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课件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 1、量大 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扶风庄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2、造型丰富、品种繁多。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各种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就有爵、角、觯（zh ）、斝（ji）、尊、壶、卣（yu）、方彝、觥（gng）、罍（li）、盉（h）、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更具有吸引力。,3、千姿百态、制作精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的欣赏性。,4、地域跨度大，风格各异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又如三星堆青铜器怪异的人头像凸现了古蜀国的风韵。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5、优美的铭文，历史的见证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6、以青铜礼器为大宗 与世界青铜器多为武器不同，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末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到战国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从整个奴隶制度发展与消亡来说。而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7、悠久的历史，1500年的流行 中国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就青铜容器来说，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期已经出现，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因为战国以后青铜礼器便衰落了。当然工具与小件青铜饰件的产生则更早些，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青铜器发展历史之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8、贵族身份地位的表征，严格的组合形式 中国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制度在青铜器上的“物化”，它用以表明奴隶制等级制度，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显示不同地位身份的贵族的价值，具体如天子九鼎之类，即青铜礼器在使用与埋葬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对组合。一般奴隶主贵族墓葬常出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则多埋藏几套。西周则盛行鼎、簋组合。尤其当时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组合体现了一定的功能。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特点。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9、诱人的艺术魅力，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但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构思巧妙的形态、 富丽精致的纹饰、 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叹为观止。,10、独特成熟的制作工艺 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合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制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锡焊、铜焊等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有绿松石、玉、陨铁（如铁刃铜钺）、红铜等。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形制 纹饰 铭文,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形制的思考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与彩陶的形制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青铜礼器大略经过了1500年以上的历史变迁，由于历史、礼制、习俗、文化的发展变化，每类青铜器在形制上亦有一定的发展变比规律。掌握青铜器的形制变化规律，对青铜器的鉴别很有帮助。 青铜器的形制与统治者的身份地位有密切的联系。 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具有明显不同的形制。,青铜器纹饰是青铜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饰在器物的腹、颈、圈足或盖上。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二里头文化期，在西汉后期或东汉时，铜器表面往往不用纹饰，称之为素面。带纹饰的器物集中在商周，且以商周最为著名。我们说商周铜器有种狞厉之美，神秘、威严、精细，很大程度上是指其纹饰。纹饰的出现使商周青铜器更具艺术价值。 商周器物纹饰的这种特点与其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祖先神灵有关，也与图腾崇拜有关。纹饰内容有时同器物用途有很大关系。祭祀场面的肃穆，观念上对神灵的尊崇，必然使得纹饰趋于神秘，令今人看去有怵目惊心之感。而到了奴隶制度开始瓦解之时，纹饰便开始描绘现实生活，如狩猎、宴乐、攻战等，从神秘、威严的气氛中脱离出来。,古代青铜器的纹饰,古代青铜器纹饰的种类,兽面纹,兽面纹旧称饕餮纹。饕餮（to ti）之名本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古人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宋人将青铜器上表现兽的头部，或以兽的头部为主的纹饰都称饕餮纹。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兽面纹的特点 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一些典型的兽面纹,龙纹 龙，四灵之长，变幻无穷。据研究，炎、黄二帝就是上古以龙为总图腾的部族联盟领袖。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龙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帝德天威。历代帝王无不以真龙天子自命。从皇宫帝苑到服饰器皿，都充斥着龙的装饰。同时，在民间，龙既是神灵，是祥瑞，又是人们的审美对象，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 龙纹包括夔纹和夔龙纹，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象都称之为夔，这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其实，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故不采用夔纹一词，称为夔龙纹或龙纹。 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称之为龙纹。,商代早期的龙纹主要见于玉器，如玉玉玦、玉壁等环状器物。青铜器上的龙纹始见于商代中期。此时的龙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鳄鱼状爬行龙纹，作两首相对或首尾徊接的形式，体态似鱼体、曲折体为多，此类龙纹多见于鼎、尊、盉、觚等器物。另一类是蟠龙纹。商代晚期，龙纹极盛，变化更繁复，趋于图案化、装饰化，有不少变形图纹出现。 西周早期的龙纹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到了西周中晚期，龙纹更趋抽象化，只有将早期龙纹同其对比观察，才能从中看出发展轨迹。这是因为在周人的观念里青铜器纹饰的宗教含义已不如商代强烈，由“象物”形式转向图案化，气氛活泼轻松，体现出一种审美情趣，当然，也含有祥瑞意义。,一些典型的龙纹,爬行龙纹（西周早期龙纹簋）,卷体龙纹（西周晚期鱼龙纹盘）,交体龙纹（战国早期交鱼龙纹壶）,双体龙纹（西周早期）,两头龙纹（西周早期）,蟠虺(hu)纹 青铜器纹饰之一。以蟠屈的小蛇(虺)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蟠螭（ch)纹 青铜器纹饰之一。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螭)，张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凤鸟纹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属的图案，凤鸟纹的特征比较形象。最早的凤鸟纹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如良诸文化出土的玉器上已有明确的凤鸟纹。 凤与龙齐名，都是古代的祥瑞动物，在“四灵”中，龙和鱼源自爬行动物，麒麟源自兽类，凤凰则源自鸟类。从古代岩画、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上保存了大量的凤凰史料和艺术造型。在这些凤凰身上，有孔雀的影子，有鹰、鸮的特征且与鸡、雁、鸭也有联系。,一些典型的凤鸟纹,多齿冠凤纹（西周早期）,长冠凤纹（商晚期）,花冠凤纹（西周中期）,长颈鹿角鸟纹（商晚期）,动物纹 动物在我国早已开始饲养，马、牛、羊、鸡、犬、猪是著名的六畜，还有一些野生动物，象、鹿、犀、虎、免和一些变形的动物如长鼻兽、蜗身兽，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如蛇、蝉、鱼、龟、蟾蜍等不能独立无所归属，皆列入动物纹。这些动物在青铜器上大多有类似的形象，属于这些动物的正面形象已归入兽面纹的各种角型，但动物的侧面或全躯形象在构图上不能列入兽面纹，应该作为动物纹、则动物纹包括虎纹、牛纹、象纹、鹿纹、兔纹、蜗身兽纹、蛇纹、龟纹、蟾蜍纹、鱼纹、蝉纹等。,兽体变形纹 兽体变形纹是不具备某一些动物的整体形状，只有象征性的兽体残余的变形，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动物。这些动物的头部被省略了，体躯也随着图案而变形。它们在青铜器上表现的形式有鸟兽合体纹、兽目交连纹、兽体变形纹、波曲纹、鳞纹、蕉叶纹、鱼翅纹等。,波曲纹（西周晚期）,几何纹 几何纹是几何的基本元素（点、线、圆）所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种纹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早已出现，在青铜器上属于几何纹的形式比较多，在早期作为主要纹饰的机会非常少。在兽面纹、龙纹盛行的时代里，它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只有在这些纹饰衰退的时代，才能大量起用几何纹，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不断出现。春秋、战国之际几何纹作为主体纹饰已屡见不鲜。几何纹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云雷纹、百乳雷纹、曲折雷纹、钩连雷纹、三角雷纹、菱形雷纹、网纹等。,连珠纹 是小圆圈的横式排列，旧称圈带纹。这是青铜器中出现最早的纹饰之一。已有实体的连珠纹，有作单行或双行排列，周围以弦纹作界栏。商代早期的连珠纹已是空心的小圆圈，它已作为主纹。但这一纹饰大多在兽面纹、龙纹、雷纹的上下栏作为次要的纹饰。 弦纹 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有的青铜器上仅有弦纹，没有其它纹饰，简洁朴素，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作为界栏出现的。 直条纹 是连续的直线条组成的纹饰，除条纹粗细外，没有多大变化。也有将粗线条凸起或凹陷，旧称沟纹。商代晚期到西周时代的簋、尊、卣、觯的腹部有直条纹，方座簋的方座中间也往往饰直条纹，春秋时代已不多见。 横条纹 旧称平行线纹、沟纹、瓦纹。是宽阔的横条作突起或凹陷的槽，初见于西周中期，有通体饰横条纹的，也有腹上部间以其它纹饰的。盛行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时代还继续使用。,斜条纹 就是弦纹作45度排列，大多饰于分档鼎及鬲的下腹部，初见于商代二里冈期，西周时代还有使用。 云雷纹 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凹旋线条是雷纹。商代早期已有用连续带状云雷纹作为主纹出现的。商代中期兽面纹的主体，有用大量的云雷纹构成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龙纹、乌纹的空隙处，常填以云雷纹，而且云雷纹低于主纹，起了陪衬作用。春秋战国之际粗犷的兽面纹、龙纹的体躯上，也有各种云雷纹变形图案。战国开始，云雷纹发展成为线条活泼的流云纹。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云纹壶已用金银片镶嵌非常华贵。,百乳雷纹 也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和罍的腹部常常以之作为主要纹饰。图案呈斜方格形，每一格边缘是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比较平坦，西周时代则既长又尖锐。 曲折雷纹 旧称波形雷纹。雷纹的主体作上下曲折状。粗线条的雷纹与细线条的雷纹一一相间。在青铜器上，曲折雷纹较为少见，为西周早期的纹饰。 钩连雷纹 作斜的山字形线条，用斜线相钩连，一般山字形作粗线条、所填雷纹为细线条，也有山字形作虚线、雷纹作阴纹的。最早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很富丽的钩连雷纹，粗细线条有用金、银和绿松石镶嵌的。 三角雷纹 外围是三角形，内填以雷纹，三角形的一角作向上或向下连成横列，形成大的锯齿带状，角向上饰在簋腹上部，角向下则饰在腹的下端。这类纹饰盛行于商末周初。晚期的三角雷纹作倒顺三角形交错排列，金银片或金银丝的镶嵌一一相间。,菱形雷纹、 方块雷纹、长方形雷纹 是在菱形、方形、长方形内填以雷纹，作连续式排列，并用金银丝和金银片镶嵌，盛行于战国时代。 网纹 是斜线交错如网形，商代早期青铜爵、斝上见有，以后很少发现。,斜条纹（西周中期）,曲折雷纹（西周早期）,人物画像 人物画像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的场面，这类纹饰在青铜器上出现较晚，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用流畅的线条，结合绘画和雕刻手法，描绘出各种动景。如宴乐、弋射、采桑、狩猎等活动，还有徒兵搏斗、攻城、水战等战争场面。这一些用绘画形式表现的画像，是以后绘画艺术的先驱。,采桑,徒兵搏斗,攻城,水战,上述纹饰均来自战国时期青铜器,其他纹饰 人面纹 在青铜器纹饰中，人面纹是“种半人半兽的怪神，有的仅有面部，有的还有兽的身躯，面部虽作人形，但还包含兽类的特点，如头上长角，口中有獠牙，这种人面纹在商代中晚期的铜器上出现较多。 贝纹 在青铜器纹饰上，均作横置排列，出现较晚。贝纹都作为次要纹饰，出现在圈足部位，从来没有作为主纹出现过，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绹纹 是绳绞结的形状，在构图中绹纹是由二条、三条、四条甚至有九条单线绞结而成，流传于春秋战国之际。 绳络纹 以两根并连的绳索交织而成套结，连成网格状，大多饰于酒器及水制表面，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火纹,绹纹（春秋战国）,青铜器的铭文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錾成的。 据统计，金文约有3005字，其中可知有1804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带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共有多少？由于器物的散佚和著录的交叉重复，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的著录数量最多，编号为11407，这个数字尽管不能全部反映有铭金文的实际数量，但已大得惊人了。,青铜器的铭文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字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夏代晚期，中国文字虽已产生，可能由于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故此时还没有产生铭文。,（一）青铜器铭文简史 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 科学发掘的二里冈遗址、盘龙城墓葬，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青铜器,还没有发现带有铭文的。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墓出土的铜罍，其肩部铸有三个文字形花样，有人认为是文字，也有的认为是花纹。然而商代早期传世青铜器确有个别铭文发现。 商代中期，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进步，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就在这个时候逐渐兴盛起来。铸铭铜器增多，但每器所铸字数仍不很多，一般只有一两字，多者四五字，直到殷末,没有超过五十字的铭文，数十字的铭文也仅有几例。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无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识别用途。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西周时期 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不论是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或书体等方面，都较前有很大的变化。 西周早期，铸铭之器骤然增多，铭文内容丰富多采，像何尊、矢令尊、大盂鼎等记述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弥补史书的缺佚，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春秋时期 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冶铜铸器各得其便。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其内容和程式不与西周时期尽同，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战国时期 随着奴隶制社会的衰落，礼制开始崩坏，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加上当时的简册书帛通行，文字应用日渐繁复，“镂于盘盂琢之金石”终不如书于简册方便所以，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更为少见。铭文从其格式、体例，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部起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终于转到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 结论：青铜器铭文从商代早期产生，经过晚商的简铭期，西周的长铭期，到战国晚期衰落，大约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二）青铜器铭文的书体 中国的汉字从创始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应用的需要形成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构成书法艺术的字体基础。广义的篆书包括了甲骨文、金文、大篆(籀文)及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和小篆。狭义的篆书则是大篆、小篆的统称。 小篆是经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新书体，又称为“秦篆”，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字体。小篆是对大篆的整理简化而来。字形修长线条柔顺，具有典雅温文的气度。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体，一般采用大篆。虽从甲骨文演变而来，但更具线条意味，古朴雄浑，端庄凝重。它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一贯为研究书法的人们重视。,（三）青铜器铭文典例,青铜器铭文欣赏,司母戊鼎铭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