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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中西思维方式比较,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案例分析一,从一位身在美国的售货员的亲身经历看家庭观念的不同,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美国人却不同,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对于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人如果一大家子来购物,父母为小孩买东西天经地义,已成年子女为父母代付钱也理所当然。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已成年子女抢着为年迈的父母付钱,双方抢来抢去,争个半天。老外却不同,父母、子女各自理财,互不搭界。甚至有些小孩买东西,也得自掏腰包,用他们帮助父母做家事挣得的零用钱来支付。每当我伸长手臂,接过比柜台还矮的小孩,从口袋上的钱包取出的钱币时,心中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难过,真想责问站在一旁的家长,为何不掏钱?而那些已成年子女,在金钱上,和年迈的父母,同样经济分明,年迈父母从干瘪的钱囊中抖抖索索掏钱时,他们却是心安理得,丝毫不为之动容。,曾有一位大客人,住在高级白人区,是个医生,每次来都要买上几千块的东西。有一次陪纽约来的母亲来买东西。老板见是大客人,不敢怠慢,亲自接待,带他们上楼看贵重物品,好半天才下来,老板忍不住发话了,“老太太真挑剔,什么都看不上”。在楼下,老太太挑中3个总价为50美元的景泰蓝小盒子及一个等价的粉红水晶小象,她拿在掌心把玩着,爱不释手,一会说要买象,一会儿又说买盒子,再三考虑着。,我心中不免嘀咕了:既然喜欢,为何不爽快买下,真是个吝啬鬼。这时,站在她旁边的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对母亲说:“你只有50多块,只能买一样,等你回纽约,汇钱过来,老板会帮你寄去。”噢,我错怪老太太了,原来不是她挑剔、吝啬,而是她实在没钱。心中顿时五味杂陈:难怪美国人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没有中国人这么高,这个挥金如土的医生,宁愿看母亲失望而归,也不愿为母亲尽一点孝心,付一点小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培养出了个有钱的儿子,父母却沾不到一点光。,这就是现实的美国,儿子可以是百万富翁,父母却照旧穷困潦倒,和中国人的“母以子贵”,“一人得道,合家升天”的中国传统天差地别。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产生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从哲学角度看,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某个民族将长时间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与两者都密切相关:一方面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科技、文学、美学、艺术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好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受经济制度的影响恒久而深刻地理环境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一般认为东方哲学源于儒道两家的思想,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哲学为发端。而东方哲学的“名”和西方哲学的“范畴”迥异:“名”所关注的是使用的社会秩序,是以自发的经验形式为方法的经验思维;“范畴”以纯知识的本体论追求为目的,以纯粹语言分析方法的理性思维。所以东西方哲学对知识的认识有很大分歧。东方哲学注重实践。儒家有“纳于言而敏于行,”有“行,为也”,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如何知道实践,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思考。反之,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拒绝把感观直觉视为知识,而只承认由理性获得的知识,认为只有“理念”才是哲学所应该关心的真理。这种知识唯有通过纯粹的语言分析才能获得。,具体分析东西方哲学传统,东方哲学传统1.“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作为宇宙观照的自然观,“天”是化生万物的本源,人是天工造化之物。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天道本质的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人生天地之家你,禀受自然灵气而生,依赖自然滋养而长,不能须臾离开自然母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西方哲学传统1.二元对立的认识前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西方文化已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这在希腊神话中得到象征性的表现。希腊英雄对宙斯划破长空的怒吼和狄安娜愤怒的诅咒的畏惧,雅典人对雅典娜佑护的依赖,希腊人对酒神的膜拜都显示了这一点。普罗米修斯对神威的反抗,帮助人类第一次支配了火这种自然力,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方哲学传统,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天”指认识对象、客体,“人”指认识主体。“天人合一”则是指认识主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一体关系。中国哲学的本体是整一的,无论称其本体为天、为道、为太极、阴阳,或为理、为心、为气。老子这样说:“道可道,非常道”作为社会观照的社会观,“天”是人格化的、有德行的实体,它是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道法则与社会法则、天道模式与社会模式的一体性。,儒家视天道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最高来源,以天道模式来建立理解人类社会。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对神秘力量探测的宗教观,“天”是人事不能及,无能为力之事的终极原因,是“天命”“命数”“命运”。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能以至诚求得神助,天人是共运的关系。,“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它培育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广土大众的文化;它向往大同社会,四海为家,中央集权,崇尚秩序,追求和谐,反对战争,痛恶分裂,也不尚竞争;它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要求理论的实际效用,要求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它反对空谈玄想,憎恶口是心非,也造成了对纯理论和纯思辨的轻视。它铸成“礼之用,和为贵”的大众行为模式,它包含对家人的关怀和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皈依,也有老道圆滑的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的柔顺。他也是“文以载道,”情景交融,文质彬彬的艺术追求和人的精神与九天的同流贯通。,西方哲学传统,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格言被置于神庙的门楣上,斯芬克斯神秘的谜语给我们同样的追索。中世纪的神学家授予人万物的尺度的权利。圣经上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康德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手段性,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从荷马史诗的奥德赛以1.2万余行的诗句叙述希腊英雄十年海上历险的故事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面对自然虽败犹勇的抗争精神,这是西方人光荣的征服史,现代人类把自然的范围扩大到宇宙太空,有演出了星球大战的主题。,征服自然必以认识自然为基础,于是科学理论,实用技术即使在神学盛行的时代也作为认识上帝,征服自然的有力武器备受西方文化的重视。物我二分在认识轮上表现为主客体的对立二分。二元对立的思想还表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强调个人与社会群体在利益立场上的根本差别与对立,也强调了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关系。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群体存在本身和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也承认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因此努力保护社会中每个个人的独立权利。最后,二元对立还表现为人自身的分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夜促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特征:东方哲学对语言持怀疑态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书中说到的两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富于暗示而不是一览无余,“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中国哲学表述的思想的风格。而西方哲学则表现出对语言的高度信任,甚至“与言说相比,思想是次要的”。因为他们认为理性思维才是获得知识的正确途径,而理性知识只有通过纯粹的语言分析才能获得。语言是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性工具。这与东方哲学轻视语言,认为“辞以害意”的传统大相径庭。,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受经济制度的影响恒久而深刻,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不像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夏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以求同求稳为处世原则。,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而言的工匠传统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地理环境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中国式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成为局限在本土之内的内向型思维。,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ide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居住在沿海地带开放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偏向于重视空间,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外向型思维导致了他们求新、求变、好动的性格。,二,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主要表现,如前所述,既然生成中西方文化的哲学观念、经济制度以及地理环境如此不同,而两者又各自固守着极富个性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不可避免地,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内部机制和外部表现自然大相径庭。傅雷先生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英国作家RudyardKipling亦有诗篇TheBalladofEastandWest表达东西方之大不同:Oh,EastisEast,WestisWestAndneverthetwainshallmeetTillEarthandSkystandpresentlyAtGodsgreatjudgementseat,圆形思维和直线型思维,RobertKaplan(1966)提出了文化思维对话语模式的影响,认为西方的思维是直线型,而东方人的思维是螺旋形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文言。追求物我不分,万物有情,天人同体同德的圆满境界。所以中国人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把思想发散出去了还要收回来,让他落在原来的起点上。这样的圆形思维导致了汉语的螺旋式结构,即以反复而又发展的螺旋形式对一种文体加以展开,尽量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讲究“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反之,西方宇宙观主张“天人相分”,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型思维的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并且说话的人的立场应保持一贯,不要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因此英语语篇一般按直线展开,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切入主题后就开门见山地先陈述段落的中心思想,即主题句,再分数点对主题进行阐述,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语篇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表达的思想要是做到与语义直接相关,要用一定的链接手段将各个部分衔接起来,形成直线流动的实体。,整体性思维与解析性思维,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论和以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实务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不可分割,相互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善于从客观的具象出发,通过类比联想对客体进行抽象,寻求其普遍性。这种多方向的类比联想包括了从个体到个体,从个体到一般,从一般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体的思考,因此具有鲜明的综合整体特征。虽然这种整体观念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可是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从而只能得出停留在现象上的结论。,而在西方人那里,爱利亚学派的二元论导致了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主体和客体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主体的任务就是解释客体的,是“和,何以是”。所以他们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并分别作出深入的分析研究。原子论者更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念。这种人与物质互相独立,物质又可分并有自己内在运动规律的思想深入到西方人的血液之中,酒积淀成一种思维模式:他们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思考,从已知推导未知,像解析几何题那样,一丝不苟地论证,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步步为营、严密精确的解析思维正是西方哲学的特征所在,直接导致了西方文明理性主义和重知主义的发展。从古希腊哲学的“分析时代”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再到20世纪的“分析时代”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其缺点在于太过孤立、片面地看待事物,缺乏想象力。,经验性思维和逻辑实证性思维,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函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传统的中医理论,如春秋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属于典型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的例子。直觉经验性思维着重用“模式”和“类比”的推理。,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直存”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可见中国哲学讲求实用,“中了悟而不重实证,”用直觉顿悟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悟出自然法则,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逻辑推理去论证。,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试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在手机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从对主体世界确定性质的探索到主体思维确定性质的考察,借助自然科学成果,依赖理性的力量,以实证或思辨为武器力求回答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到19世纪,康德以批评理性的精神,全面探索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用辩证法思想重新确立了理论对现象世界本质的可知性,重新架起了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之间彼此过渡、转化的桥梁。逻辑实证性思维是对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的精心探索与深入挖掘:“我们应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说明在证明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因之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实例解析二,中国驻德国大使在首都师范大学的一次报告,刚才大家都不愿意坐到前面来,恰恰是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反映。我在德国时,开会晚到了以后,往往坐后面,前面位置早被人占光了。所谓“相逢未必真相识,相识未必真相知”,我主要讲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些差异。这里所讲的西方以欧洲为主。其实欧洲如果细分,许多国家的思维方式亦有差异。德国人有时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道我们跟法国人有什么不同吗?比如说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临死以前,你问法国人,你死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法国人的回答是我想喝一杯最好的香槟酒。德国人则说,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我想再做一次报告。这就是德国人,喜欢做报告。,什么是思维方式?,根据我的思考,可否这样下定义: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我的第二个理解是,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民族文化最深层次的一部分。对文化怎么下定义呢?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给文化下的定义有260种,也就是说,最难下定义的是“文化”两个字。,人的思维方式渗透在各个领域,也许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反映出你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个美国人给日本人写信,日本人看到信,准马上就上火。因为美国人开门见山,将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后面才讲些客套话。日本人为了保持心理平衡,看美国人的来信往往先看后面。而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越看越糊涂,到信的末尾有几句才是对方真正要谈的问题,前面都是寒暄。美国人读日本人的信也是倒过来看。这种不同的写法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国内的宴请,主人在宴会开始前就开始致词,而国外的祝酒词是在主菜以后甜食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要放在后面呢?讲完再吃饭不是更好吗?不然老想到等会还要讲话,心里不安,吃得不消化。这里也有思维方式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相对的稳定性。不是说几年,或者一代、两代人就可以改变的,所谓本性难移。,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德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三个人坐火车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巴黎,这三个人坐在一个包厢里。突然上来一位客人,因为车厢有四个位子。这位客人拿了一个鱼缸端上来,放在空座上,德国人开始问端鱼缸的人:“您能告诉我这鱼是什么名称,在生物学上应该如何归类,有哪些特性?它们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以后就问:“请问这位先生,这个鱼我们日本能不能引进?如果根据我们日本的气候和水温、水质,这个鱼能不能生长?”轮到中国人来问了:“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这个故事说明了不同民族的思维特点。,但思维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说远的,就说眼下。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心理和人们的心态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维方式的差异有时很难反馈给对方。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跟对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某种冲突以后,往往反馈不到你本人。举两个我遇到的例子。,一次,我们有一位代表团出访快结束时,要搞告别宴会,准备答谢一下东道主。答谢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当代表团走了以后,主人跟我讲,我跟你是老朋友,我告诉你实话,我非常讨厌这位团长。我问你为什么讨厌他?他说这位团长和我握手的时候,眼睛却看着我后边的人,竟然还跟他讲话,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在他们国家,握住谁的手,必须眼睛看着谁。可惜这位团长没有机会,也永远不会有机会听取这个主人对他的意见。,记得有一年,荷兰有位贵宾到中国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得笔端笔正的,在门口迎接她,她看到这些感觉很不舒服。接着参观幼儿园的教室,进去后,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背着手,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她很快结束了参观。回国后,她请我到她家里看她拍的参观幼儿园的幻灯片,说这是这次访问感到最不舒服的事,下着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是这样笔端笔正地坐着,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那才像幼儿园。我想幼儿园的老师,为了做到秩序井然,一定做了大量的工作,认为这才是礼貌的文明表现。而就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还有些情况也是反馈不来的,可能目前还在继续。如我们出访的代表团,在活动最后一般都是交换礼品,我们送给德国人礼品,对方立即打开并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代表团的人跟我说,为什么他们都急不可耐地看礼品?是不是对我们送的礼品不放心?我说,不是,这是他们的习惯。反过来,德国人也对我提意见,送给中国人的礼品,他们为什么不打开看一看,是不是对礼品不感兴趣?我说,不是的,他们认为当面打开很不礼貌,到旅馆以后,绝对会打开欣赏。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但反映思维方式的差别。,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友谊是友谊,生意是生意”。举个例子,我在卢森堡任大使,举行一次宴会,邀请了十位有名企业家来使馆作客。他们吃得很满意,感觉很丰盛,告别的时候一再表示感谢。恰好第二天,布鲁塞尔来一个代表团,我必须到火车站去接。由于我去得太早,就先在火车站旁边逛书店,没想到书店的老板正是昨天我宴请的客人。他又提起昨晚宴请,再次表示感谢。我说我想买一份今日早报,于是我买了一份卢森堡时报,他领我到收钱的地方,请我付钱。旁边的司机兼我们使馆招待员说,昨天来使馆吃饭的不就是这个胖子吗?为什么一张报纸还要收你钱呢,太不够意思了。我说老李,你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你等着,很可能一个月以后他要回请我,他可以用5000法朗来宴请我,但这10个法朗却照收不误。这就叫生意归生意,友谊归友谊。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才能避免产生误会。,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主要表现,差异之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印象很深。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我在驻荷兰大使馆工作。那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年代,当时使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散发毛主席语录,西方称其为当时中国的“圣经”或“小红书”。有一天一个荷兰人来要一本毛主席的“小红书”,我就给了他。他说这种式样的小红书我也有一本,不过内容不一样,明天我寄给你看看。后来我收到了,跟毛主席语录大小一样,但是封面上写着跟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决。这个题目很吸引我,我一口气读完,内容使我大大吃惊。,这本书开始讲,“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是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你现在不是参加广交会吗,必须注意要通过你的行为表明你是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你就会被列入广交会组委会里的国际友人,这样你就能财源滚滚。你千万不要以为价格和质量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算政治帐”。接下来一段就指点你应当如何表现。,“第一,你到广州以后,无论多晚,都应该告诉组委会,说我已经到达了,而且要表达这样的愿望,就是我非常愿意欣赏你们的样板戏,尤其是红灯记,麻烦你们千万给我安排一场。第二,手提包里要放一本毛主席语录,而且跟中方谈判的时候,拉开提包的时候,不露声色地这把本语录似乎不经意地露出来,让中方的主人看到以后再把提包拉上。第三,在你西服里的衬衫上面必须要戴上毛主席像章,这个像章现在中国大使馆在广泛散发,你完全可以免费领到”。最后结论是:“这一切,在中国人都认为是绝对重要的原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手段,你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这篇东西使我深深感觉到,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种功利主义,为了要达到盈利的目的,一切都可以做,义和情对他来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利。,我讲一个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外交交涉。有一个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进行了严正交涉,阐明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指出中国是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有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前景,你们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对方听后,称他们国家有一句成语,“十鸟在飞,不如一鸟在手”,你讲的远景虽然美妙,但这都是天上飞的鸟,我现在手上抓住的这笔生意是实实在在的。还说如果要我们不出售武器,那中方必须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在其它方面给予一些金额相等的订单。讲义讲情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现在不少人常常讲缘分,但“缘”这个字在外文中是翻译不出来的。总之中国人的人情味要比西方人浓,这在人际关系中尤其如此。,差异之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例如中方代表团到了德国以后,主人问今天晚上你们吃西餐,还是吃中餐?我们代表团的答复往往是“随便”,“客随主便”。他们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说一听到“随便”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我们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不能随便提要求,万一给主人出难题呢?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欧洲的代表团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吃什么,他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今天就吃西餐,或者就吃中餐。而中国人往往较少表示个人的愿望,比如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团时问,各位想喝什么?如果团长说喝茶,后面几位可能也都说喝茶。人家奇怪,怎么一个说TEA,就全TEA下去了?,另外,我们在感谢对方时往往是这样几句话:你们国家很美丽,你们人民很友好,你们接待很周到,等等。他们认为万里迢迢从东方到西方,难道没有任何一点不同的感觉?为什么一律都是这么几句话呢?后来有一个代表团走的时候说,我现在想提点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希望你们的介绍材料能译成中文,第二条是你们这个牛肉能不能煮得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受不了,第三点希望你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他们听了感觉特别好,因为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了。,差异之三是东西方的感情表达方式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在卢森堡当大使的时候,正好国内送来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怕他们看不懂,就把故事梗概译成外文,预先发给他们看,放映前又请人作介绍。电影结束后搞了一个招待会,我问他们看懂了没有。他们说,看懂了,但看得很累。十八里相送,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暗示我们听来很累,用那么多的暗示来表达爱情,为什么不直接说一句“ILOVEYOU呢。他们说,故事的年代、情节同傲慢与偏见基本上一样,而伊丽莎白和达西可不是这种表达的方式。我说这是中国表达感情的细腻,我们认为这是美,你们可能认为外露是美,我们觉得有些话直接说出来,反倒没有深度。他们说不能理解。,差异之四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意会性,他们则是直观性。比如我们在文章或生活中喜欢用暗示,或者喻古论今。这种含蓄需要你去意会,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与西方人的直观性不太一样。,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原因概述,一是东西方发展道路不一样。中国长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我们大陆文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特点很大程度上强调一种乡土情谊,乡邻情谊。德国人如果在国外遇到一个同乡,不会很激动,而我们的华侨,在外面有很多同乡会,西方人一般没有同乡会。我们经常讲本土本乡,一方水养一方人等等。还有落叶归根的思想,都带有很浓厚的情,这种情素恰恰在西方很淡薄。从哲学和文化体系角度说,我们受儒家哲学影响深,而他们是基督教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原因讲完了。我很愿意再讲讲德国的思维方式。除了欧洲人共同的思维特点外,德国人还有几个特点:第一、办事严谨,思维的严谨性比其他国家人强。比如法国人在房间里丢了东西,他会张望一下,四处翻翻就可以了。而德国人要找东西,首先要找坐标,一块块来找。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这说明德国人的严谨性。先找坐标,后找东西。,有一次,有几位中国人在法兰克福向一个德国人问路,问路怎么走,大概要多长时间能走到。这个人根本不理,他们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的傲慢。没想到这几位往前走了几步以后他追上来告诉说,大概往前走1500米左右,再往右拐75米是你们找的单位,时间估计需要11分半。问为什么刚才你不答复?他说,你们刚才不光是问怎么走,还问多久走到,我必须要看你走路的快慢,据此我才能算出时间。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德国人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德国人追求程序的完美。譬如,我们到火车站可以看到,大家都背着包或提着行李,来来往往找自己的车厢。而德国的火车站很安静,划成ABCD几个区,都跟车厢对号,你的车号在哪儿就站哪儿,用不着跑来跑去。另外,坐过飞机的都知道,比如广播说1568航班现在可以登机,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很多时间,前面人放行李,后面人等着。刚到德国,我以为德国国内的航班也这样。我从波恩乘飞机到柏林,他们一说登机,我也排队,而他们说,先生你这时还不能登机,只有航班的一区可以登机,我一看才知道票角上写着区号,他们是按分区登机,很有秩序也很方便。德国路边的垃圾桶分五种颜色,每个德国人预先都把垃圾分好类,按照垃圾种类分别投进不同的垃圾桶。,但德国人办事有时不够灵话,不容易拐弯。一次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预先同他们的礼宾司长讨论,欢迎宴会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谈了3次谈不下来,他把同多少人握手、讲话、上几道菜都算上时间,共需要108分钟,一点也不能少。谈判很辛苦,但一旦达成协议,他们很守信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我们讲这些是为了了解对方,而且各国应该相互学习,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我们有些思维方式不太适合新时代的发展,这也需要改进。在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创新两个字。只有创新,我们的民族才能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非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案例分析三,缺乏逻辑思维,导致了中国人以为逻辑思维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不是中国原始人韩非子留下了个卖矛盾的故事,恐怕中国人连什么是矛盾都不明所以。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如果要有正常的思维,第一就是要有清晰的概念,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就是把概念弄得同梦中散花的仙女一样的模糊,这就是中国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通病。中国的老祖宗所有的重大概念,全都是模糊的,比如最重大的概念如:道、气、理、中庸、君子、小人、圣人,等等,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清晰的、让人没有误解并不会产生歧义的概念。这样,后世的中国人就非常惨了,要么胡思乱想,用自己的意志去强奸古人;要么依葫芦乱画瓢,被古人强奸。其混乱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热衷奢谈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都莫名奇妙的东西。那于丹振振有词的解说的论语,不但她自己莫名其妙,也让别人莫名其妙。在没有清晰概念的情况下,模模糊糊的说自己明白,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就是自己欺骗受众。,概念不清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中国人智慧水平普遍低下,并且专门干莫名奇妙的蠢事。水落船低,于是中国数千年来无法产生大思想家。这里用中医来说明,因为中国人没有对概念做出精确定义的本事,使得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全是不确定的和不可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使得最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如: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这就是中医学的荒唐之处,也是中医学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真实原因。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中医,从而无法使中医现代化,只能使中医沦落为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中国的古人真会开玩笑,把治病救人的一门学问,搞成了吟诗作画般的艺术,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概念不清的第三个后果,就是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中国人的第二个常见思维毛病就是不懂形式逻辑学中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后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石华宁辩证思考笔录第30条说:“差别越多,吸引力越大,越容易溶合。如东西文化。”这明显违反充足理由律,按这结论,亨廷顿先生就无法写出文明的冲突这本畅销书了。再说了,人和动物如猪狗猫的差别也很大,是不是人和这猪狗猫非常容易融合?石华宁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中国人的第三个常见思维毛病就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之王。是以圣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预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这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理,在逻辑学上毫无价值可言。但这一切推论,竟然是从“水往低处流”的现象推导出来,荒谬无稽!难道因为江海位置低下,容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就算他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所思所想能成立,但又与使得水流动的万有引力有什么相干?,中国人这种病态的联想达到了令人瞠目而不能自知的程度。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说过“修齐治平”这种连锁推理荒诞无稽。更何况这个推论居然从个人层层放大到天下,连续不断的飞跃,使人有从人变仙升天的飘飘之感。修身了你就能齐家吗?齐家了你就能治国吗?治国了你就能平天下了?简直是说神仙话,可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就奉之为金科玉律。这些读书人就不扪心问问,你就是修身到了活佛的境界后,就能够自动拥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整一帮没有脑子的大白痴。,中国人第四个毛病,就是用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做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用,就捏造出来一个“古之圣人”,庄子又虚构了一个“仲尼”。这庄子一会儿把仲尼当成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这仲尼当成批判奚落的对象,简直是莫名奇妙的厉害。孔子那是绝对离不开周公周文王的,须臾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马上就患上了失语症,连话都不会说了。,到了后世,中国读书人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人立言”,全中国人两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个死人的智慧和话语讨生活,实在是可悲之极!国人的最后一个常见思维毛病,就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暂时的现象当成普遍和永恒的。这种归纳到了毛泽东便达到了登峰造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好,敌人反对腐败,我们就要腐败;敌人拥护科学,我们就要反对科学。,上述中国人常犯的五大逻辑错误,使得诸子的所谓经典,只能沦落到格言集锦的程度,根本不能与思想家理论相提并论。国人在两千多年的光阴中,只为其智慧闪光点陶醉,而不能看到思维方法的巨大缺陷,于是中国人便被这所谓的经典,害得成了没有逻辑思维的民族。,“先进的思维方式就是“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中国人从古到今不懂这种思维方法,于是在缺乏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只有用原始而糟糕的“类比思维”和“归纳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历史的长河给思维方式的竞争带来了结果:西方人使用“属于人类大脑固有功能和属性”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结果在文明的竞争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中国人至今仍然沿用原始的类比思维和归纳思维,结果在文明的竞争中苟延残喘。,演绎逻辑推理是“建立在充分置信”上的必然性推理。归纳、类比推理是“建立在不充分置信”上的或然性推理。所以,绝不能用非常不可靠的类比逻辑、相对不可靠的归纳逻辑,来反驳用最可靠的形式逻辑建立起来的任何理论。要驳倒一个用形式逻辑建立起来的理论,唯一的方法只能用形式逻辑进行反驳要么摧毁这个理论的逻辑基点(根基),将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摧毁后,这个理论的大厦就不攻自破了;要么找到这个理论中的形式逻辑推理错误,将推理错误找出来,然后驳倒这个理论。,由于归纳逻辑推理是建立在“主观不充分置信”基础上的推理,因此,其推理的可置信度是不充分的。由于构成易经八卦的八种物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是古人经过归纳法总结出来的代表世界的一般性物质,因此其可信度是不充分的。易经.系词传中:“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句话就是其总源头。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开始围绕着易经这句话做起了文章:庄子在庄子.则阳中发挥道“阴阳,气之大也”,将阴阳定义为“气”的对立统一的要素。阴阳家们则将阴阳矛盾和其对立统一作用引起的变化神秘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阴阳家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说大做文章,发展出了“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合法性找到合理理由,提供了理论依据。经过司马迁这个史官的二传手功能,终于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看看司马迁对秦王朝覆灭的原因解释,再看看后世对王莽新政,东汉的崩溃原因做出的解释,无一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和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这些被五德终始说以及司马迁的通变观能够准确的拿捏到王朝覆灭的根本性原因,并且针对这种原因对症下药,或许中国的历史就不是简单的循环式王朝更迭史了。通过数千年来的文化浸淫,也通过文化承上启下的传导,中华民族终于在经过N次历史循环后,阿Q精神胜利法终于变成了民族的性格。,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日本人进入北平城内后,北京大学里面的儒生们,就开始研究起来,中华民国是什么德,日本是什么德,然后日本这个德为何要取代中华民国这个德的问题了。很显然,这些酸儒们准备第三次做亡国奴,并开始为做亡国奴找到理论依据。反讽得很的是,这个做亡国奴的依据,竟然是中国的国粹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和司马迁的通变观。长期的异族统治造成的社会良心的麻痹症。乌龟般的不出头、地狱般的沉默、苍蝇般拥挤从众、麻雀般嘈杂饶舌这就是亡国奴的写照:人,若失去了尊严,和货物有什么区别?所以日寇的731部队,把他们用作生物实验的中国人叫做“木头”。7百多年前,文天祥被蒙古鞑子的走狗张宏范拘捕时,出示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汉奸一笑置之,并劝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从此,“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替自己甘愿为奴的劣根性辩解!从此,清军来了迎清军,国军来了迎国军,黄军来了迎黄军,共军来了迎共军;从此,“见风使舵“成为人生智慧的别名。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所谓两点论,也是所谓的对立统一论。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辩证法的理论核心无非三点: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正因为易经朴素的辩证思维对中国人影响至深,所以中国人才能够非常容易容易的接受来自西方的垃圾哲学黑格尔升级版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人因为易经的影响走向了归纳推理(归纳逻辑)、机械化、综合化的“辩证法”道路。西方人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走向了演绎推理(形式逻辑)、公理化、分析化的“科学化”的道路。这就是中西方人思想方式的最大区别所在。,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别,当上帝创造的人类大脑被“类比思维和前逻辑思维”占领了思想阵地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没有了立足之地。当逻辑思维没有立足之地后,这个民族的命运是悲哀的。汉民族就陷入这种悲哀但不自知、也不能自拔的民族。,不究事理的情绪化立场思维。汉字的强烈情感作用与大脑中的“汉字意义系统”一起,使得人们的主观选择过程具有极大的情绪性和立场性(所谓的“忠、孝”)。这就构成了中国人的最大的思维特征即情绪化立场思维:听到一个语句或一个陈述,仅仅因为这个语句中的某一些语词的情感,就赞同或反对这个语句所表达的内容。这个社会的成员就自然就不擅长“说理”,由这样的社会成员组成的民族自然是善于“窝里斗”的民族。,中国人只会类比思维和感性思维,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思维总是被自身的感情(角色)立场所支配(“亲亲唯大”),缺乏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感性思维的民族,一般只具有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很弱(不能说没有)。真知来源于逻辑思维,而不善于逻辑思维的民族肯定无所作为,而只能产生谬论。根据中国人使用的象形文字来判断,汉民族至今在思维方式上,归类于“原始民族”是不容质疑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是一个由“生物血缘”向“文化血缘”扩展的过程,“身体”始终作为一个潜在的“基因”而发挥着政治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家、国”同构,“君、臣”一体的思想才有生成的可能。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认知要素就是“孝”。中国搞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国人的“礼”和“孝”最初都是维护血统的纯正,以后转化为对等级的强调。“孝”就是血统论,就是不讲是非正义父子相隐,就是神化祖宗、神化家长,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国人的思维缺乏中立性、缺乏超越性。,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以“身”的安顿为依归,而并不注重超越,这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同时,强政府、弱社会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弱者文化”。孙隆基进一步指出,这种弱者文化的结果是,“社会”软弱涣散,无法自我组织和管理,因而更加依赖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来统辖。这种弱不仅表现为对个人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放弃对环境的控制,还表现为思维能力的弱化。对别人的观点表述不能正确理解而是给出南辕北辙之回答的现象,却频频出现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身上。这说明,中国人缺少理性思考的习惯的确是存在的。很多无谓的“论争”不是源于不能正确理解别人的本意么?,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带有婴儿时期的直观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时期的成熟思维能力。黑格尔说:在古代中国,人们从来认为思考乃是统治者的权力(或圣人的权力),个体没有这种权利。如果告诉人民他们也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就会骇而却走。林思云说: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当中国处于战国时代时,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根据理性思维,在他的物理学一书中总结出物体下落和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了。但是,到了伽利略这里,情况就不同了。伽利略正是利用逻辑,严密的论证了亚氏的归纳结论,发现了亚氏的理论的逻辑学漏洞,从而为自由落体定律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下面就详细的描述一下伽利略的思辨过程:,假定一个十斤的物体和一斤的捆在一起,根据“落速与重量成正比”的前提,可以推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来。其一是:现在该物体重11斤,因此落速应该是1斤的11倍,也就是说,新物体落速比原来两个物体都快。另一结论是:1斤物体落得慢,10斤物体落得快,现在给捆到了一起,斤那个物体必然要拉10斤的后腿,综合作用的结果,便是新物体的落速在两者之间,比1斤快,比10斤慢。这两个结论在推导过程中都没有错误,因此,必然是“落速与重量成正比”的前提错了。要避免这种“伪二律背反”出现,唯一的办法是修改前提,把它改为“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无关”。而实验证明实际情况果然就是这样。汉民族这个缺乏思辨的民族,看到了物体下落了几千年,别说是发现和总结出亚氏的“定律”,更何况发现亚氏定律的错误和漏洞了!,其实逻辑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大脑中进行所谓的“假想实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理想实验”。在大脑中能否进行“理想实验”,是判断一个人思维能力的重要参照。人类可以在大脑中作“理想实验”,以此来求得真知。伽利略脑子里作的“把10斤物体和1斤捆在一起”的虚拟实验,就是典型例子。在揭示客观世界奥秘中,它的作用不可限量。毫不夸张地说,离开这种理想实验,人类就绝对没有能力深入认识客观世界。,当伽利略建立其自由落体定律后,必然要解决“为何羽毛落得比石块慢”的难题。为了解释这问题,他就只能引入“那是空气阻力所致”的解释,从而得出“在真空环境中”的前提来。请不要忘记,在地球上从来没有什么自然的真空环境。这样伽利略伟大的大脑,让他克服了实践条件的限制,发现了本来不可能在自然环境中发现的客观规律。,汉民族有这个思维能力吗?显然是没有!这就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本质区别!如果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得不到根本的扭转的话,中国文明跟着西方文明屁股后面爬行的前途和命运是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的。汉民族不但在自然科学上呈现出低能状态,即便在社会科学上同样表现出低能状态。当我看到汉民族把一大堆文化垃圾(孔孟老庄的思想垃圾)当宝贝来供着的时候,我只有哑然,看来汉民族的命运活该如此,含糊化思维与精密化思维,囫囵吞枣的整体主义的模糊粗糙思维与专制相连,中国人还用所谓的“整体思维”或“直观思维”美化之。这是思想懒惰造成的,不肯花精力深入分析。“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西人善分析,国人善综合”;就是模糊思维的经典说辞。这大师居然不知道分析是相对于综合而言的,没有分析哪儿来的综合?这暴露出中国人居然连“大师级别”的人物思维状况都是如此模糊混乱,况那些长期在混乱状况下接受“中华文化模糊思维”洗脑之芸芸众生乎?其实,“西人善分析之理性思维,国人善混乱之模糊思维”,才切合国人之思维现状焉。,逻辑学中“分析”和“综合”之英文为“analysis”和“synthesis”(懂得英文前缀analy-和syn-的人,就知道分析综合的原始意义了),分析乃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之第一步,要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个事物,某个现象,某个过程,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尽可能地拆开,分解为一个个单元或一个个的步骤,再研究每个单元或步骤的作用或效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得出对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必经途径,不先把事物拆开,就绝无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换言之,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就是“先分解后合成”,中国人夸耀的“整体思维”或“直观思维”仅存在于国人之自慰妄想中。,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就是不懂,以至于季羡林“大师”要发出婴儿级别的昏话。不但“季大师”不懂,中国的老祖宗也根本不懂,所以才会发明出中医学这种典型的“整体思维”的玩意儿,并且还形成了一整套说辞和理论,自黄帝内经以降,中医们无不大搞特搞“人体科学”,可搞了半天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质疑过中医理论。于是乎,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就在大搞“中医黑箱理论”中表现了出来,以至于西医崛起后,中医江河日下,日渐垂危,但搞中医的人却没有谁能搞懂中医为什么江河日下的基本道理。中国人忽视细节、忽视关键的整体主义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技术的落后,陷入了“上智下愚”的专制主义的泥潭。,长于分析、注重细节、注重个体的精密量化思维与民主相关,譬如;西方人写通信地址是先写自己的门牌号,再写村、镇、县等名称;中国人却相反。在时间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国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后姓,中国人先姓后名,而且中国人特别强调姓。美术:如断臂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蒙纳丽莎梦一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细节见长;中国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大场面,很符合中国人自大狂的心理。小说: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的详细,中国的小说都是一些大场面,缺乏细节描写。荷马史诗就有详细的心理描写,三国演义心理描写就差得多。一位牧师曾问一位钟表行家:“你知道为什么最好的手表是日内瓦生产的吗?”行家答曰:“不知道。”“因为日内瓦有加尔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师说。“因为基督教非常严谨和注重细节的投入,使日内瓦的工匠们生产出了最精确的手表。,当亚运会在广岛结束的时候,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的报纸都惊叹:“可敬的日本民族!”因为没一张废纸,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人们散去后,满地的废纸,到处乱刮!外国人一看就认为:中国要同日本比,还差得远呢!万事从小事做起。哪次飞机失事不都是因为一节油管不通、一个轮胎放不下来才失事的?党为了自己永久的统治,教人们看毛共要三七开。毛执政27年犯了23年左的错误仍然只三分错误而且“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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