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斯丁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相似性毕业论文

理智与情感 妥协与挣扎论奥斯丁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相似性摘要：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作家简.奥斯丁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张爱玲虽然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有巨大的差异，作品风格也相去甚远，但二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却有一些本质上的相似性：对现实环境的清醒认识，性格的主要方面是理智，面对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秩序冲突时的努力和挣扎。造成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是社会环境和作家个性心理主客观双方面的，其中，主观方面的原因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关键词：奥斯丁；张爱玲；女性形象；相似性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张爱玲(1921-1996)都是其所处时代令人瞩目的女作家，身前身后也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女性作家，奥斯丁与张爱玲都在作品中塑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虽然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有巨大的差异，作品风格也相去甚远，但二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却有一些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这些女性都对现实情况、自身处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理智现实性是她们性格的基础，表现在外则是对现实秩序整体上的遵从与妥协；但同时，她们又有着对情感理想的坚持，因而她们经常要面对理智与情感的较量，努力寻求二者的和谐统一，即在妥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挣扎出一方相对自由的空间。这些相似性在深层次上体现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奥斯丁与张爱玲都有着比较稳定的生活圈子，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就是她们最熟悉的一类人。奥斯丁小说中的女主角永远是生活在英国田园乡村中的中产阶级淑女，张爱玲作品里的女性相对驳杂一些，但也跳不出没落大家中的太太小姐、平凡人家的姑娘、混血的华侨女子这几色人。这些女主人公，虽背负着或喜或悲的故事，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她们都对现实、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都不是做白日梦的女子（奥斯丁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起初沉溺于哥特式小说的幻想中，后来也逐渐被“教育”过来，认清了现实生活）。对这些女性来说，最基本的现实就是她们生存的社会是一个地道的男权社会，这个社会的秩序、规则以及每个人的地位、角色都是以男性的利益为标准确立的，具体到女性身上，就是女人必须要借助婚姻才能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婚姻还具有提供经济保障的重要作用。18世纪的英国女子，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是继承遗产，这完全是被动的、自身无法掌握的。妇女们可以主动出去挣钱的职业就是做家庭教师，可这个职业的地位几乎等同于仆役，稍有些身份、生活过得去的女性都不愿去做。所以，对许多家产不丰、又有一定地位的乡绅家的小姐们而言，完成一桩能让自己衣食无忧、风光体面的婚姻就是人生的“正道”，是她们的最好归宿。一百多年后，在20世纪初的中国，情况仍是大同小异。职业女性看似是时代先锋，且确实可以做到经济上的独立，但若没有婚姻的支撑，女人便永远是无根的浮萍，不会觉得踏实安定。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苍凉”的根源在于社会还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只有成为男性的附庸而非成为她们自己才能获得社会真正的认可，自己的心灵也才有一种社会归属感。奥斯丁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自身处境认识得很清楚，她们知道“她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占有和控制的社会里，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见解，没有权势但是通过灵活运用求婚和结婚，他们可能得到这些东西”清醒的认识只是第一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才是行动的关键。对此，奥斯丁与张爱玲又不约而同的给她们塑造出的诸位女子打上了同样的底色她们性格的基调是理智、冷静的，对现存秩序首先是遵从。她们大多不轻易动情，常常要仔细考察对方的人品、家世，因为她们不但明白婚姻的重要性，更了解经济因素、门第等级在婚姻中的地位。她们大都会审慎的投入感情，尽可能把感情给予一个实际可能的对象，而非对一个没有结婚可能的男子一往情深。伊丽莎白.贝内特（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伊丽莎白和英俊的军官韦克姆互有好感，她的舅母认为发展这种关系是不慎重的，劝说她：“我提醒你不可大意马虎。千万不要让自己坠入情网，也别勾引他坠入情网。跟没有财产的人谈情说爱是一种冒失的行为。”伊丽莎白的回答是：“眼下我还没有爱上韦克姆先生，是的，肯定还没爱上我所能保证你的就是不草率行事，我也不急于认为，我就是他最中意的人，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存在这样的念头”伊丽莎白对恋爱采取的理智态度使她很快尝到了“甜头”事实证明，韦克姆虚伪卑劣，她没有上当。白流苏（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要变本加厉得多，这当然也是因为她确实处于绝境，她要孤注一掷的争取到一个能“出净胸中恶气”的婚姻，这是她唯一的出路，因此她与范柳原的较量简直近于惨烈，“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感情也是有一点，“她承认范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由于“这一点”的放心，流苏愿意暂处下风，做他的情人而非太太。一场战争成全了流苏，完全是偶然性的胜利，但不管怎样，流苏总算得以安身立命。伊丽莎白的理智和白流苏的算计不同，前者是谨慎从事，后者则显得唯利是图。其实，伊丽莎白（或者说是奥斯丁自己）也感到迷惑,“在婚姻问题上，唯利是图和谨慎从事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才叫谨慎？超出了什么程度才叫贪心呢？”事实上，流苏也算不得贪心，她求的其实只是活命。总之，她们的理智本质上对男权社会现存秩序认识上的清醒和行动上的妥协。妥协并不是由于她们软弱，而是因为社会力量的过于强大，她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只有先顺应环境的法则。当然，这些受过教育、摆脱了蒙昧的聪敏精明的女性绝不会只是低头认命，她们在努力的为心灵真正的情感找一方生长的田园，在尽可能多的寻找一些生存之外的自由余地，游刃于集体秩序和个人愿望两条直线之间，希望得到一个可能的交点。她们在用尽心力的做一种遵从下的反抗，妥协中的挣扎。强调理智和对物质的重视往往意味着对情感的相对轻视，这样的看法是不公正的。同样是伊丽莎白，对待没有财产的韦克姆尚有几分迟疑，而对颇有财产的科林斯的求婚却是绝无转换余地的彻底拒绝。甚至当富有的贵族达西向她求婚时，她也因不满他的傲慢态度而断然拒绝。伊丽莎白当然也想通过结婚变得富裕，并且警惕着不使自己陷入贫困，但她显然更看重双方感情在婚姻中的分量。她做到了理智与情感的和谐兼备，也获得了作者的青睐，她被安排成拥有财富加爱情的完美婚姻的幸运女子。埃莉诺.达什伍得（理智与情感的女主角）比伊丽莎白要老成持重，她身上没有要改正的缺点，哪怕是小毛病。她的爱情经历也理所当然的平稳安定，纵有“波澜”，也是“不惊”。她的妹妹玛丽安吃了任性任情的苦，最终也变成如姐姐般的女子，结了一个妥当的婚，过着妥当的生活。玛丽安的激情，凯瑟琳（诺桑觉寺的女主角）的幻想，爱玛（爱玛的女主角）的自以为是包括伊丽莎白的偏见，都是年轻女子易犯而受到奥斯丁批评的错误，这些女主人公们也为各自的缺点受到过惩罚，但当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改掉这些毛病，成为理智与情感相对完美的“家中天使”时，她们也分别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好运。奥斯丁像个心地仁厚的教母，奖惩分明。只有安妮.埃利奥特（劝导女主角）显得可怜一些，她听从长辈拉塞尔夫人的劝导，遵从理性，放弃了和海军军官温特沃斯的恋爱，可她并没有得到幸福，郁郁寡欢的度过了八年光阴。她放弃的是不该放弃的真爱，而发自心灵的真挚爱情对女子的意义甚至大过优越的生活，安妮时隔八年和温特沃斯重逢时明白了这个道理，奥斯丁在人生末年得出了这个最终结论。遵从秩序的理智是为了较好的生存，可只有真正的感情才能带来幸福。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奥斯丁没有设置，也许是不想给她钟爱的女主角们出难题，但如果真的出项了，她们该是会选择幸福的吧，毕竟没有幸福感的生存是难以忍受的，夏洛蒂和科林斯(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式的纯为生计打算的婚姻她始终没有赞同过。张爱玲笔下那个“恶魔”般的女人曹七巧其实也是情根深种。七巧（金锁记中的主人公）的婚姻纯粹是一场交易，她是商品，没有表态的权利。她在疯狂的守护着用自己的一生换来的财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但她确实是有爱的，“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钱吗？不是的，为了要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与季泽相爱。”她甚至能把钱抛出去换这份爱，假使季泽所谓的爱经得住钱的考验。即便是季泽彻底暴露了，她也还后悔这份爱的决绝，“她的爱给了她无尽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记起了想她的钱的一个男人”。七巧对钱畸形的执着实际上是对不能满足的情欲的补偿，她被推进男权秩序的漩涡中葬送了女性本应拥有的正常的人生和情感，她对此的反抗就是破坏性的报复，报复周围的每个人，自己则落得面目狰狞，内心悲凉。做间谍的王佳芝（色戒女主人公）仅仅因为“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一霎那间感觉到的爱就放跑了自己的敌人，还被他处决掉了。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人公）也是为了那一霎那间的爱情便要嫁给花花公子乔琪，“她对爱认了输”，心甘情愿的成为乔琪赚钱的工具这些女子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本已磨练的精刮至极，仔细打着算盘以争取“现世安稳”，她们不相信天荒地老的誓言，不相信一切看不到的东西，然而她们相信那“意志暂时休歇的”一霎那，相信一霎那间的心的谅解、温柔和真爱。为了这一霎那她们甚至会牺牲掉拼命攫取来的世界，会满盘皆输。张爱玲的女主角们没有奥斯丁小姐们理智与情感双赢的好结果，她们的命运永远是不能兼顾，顾此失彼。很难说哪种情况更接近于真实，应该是都带有作者本人的想象，但其中共同反映出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迫不得已的压抑与抉择，却异常真切动人，或喜或悲的结局背后，都有那些女性全心努力、惨淡经营的痕迹，这样的辛苦无论是自觉自愿还是浑然不觉都令人深思。奥斯丁和张爱玲塑造出具备这些特征的女性人物的原因，是社会环境和作家的个性心理主客观双方面的。客观上，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使得诸位主人公只应被如此呈现。同时也必须看到，奥斯丁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领略的是盛世风貌，作品整体上是一派和谐欢喜，女主角多能成长为优美和谐的人物；而张爱玲身处中国最动荡乱离的时代，看的是乱世人情，作品中满目虚无荒凉，女主角也大都支离破碎、苟延残喘。更关键的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客观因素也要内化为主观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奥西丁与张爱玲各方面相差极大，然而能写出本质上相近的女性人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二人的个性心理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她们本身都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忠于现实的理智与冷静是她们性格中的主色。她们都执着于现世人生，思想中几乎没有彼岸色彩。她们本能的、热切的关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也为这命运感叹，但她们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叛逆，因为她们既不想被社会欺骗，也不想遭到社会的反对和抛弃，所以，她们既不自欺欺人，也不会去参加革命。说到底，她们珍惜现实生活或者说是日常生活，愿意从“几户乡村人家”、“男女间的小事情”去写人生的安稳性。张爱玲说：“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儿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她们笔下没有决绝的、革命性的、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性（这和勃朗特姐妹、萧红、丁玲等女作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写出的其实是更为普遍、更接近大众、有更多“凡人性”的女人，代表“人生安稳的一面”，具有坚韧而长久的力量。注释及参考文献：（1） 张爱玲 童言无忌，流言 花城出版社，1997年，p74.（2） 马文.马德里克 作为辩护和暴露手段的讽刺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鲁宾斯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412.（3） 奥斯丁 傲慢与偏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p171.（4） 张爱玲 倾城之恋张爱玲经典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p98.（5） 奥斯丁 傲慢与偏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p181.（6） 张爱玲 金锁记张爱玲经典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p131.（7） 二者又有很大不同，奥斯丁“关注的是人类的幸福”（见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p409）,而张爱玲“对现实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王安忆 世俗的张爱玲再读张爱玲许子东、梁秉钧、刘绍明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p305）（8） 切斯特顿在他1917年纪念奥斯丁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写到“奥斯丁极端的非宗教态度”，见鲁宾斯坦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442.（9）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p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