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桐城派研究特邀主持人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主持人语桐城派是清文史上最重要的流在晚清新学一统天下、旧学岌岌可危之际，倾心于经史 派。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 之学的维系，致力于古文辞的守护，其用心与智慧，在 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今日颇具价值。 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在萧晓阳博士任教于衡阳师范学院。他的“现代性 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视阈中的近代桐城派诗文研究”课题。是2009年国家 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社科基金项目。该课题拟从近现代文学与学术发展的 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关系角度，对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学派进行综合 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论到它散文的部分都 研究，探讨其源流和在近现代的演进，试图揭示其对中 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揆诸历史实际，此语洵为的评。国现代文学生成的影响。从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之后。煊赫一代的桐城派渐归看桐城文化精神的现代影响一文，是该课题的阶段性 沉寂。此后，以桐城派为对象的学术研究逐步展开。 成果。方孝岳出于桐城鲁拱方氏，深于文史之学。其 数十年问，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学理性批判的影响，祖父方宗诚从方东树游得桐城派之髓；其岳丈马其昶 桐城派研究历尽曲折。近十余年来，尘埃落定，桐城派 为桐城派殿军。方孝岳虽受西方文化洗礼，终难掩榈 研究峰回路转，透出勃勃生机：内容扎实的论著先后梓 城派熏染之本色。在此文中，作者以方孝岳的中国文 行，以桐城派研究为论域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达数十学批评为中心，从熔铸唐宋、祖祧叉法、雅好理趣三个 部之多。一批有分量的专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方面。探讨了这部文学批评名著中所蕴含的桐城文化 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专研桐城派的学会、机构相继理念。 成立。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桐城派在清文史上的峥嵘杨新平先生任教于甘肃天水师范学院，现正在中 面目得以凸显。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桐城派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攻读博士学位。桐城派诸家一直 中有价值的部分，正成为陶铸民族新精神的重要资源。热哀于编纂古文选本。清代尚无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写本期所发三篇桐城派研究专稿。是该领域当下充 作，桐城系统的众多古文选本，就是纂辑者以特殊形式 满活力的显证。专稿的三位作者均在盛年来自不同撰述的古文史。纂辑者的眼光、趣味、观念，借助选本 地区，皆在大学传道，术业有成。吴微博士任教于安徽得到生动体现。姚鼐就是通过编纂古文辞类暮，扬 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桐城派研究。他的“古文新变与晚散抑骈，建立桐城文统，以证其华夏千古文章和圣道均 清文学转型研究”课题，是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桐城之理念。新平先生的博士论文桐城派选本研 该课题以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考 究拟爬梳桐城诸家所辑众多选本，具体呈现桐城派文 察桐城派的新变与晚清文学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借 学观念的建构过程。作者从其博士论文中撷取部分内 此审视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吴阍生诸容，撰成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 家的文化使命意识，尝试书写驳杂却又鲜活的晚清古 想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对姚门弟子姚椿所辑国朝 文流变史。“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一文是该课 文录的编选动机和选文标准作了细致考述，认为该选 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文中，作者从晚清民初大学 本所体现的姚椿对程朱理学的坚守和对辞章之美的推 教育的现代转型入手。阐述据守书院的桐城文士对教 崇，对桐城派的延续具有积极意义。 育变革的热忱和自身难以实现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知识上述三篇专稿乃桐城派研究中填补空白之作。三 者转换的尴尬。桐城诸老满腹维新热望。却只有旧本位作者用力甚勤，态度甚谨，虽手眼不同，要皆各有心 领，退居学坛边缘终难避免。作者最后指出，桐城文士 得，非随意发抒浮泛之论者可比。万方数据“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吴微摘要：兴学从教是桐城文派的独特文化符号。桐城文人流连书院，亲和学堂，在晚清文化教育转 型初期，贡献卓著。但新学兴起后的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桐城家法与之格格不入；古文传 授发生质变，古文失落不可避免。桐城派虽有“新”热情。但只具“旧”本领，因此，最终退居文化边缘。关键词：兼容并包；谬种退隐；桐城文章；大学教育；桐城派中图分类号：1309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l一5019(2010)06004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IOBZW07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2008s如99) 作者简介：昊微，安徽含山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安徽芜湖241000)。尽管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 的趋势日益明显。发展到清代，经过几番犹豫， 制，可自宋明以降传承千年的书院制度，因富有 雍正、乾隆年间，终于构建起比较完备的官办书 “思想”与“研究”精神，至今仍让学界追慕不 院体系并逐渐取代官学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教已。其中的佼佼者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钟 育机构。在科举制度笼罩下，这种官办书院很山书院、莲池书院等，不妨视为传统教育中的自然地成为科举育才场所，其教学目标、教学内“高等学府”。历史行进至晚清，虽然在主政者容和课程设置，充分考虑课艺的需要，成为必然看来“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但晚清的教育变革还是沿着“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 的选择。当然，“书院教学并不是为科举而科 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的思路展开。新式大学 举，而是在坚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去适应科举 亦由此蜕变而成。有趣的是，在这一进程中，一 制度”，是“和而不同”。应运而生的桐城派，直据守书院的桐城文人既有着超乎他人的热情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其“家 与努力，又难以由“士”变为“知识人”，实现华 法”不仅契合八股取士以“古文为时文”的“课 丽的转身，不得已，最终沦为文化边缘人。因 艺”要求，而且合拍于清廷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此，从晚清民初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人手，“阅 方哲学、推重清真雅正文章的文化政策。因此，读”桐城文章，对于解读古文的失落和桐城派桐城文人热心教育，流连书院，其文化教育努的退隐，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力，自然得天独厚，左右逢源。同时，桐城文人一、书院记忆中的学堂亲和“多朴厚”、“尚气节”、“敦廉耻”，为人师表， 书院制度自宋代正式确定之后，其官学化淡漠荣华富贵，写作恪守家法，不妄加毁誉于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82邓洪波：，同治六年(1867年)中复堂全集刻本。45万方数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人，以白描反对藻饰，以写实代替李疏，借“雅 院，之所以备受礼遇和欢迎，关键在于桐城文 洁”载道的“小文章”，扬君子之风，行君子之 章。桐城文章所运用的一套写作技巧，善于操 志。如此的内外“联手”，桐城文派与教育结合 练“有节制的表演”，能很好地接通“古文”与 紧密就不足为奇了。自方、刘、姚始，其要员环 “时文”。桐城文人自方、刘、姚起，大都为时文 环相扣，薪火相递，大体上有着明确的师承关系 高手，古文与时文的共振与转换，得心应手，即 而代代承传。尤其令人称誉的是，其中绝大多 是一证。桐城派之所以是天下第一文派，与其 数均设席于各地书院，以授徒课文作为谋生和 写作训练“有利于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不无关济世的手段。方苞早年以四方授徒为业，中年 系”。换言之，各大书院争相礼聘桐城文人， 以后，虽然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恩宠，成为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桐城文章乃科举考试中的古学侍从，但终其身非文化教育之职不就。刘大 文正宗和晋阶荣身之利器。在桐城文人的书院 樾虽斤高绝世，但困厄科场，一生布衣，奔走大 记忆中，桐城文章始终是传播、关注的焦点，八 江南北，设馆授徒则是他唯一的选择。其门人 股时文也是其文学教育挥之不去的阴影。 姚鼐秉方、刘之风，年甫弱冠，即“授徒四方以于此，吴汝纶感触良深，他在主持莲池书院 为养”；年逾不惑，又辞官主讲于梅花、敬敷、长达12年(18891901)之后感叹道：“仆十余 紫阳、钟山各大书院，凡四十余年，“门下著籍年来，实为时文所苦，近益颓唐，无此精神，书院者众”。姚门四弟子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一席，万难胜任。”在其尺牍中抱怨、贬斥八开(从姚莹说)无一不以授徒为生。晚清桐城股时文的言语比比皆是，如：“胡中丞请变通书后贤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及严复、林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然不纾等人也都长期从教。甚至桐城旁支阳湖派、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虽然对戊戌变法岭西五大家等诸多要员亦多以教师为职，终身中的康梁激进举措颇有微词，但却称颂光绪不倦。据徐雁平考证，桐城派文人有79人主讲“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窃全国各地大小书院，除曾国藩、黎庶昌、薛福成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外，其他主要代表人物均位列其中。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桐城派及其景从者大都以教师 士”。尽管吴汝纶“素主持废时文者”，但是 为业、以从教为荣。他们或创办书院，或设席书 这位“桐城派最后宗师”、古文大家，还得直面 院，传道授业，并借此弘扬桐城道统与文统，传 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他在丁酉(1897年)三 承家法。如此文化教育现象，为中国文学史、文 月三日写给侄女婿廉惠卿(笔者注：廉泉，字惠化史上所仅见。桐城之所以成派，之所以绵延 卿，吴芝瑛丈夫)的信中透露了此种“不得已” 二百余年而不绝，除有一套基本一致的文学主 的心理：“明年得意，同是长局，万一不遽得意， 张和写作技巧外，兴学从教则是维系其学派生 亦宜在都用功，争名于朝。我国不改科举，终以 命的纽带。由此可以说，桐城文人与教育、与学 八股、八韵、小楷为吾辈安身立命地位，舍此他校有一种天然的融合与亲近。进一步说，桐城 求，皆旁门也。春秋鼎盛，功名心不可遽淡，此 文人对教育、对学校的创新、发展和变革，较学关福分，少年时不宜多作颓唐语。”因此，吴汝 界他人有着更深、更具体的渴求和关切。 纶在主持莲池书院时，既尽心编选古文选本，大 不过，在科举制度下，桐城文人主持各地书力传授桐城古文家法，亦从事“课艺”时文评选惜抱轩诗文集亡弟君俞权厝铭并序。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清史稿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参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8页。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26页。尺牍答宋弼臣，昊汝纶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22页。尺牍答牛蔼如。吴汝纶全集(三)第129页。尺牍与李季皋，昊汝纶全集(三)，第194页。尺牍与廉惠卿。昊汝纶全集(三)，第566页。万方数据吴微：“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以教“初学”，应付八股取士之科试。显然，文 学士曾国藩门人。其为学一以曾国藩为 章之事是吴汝纶不得不重视的教学内容。作为 宗，任冀州后淡于荣利，不复进取。前大学 晚清名重朝野的大儒，吴汝纶岂能甘心如此。 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尤重之，延主保定莲池 他的文化眼光和教育情怀，明显高出侪辈。于 书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学者以其门称 是，在主持莲池书院的12年中，他打破成规，拓盛，允为海内大师。以之充大学堂总教习， 宽教育教学视野，积极引介新学于书院教学。 洵无愧色。 认为“中国风气不开，新学不出，与西、东邻国概括张氏奏折，其推重吴汝纶“道德文章” 交战，决无能胜之理”。戊戌之后，在李鸿章 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学问中西并重即所谓 的支持下，吴汝纶在莲池书院中开办了东文和“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 西文学堂(实际为两个班)，聘请其友人中岛裁二是出身“正宗高贵”：同治乙丑科进士，并为 之和贝格耨分别教授日文与英文。“书院中兼 曾国藩门人、李鸿章幕僚兼挚友；三是誉满天下习西文，亦恐止莲池一处也”。吴之自信与自 的教育家：门徒称盛，海内大师。“三美”集于 得并非虚言。其弟子贺涛吴先生行状云： 一身，吴汝纶当然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不二 “先生之学 以能济时变为归宿 固尝以 人选。新学倡天下。其教人既以古学迸之，又必由此看来，桐城文派的书院记忆中，姚鼐主 语以当世之务，夺其旧习。”马其昶则日：“其持二十余年的钟山书院和吴汝纶主持十余年的于西国新法，冥心孤探，得其旨要。”如此中外莲池书院，可谓桐城文派影响清代文学、文化的合璧，使吴汝纶既赢得文章宗师美誉，又被士林两大教育基地。“钟山”风雨，使桐城古文沛然推为“西学知音”。当时以翻译西学而名重一而成一代文章正宗；“莲池”荷韵，将桐城文人时的严复就曾以伯牙与钟期喻其师友相知之的新学践行，由书院带向学堂，润泽了新旧教育情。这样的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教学，使得的转换。莲池书院高材接踵奋起，相望不绝。“己丑以后，风气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历史的机遇平等地面向每一个人，但只有 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有所准备者才能拔得头筹，占得先机。尽管严 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格说来，桐城派是一个文学家群体，他们的教育 因此，吴汝纶荣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其实活动多以文学为中心，但“文以载道”的恪守， 是顺理成章。从张百熙的奏折便可看出个中“学为人师”的要求，使得他们对士风、学风、教 奥秘：化和人才等社会热点问题始终保持着特有的敏 窃维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感和关注。于此，桐城三祖之训导有据可考，姚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 门弟子因时济世之言行历历在目。晚清桐城派 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 代表人物曾国藩、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在 臣博采舆论，参以旧闻，惟前直隶冀州知州 洋务运动中更是经世致用，积极倡导兴办各式 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 新式学堂，出使欧西各国，详尽考察和记述，引 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臣素悉 进西洋新知。其文化教育视野往往突破派纲， 昊汝纶籍隶安徽，同治乙丑科进士，为前大 显得开阔而深远。广揽群彦，养育人才，务实求尺牍与萧敬甫，昊汝纶全集(三)，第52页。尺牍与柯凤荪吴汝纶全集)(三)。第161页。尺牍与方伦叔，吴汝纶全集(三)，第256页。贺涛：吴先生行状，吴汝纶全集(四)附录传状，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141页。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昊汝纶全集(四)附录传状，第1153页。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王拭主编严复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页。昊阉生鳊：昊门弟子集序。莲池书社刊行，1929年。朱有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08页。47万方数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新，成了他们的文化教育追求和人文依皈。清宣统二年十月至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 末民初，以吴汝纶、严复为代表的晚期桐城文人 柯劭志署理大学堂总监督。 既秉桐城先贤重视人才、兴学从教的传统，又具 民国元年二月至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 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识见闳通之新风，在晚清 严复任北京大学校校长，并兼任文科学长。 的重大教育变革中，往往得风气之先，以其卓识民国元年五月至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 远谋而为人瞩目。1898年，戊戌维新，京师大 月，姚永概任经文科讲席，并任教务长。 学堂应运而生。尽管桐城文人对康梁文学嗤之 民国元年五月至民国元年十二月，吴汝纶 以鼻，但对新生的大学堂却拍手称快，以为“自之子吴闽生任预科教务长。 是盛事”，并积极投身其建设之中。尤其是初 由上可知，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几乎无一 期的15年间，在京师大学堂暨晚清教育诸如学 例外地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发生了直接的 制设置、废除科举等重大变革中，桐城文人发挥 联系，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桐城派文人之所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速了大学堂向近代大学以如此青睐大学堂，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这里 的转化。1912年，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 既是其传道授业、扩大桐城堂庑的绝佳讲坛，亦 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他不仅带领师生同北 是其为国家培养人才，进而兼济天下的良好场 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作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 所。当然，这也是桐城派重教育、兴人才一以贯 赢得了胜利，并借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 之的“家法”所顺理成章的时代要求。因此，他 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 们同气相求，桴鼓相应，并借此享誉京师。由 文化”，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 此，初降于世的京师大学堂和民初的北京大学 来。严复此举，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 就被桐城派紧紧地热情拥抱了。 续，同时也指明了北京大学作为最高学术研究不过，桐城派之所以亲和大学堂，并非一厢 机构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对北大的文化学术 情愿。其实，初生的京师大学堂更需要桐城派 取向影响极为深远。桐城派所谓识见闳通，由 的呵护。从光绪帝明定国是诏到孙家鼐议 吴汝纶、严复言行而观，确实名不虚传。也在这 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再到张百熙、荣庆、张 15年中，桐城派要员云集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和学务纲要，其办学 大学，并先后入据要津： 理念虽强调“取法泰西”，但同时亦申明“理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汝纶任总教 宜讲明”，“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保存国粹”等 习。吴氏逝世后，由其弟子、阳湖派(桐城旁等。简而言之，即张之洞劝学篇所云“旧学 支)代表人物张鹤龄继任。 为体，新学为用”。其终极目的，就是以中西合 光绪二十八年，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曾广铨璧之学，为朝廷培养人才而“共济时艰”。因 任译书局翻译科总办，林纾任译书局笔述。 此，初生的京师大学堂仿佛是“同文馆”与“古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民国二年三月太学”的结合体，被深深地烙上了皇家印记。 (19061913年)，林纾任经科、经文科讲席。以致林纾在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中 宣统元年正月至民国元年四月(1909直言：“大学堂制，盖类古太学。”这说明，初生 1912年)，吴汝纶之婿柯劭态任经科监督。 的京师大学堂虽然具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但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至三月，马其昶任办学理念上仍然浸染了“古太学”阐道翼教的 经文科讲席。 浓厚色彩。桐城后贤虽倡西学，但仍坚守“孔 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孟程朱”之道统壁垒，而这正契合大学堂创办 (民国二年三月辞职，十一月复职)，姚永朴任宗旨。因此，援桐城而入大学堂，确为最佳选 经文科讲席。 择。同时，大学堂既中西合璧，所开设课程半数尺牍答贺心铭，昊汝纶全集(三)，第202页。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北京大学史料)(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万方数据昊微：“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为西方科学实用之术，学风须戒浮华而求实，因 记载、诗歌六篇。前两篇分别从纵横两方面评 而颇现民间书院和洋务学堂之精魂。以吴汝 述了文学的发展，后四篇则依据姚鼐、曾国藩之 纶、严复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不仅以桐城文章承 见，详细解释文学的分类及特征。卷三有性情、 载西学而名震一时，而且他们更有着主书院、办 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六篇。“性情”篇新式学堂的丰富教育实践。自然，由这些新旧 论述文家主体，认为“吾辈苟有志于成一家言， 兼融的硕学鸿儒来主盟新的文化中心，在当时 而即古人之法度，以写一己之性情”。强调的 既是众望所归，对大学堂而言，亦为非此诸君而 是“有法而后能，有变而后大”之桐城家法。 莫属。由此回眸管学大臣张百熙“具衣冠诣汝 “状态”篇则专论文本之整体风格。其余四篇， 纶，伏拜地下，日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 则详细阐释了姚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使之 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的场景， 更具理论体系色彩。卷四有刚柔、奇正、雅俗、解读其言其行何至如此恳切、如此厚重，其中缘 繁简、疵瑕、工夫、结论七篇。除“结论”外，前 由应当不言自明了。 四篇是文学风格论，侧重于总体描述；后两篇则 要之，桐城派之于大学堂，大学堂之于桐城别出机杼，讲作文读书的意态和方法，集“诸家 派，之所以走到一起，不仅是历史逻辑的合理演所言，其开示后人，皆极亲切”。“结论”篇特申 绎，其实更为一种天然的文化亲和。 明全书宗旨：“是故始必有人指示途辙，然后知 二、教育转型期的古文传授所以用力；终必自己依所指示者而实行之，然后有得力处。不然，非眼高手生，即转为深细之律文化的亲和使桐城文人得以在京师大学堂所束缚而格格不吐。欲免此二病而获益，要惟安身立命，得以将智慧和生命倾注于著书立说、有从事于惜翁所谓熟读、精思及久为传道授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历史研究之者。何也?熟读、精思，则能即古人之法，林纾春觉斋论文便是作者在北大的讲文，印之于心；久为又能以所得于古人者，验义，也都是为桐城布道的学术著作。姚永朴的之于手。工夫果足，何患不与诸大家并驾齐驱!文学研究法共四卷二十五篇。卷一有起原、有志之士，尚其勉之。”简言之，即“熟读”、“精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六篇，为全书总论。思”、“久为”乃文学(主要指古文)的修习之路。首篇“起原”，首先讨论文学的发生，认为文学而文学研究法之用意就在于为此“指示途起原于文字。故作者引述曾国藩语“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又引张之洞语 辙”。因此，此书发凡起例，模仿的是文心雕 “小学乃经史词章之本”为证，讲述对“文学”的 龙，而不是新潮时兴的文学史模式。加上其 理解，昭示桐城文章调和汉宋的学术新态。而 所述所论，依傍方、刘、姚、曾，一仍桐城之 强调文学的重要性。作者则出以“文教者，保国 “旧”，所以1914年甫经问世，即被学界视为桐 之精神也”，“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学为先；欲教 城派的总结性文论著作，姚氏门人吴孟复更 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学为要”等语，显然与古 视其师著作为桐城派“文章学专书”。之“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成鲜明映照，尽 另一部被视为桐城文论名著的是林纾的 显桐城文人在时代新变中，针对新学汹涌，担心 春觉斋论文。此书1913年初以春觉生论 传统文化精神迷失的急切情态。其余四篇，言 文之名在平报连载，1916年都门印书局出 “根本”在于明道、经世；说“文学范围”有别于 版时改为春觉斋论文。因其连载问世之时性理、考据、政治、小说四家；论“义法”纲领，辨 与作者离开北大时间同步，“据此不难推测，此 文章“门类”。卷二有运会、派别、著述、告语、 稿应是林纾任教北大时的讲义”。罗悼量：京师大学堂成立记，陈学恂缟：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参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5页。49万方数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春觉斋论文分为述旨、流别论、应知八 论等，已迥然有别，不再用语录体、评点式、条纲 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六个部分。 式，更摈弃了骈文文体，而是引经据典，广采众 除“流别论”带有明显的文学史意味外，其论述 说，有论点，有例证，有理论阐释，有具体文章点 策略和述学体例还是传统文论的套路。据张俊 评，著述体式完整，语言平易畅达，可读性很强， 才研究，就春觉斋论文而言，林纾所主“义 很有些现代学术著作的味道，是以桐城文章写 理”，不仅没有丝毫的创新，反倒溯曾姚刘而 作学术著作的成功尝试。可惜的是，姚永朴、林 上，归复到方苞。而林纾在写作之“法”的规定 纾等桐城诸老，虽然在新式学堂中以新的课堂 上戒律森严，讲究繁多，较桐城前辈有过之而无 讲授方式传授文学知识，编写课堂讲义，好像能 不及。只是在古文艺术沦方面继续并发展了桐 适应新式教育，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学技能 城派古文理论的精华，成为传统古文艺术理论 乃至于思想意识，仍然是古典的、传统的。这从的集大成者。当然，倘若将林纾此著与其所 文学研究法和春觉斋论文所表现的文学、 译小说序跋对读，就能发现时代变迁、新学兴起 文化理念和知识谱系一仍桐城之旧即可知晓。 后传统文论产生的变化；深入体会，就会有独特 在大学堂过渡到新式大学后，他们难以同步地 而会心的感受。陈平原师为此写道：由古典向现代转换，就不足为怪了。当一种文春觉斋论文之强调文体演变。明显学式样被归纳总结成一种套路模式、一种写作 带入文学史眼光；至于讲求“筋脉”、风趣方法、一种文学理论、一种知识体系，那么，其吐等，更是与其译述西洋小说的经验大有关故纳新的活力就已基本停滞，其文学的生命也 系。关于史迁笔法的论述，既见于其文论，行将就木。因此，姚、林之“讲义”著述，既促进也见于其小说序跋，二者如出一辙。将了“古文”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的深入，也标示了左传、史记与狄更斯、司各特的小说桐城文章生命力的凋谢。简言之，这样的桐城相比拟，强调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文章虽然“好看”有用，却难以再现方、刘、姚古法”。这一思路。明显背离忌小说的桐城家文之神采。法。不过，所谓古文，既是语言风格，也舍叙述技巧后者更带普遍性，不太受文 不仅如此，姚永朴、林纾等在大学堂和北大 类以及民族的牵制。林纾所指认的西方小 课堂上为桐城布道的著作，是将桐城古文的看 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 家本领转为基础知识，其教学方式。也从技能培 吾古文家言”。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西 养转为知识传授。按理说，姚永朴所讲授的 洋小说洗礼的林纾，其“古文义法”已经不 文学研究法课程，是大学堂“中国文学门”中太纯正了当然，这正是其价值所在。位居第一的主课，由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 其实，“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癸卯学制”)所规定。如此核心课程由姚永 的姚永朴、林纾等桐城诸老，在其著述中蕴含时朴从宣统二年讲授至民国六年(19101917 代气息，不过是桐城古文家们在新式教育体制年)，时间不短，亦足以说明桐城派在当时文化 下，为古文争取文学教育空间的另一种努力，与教育界的影响和地位。但民国初期占据京师大 其兢兢于“国文选本”的编纂异曲同工。但由学堂等大中学堂中心地位的桐城诸老之努力，这种努力而成就的著作形式和述学文字，显然 并没有产生若姚鼐在钟山书院、吴汝纶在莲池 带有若干现代学术著作的气息。出版发行，广 书院那样深广的文化效应。究其原因，从教学 而告之，这些商业行为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这 角度来看，就在于他们变更了古文传授的模式， 两部著作的述学文体较之文心雕龙、论文 使得桐城文章的传承发生了裂变。传统的书院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及其他古代诗话、文 教学要求弟子沉潜文章学问、接受文学(古文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九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5页。林纾：畏庐续集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万方数据昊微：“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辞)技能的强化培训，但更重视在儒家文化熏 时兴之所至，旁逸斜出，就在所难免了。林纾即 陶下弟子的人格养成和文化修养的锤炼。导师是典型。当时的北大学生胡先辅回忆道： 将自家学术追求、古文创作感受与文章选录意 先生素精技击，每每在(北大)授课时 味融人授徒课文的文学、文化教育活动之中，启 述及技击故事，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 沃门生，培育弟子。师生之间重视精神与思想 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则在我和北大 的对话和交流在教育活动、学术训练和文学教 中写道： 育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学有所成，如何立身济许炳茎告诉我：何熵时和胡仁源最近 世，如何修心养性。而教育转型后的新式学堂 都有信来，炳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 (大学)，就古文教学而言，虽鼓励“须时常练习 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 自作，教员斟酌行之”，也有一些技能训练，但在课堂上讲“故事(小说)”，可谓前无古 无疑更多的是“研究讲读”式的知识传授。尽 人，石破天惊。在古文家看来，这已是典型的管文学研究法课程在大学堂“中国文学门” “小说家言”，与“雅洁”之桐城家法相去甚远。 每个年级连上三学年，但每周二至三个小时的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将林纾摒弃在桐城 传授，与书院相比，实乃天壤之别。而且，“古 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而且，更为重 文”训练在书院兼有文章与修身的双重功能。 要的是，这样的古文教学显然难以培育出纯正 要想写出“根深叶茂”的上等古文，需要熟谙经 的古文种子。即便是在人才荟萃的北大，古文 史子集，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摸爬滚打”十数传承也难以为继。桐城古文传衍至晚清，之所年，方得一逞。桐城诸老之所以能以古文名世，以成为“强弩之末”，前因后果，错综复杂。但其青少年时期所受训练，莫不如此。可是，奏是，教育转型，在新的文学教育模式下，古文传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规定的京师大学堂授方式发生这样重大变更，无疑是其最直接的新式教育，已经文史哲分开。不仅“经学”、“修原因之一。身”、“伦理”单独成科，其“中国文学门”的16令人沮丧的是，桐城诸老在北大危坐诵说，门课程亦主要聚焦在集部。“古(国)文”成尚能“若有会心者”，可在中学堂讲授时则局促了纯粹的文学教育，因而鉴赏技法、探寻文法成难伸、日显其窘。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徐树铮创了合乎时尚的需求。学生接受这样的古文传授，只能揣摩与鉴赏古文，至于能否绍其余香，办的正志中学，因为聘请了马其昶、姚永朴、姚 运笔成文，那显然是勉为其难了。永概、林纾等桐城诸老任教而名噪一时。当时 应该说，就教授者而言，姚永朴等桐城诸老的学生关懋德晚年撰写的徐义铮先生创办正 传授古文尽心尽力。姚永朴门人张玮在文学志中学述略，记录了当时诸老上课的情形，其 研究法“序”中动情地记述姚永朴讲课情景：中姚永朴讲授古文的一节，尤为有趣，更令人(姚永朴)每成一篇，辄为玮等诵说。感慨： 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姚二先生(笔者注：即指姚永朴)双目 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 失明，未全盲，大概患的是“白内障”，当年 可是，今日看来，不仅仆御“会心”烟消云还未发明外科手术，行动极不方便，每星期散，即张玮本人之古文也不存一篇。姚永朴之 至多讲课一次。需要人扶掖到课堂的讲台 “诵说”成了桐城文章传授的绝唱。而当古文 上，讲的是魏晋人物的书札，别具风格的小 传授由技能修养变成了知识传授，只说不(少) 品文。 他老先生既不能看，也用不着 练，更缺失传统文化的浸润，那么，教授者讲授 油印的讲义，背诵原文，一字不遗，仍然引(大学堂章程。栽北京大学史料(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108页，胡先辅：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王世儒等主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缟：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4页。何塥时是 北大当时的代理校长，胡仁源是预科学长。5l万方数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不起大部分同学的兴趣，前排伏案打瞌睡， 总数达到5万人左右。新学因此逐渐占据了 后排看闲书、下象棋，有时候，前排的鼾声 文化教育的主流位置。王国维就此评日：“光 大作，老先生这才感觉到不对劲，扶着讲 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 台，摩挲而下，和声和气地说：“哎，不要睡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1905年，时势使 哟。”偶而摩到睡者的光头，也只轻轻拍几 得施行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诏令废止，当新式 下。 教育体制得以顺理成章地建立后，各级新式学 马其昶、二姚兄弟和林纾的教学效果可能 堂的知识系统就由传统的以经史之学为中心转 不尽相同，或精彩，或枯燥，但这几位桐城老先 为以西洋的科学技术为中心，孔孟之道之高头 生，于清末民初辗转于各大、中学堂，兢兢业业， 讲章让位于声光化电之实用技术。严复认为此 传授古文法，用心不可谓不专，用力不可谓不 “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 勤，可结果都未培养出中意的弟子继承其衣钵。 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作为集文化、 这并非诸老老朽无能，而是文化教育的时代氛 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于一身的科举 围使然。在新式教育体制中，各级学堂不再以 制，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建制，它的废除，是晚清 古文水准之高下衡量青年学子成绩高下及品行 社会西风东渐过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变动之 良莠，精英阶层也不再以“古文”作为荣身的表一。废科举兴学堂，深刻地反映了西洋新知对 征。在文理并重的新式教育中，属于旧式教育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颠覆力量，是“新旧之争” 核心的“古文”，当然要被冷落和遗弃。桐城文 过程中，新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里程碑事件。 章，文脉殆息，由此看来，实属必然。 严复之言，实事求是。1901年，诏令书院一律改学堂，各省大、中、小学堂即如雨后春笋般设三、新学兴起与桐城古文的失落立。草创之期，众皆遵循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晚清教育之所以发生如此深刻的裂变，得 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所定办学宗旨“无 之于新学的兴起。较之其他历史时期，晚清教 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 育转型更凸显西洋新知的思想力量。在经历了 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 一次次的家仇国恨之后，士人反而更转向西方 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 敌国寻找救国的良方。陈三立在为范当世范 虽然各级各类学堂大都期望中西学并重，但由 伯子文集所作“跋”中透露了范氏向西看的心 于“西学”师资匮乏，并重往往落空。不得已还 路历程：“君虽若文士，好言经世，究中外之务。 是“中学”为主，“中国经史之学”暂时得以基本 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两学说，愤 保全。不过，这一局面随着教科书的自行编定 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范氏乃吴汝纶之 和西洋教科书的编译借用，很快就发生了深刻 及门高足。学生如此，其师吴汝纶则“颇委输 变化。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冠以“最新” 万国之学说缘饰其文，文若为之一变”。晚清 二字的小学教科书两套和中学教科书一套，包 桐城派代表人物热衷于西学新知，于此可见一 括国文、格致、中国历史、地理、修身、算术、珠 斑。由此也说明，西学的输入、新学的兴起之不 算、农业、商业、动物学、植物学(系翻译而成)、 可抗拒性。据桑兵考证，1887年，西学终于列 矿物学、英文初范、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代数 入科考，青年学子开始接踵进入各级各类新式 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用器透视酾册、 学堂。截至1901年，全国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 投影画册、万国舆图册等。在此前后，南洋公转引自陈思和徐树铮和正志中学，书城1996年第3期。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范伯子文集跤，钱文忠标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38页。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械主编：严复集(一)，第166页。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吏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52万方数据吴微：“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学、文明书局等都出版发行了大量自编或翻译 发起的“新旧之争”。1912年10月，严复因反 的各科教科书。与此相应，西洋新知的涌入 对停办北大而得罪了北洋政府，被迫辞去北大 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大学教育学科设置的 校长职务。严复的离职，对在他羽翼下的桐城 西化和学术风尚的转换。京师大学堂创办伊 派不啻为一记重击。浙江籍的何爝时、胡仁源 始，其课程设置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 随后次第继任校长。自1913年2月起，沈尹 通学有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及初等算学、 默、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及刘 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十门，专门 师培等章门弟子或与章氏相关者先后北上，就 学有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 任北大文科教授。他们“大批涌进北大以后， 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十门以及 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 外语五门。邹树文曾回忆道：“有一天有人问 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 我那时候读的是什么课程，即有人插嘴说，大概 领”。平心而论，章太炎虽扬乾嘉朴学，贬韩 多部分是经典。我们所读的书，并不如此，现代 柳欧苏，褒魏晋文章，但对于桐城派并不十分反 科学是占最大成份的。”因此，办学虽号称“中感，与桐城诸老亦交游甚欢。而其弟子却青 西并重”，其实西学占了很大份额，“声光电化” 年气盛、血气方刚，以魏晋六朝之文为号召， 夺得了“经史之学”的大半江山。“四部之学” “金刚怒目”般地大举进攻桐城派。因此，“北 终于在西学成为学术主流后，被消融、分解，演 京大学里的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之逐 化成“七科之学”，近代中国的知识系统在以西 渐取代唐宋文”。林纾“愤甚”，自谓如“骨鲠 学为核心的新学体制下得以重新整合和建构。 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卧皆弗爽也”，起而“斤 科举制的废除，既是这一历程的必然结果，也大 斤与此辈争短长”。但是，在“民国兴，章炳麟 大加速了“经史之学”的“衰朽”进程。与书院 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 相比，桐城文人也只能在大学堂二三门中有所 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只 作为，其地位和分量因此而大打折扣。而且，作 能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燔”。与林纾 为圣贤之道载体的“古文”，也悄然褪去了往日 “欢好”的桐城文人马其昶、姚永概，不屑与年 的神圣和光彩。“古文”亦逐渐变成与“西文” 轻且颇有些意气用事的章门弟子相抗衡，一气 对等的“国文”(甚至是“国文”一分子)。 之下，三人“咸去大学”。章太炎晚年曾对此 其实，在晚清文坛上，桐城文章早已不能一评日：“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 统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格局，在 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 报章体和新小说的冲击下已经消解。而大学教 语季刚：诃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 育的现代转型，不仅从生存空间，而且在思想文 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其 化方面内外夹击，加速了桐城文人文化边缘化 实，章氏此语，不过是事后淡化，甚至还夹杂着 的进程。一丝“旧学”内部纷争的歉悔之情。在当时，骈 首先从大学堂内部形成挤压桐城派态势散之争，魏晋文章取代桐城文章，由此而形成的 的，是以章太炎弟子为代表的一批浙江学人所“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置身其中的沈尹默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1972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to)。陈平原、夏晓虹鳊：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4页。参见章太炎蓟汉微言、自述学术次第)中评价桐城文章的相关内容。章太炎光与马其昶关系亲密。章陷袁世凯团圈 时。马只身闯袁宅，鼎力营救。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林纾：畏庐续集与虢叔节书)，商务印书馆，1927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2页。章太炎国学讲叉国学略说。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53万方数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认为“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 文科学长，主持文科。随后，李大钊、杨昌济、刘 内”。今天看来，所谓的“争领导权”，就是争 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人相继被聘为北大教授。 夺文学话语权；所谓的“思想斗争”，就是相互加上“原有先于蔡元培进校的钱玄同、沈尹默、 论争：是继续唯孔孟定于一尊，还是突破儒学藩王星拱、徐宝璜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就组成 篱，思想多元。从文学趣味到思想信念，章门弟了一个以蔡元培、陈独秀为核心的革新营 子与桐城诸老都格格不入。两派之文学、文化垒”。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战将，各擅其 相争的结果，既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作了铺垫，长，各逞其能，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桐城派为 也为蔡元培走马上任，倡扬“兼容并包、思想自 靶子，向旧文学、旧文化发起勇猛进攻。其中， 由”的大学理念作了舆论准备。当然，就桐城 对桐城派批判最用力、最得法、最富有成效者主 派而言，就历史表象看，这一事件是学派之争， 要有三家：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1917年1 是桐城派激愤之下遗弃了北大，是桐城派的一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首 种主动放弃，但其文化内涵恰恰标示着桐城派 批桐城派，但温文尔雅，手下留情。鉴此，陈独 已势单力薄，文化影响力已日趋衰微，难以与人秀于同年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锋芒毕露， 多势众的章门弟子相颉颃。因此，“主动”其实 语气愤激，直斥归、方、刘、姚与前后七子为“十 是“被迫”。或者说，是北大吐故纳新，扬弃了 八妖魔”，认为桐城派只是“八家与八股之混合 桐城派。 体也”，必须打倒。钱玄同则放声痛骂，指斥桐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