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作者:胡适、丰子恺、邹韬奋、老舍、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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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胡适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麇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身份!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里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我在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他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他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本文選自胡適自傳)我的母亲丰子恺中國文化館要我寫一篇我的母親,並寄我母親的照片一張。照片我有一張四寸的肖像。一向掛在我的書桌的對面。已有放大的掛在堂上,這一張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親一文從何處說起呢?看看我母親的肖像,想起了母親的坐姿。母親生前沒有攝影取坐像的照片,但這姿態清楚地攝入在我腦海中的底片上,不過沒有曬出。現在就用筆墨代替顯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親的坐像曬出來吧:我的母親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親的老位子。從我小時候直到她逝世前數月,母親空下來總是坐在這把椅子上,這是很不舒服的一個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開間的樓廳,右邊是我的堂兄家,左邊一間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沒有板壁隔開,只拿在左右的兩排八仙椅子當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親坐的椅子,背後凌空。若是沙發椅子,三面有柔軟的厚壁,凌空無妨礙。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幾根木條,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親坐著沒處擱頭,很不安穩。母親又防椅子的腳擺在泥土上要霉爛,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腳下,因此這只八仙椅子特別高,母親坐上去兩腳須得掛空,很不便利。所謂西北角,就是左邊最裡面的一隻椅子,這椅子的裡面就是通過退堂的門。退堂裡就是灶間。母親坐在椅子上向裡面顧,可以看見灶頭。風從裡面吹出的時候,煙灰和油氣都吹在母親身上,很不衛生。堂前隔著三四尺闊的一條天井便是牆門。牆外面便是我們的染坊店。母親坐在椅子裡向外面望,可以看見雜沓往來的顧客,聽到沸翻盈天的市井聲,很不清靜。但我的母親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這樣不安穩,不便利,不衛生,不清靜的一隻八仙椅子上,眼睛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母親為什麼老是坐在這樣不舒服的椅子裡呢?因為這位子在我家中最為衝要。母親坐在這位子裡可以顧到灶上,又可以顧到店裡。母親為要兼顧內外,便顧不到座位的安穩不安穩,便利不便利,衛生不衛生,和清靜不清靜了。我四歲時,父親中了舉人,同年祖母逝世,父親丁艱在家,鬱鬱不樂,以詩酒自娛,不管家事,丁艱終而科舉廢,父親就從此隱遁。這期間家事店事,內外都歸母親一個兼理。我從書堂出來,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親的身邊,向她討點東西吃。母親口角上表出親愛的笑容,伸手除下掛在椅子頭頂的餓殺貓籃,拿起餅餌給我吃;同時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給我幾句勉勵。我九歲的時候,父親遺下了母親和我們姐弟六人,薄田數畝和染坊店一間而逝世。我家內外一切責任全部歸母親負擔。此後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時間愈加多了。工人們常來坐在裡面的凳子上,同母親談家事;店伙們常來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親談店事;父親的朋友和親戚鄰人常來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同母親交涉或應酬。我從學堂裡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邊,同母親討個銅板。有時這四班人同時來到,使得母親招架不住,於是她用眼睛的嚴肅的光輝來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時又用了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來勸勉,撫愛,或應酬。當時的我看慣了這種光景,以為母親是天生成坐在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纏繞不清的。我十七歲離開母親,到遠方求學。臨行的時候,母親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誡我待人接物求學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關照我起居飲食一切的細事。她給我準備學費,她給我置備行李,她給我制一罐豬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網籃裡;她給我做一個小線板,上面插兩隻引線放在我的箱子裡,然後送我出門。放假歸來的時候,我一進店門,就望見母親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歡迎我歸家,口角上表了慈愛的笑容,她探問我的學業,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晚上她親自上灶,燒些我所愛吃的菜蔬給我吃,燈下她詳詢我的學校生活,加以勉勵,教訓,或責備。我廿二歲畢業後,赴遠方服務,不克依居母親膝下,唯假期歸省。每次歸家,依然看見母親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現出慈愛的笑容。她像賢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師一般教訓我。我三十歲時,棄職歸家,讀書著述奉母,母親還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只是她的頭髮已由灰白漸漸轉成銀白了。我三十三歲時,母親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從此不再有我母親坐著了。然而每逢看見這只椅子的時候,腦際一定浮出母親的坐像眼睛裡發了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她是我的母親,同時又是我的父親。她以一身任嚴父兼慈母之職而訓誨我撫養我,我從呱呱墜地的時候直到三十三歲,不,直到現在。陶淵明詩云: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這個毛病;我曾經全部接受了母親的慈愛,但不會全部接受她的訓誨。所以現在我每次想像中瞻望母親的坐像,對於她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覺得十分感謝,對於她眼睛裡的嚴肅的光輝,覺得十分恐懼。這光輝每次給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勵。(選自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我的母亲老舍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裡。村裡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警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對於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只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還長我一歲啊。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我是老兒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由大姐與二姐所嫁人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裡,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那時候訂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面的人。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裡,致未凍死。一歲半,我的父親剋死了。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立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嫩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與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久已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只覺得與他很生疏。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面跟著。他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裡,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著。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慇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乾乾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到如今為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儘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於改掉的。姑母常鬧脾氣。她單在雞蛋裡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逗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可是,母親並不軟弱。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財物雞鴨,我們被搜過兩次。母親拉著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索。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竽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的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以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畫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圓的保證金。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不許過舊年。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母親笑了。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歎出一口氣來。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麼熱鬧,我卻什麼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淒慘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著我了,她已入了土!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著父母所設下的軌道一擲千金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我二十三歲,母親要我結了婚,我不要。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只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佔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裡,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裡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於母親的起居情況。我疑慮,害怕。我想像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讀。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原載一九四三年四月桂林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合刊)我的母亲邹韬奋說起我的母親,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麼名字!我的母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最初對於母親的印象,大約在兩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夜裡,我獨自一人睡在床上,由夢裡醒來,朦朧中睜開眼睛,模糊中看見由垂著的帳門射進來的微微的燈,在這微微的燈光裡瞥見一個青年婦人拉開帳門,微笑著把我抱起來。她嘴裡叫我什麼,並對我說了什麼,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她把我負在她的背上,跑到一個燈光燦爛人影憧憧的大客廳裡,走來走去巡閱著。大概是元宵吧。大客廳裡除有不少成人談笑之外,有二三十個孩童提著各色各樣的紙燈,裡面燃著蠟燭,三五成群地跑著玩。我此時伏在母親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張著眼看這個,望那個。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見著的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悅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現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房裡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也許躡手躡腳到我床前看了好幾次,見我醒了,便負著我出去一飽眼福。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的腦袋裡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做母愛。母親喜歡看小說。她常常把所看的內容講給妹仔聽。她講得娓娓動聽,妹仔聽著忽而笑容滿面,忽然愁眉雙鎖。章回的長篇小說一下講不完,妹仔就很不耐煩地等著母親再看下去,看後再講給她聽。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淒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湧流著。那時的我立在旁邊瞧著,莫名其妙,心裡不明白她們為什麼那樣無緣無故地揮淚痛哭一頓。現在想來,才感覺到母親的情感的豐富,並覺得她的講故事能那樣地感動著妹仔,如果母親生在現在,有機會把自己造成一個教員,必可成為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我到十歲的時候,讀的是孟子見梁惠王。到年底,父親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課,在夜裡親自聽我背書,很嚴厲,桌上放著一根兩指闊的竹板。我背向著他立著背書,背不出來的時候,他提一個字,就叫我回轉身來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這竹板很重地打下來。我吃了這一下苦頭,痛是血肉的身體所無法避免的感覺,當然失聲地哭了,但是還要忍住哭,回過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處中斷,背不下去,經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嗚嗚咽咽地背著那位前世冤家的見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嗚咽著背,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著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湧地哭著。我心裡知道她見我被打,她也覺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對我表著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卻時時從嗚咽著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裡勉強說著打得好!她的飲泣吞聲,為的是愛她的兒子;勉強硬著頭皮說聲打得好,為的是希望她的兒子上進。如今想起母親見我被打,陪著我一同哭,那樣的母愛,仍然使我感念著我的慈愛的母親。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著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母親含著淚抱我上床,輕輕把被窩蓋上,向我額上吻了幾吻。當我八歲的時候,二弟六歲,還有一個妹妹三歲。三個人的衣服鞋襪,沒有一件不是母親自己做的。她還時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紅來做,所以很忙。記得有一個夏天的深夜,我忽然從睡夢中醒了過來,因為我的床背就緊接著母親的床背,所以從帳裡望得見母親獨自一人在燈下做鞋底,我心裡又想起母親的勞苦,輾轉反側睡不著,很想起來陪陪母親。於是想出一個借口來試試看,便叫聲母親,說太熱睡不著,要起來坐一會兒。出乎我意料,母親居然許我起來坐在她的身邊。我眼巴巴地望著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著布鞋做給我穿的。這時萬籟俱寂,只聽到滴答的鐘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我心裡暗自想念著,為著我要穿鞋,累母親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說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著陪陪母親,似乎可以減輕些心裡的不安。當時一肚子裡充滿著這些心事,卻不敢對母親說出一句。現在我的母親不在了,她始終不知道她這個小兒子心裡有過這樣的一種不敢說出的心理狀態。母親死的時候才廿九歲,留下了三男三女。我的母親只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但是我覺得她的可愛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幹的才具,都埋沒在封建社會的一個家族裡,都葬送在沒有什麼意義的事務上,否則她一定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更有貢獻的分子。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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