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人类学—科学史研究的第五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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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科学史研究的第五向度摘要:本文立足于科学编史学的立场,分析将人类学作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向度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以及编史学意义,追溯了它的发展历程,同时对其发展前景作了展望。关键词:向度 人类学 科学史科学编史学是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编纂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理论体系,是科学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每一部科学史或科学方法论著述都代表着一种科学编史观和编史方法论 2,而不同的表述方式也给科学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都说明在科学编史学研究中,进行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性。考察科学编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史这一学术领域里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而且有助于我们领会、洞察科学史的学术走向以及我们科学史研究者的使命3。袁江洋把科学的历史通过历史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四个向度来进行审视,他也认为“但无论就一般科学史还是就中国科学史研究目前的发展来说,与人类学的结合是诸多发展方向中非常突出的值得重视的方向之一”4。由于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其理论方法背后蕴涵的思想观念,使得科学史研究借鉴其理论方法成为可能。一、科学史研究引进人类学向度的理论背景当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代,它在改造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以超进化的方式改变着人类自己。对此,科技的发展要求关注到人。而人类学的研究是对于人和人的活动的描述和解读,它以人文科学的人本思想结合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全方位地对人进行一次普同性、整体性、整合型的观察。正是在这种时势背景下,科学史与人类学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同时,新史学理论的发展,使得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Le Goff)曾经提到,历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 5。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也曾清楚地陈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历史学在变得更加人类学化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历史学人类学在变得更加历史学化时,可以变得更加人类学。” 6而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技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 7。这就为人类学与科学史的结合给予了学术铺陈。在传统的对于科学史的解读中,以科学为向度的科学史研究,其兴趣焦点和价值取向从属于其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需要。最早的科学实践者通常都是科学家,科学史的意义就在于为科学本身服务,要么它有助于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掌握已有的科学理论,要么它为当代科学前沿问题在历史记录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而从事科学的历史研究多数是在传统的内史或思想史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也伴随着科学规律的普遍性,所以将哲学作为研究的向度具有其必然性。科学哲学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在科学进步性与合理性的深入探讨以及对于科学发展模式的建构等方面,对于科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是可以肯定的。但从事科学哲学的初衷只是希望科学史能支持他们的哲学,他们想通过这类研究来指导科学史家们的工作并验证他们的科学哲学模型。由此看来,不同向度的研究者都把编写科学史当成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的手段,没有从研究对象自身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与人类学提出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8”相比,少了些许客观。ISIS杂志主编萨克来说:“科学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物理科学到生物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巨人到平民百姓,从内部思想史到对复杂文化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9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向度盛于宏观的或中观的研究,在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中重于科学家的社会学,科学职业的社会学研究,而忽视对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研究。这遭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诘难。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把“实验室研究”引入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人类学这个向度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二、人类学向度的科学史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人类学向度的科学史研究,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认为传统的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充其量只能是科学家的社会学,因为它没有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特别是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内容,而只重于研究科学建制、科学家职业、科学家角色、科学家交流等等,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下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不仅研究科学家,而且研究科学知识,其重点放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上。他们在库恩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科学知识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是社会集团的产物,是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群活动的成果。科学活动既然是一项人类活动或行动,那就应该把科学定位于特定的文化空间10。因此,深入实验室有助于他们考察知识的建构过程,从而摆脱了纯粹思辨的研究方法。 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成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验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他实验室科学家提供的资料。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他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尔科实验室看作现代生活中的科学家“部落”活动的地区,采取不介入的原则,观察科学知识怎样在一个实验室中生产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实验室的描述力图证明科学的“社会建构”。正如他本人在实验室生活的第二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事实上他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所收集的大量的资料也只是作为结论的例证。因此,这本书虽然图文并茂,但是“全书读起来极不连贯,事实和议论没有关联,作者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因为他的经验资料而具有说服力” 11。随后,谢廷娜知识的制造这本书这方面的特点则更加明显,她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纳入其认识论的框架中12。田野调查虽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但是调查的对象、访谈的内容都与研究者的理念是直接相关的。而且,事实上田野调查也并不是人类学领域才运用的一种方法,只是因为人类学中用到这方法特别多特别深,且在研究的过程中累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理论观点,一些独特的技术,构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方法论,因此这方法就变成了人类学的招牌。实验室研究者虽然采用田野调查法,但并没有抓住其实质,他们只是运用这种方法去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仅强调要深入与贴近文化创造者的本土生活,要求与调查对象融为一体,同时又要求调查者能够时刻具备作为外来者对调查对象文化的好奇心与洞察力,善于从细节之处发现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往往可以纠正人们对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常识性错误。而实验室研究者并不具有人类学家强调的“他者的眼光”。若要象真正的人类学者那样,就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去感知当地人的感知,尽量使自己对象化,做到没有任何预设,把自己融入到对方社会中去,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偏见,而且要培养 “离我远去”的能力,真正掌握“离开自己”的技艺,让自己的习惯和思想暂时退让,走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去切换视角。同时又不能过度迷失自己,否则就会丧失客观理智性。而实验室研究者在进入实验室研究之前是有一定的预见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并没有以平等的眼光平和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所面临的世界,而他们在选取资料时又不由自主地去收集有利于他们预设的证据。虽然资料不能决定阐释,但是资料的收集同资料的处理并不能截然分割开来,因为资料触发阐释。就连拉图尔本人也不敢自负地宣称作为民族志文本的实验室生活客观地描述了实验室生活本身。那么这种明显的带着偏见去调查的方法,显然还不能称之为纯粹的人类学方法。 但拉图尔跟踪科学家构造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重视对科学活动细节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从人类学角度研究科学知识社会相关性的全新视野,而这是默顿科学社会学或爱丁堡学派所忽视的。此后,又有真正的人类学家进行类似研究,也出现了许多的相关成果。其中一个成果是特拉维克所著的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这是第一部人类学家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民族志专著。他重点考察了日本KEK高能物理实验室,并将之与美国SLAC实验室进行比较,从文化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他不再讨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而是注重研究实验室的空间安排与环境氛围、实验室探测仪器、科学家的学术圈子、科学家与社会的交往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早期的实验室研究逐渐跳出视野的局限,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多元的领域。同时由于网络的兴起,虚拟社区和网络社会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三、人类学向度的科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概况在中国,人类学向度的科学史研究不仅是论证其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之外,还对国内的一些实验室、科研机构和高科技社区及虚拟社区、网络社会作了民族志式的描绘。更重要的是,以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科学,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而对于中国古代则缺乏关注。其实不同的古代文明之中都有被称为科学的知识传统, 就像水滴形成河流,溪流汇入大海,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近代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区别,除了知识更加系统之外,最本质一点只是方法上的区别13。正如萨顿所说:“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利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领悟它。”14引入人类学的视角,“科学”的概念即被泛化,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15。所以在人类学的向度中,中国古代科学甚至包括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都被“合法”地研究。因为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当地人民通过自己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掌握了一整套处理他们自己所面临问题的特有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与西方科学相比可能低效无用,但在当时当地,这比牛顿原理可能更显得唯一有效,对于这些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史这门学科开辟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反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又弥补了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使这些知识的研究成为切实的可能。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延伸,已有近20年的积累。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从而认识到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相同之处,使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科学实质有更深刻的了解16。正如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终极目标就是得出对少数民族科技文明总的看法17。四、人类学向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将人类学作为科学编史学的一个向度,不仅是要吸纳其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要借鉴它闪光的理念和思想。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观察人类文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即以一种全景的、比较的、相对的观点来研究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全景观即把人类乃以生存的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反映了人类学对于整个人类热切了解的渴望,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和走向的关注。文化相对论原则相信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价值,也正是反映了人类学研究中对“他者”充分尊重的人文精神。采用人类学的态度和信念,对科学编史学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1)“田野调查”的引进,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田野作业”,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倡导由研究者长期深入一个基地进行“完全参与调查”,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从许多方面而言,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也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根据。它要求完全的投入、参与观察,最重要的是打开心窗去领会;强调整体观察,以及由整体的脉络去了解文化的意义;全心、全程的投入但其过程应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于科学史学科来说, “一切的学术探索也是方法的探索 18” ,“所有的方法都起着编史学理论的作用19”。“田野调查”方法的引进,克服了以往纯粹的文献考证或哲学思辩的方法,给科学史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田园气息,拓宽了人们的眼界,活跃了人们的思维。 (2)人类学视角的引入,揭示了科学与文化的联系。人类学的全景观即文化整体论,它是指人类学家不论在研究什么问题时,都时刻意识到他所研究的对象,只是从属于一个包括价值观、信仰、生活态度、风俗习惯等所有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他们看到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从整个系统中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理解。这意味着在一定人群的生活方式中,只有全面了解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才能看清某一个别要素的意义。当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的时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20,从而将科学从更原初的层次上与文化结合了起来。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依赖于整个文化资源。那么对于科学的理解中,就要给以文化的说明和解释,从而为严肃的科学研究增添了一抹鲜活灵动的人性色彩。(3) 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加强了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丰富了科学史的研究领域。 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核心思想之一。所谓地方性知识指的是独立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外,各种各样的从未走上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21。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知识与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其实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而且对于人类知识的潜力而言自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采用“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可以认为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现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而在传统的研究中,却将西方近代的科学观念同任何地方性的知识对立了起来。西方式的科学具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它们已经成为真理性、世界性的东西,成为衡量一切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与它相符的就称为科学,反之就不是科学。作为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史,也主要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因此在编年史的研究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顺理成章地定位在西方“主流”科学上。而现在人类学以其人文关怀,文化相对主义的宽容立场,将“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为那些不在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之内的文化,纳入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使科学史研究形成一种丰富而又更加接近真实的局面。总之,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科学技术,是很新颖和极具潜力的。在传统的科学编史学的向度里,引入人类学这个向度,将给科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科学史研究要保持发展潜力,就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方法和新思潮;就应该对其他的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即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科学史研究吸纳了人类学,适应了现代科技的变化,将在新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活力。未来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引用汤因比的一句话来鞭策自己:“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1刘凤朝.科学编史学的思想源流与现代走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2.219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P141, P1693刘兵.若干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述兼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编史学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2.4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兼论科学编史学学术结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25勒高夫.新史学A.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36.6DPchattopadhyaya.Anthropologyand historigraphy of scienceM.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0,7072 转引自卢卫红,刘兵.恰托帕德亚亚人类学与科学编史学研究初探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17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8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599 Arnold Thackray:Making History,Isis,1981,vol.72,261,P710,10刘珺珺.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J.南开学报,1999,511沙伦.特拉维克.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P212杨立雄.从实验室到虚拟社区:科技人类学的新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13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P96.14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刘兵等编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P515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P1116卢卫红,刘兵.科学史、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417万辅彬.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8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320 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21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P64Anthropology the Fifth Orientation Fo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science,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and influence in history of science when anthropology is concerned as the fifth orientation fo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reviews its development history,and predicts the future。Key words: orientation history of science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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