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的弊端和改善

第一，选举的平等性没有完全实现。根据我国现行选举法，虽然规定了一人一票制，每 一票有相同的权利，但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每一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量不同。第二，直接选举的范围过窄。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我们社会主义的选举应当实 行直接选举。但从建国后，直到2004年选举法的修改，也只有在县级以下（包括县级）实 行了直接选举。目前，我国选民与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不够密切，不能不说与我国的 直接选举范围过窄有着密切关系。直接选举范围的过窄，已显然成为我国选举制度的一大缺 陷。第三，人大代表的选举存在非法操作、行政干预等违法、违规现象在我国，候选人目 前主要由党组织和上级机关提名，代表名额有计划地分配，直接由谁当代表，谁不当代表 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第四，选举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选举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竞选候选人中究竟是否存 在积极的竞争。民主的国家可能有这样的为公职而进行的竞争，但在不民主的政权下就不 可能有这样的竞争。第五，有关选举诉讼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现行选举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以及其他关于选举诉讼问题的法律法规不够全面，。二、我国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国家在有关选举的普遍性和秘密性方面做得比 较彻底和到位，但在平等选举和直接选举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实现选举的平等性和直接选举， 也正是我国选举制度改革所要坚持的方向。第一、关于实现选举权的平等性建国初期，鉴于我国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上的巨大悬殊性，国家做出了对城市人口在选 举权上进行照顾的制度安排。这在当时，处于巩固新生政权和统一战线的需要，也许是必要 的，但我们不能理直气壮的认为我们的做法是符合法治精神和民主原则的。我们的政权是人 民的政权，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是新生政权的缔造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理所当 然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民主权利，特别是作为民主权利之基础的选举权利。五十多年来，这 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选举权的不平等性，导致了我国城乡发展上的失调。城乡居民选举权 的不平等性也为我国“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最终形成埋下了伏笔。如今，我国的城市的繁 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农村的凋敝为代价的，农村居民的贫困，最根本的是权利的贫困， 并且是制度性的权利贫困，这必然导致农民的声音和利益诉求很难通过国家的权力机关表达 出来，农民的利益也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当然，也有人说，由于我国人口构成的工农比例相差悬殊，按照统一标准分配代表名额，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就大大超过工人代表的比例，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其实这种 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不是靠数量取胜的，而是靠质量，靠的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靠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觉悟。这种从制度上对农民阶级的限制， 也不利于农民阶级民主素养的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民的贫困，这样，我们的联盟是越来 越牢固，还是越来越疏远呢？如今，“三农”问题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解决这一问题的 突破点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这就要首先解决农民权力贫 困的问题。第二、关于逐步推进直接选举有一些人，一提起直接选举就下意识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全盘否定，这种态度是很不 应该的。其实，直接选举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 刘少奇、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已经论述的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的程度较低，才不得已采取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暂时性制度，但必 须明白，直接选举制度才是我们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刘少奇同志当年针对我国的选举制度 的不足，曾经无奈而忧虑的说：“我们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且在条件具备 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9。我们的选举制度的实践也 证明了这一点一一从最初的乡级直选，扩大到县级直选。随着我国的实现直接选举的条件的 逐步成熟，及时实行直接选举乃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当然，我国的选举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如进一步规范差额选举制度、允许和 鼓励非对抗性竞选制度、进一步规范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制度等等，但进一步贯彻选举的平等 性原则和推进直接选举，则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两个方面。它们不仅是马列导师们的梦 寐以求，更是我们人民民主的迫切需要。1）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直接民主程度。建议省以下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尽快实行直接选 举，至少应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2）将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选举过程，实行竞选。建议改革现有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实 行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制；通过选民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初步代表候选人 和正式代表候选人均有权根据法律在规定的时间进行3）改革选举委员会组成方式。设立选举专门法院，规范选举的组织，监督和诉讼纠纷的处 理。4）完善代表监督与罢免办法，增强可操作性。5）制定新闻法，发挥新闻媒体的独特监督作用。建议尽快制定新闻法，确立“记者对事实 负责，媒体对法律负责”的原则，把事前预防机制变为事后追惩机制，加大新闻监督力度， 并充分保障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