实知识，强调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是非常必要的。换句话说，不求“知识点”的更多，但求“知识点”的更明确和理解得更透，以及由此学到的思想方法、思维能力更实、更好。压缩知识点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高考目标中加以控制,对课程目标中的“知识点”作适当删减，保留最具思维价值的“知识点”；二是在考试的分值比例中加以控制,压缩其权重。由于我国的课程标准对史实知识的要求要远多于发达国家，而在思维方法上又甚差于发达国家，因此，就减轻学生的负担、增强能力训练而言，前者的效果可能更好。近十年来，上海市高考历史科采用了上述两种办法，在高考目标中，“知识点”逐年减少，至今已经比教学大纲压缩了近一半；命题时，又尽可能将“题眼”放在目录、大事年表(基本知识)和每一章开篇的概述(基本脉络)这些教、学、考等方面都能看得见和取得共识的“知识点”上，这对减轻学生记忆负担、解放思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所有的考查目标（包括史实、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观点和方法）都突出了学以致用的特征，新材料、新情景、新问题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又有一半以上必须运用应当掌握的技能、观点和方法来解题，而与教科书中具体的史实知识关系不大，有的几乎没有关系。这就是所谓“海派”风格的基本点，具体地说：1、以与教科书和大量流行的“练习册”不同的方式，在鉴别正误、判断对错、确定是非等简单应用的层次上考查史实知识的识记情况；2、以已经学过的史实知识为载体，采用与教科书和大量流行的“练习册”不同的变式，考查已学史实知识的理解水平；3、以已学史实知识为背景，采用与已学史实知识程度相当的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考查已学史实知识的运用活力。4、以已学史实知识为背景，采用与已学史实知识程度相当的新材料、新情景和新视角，考查“获取历史信息”方法的掌握特征。5、以已学史实知识为背景，采用与已学史实知识程度相当的新材料、新情景和新课题，考查基本观点、方法和学习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6、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整合，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手段，开拓能够适应大规模考试的新形式、新问题和新题型，为新课程的高考目标寻找新的测量模式。7、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保障，改革阅卷理念、方式和规则，在确保阅卷信度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开放式试题的比重，为不同特点、水平的考生提供展示其综合能力、学习潜能和个性倾向的平台。8、考试是一门科学，学科专家、教学专家还必须经过相当的学习、研究和训练才能够成为命题专家。因此，一方面应加强命题研究和队伍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测量与评价的科普力度，使命题改革推出的节奏和力度既反映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又符合教学改革的实际，也使大家更理解和支持考试改革。以上措施不仅提高了考试的效度和信度，而且较成功地用历史学科是思想性、人文性、应用性学科的形象改变了历史学科是记忆性、机械性、背诵性学科的形象。在“三加一”和高考录取时，政治、历史成绩通用的体制下，在历史有三本教科书，政治是一本教科书加近两年时事的情况下，选考历史的学生逐年增多，成为文科选考科目之最。据不完全统计，最不擅长记忆的考艺术类考生半数以上选考历史，在理科向文科转向的学生中，选考历史的居多。举上海市的例子是想说明不求更多、但求更好，减轻记忆，导向思维及其实施策略这个道理。如何进一步发展，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比如能否开卷？上海市上一次教材改革后的会考曾经实行过，虽然效果不甚理想，但问题不是出在开卷上，而是出在试题及其它措施的配套上。初、高中新课程试点学校采用开闭卷结合，对开卷部分的试题作了相应的改革，情况就大为改观。另外，运用多媒体等视听设备创设情景和问题，并进而实现基于网络技术的考试(E-Testing)也应当是努力的目标。七、关于情感态度价值观。课程标准用了较多的文字规定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1、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以及由此升华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人生理想；2、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健全人格，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态度；3、国际视野、全球文明和开放意识。viii这些本应是中学历史学科应当具有的极为重要的目标，在“知、行、意”中，是它们之间能否转换和怎样转换的制约因素。但在测量中，被试有更自觉、强烈的功利意识和意志控制，即使“知”之，但“行之”与否，怎么“行”，抑或反“行”，则取决主体对“行之”后果的利益判断。从心理学上看，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测量属于态度领域的测量。“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等因素构成的个体内在结构，是调节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是“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先有的倾向与准备”。ix有效、可靠的态度测量的基本前提是被测者意识不到需要作假；或者意识到了，但不需要作假，如测量结果的真实性对被测者没有利害关系，甚至有利。因此，其适用性比认知领域要小得多。测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只是“净化”部分不真实的测量结果，校正测量结果的解释，而且还有许多适用条件。高考是大规模的团体测量，其结果对考生来说，有着非常现实的利益关系，越是聪明的学生越趋向于按照评价者的要求应答。更何况课程标准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所规定的那些目标都与政治思想、民族情感、世界观念、人生态度等“主流意识”有关，此时此刻，有谁宁愿冒被“一票否决”或失分的风险，而坚持说真话呢？这些，都使高考丧失了有效、可靠地测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基本前提。更何况，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测量还需要有一整套与认知领域不同的测量技术上的保障，如，即使被测者主观上想说真话，还有正确认识和标准表达与解释的问题。这正如医生必须对病人的陈述作科学分析，因为病人的感觉往往是一种假象，甚至与病因错位或颠倒，而且不同生理状态和文化背景的病人对相同的病症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表述。因此，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即使是“民主、自由”和高考升学率很高的国家，可以宣布他们的大学入学考试是学业水平考试、学习能力考试或学习潜能考试等等，都属认知领域的考试，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大学入学考试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测量。从实践上看，对以专门的教育、教学、训练为背景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测量与评价，最好的方式是与考生有关人员，如教师、家长、朋友的长期观察和交流，以及对被观察到的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信息进行可比较的、标准化的量表处理。这一点，思想政治学科有其丰富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实践证明，考试所考查到的是可能蕴含着考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认知水平及其倾向，而非情感、态度、价值观本身。那么，考试有没有可能使这种“可能”性和“蕴含”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呢？经验表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题大概是有希望的，但效度到底有多高，可靠性有多大，技术寿命由多长，尚待实验研究：1、显然不触及“敏感”问题或“主流意识”，明显允许考生发表看法的“中性”的开放式话题；2、符合当代学生心理特征的，使考生有话可说，确实蕴含立场正负或倾斜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投入程度的讨论式或论辩式话题；3、以已学知识为背景，以新材料、新情景为载体，在教科书或大量流行的“练习册”中没有任何答案的话题；4、对独立思考、创新思维或答案有明确的鼓励办法，甚至有奖励措施的，出了差错至少不倒扣分的话题。八、改革策略。考试不仅要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还必须有较大的社会公信度，即考试是否被与考试有关的方面乃至公众实际（不是无奈）认可及其程度，这是考试的公举性或权威性问题。因此，新高考的改革必须考虑考生、教师的可接受程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高考与原高考之间的过渡和接轨的问题。理论上再好的考试，如果不能被考生和教师以及与考试有关的方面积极、正确地接受，其效度和信度都会大打折扣，对教育的“反拨”作用也会大大降低，甚至走向反面。上海市多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和策略是：1、要为广大教师的认识和跟进留有空间（目标、难度）；2、改革不停步，年年有进步。一年一小步，两年一大步；3、科研领先，有静有动，逐步推出，重视过渡，搭桥铺路。九、加紧研究和提高命题技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聂幼犁 转自历史课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