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法学理论论文(1)

浅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法学理论论文(1)摘 要：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浅要分析。论文关键词： 死亡权；权利虚置；立法设计中图分类号：DF900 文献标识码：A 与出生权一样，人的死亡权问题也是各国法理学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复杂问题。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安乐死问题的重新关注，尤其是2001年4月荷兰安乐死法案的通过所带来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再考虑，死亡权再一次作为一个亟需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被摆到了各国理论研究者的桌面上，并重新在各国理论界引发了剧烈争论。那么，人到底是否应当享有死亡权呢？假设人享有死亡权，那么该权利有哪些特点，我国立法者又应当怎样从立法上去对这一权利进展科学地设计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浅作探究。一、人应当享有死亡权笔者认为，与享有生存权一样，人也应当享有死亡权，主要理由如下：1生命权是公认的人所固有的根本权利，而在逻辑上，死亡权是生命权的一个方面。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生命是指包括从人的生命形成到完毕的整个过程。因此，生命权应相应地包括人在生命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具有的三个详细权利内容，即生命从开场孕育到出生时的出生权、从出生后到死亡前的生存权以及临近整个生命末端的死亡权。就是说，人的生命权之中实际上已经先天地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而生命权又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根本人权之一，因此，作为生命权之中的死亡权显然也应当是人所固有的最根本人权之一。2保障人死亡自由的需要是人享有死亡权的根据。从法理上说，权利是对权利主体利益和自由确实认或保障，而死亡权就是对濒死病人死亡自由确实认。由于人的生命是属于个人的，“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 因此，人有要求死亡的自由，而为了使这种自由最终获得实现，人也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只要这种死亡的权利不违犯别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另外一方面，生命又不仅属于个人，它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会给社会的良性开展带来某种隐患或损害时，社会可以对个人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时，法律就会成为限制人死亡权的最有效手段。 可见，只有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无害甚至会有益于社会时，个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而个人的这种死亡权也才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确认和保护。例如，在安乐死的情况下，病人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尽管也会给别人和社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 但由于其为别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要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法律没有理由限制病人的这一权利。3死亡权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在法制文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个人显然应当享有死亡权。法制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所追求并最终要实现的一个重要价值目的，而法制文明的一个重要表达就在于“法律的制定、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根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 因此，衡量一部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看该法律对反映公民个人意愿的根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程度。在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允许病人安乐地死去，恰恰是法律对这些病人根本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因为，在病人治愈已无多少希望而活着又只能倍受痛苦的情况下，不允许病人自由且安乐地完毕自己生命以完毕其所承受的痛苦，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折磨。这种行为是极不人道的，是对病人根本意愿的漠视。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表达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与保障，是文明社会法制开展的一个必然要求。4从?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现行?宪法?为人们实际享有死亡权提供了较为可行的立法空间。首先，?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进犯。制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展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说明，在我国，人格尊严是受法律并首先是?宪法?的严格保护的，而死亡权作为濒死病人主动完毕自己痛苦生命的一种自由权，实际上也是他们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自由权。绝症病人在临终前深受病魔的折磨，往往都痛苦不堪，以致无法维护其在正常情况下作为正常人时所本应具有的尊严。对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而言，这种痛苦地活着远不及安乐地死去。而死亡权允许他们选择安乐死这种死亡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或消除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表达了是对濒死者生命质量和尊严的尊重，是对我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公民人格尊严不受进犯的一种细化和回应。其次，我国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这并不想当然地意味着?宪法?对死亡权的排挤和回绝。这是因为，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具有高度原那么性和概括性的法律，它不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都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而只能概括地提供一个“纲，而将那些详细的权利留给其他部门法去规定。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宪法?回绝了这些详细权利。相反，实际的情况是，?宪法?并没有回绝这些权利，而是将这些权利隐含在了某些条文之中。例如，?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声誉权，但由于声誉权是公民维护其人格尊严的一项必备权利，所以，没有人会否认?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权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声誉权。同样，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由于死亡权的本质是人自主选择完毕自己生命的一种自由，因此，笔者以为，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进犯中，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换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中是包含死亡自由的，只不过这种死亡的自由需要借助其他公民例如医生来帮助其实现而已。再次，当代宪法开展的一个根本趋向是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使得“权利本位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一个重要倾向。而根据“权利本位论所主张的权利推定规那么：法律没有明文制止的，就应当是法律所允许的。当前，由于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将死亡权拒之门外，所以，人们实际上可以享有死亡权，只不过在详细享有死亡权的方式和程度等方面还需要由某些专门的法律例如安乐死法来加以细化和进一步明确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的产生和法律对死亡权的认可与承受也是与?宪法?开展的根本趋向相一致的。二、死亡权的特点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人应当享有死亡权。然而，作为一项理论界尚存在争议的权利，死亡权又必然是不同于普通法定权利的，它有着某些自身专有的特点。详细来说，主要表达在以下几个方面：1死亡权是一项伦理色彩很浓的权利。由于死亡权所保障的是人趋死的自由，是直接挑战人的生命关系的一项权利，因此，死亡权具有极为浓重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死亡权确实认和保护极有可能会引发伦理上的危机。这是因为，法律一旦确认了死亡权，实际上也就是将死亡权上升到了法定权利的高度。我们知道，法定权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有国家强迫力作为后盾，在其受到不当干预和损害时，可以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寻求民事、行政或刑事方面的保护，易言之，一旦这些权利受到不当干预或损害，有关的权利主体便会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所以，不难想象，假如法律确认了人的死亡权并规定了与之相匹配的司法救济措施，那么对于与病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具有亲情而力图挽留病人生命并在客观上干预了病人死亡要求的病人的近亲属来说，一旦病人动用死亡权这块挡箭牌，那么无疑将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是其从心理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的。由此可见，死亡权的伦理性是很强的，它在立法中确实立会极大地冲击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2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有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两种存在形式。其中，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依赖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先天存在着。而法定权利，顾名思义，是指法律标准中的权利，是由自然权利最终演化和开展而来的，对权利主体而言，其所具有的自然权利能否获得实现，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要使这些权利得到法律确实认和保护，也就是说，要使这些自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否那么，自然权利对权利主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些奢侈品。但法律是否会对这些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却要取决于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既定事实。以生存权为例，在奴隶社会中，尽管奴隶也先天地具有生存权，但这种自然状态的权利却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成认和保护。因此，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法律上是不享有生存权的，在其生存权受到奴隶主的进犯时，奴隶无法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这种现实直到人类进化到了社会普遍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应当被重视并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阶段时才得以改变，生存权被最终纳入到了法定权利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法定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法定权利就是对自然权利进展平衡、挑选而产生的， 自然权利是法定权利的价值根底。对于死亡权而言，它最初与生存权一样，也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而存在的，并且是一项人所固有的天赋权利。作为一项固有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存在并不以法律的宣示为要件，就是说，即便在法律没有宣示这一权利的情况下，这一权利照旧天然地存在着。这正是尽管法律已经运作了上千年而迄今照旧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敢于明文制止个人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权的这种特点产生了下面这样的要求，即在客观上具备了法律对该种权利加以规定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必须是有限度的逐步介入，而不可能是对死亡权的全面肯定和保护。3死亡权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以下事实，即：一旦该种权利被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那么其只能以一种非诉权利的身份出如今立法的条文中。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浓重伦理性，使得法律在对待这一权利时，不可以采取过于轻率的态度，简单地加以确认和保护，而必需要详细分析这一权利所赖以实现的现实条件，有选择、有限制地加以规定。否那么，就难免会引发某些伦理上的危机，背离法律日趋向公平和正义开展的最终方向。此外，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对这种自然权利而言，在当前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事实条件在理论界尚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法律对于死亡权虽应当加以认许，以使其最终摆脱自然状态，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其受到好心干预时，法律却不应对其提供司法救济。否那么，就会不可防止地引发某些伦理危机。详细到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死亡权的本质目的在于肯定和鼓励已无生还希望的濒死病人坦然完毕自己生命的勇气和自愿为家庭与社会减轻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而不是保护其要求死亡并为实现这种死亡而不惜伤害其亲属的自由。可见，与安康权、隐私权等法定权利不同，死亡权是一种不可诉的权利。4最后，作为一种主要基于解决安乐死问题而将被提升到法定权利高度的伦理性权利，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换句话说，在权利的主体方面，依法可以享有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那些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而且，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群体范围之内，也并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完全地享有并任意地行使死亡权，某些人照旧不应享有并行使完全的死亡权，例如那些具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在其尚未到达法定民事责任年龄、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才能的条件下，其死亡权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而对于那些尽管也已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但却并不愿意完毕自己生命的濒死病人来说，显然也谈不上所谓死亡权的问题。这种适用主体范围的有限性也是死亡权区别于其别人身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死亡权所具有的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对立法提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普通法定权利的要求，这给立法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由于理论中已经存在许多病人自愿要求对自己施行安乐死的相关案例，且客观上也具有对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的病人施行安乐死的需要，因此，立法者应当在审慎衡量人们的死亡权问题的根底上，在立法中对人的死亡权作出规定。这样一来，法律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权，便成为立法者乃至立法理论工作者所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三、法律对待死亡权的应有态度：对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在我国，就现阶段而言，立法尚未明确涉及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人们的死亡权加以认许。因此，死亡权在我国目前还只是一项自然权利，还没有被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安乐死问题已经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其合法性已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广阔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社会的开展以及利益与自由保障的需要决定了其必然也会象生存权一样，最终需要被提升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对于立法者而言，科学合理地设计死亡权便成为其所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那么，立法者应当怎样去详细设计死亡权呢？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规定死亡权呢？笔者以为，由于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诉性和浓重伦理性，决定了立法者在对死亡权进展设计的时候，只宜将该权利加以虚置，即：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装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这一点无疑使得“法定死亡权具有了一定的法理悖论性。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法律不仅应当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当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 也就是说，对某一项详细权利而言，其对法律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宣示以确认该项权利，也就是将本来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该项权利升格为一项法定权利；其二是从程序上就该项权利提供救济，也就是在该项权利受到不当损害时，通过司法方式对其提供保护。而对死亡权而言，法律显然只可以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一个要求宣示该项权利，而无法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二个要求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那么，对于死亡权这种“法定死亡权来说，假设它仅仅得到了法律的宣示而没有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那么是否会有悖法理呢？笔者以为，权利对法律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都不是绝对的。就法律对权利的宣示而言，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宣示。法律是否宣示或确认某一项权利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事实，或者说是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需要，只有当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要并具有了加以立法宣示的必要条件时，法律才会对某项详细的权利加以宣示。而就法律应当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而言，这一点也不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绝对的。某些特殊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伦理色彩很强的权利，便不宜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如妻子对丈夫所享有的配偶权受到损害，便不享有诉权而得到救济。所以，严格来讲，法律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宣示权利，并应当对普通的权利配置救济程序。这样看来，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也是不违犯传统法理的。当然，有些学者可能会因此而对“法定死亡权的意义提出质疑，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有一种意识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即：权利是对利益的斤斤计较。在这种权利意识已被逐渐格式化的情况下，一项不可诉的权利由于并不具有普通权利的利益保障功能和需要，那么对它来讲，其在立法上的存在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还大有画蛇添足之嫌。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花朵可为人添美，但虚假的权利只能是伪善。 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下面，我们不妨用一个比拟蹩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医生的作用在于可以开出一剂可以消除其病苦的好药；但对某些特殊的病人而言，比方说，一个渴慕得到一朵鲜花却又因各种原因此无法如愿以致积郁成疾病人，医生的作用或许更应当在于它可以送给该病人一朵其梦盼已久的鲜花，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可以驱走心头的忧郁，剪除其致病的根源。可见，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鲜花有时候也应当是所应提供应病人的一剂良药。而对于一部好的法律来说，某些看似装饰品的、虚置的、不可诉的权利也未尝不具有上述我们所说的鲜花的这种作用，假设我们把法律视为由立法者这类“医生所开出的一个药方，那么这些权利便是这个药方中的一剂剂良药。而假设我们将这一例子与安乐死作一下对类比，那么对于那些饱受痛苦而又绝无治愈可能性的濒死病人来说，死亡权的意义便恰似医生药方中的鲜花，它在装饰法律、宣示法律文明的同时，也为这些病人趋死的愿望和以死亡来减轻其家庭和社会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援助。因此，对于法律来说，设置一些诸如死亡权等在内的不可诉的虚置权利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综上所述，死亡权也与生存权一样，是人所享有的根本权利之一。但从特征上来说，死亡权是一种不具有可诉性的伦理性权利，为此，需要法律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这一权利。详细言之，法律只应当宣示以确认这项权利，而不可以为其配之以司法救济程序。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而笔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限度也应当是由法律最终来成认这种虚置的死亡权。注释及参考文献： 生存权是人生命权中的主导权利，在人的漫漫一生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出生权是生存权的根底，没有出生权也就谈不上生存权；同时，生存权又不可能是有始无终的，死亡权应当是其最终的归宿。 约翰#46;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这其间是有一个利益衡量过程的，在个人对自己生命处分给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损害时，社会没有理由要限制个人的死亡权的，而法律也没有理由不认可个人的死亡权。 例如其家人因此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以及传统生命神圣论因此所要面对的言论冲击等等。李春明：?安乐死立法的法律价值分析?，?医学与哲学?，2022年第4期。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350页。 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