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对消除银行风险的意义

金融监管对消除银行风险的意义一，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是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要求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是金融机构自律管理的要求3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是保障金融业安全的基础4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是金融机构风险教训的深刻启示。5是参与国际金融时常竞争和合作的需要二，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现状迫切需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1金融机构内控制度不尽完善2在人事管理方面，岗位培训和轮换尚未制度化3资金运用业务方面的违规操作难以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纠正。4在信贷业务操作上缺乏风险防范和控制5会计控制作用没有的到有效的发挥6业务经营的信息统计控制上失真和迟缓7安全保卫和计算机系统的管理松弛多变金融环境下的全球银行监管 2008年9月5日 15:51 编者按 编者按：近期，新任巴塞尔委员会主席韦林克（Nout Wellink）先生就多变金融环境下全球银行监管的相关问题阐述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韦林克先生强调,各国监管当局应在灵活、基于原则的监管标准下，坚持维护银行体系稳定和鼓励市场创新并举的目标;并应扩大、加强对话，进一步深入和拓宽广泛领域的跨境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下一步，巴塞尔委员会将着重推动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并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审计标准的完善，确保银行风险管理的审慎稳健性。 为促进我国银行监管人员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银行监管和发展的国际趋势，我们对韦林克的观点进行了综述，供参阅。 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巨变的时代，必须要不断地调整自我去适应时代要求；但与此同时，又不能置银行监管的根本性元素于不顾。银行监管从业人员必须要与时俱进，紧跟行业发展变化的步伐，并同时确保吸取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牢记行业的基本规律和准则，力争在变化和稳定之间寻找到平衡，并从中获益。 银行监管的最新进展 在前任巴塞尔委员会主席卡如纳（Jaime Caruana）先生的领导下，委员会近期工作已充分考虑了变化与稳定的平衡，并意识到：监管机构要不断地为日新月异的金融行业设计恰当的审慎监管框架。例如，近年来银行风险管理做法持续地经历变革，越来越多的银行考虑到更多的风险因素，业务跨越了更广泛的产品线和区域，在整个银行范围内实行更为全面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人员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注重科学有序地使用技术和高级定量方法。 这些变化都要求监管机构设计出灵活的标准和条例，以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并为创新性的做法提供发挥的空间，新资本协议框架的目的也在于此。新协议的出台标志着我们对“资本监管”这一理念的根本性提升：计量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高级方法取决于银行对自身风险的评估；这一新理念有助于银行了解、计量自身所面临的风险。 此外，由于使用高级方法的定量、定性参数是良好做法的体现，所以高级方法的使用不会影响银行的创新性举措。而且这些高级方法产生于银行内部风险计量和管理程序，因此适用于当今复杂的国际银行。第五次定量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每一家国际大型银行都有采取高级方法的意向。 新协议将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更为灵活、更具有前瞻性的资本监管方法，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自我提升。2005年7月新协议纳入交易账户特定风险暴露计量方法，也体现了上述原则，较好地反映出了交易信用产品的发展。这些新规则正视了当今市场的现实和复杂性，也说明了：即使面临着如此复杂的市场环境，提高跨行业的和谐监管仍然是可能的。 巴塞尔委员会一直注重加强与世界各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协作。这种协作对新资本协议的成功实施尤为重要，但在合作过程中也出现了关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权力和职责划分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巴塞尔委员会最近出台的文件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母国与东道国信息共享就是合多个国家之力共同策划制定的。与之类似，19个非委员会国家也向第五次定量影响研究递交了数据，这使委员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新框架对整体资本水平可能造成的影响。为了确保新协议的顺利实施，委员会致力于与非委员会成员国密切合作；而非成员国参与了新协议实施工作组（AIG）的技术小组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巴塞尔委员会与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通力合作下，新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得以完善。这是全球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成功地构建了一套切合实际的、灵活的框架。新框架不仅充分意识到自1997年核心原则出台以来金融市场和监管实践的变化，还考虑了这些变化在不同国家的进展状况、水平不一的现实。这将在确保核心原则适用于较复杂金融体系的同时，促进核心原则在复杂程度较低金融体系的使用。 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和审计标准迅速发展。巴塞尔委员会希望银行的会计做法能够推进风险管理的稳健性，增强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并通过提高透明度来增强市场约束。但由于会计标准制定机构与银行监管机构的目标存在差异，监管机构还需设立额外的保障机制。与之类似，监管机构应采取措施，提高审计工作的可靠性。因此，巴塞尔委员会也一直积极地参与会计准则修订工作，致力于完善全球审计监督。 在颁布新资本协议、关注新协议实施相关问题和修订核心原则过程中，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银行和监管实践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充分意识到了更广范围的监管团体、银行和标准制定机构在此过程中所能够和必须做出的努力；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确保金融体系在面对冲击时仍能保持活力。 不断发展的金融市场和不断出现的风险 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创新速度日益加快。委员会要求各国银行监管当局确保目前的工作关注主要风险，并且首先要做到根据市场发展认清银行业风险。 银行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在大多数经济体中，银行一直都是最主要金融中介，贷款则是银行的最主要资产。但是现在发放贷款和其它种类信用工具时，银行越来越多地在考虑将其证券化，卖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虽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的信贷额可能会较少，但韦林克认为这并不代表银行在信贷市场的作用有所降低。银行和证券公司逐渐因其交易产品而成为新的风险中心。在这一格局下，银行和证券公司一起积极致力于信贷产品发放、证券化和信用风险暴露的主动管理。另外，技术的日新月异为金融市场交易自动化和金融产品标准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今，风险分布越来越多地向资本市场集中，与之相伴的是金融中介更广泛地参与资本市场业务。这意味着：原先由银行承担的风险现在已经由多个市场参与者来共同承担了。 信贷发起和分布越发倚赖资本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参与者的创造力。比如，一些产品不仅在出售之前将同类贷款打捆，还根据不同的风险特征将形成的证券划分出了层次；此外，为规避新的、日益复杂的风险而开发的场外衍生产品的数量迅速剧增。据国际掉期和衍生品联合会的最新估计，未清偿的信用衍生品的总额为26万亿美元，在短短六个月之内增长了超过50%。 韦林克认为，这些变化会加强金融体系的抵御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风险，需要银行监管机构和整个行业密切监督。从广泛意义上说，今天银行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现有的风险管理设施不能满足市场创新的迅速发展所致。新的金融产品迅速涌现，加之各种参与者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这常常会制约银行管理相关风险的能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恰当地得到解决，就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各国监管当局有必要深入了解在市场创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诸如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风险管理的完善进展程度。当今银行业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全球化。由于在过去20年中金融市场日趋自由化，迅速发展的经济体为投资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遇，境外开展的银行业务与日俱增，这一点在资本市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同时，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也是如此；世界各国银行的零售银行业不仅在本国持续增长，在境外也不断扩大规模。 由于跨境收购和兼并的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外国银行进入市场。总的来说，在新兴市场中经营的外国银行的规模使其有条件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财务资源，但这在其他市场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外国银行的涌入也可以带来适用于大型金融集团的、更为精密的风险管理工具。这些固然使我们受益，但也不能忽视外国银行的涌入给东道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东道国的金融体系可能会过度依赖于一小部分外国银行的安全和稳定性。这也将有可能影响到这些国家的银行监管方式。 当今，很多银行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框架都日趋全球化，而监管结构却依然是立足于本国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监管当局必须解决跨境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问题，明确地划分监管职责，避免重复履行职责或分散履行职责，造成缺口。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对核心原则进行了修订，表明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修订核心原则也是一项集全球之力的工作，充分显示了各国监管当局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合作、寻求共识的能力。尽管立足本国结构来监管全球性机构会带来一定限制，但各国依然有能力在立足自身风险状况和金融市场现状的同时采取国际标准，有效地开展工作。 巴塞尔委员会未来的工作计划 关于如何在变化和稳定之间很好地寻求平衡，以及今后几年国际监管界的工作重点，韦林克主要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即：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评估和监督新资本协议影响的重要性；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定位。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 实施新资本协议是巴塞尔委员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新协议的出台标志着我们对“资本监管”这一理念的根本性提升。若要使资本标准跟上金融产品创新和风险计量、管理方法创新的步伐，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司风险状况，就必须实施新协议。新的资本框架对银行体系的健康和稳定至关重要。 目前，新协议的实施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比如，在欧盟国家和日本，实施法律或条例已经就位或是正在起草过程中。美国的监管机构也于最近发布了规则制定议案的通知，希望就此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而美国各家银行继续与监管当局就具体实施计划进行磋商，并且它们当中的大多数表示，希望在明年开始实施新协议。 但不可否认，实施新协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例如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对于监管当局还是银行，都是最大的挑战之一。要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应当努力促使跨境双方就新资本框架的关键元素尽可能达成一致。在此过程中，不仅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合法利益应得到满足，各国的实施策略也会紧密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但在国内监管机制下采用国际标准所产生的矛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解决这些问题要因地制宜，寻求实际方案。展望未来，各国必须从具体情况和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之上为实施新协议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也是一个尽可能推进不同银行和国家实施新协议一致性的过程。为此，巴塞尔委员会的新协议实施小组（AIG）正努力增强各国银行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以此来进一步促进各国之间实施的协调一致性。 委员会希望各国在认识新协议的意义时，不能简单将其作为一套基于数据和模型的资本计算方法，而应认识到它所代表的支持创新、鼓励风险管理发展、监管进步和披露完善的政策理念。可以说，新协议既强调了实施的长期性和银行与监管当局之间的有益对话，又建筑于更为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方案。它为监管机构与银行在一些复杂问题上搭建了交流平台，也为各国银行和监管机构思考风险管理和监管做法指明了方向。 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 新协议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韦林克表示，委员会已经注意到新协议对不同规模、不同风险状况和国家的银行产生的未曾预料的影响，并且认为，那些由 “实施年份差异”（由不同实施日期造成）引起的短期不良影响最终会随着差距的消失而得到解决。但委员会仍呼吁监管当局与银行之间、实施日期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能够就如何解决短期影响展开建设性对话，尽量减少差异影响。 而对于制度性因素造成的长期影响，委员会呼吁银行和监管当局认真分析哪些影响是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趋同造成的，有助于建构公平竞争环境；哪些将削弱新协议中的创新、有益部分，需要通过政策修订加以改善。如需要，巴塞尔委员会将在今后几年过渡期中重新审视对银行承担风险和配置资本造成扭曲的规则。 委员会强调要正视银行或行业间实施规则不一致而引发的问题，特别要关注风险评估和量化规则不一致可能造成的风险。在这方面，新协议实施小组及其下设分组将继续就现有的行业间和国家的监管做法交换信息。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交易账户规则，建立起了统一银行和证券公司资本要求的共同框架，标志着向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定位 在不断创新、行业内部及行业间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呼吁更灵活的监管方法。巴塞尔委员会强调，在灵活、基于原则的监管标准下，各国监管当局应继续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银行创新。在今后几年中，委员会将发布指引来加强监管实践或改进银行风险管理。 同时，委员会也会进一步落实当前工作，加强信息交换，为银行和各监管当局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开展自身工作。为保持各种方法间的平衡，就要在市场跨业发展、风险管理实践和监管充分性等方面确保业界的参与，这样才能够在新协议实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更为有效的对话机制。 委员会下一步的工作包括：加强跨境信息共享、推动风险管理实践发展、鼓励监管方法创新和促进跨行业协调。这些方面表明了巴塞尔委员会为自己在国际监管界的角色定位。 加强跨境信息共享 银行的风险管理日趋全球化，而监管活动却主要在国内监管框架下进行；这种市场现实和监管结构之间的矛盾呼吁充分且恰当的跨境信息交流机制。委员会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加强实践研究，深入并拓宽监管信息的共享和协调，在确保必要信息的前提下，避免给彼此或行业带来负担。 推动风险管理实践发展 委员会鼓励各国监管当局密切跟踪风险管理的最新进展，一旦风险管理实践落后于金融产品和市场创新，巴塞尔委员会就将着手发布指引，向银行和监管当局推广良好做法。巴塞尔委员会近期将推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良好做法以及经济资本评估方法的业界共享。此外，由于会计框架的持续变化也会对估值、资本和披露做法产生很大影响，委员会也将密切关注会计框架的发展。 鼓励监管方法创新 巴塞尔委员会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促进最新监管实践在国际监管界中的推广和传播，以提高全球监管水平，减少由不同做法引起的竞争扭曲，并最终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巴塞尔委员会鼓励监管方法多样化，各国监管当局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适应银行做法和市场结构变化。 促进跨行业协调 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公司在产品和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加剧，银行监管界很有必要在诸多方面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同行们展开密切合作。巴塞尔委员会将继续以联合论坛为契机，加强与证券、保险监管同行的合作，探讨三个行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包括金融集团的监管、风险集中度和复杂零售产品的管理等。 促进对话 巴塞尔委员会贯穿始终的一个目标就是维持并进一步促进与更广范围监管团体的对话。比如，在跨境银行业务的发展问题上，委员会有必要分别从母国和东道国的视角来客观理解。近年来，巴塞尔委员会与区域银行监管组织以及核心原则联络小组（该小组由16个非十国集团国家的代表组成）频繁会晤，以此来加强、扩大对话范围。这项工作非常有必要，委员会将继续促进、加强对话。 总结 在过去几年中，巴塞尔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一套灵活、基于原则的监管标准，以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银行创新。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创新速度迅猛，银行的作用不断变化，银行业务日渐全球化，各国监管当局必须对此做出合理应对。但韦林克强调，在适应多变金融环境的同时，各国监管当局也不能忘记那些多年来已被证明非常有用的基本监管工具；应继续鼓励开发更精密、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要继续坚持一些最基本但至关重要的概念，如良好公司治理；应努力了解日趋复杂的、银行日渐依赖的定量模型，而同时不能忽略银行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正确判断的重要性。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警示2010-3-31 13:44黄上国【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摘要：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对次贷及其相应衍生品的风险认识不足、金融当局监管不力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应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得到警示：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创新型业务的投资规模，加强创新型业务的研究，加强海外投资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商业银行；次级贷款；金融危机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简要回顾 始于2007年夏天的美国次贷风波，在2007年8月9日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在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努力下，2007年11月次贷危机稍有缓解，然而，在2008新年开始，次贷危机又再度袭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它最先造成的冲击对象是从事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地产业低迷时期最大的一宗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案。该案标志着次贷危机从潜伏走向公开，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卷入到次贷危机的风波中来，即使是国际知名的企业也难以幸免。美林证券CEO斯坦。奥尼尔随后辞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第三季度在次贷相关领域遭受约80亿美元损失。毫无疑问，次贷危机对商业银行造成了更大的冲击。 次贷危机同样对股市造成很大的冲击。从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到2008年1月底，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10月的高点至今已下跌15.48。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迅速向全球扩散。香港恒生指数同期已下跌23.97。一度被认为与国际市场绝缘的中国A股此番亦难以幸免。较2007年10月最高点，中国A股已跌去近三分之一。 更为不幸的是，尽管各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都在积极地采取注入流动性、降低利率等应对措施，次贷危机的影响目前仍然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资料显示，其负面冲击已经扩展到了美国的消费市场，使经济恶化的风险加大。玫瑰石投资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从目前来看主要来自于资产注销，而结构投资产品（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正在形成第二轮损失，司法诉讼可能带来第三轮损失。这也就是说，次贷危机还远未停止。 （二）次贷危机对全球商业银行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使全球商业银行受到很大的冲击。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地产业低迷时期最大的一宗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案。同年9月，英国第五大抵押贷款机构诺森罗克银行，因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出现遭遇挤兑风潮。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向经营稳健，声名卓著的花旗银行受到的冲击也大得惊人。2008年1月15日，花旗集团第四财季财报披露98.3亿美元亏损，并宣布减计次贷资产181亿美元、派发股息减少40。即使如此，花旗的次贷资产持有量仍有293亿美元，在各大金融机构中最高。还有人甚至宣称，花旗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安然。事实上，早在2007年11月，阿联酋主权基金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将投资75亿美元购入花旗集团4.9的股份，花旗因次贷事件受到重创。2008年1月22日，美国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和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损失和投资收益不佳，这两大银行去年四季度盈利均急剧下降，降幅分别高达95和98。 国际上其他著名的商业银行也难以幸免。2008年，1月30日，瑞银集团因为计提140亿美元资产减值，2007年四季度亏损额达到125亿瑞士法郎（约合114亿美元）。这一季度亏损额刷新了此前花旗集团和美林创下的纪录。日本共同社消息称，截至2007年12月底，日本三菱UFJ、瑞穗、三井住友等日本最大的六家银行集团遭受与美国次级房贷相关的损失近50亿美元。法兴银行以资产计，是法国第二大银行，而其涉及次贷的亏损则约20亿欧元。因交易员欺诈及次贷问题，兴业银行损失将高达69亿欧元。目前，银行在欧洲市场已停牌，其债券已被评级机构降级。前国际货币基金会（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戈夫指出，次贷相关的减记才刚刚开始。考虑到商业地产贷款、信用卡贷款、以及其他债务损失，总的资产减记金额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 （三）次贷危机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特殊影响 从目前来看，次贷危机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不大。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对外汇和对外投资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对外投资特别是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整体规模较小。2007年中国三大上市银行发布中报时，对次贷损失估计都颇为乐观。工行披露的次贷规模为12.29亿美元，建行次贷资产总计10.62亿美元，中行受次贷的影响最大，截至去年中期次贷方面的投资为96.47亿美元。 尽管从目前次贷对我国银行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这已暴露出我国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风险控制、问责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实际上，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还远未结束。2008年1月18日，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公告了扣除次贷拨备后的业绩预增情况。到2007年末，工行提取的次贷拨备比例将提高到约30，建行约为40，即分别计提近30亿元。2008年1月22日，中国银行临时停牌，原因是市场传言持有74亿美元次贷产品的中国银行损失惨重。这说明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信心已受到影响。从银行评级来看，虽然穆迪、标普等国际评级公司均维持对中行的评级，但也同时强调了前提条件。 在中国银行业日益国际化的情形下，中资银行海外投资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类似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银行产生的影响将更加严重和深远。事实上，三大行所获汇金600亿美元的注资不可二次结汇，存在对冲外汇风险的需要。这在客观上给中资银行进行海外投资的压力。中国的银行业只有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经营管理和相应的风险控制水平，才能很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二、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从2002年开始，在技术股暴跌和“9?11”事件的双重重击下，美联储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开始不断地降息。同时，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大量发行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而美国是国际性货币，美国的泛滥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流动性过剩致使全球资本不断涌入美国的住房市场，这给房价上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将阻碍房地产贷款市场的快速发展。流动性的泛滥使得更多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渠道。这给次贷危机的产生提供了货币上的基础和条件。 （二）对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 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利润成了银行家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华尔街金融工程师们和一些知名金融机构的推动下，次贷市场及其相关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为过剩的资金提供了一个看似不错的出口。由于对次级贷款及其相关衍生品的特性和风险认识不足，金融机构在对次级贷款和管理方面显得过于乐观。其中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次级贷款的发展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2006年，美国次按房屋按揭贷款平均比率竞高达94%.有的按揭贷款的发放竟然免除首付款，有的按揭依据的竟然是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的收入，还有的按揭贷款额竟然大于总房价。 （三）内部管理存在漏洞 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存在漏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次级贷款的风险重视不够，纵容甚至默许一些违背稳健经营原则的事情出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创新性金融产品的认识不足，不知道如何来对其进行管理，与此有关的管理制度也就不可能十分健全。事实上，不仅是创新性金融产品往往会带来相应的出乎管理者意外的金融风险，即使是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衍生产品在交易管理上，也可能存在管理的漏洞。巴林银行倒闭案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最近的典型案例还有法国的兴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2008年1月曝出丑闻，一名交易员违反规定进行期指买卖，导致银行损失高达72亿美元。 （四）激烈的市场竞争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仅美国本土的商业银行感受到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其他国家的银行同样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身，成为了每一家银行所必须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银行的传统业务增长有限且不断地受到其他竞争者的侵蚀，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展创新性业务来弥补传统业务增长的不足。这就使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创新，并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抢占大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监管当局的管理不力 创新性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不仅对金融工程师和银行家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对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来说也是一件新生事物，因而对创新性金融产品的特性、现状及其深远影响认识不足，也就不可及时制定相应的健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再加上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管理当局难免会顾此失彼。另外，政治对金融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国国会的部分核心成员收取了次按贷款提供者的大量捐款，他们的观点往往会倾向于次按市场。这为次贷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商业银行管理的启示 （一）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 法国兴业银行和投行业务首席执行官马斯蒂尔表示，如果公司的证券系统更好，那么49亿欧元的欺诈交易本可以避免。这说明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次的次贷危机中，虽然中国银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但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完善内控体系、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中行香港资金交易室经理及总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均已离职或更换岗位，外界推测他们的离职是否与次贷损失有关。另外，中行已经单独成立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以集思广益，减少投资决策失误。 （二）严格控制创新型衍生证券的投资规模 由于创新型证券的特性、现状及其深远影响一时很难以完全了解，对创新性衍生证券的投资更应当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一个不失为稳妥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创新型证券的投资规模。在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发生损失也不会是致命性的。控制投资规模的另一个方面是构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 （三）加强对创新性业务的研究 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迫使各银行不断进行创新，开发新的产品和业务。这也就是说，创新性业务在银行业务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性业务（如衍生证券等）的复杂性要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有深入了解了其特性，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投资策略。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涉及到更多的制度、文化和金融产品的差异，对需要投资的目标证券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四）积极培养海外金融投资人才 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曾表示，我们确实经验不足，有很多方面待改进，最迫切的是人才。在海外投资方面，现在中资银行既缺乏可信赖的专业人才，又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培养海外金融投资人才可从多个层面来进行。比如从引进具有国际投资经验的海外人才，与国外机构合作培养。此外，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对相应的职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理论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才的选拔、培训和提升机制，使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陈竹，王长勇，张宇哲、张环宇。次贷危机不见底J.财经，2008（3）。 2于宁，温秀，徐可。中资银行次贷洗礼（EB/OL）。【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派大星巴曙松李仁杰：对当前银行监管指标体系改进的思考2010-05-14 10:23:38来源: 人民网(北京)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中国的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与中国银行业监管的专业水准迅速提升直接相关。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说，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指标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组合，进而影响社会的金融资源配置状况。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所设置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在总结此前中国银行业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本框架，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各方面，以及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补偿、风险控制和风险报告等各流程，对于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健全内部控制、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前银行监管的一些指标还有动态调整的空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适应银行业经营模式多样化的探索，鼓励银行差异化经营目前，监管部门设定的监管指标体系对于所有银行都是一致的，这对于保持整个的全面落实有其合理性。不过，随着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银行体系竞争的日趋激烈，促使不同银行越来越表现出不同的经营发展路径和资产负债结构特点，有的擅长零售业务，有的擅长批发业务；有的擅长负债业务，有的擅长资产业务；有的擅长表内业务，有的擅长表外业务，这有利于优化中国银行业发展格局，提高金融服务整体水平，也是金融监管所提倡和鼓励的。因此，在监管指标体系的设置上也应适应银行业发展变化的特点，实施分类监管，而不是对所有银行都用一样的指标比例来要求，尽管监管指标体系和监管标准对所有银行是一致的，但由于各家银行经营特点和资产负债结构不尽相同，具体执行时应具体银行具体分析。对于擅长零售业务的银行来说，往往资金成本相对低，同时，人员和网点布局较为广泛；而擅长批发业务的银行，更为注重资金运用的效率，其资产负债结构必然与零售型的银行有显著的差异。在信贷投放的节奏上，在当前强调宏观政策正常化的背景下，引导整个银行体系总体的信贷投放保持合理节奏是有现实合理性的，但是，如果对所有的银行都要求一致性的投放节奏，反而可能使得整个银行体系的投放节奏高度趋同而产生共振，未必能够很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二、淡化存贷比管理，转向资产负债全面匹配的资产负债管理在目前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中，存贷比依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和金融脱媒的加快，银行的负债来源、资产运用日趋多元化，存贷款在负债、资产中的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仅靠存贷款难以完整反映银行的负债及资产状况，存贷比例指标也已不能全面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状况，而且随着负债的多元化，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已不限于传统的存款，其他很多稳定性好、与贷款期限相匹配的负债都可作为信贷资金进行运用，仅仅存贷的匹配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管实践看，存贷比管理被逐步淡化。所以，中国也应根据银行业发展的实际，逐步弱化存贷比的监管要求，转向资产负债全面匹配的流动性管理，重点监督银行的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整体相匹配、到期期限和再定价状况相匹配，从而更好控制流动性风险和再定价风险。三、关注现金流状况，根据金融市场发展新趋势合理设置流动性监管指标，真实反映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金融危机以来监管部门一直高度关注的风险类别之一。衡量流动性风险，不仅要看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状况，而且更要关注现金流，有时从指标看流动性缺口较大，但现金流充足，银行偿债能力较强，实际的流动性风险并不大。影响银行现金流有多方面的因素，既包括资产负债各个期限的到期状况，也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国家货币政策、银行自身的金融同业往来能力等，仅仅是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状况并不能完全反映现金流状况。而且，有时资产负债期限表面的状况与实际的状况也不一致。例如，个人按揭贷款按照监管报表要求统计的到期期限大部分为 年，而从中国银行业的房贷提前还款的情况看，实际期限远远小于账面上的期限，平均才 年，并且每月都有还款形成的现金流。因此在日常管理中更应关注不同期限的现金流报表，才可以真实反映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状况，避免误判而增大银行体系的运行成本。从具体的监管指标看，流动性缺口率和核心负债依存度是现有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个指标。该两项指标在计算负债期限的口径中，对一般性存款中的活期存款部分，做了沉淀分析认定，即把过去一年中活期存款的最小值作为稳定部分，到期期限认定为一年以上，剩余部分在一年以内各期限平均分配。这些根据业务实际情况确定的流动性比率口径较为合理。 但是，核心负债依存度指标，核心负债既没有考虑三个月以上定期同业存款，也没有考虑活期同业存款的稳定部分。此外，对通知存款虽认定为定期存款，但由于没有明确到期期限而认定为即期到期的定期存款。从银行经营看，与一般性存款中活期部分的沉淀分析认定相比，这两项认定不够合理。实际上，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壮大，金融同业的专业发展成为必然趋势，而且随着居民和机构理财意识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起伏，居民和机构的资金往往在银行的不同会计科目中交替变化，比如储蓄存款和同业存放，资本市场行情好时，储蓄存款大量转化为证券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放，资本市场不景气时相反，因此银行一般性存款和同业存放往往是同一来源、相互转化的。银行通过证券资金第三方存管、银银合作平台等吸收了大量的稳定性较好、资金成本较低的同业存款，三个月以上定期同业存款和稳定部分活期同业存款认定为核心负债较为合理。同时，居民和机构为提高收益水平，逐步将暂时不用的活期存款转化为通知存款，通知存款多为活期存款转化而来，稳定性至少较活期存款强，活期存款可以做沉淀分析认定，稳定性更好的通知存款更应该做沉淀分析认定。为此，核心负债依存度中核心负债口径可包括三个月以上定期同业存款和活期同业存款沉淀部分；流动性缺口率应对通知存款按相应的属性和标准做沉淀分析认定，计算合理的沉淀部分，更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实际的流动性状况，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银行监管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持。另外，可以考虑将核心负债依存度指标只作为流动性监测的指标，而不作为监管指标。核心负债依存度指标只是从负债角度测度了银行的负债结构，并没有结合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来衡量流动性风险，若资产负债结构以及期限能较好地匹配，即使该指标较低，流动性依然较好，所以银行建议将核心负债依存度指标只作为流动性监测的指标，而不作为监管指标。四、突出研究金融机构偿债能力，适当控制杠杆比率在关注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匹配的同时，还应关注银行的偿债能力，深入分析各种资产负债的实际属性，虽然有些资产表面上看期限很长，但实际上流动性很好，比如国债期限虽长，但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可以作为银行的第二备付；有些负债表面上看即期到期，需要立即偿付，但由于实际上有大量沉淀，比如同业存放，有隔夜存放，也有定期存放，银行在使用过程中，完全可以进行期限管理。同时，由于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以及风险分散方式和金融创新工具的过度应用，造成杠杆比率过高，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杠杆比率过高是金融机构出现较大风险的根源之一，因此应严格控制银行的杠杆比率，包括资本充足率、名义杠杆率（即总资产除以净资产）、资产的偿债能力和负债的期限化管理等，使银行杠杆比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从整体上保证银行偿债能力。五、客观看待全球银行业监管强调提升资本充足率的趋势在全球银行业经历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监管者，开始强调提升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对于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还会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经历了年中国银行业信贷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要求也更为严格，这对于控制整个银行体系的杠杆水平、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不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强调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与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强调资本充足率应当具有根本的差异性。首先，从强调资本充足率的市场环境看，发达国家面对的是银行体系的资本被大量侵蚀而严重不足的严峻状况，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则是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带动的信贷需求，导致了强劲的银行资本需求，中国银行体系的资本金并没有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侵蚀；其次，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体系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已经经历了利率市场化的激烈竞争，融资多元化使得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因而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普遍面临利差显著收窄、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不足的约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银行业依然以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利差水平依然较高，同时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依然旺盛，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的银行业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必然是保持一个资本需求旺盛的发展特征，强化资本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资本使用效率，并减缓对资本需求的强度，但是不会改变这个大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银行业对资本的需求强度大，是当前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市场结构所决定的，除了促使银行业更加注重资本配置效率之外，不应简单学习发达国家的资本约束要求，而应当更多鼓励和开辟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以合规、有效、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银行在这个阶段对于资本的旺盛需求，以此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银行体系自身的发展。（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所在机构的意见）英国政府推动银行监管改革 央行将获最大权力2010-06-17 09:10:47来源: 财经6月17日讯 据彭博社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表示，在新一轮的英国银行业监管结构改革过程中，他将取消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并且给予英格兰银行最大的权力。这也意味着，于1997年所创立的原有监管体系将被打破。奥斯本表示，在此次自199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结构改革中，FSA将在未来两年内被拆分成三个机构。根据计划，英国政府将为英国央行设立一个名为信用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奥斯本还将为英国央行设立一个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同时还将设立一个消费者保护及市场代理机构。奥斯本早在一年之前就曾承诺，一旦保守党执政，那么他将对英国的银行及市场监管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奥斯本此前曾指出，由前任首相布朗所创建的监管结构未能有效保护英国金融业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还造成英国政府债务水平高达1.4万亿英镑（合2.1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经济也陷入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奥斯本在本周三表示：“危机的中心问题就是，债务水平以一种快速且不可持续的方式不断上涨，而我们的监管系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且及时进行保护。”2008年2月份，英国政府被迫对Northern Rock Plc进行国有化，后者也成为英国金融业在次贷危机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此外，英国政府还接管了苏格兰皇家银行及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 Plc)的控股权，以避免这两家银行破产。事实上，奥斯本的计划也将颠覆布朗所建立的三方共治的监管模式。在布朗所建立的监管体系中，中央银行、FSA及英国财政部共同承担监管职责。根据奥斯本的计划，英国央行将获得最大的权力。奥斯本表示，关于取消FSA的法案将在2012年之前出台。与此同时，奥斯本的计划也得到了金融业的支持。英国银行家协会首席执行官奈特（Angela Knight）表示，奥斯本的计划将使得监管结构更为明晰且更具效力，因此她对此表示大力支持。根据计划，现年54岁的FSA首席执行官桑茨（Hector Sants）暂时将继续留任，随后将接受新替代机构的其他职位，并且担任英国央行的副行长。与此同时，英国央行下属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获得金融监管的实权。奥斯本表示，新委员会将具备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进行管理的能力并承担相应责任，一旦发现到对经济及金融稳定产生威胁的因素，该委员会将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根据计划，英国央行行长金恩(Mervyn King)将担任金融政策委员会主席，而桑茨也将成为委员之一。奥斯本表示，该委员会的工作将接受英国议会下属财政委员会的检查及评估。另一方面，奥斯本同时指出，信用监管局将对金融机构的信用进行监管，而所涉及的监管范围包括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在该机构中，桑茨将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而金恩则将出任主席。此外，目前英国央行破产银行处置事务的负责人贝勒（Andrew Bailey）将担任桑茨的副手。此外，奥斯本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第三个内容是创立一个名为消费者保护及市场监管局（Consumer Protec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的机构。奥斯本表示，该公司将对那些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还将维持英国金融市场的廉正。与此同时，金恩也对于奥斯本的改革计划表示了支持。他认为，新的监管结构将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金恩说：“一个值得信赖的宏观信用机制将有助于防止监管力度的过度或者不足。新的监管结构将针对具体环境采取不同程度的监管措施，从而保证其灵活性。”另外，FSA主席特纳（Adair Turner）也对奥斯本的改革计划持支持态度。特纳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金融监管的未来整体轮廓将更加清晰。在FSA过去几年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基础上，我们将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监管系统。”（铖志）美国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直接影响中国金融改革 来源：激动网上传时间：2010-04-26 中美两国在汇率、贸易方面的波折，预示着5月中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成为双边协商的重要平台，然而在正面交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高盛被指控事件所折射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之争，以及未来十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变化将对中国金融改革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应怎样未雨绸缪？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做到关注被后危机时期所掩盖的隐形战略金融监管体系重塑有上升为国家新竞争力的趋势。在这场角逐中，中国如何主动应对并利用这次历史机遇调整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对保持金融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起诉高盛的背后：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权衡1、自由与普济：美国监管的平衡器自由市场与普济主义是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左右美国金融市场的两种思潮。自由市场数百年来的信条是：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主要的经济问题，甚至自身就可以形成自发的秩序，从而最终规约市场的运作；普济主义则认为担美国当着普济众生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这就是与自由市场并存的美国普济主义价值观。而次贷危机表明，华尔街的贪婪与华盛顿的无能是始作俑者。于是美国朝野和两党一致将监管的重点由重自由要素转向重普济要素，前者如同“美国梦”，后者如同“美国鹰”，两者相辅相成。从2008年3月开始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到2009年3月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以致2009年6月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三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注重提升财政部的权威、注重扩大美联储的职能、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史上史无前例的。美国监管体系的变化关键离不开谁在左右和主宰这条主线：从党派看，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朝野有争有合；从机构看，是投行自身在主宰还是被主宰，表面看是投行被主宰，实际是他们仍在主宰。比如次贷危机初期美国成立的金融稳定局，负责人就是由保尔森提名的高盛副总裁。尽管保尔森在最近的博鳌亚洲论坛的采访中声明：“当时作为美国的财长，我结束了和高盛的关系，卖掉了高盛的股票，我的责任是对美国人负责。”，实际上财政部与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华盛顿要清算高盛，从另一侧面表明，次贷危机后美国投行表面上属于商业银行体系，实际上投行并没有削弱，反而更强了。华尔街从来没有放弃对华盛顿的施压与斡旋，两者关系很微妙，各自政纲及价值观，始终左右着美国的金融体系与监管体系。特别要警惕券首席经济家欧尼尔提出的“金砖四国”与“三元抗争”（人民币笃定将晋身全球准备货币之列，与美元与欧元分庭抗礼），这一理论看似光鲜实际否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艰难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助长国人的短视与盲目乐观，进而放松警惕来造成在复杂问题前的困扰。三个改革方案的核心始终围绕着自由市场主义和普济主义的平衡，本质上没有脱离核心价值观。全面了解美国核心价值观，才能深刻把握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源头。2、保守与激进：三个改革方案的进退美国监管体系的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份不同时期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方案：保守方案。2008年3月31日，面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风险管理的制度性缺陷，布什政府领导下的财政部公布了起草于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以下简称“蓝图”）。财政部长保尔森建议赋予美联储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广泛的监管金融市场的权力，将7家监管机构精简为3家。提出从规则导向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从机构导向监管向业务导向监管转变、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转变。第二个方案：激进方案。2009年3月26日，为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G20)峰会做准备，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财政部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以下简称框架）的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改革重点主要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与蓝图中对金融监管改革所采取的相对保守态度不同，新任财长盖特纳表示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需要进行全面的整体改革，而不是小修小补。框架强调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投资者或消费者的利益、消除金融监管的漏洞、促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框架”特别强调了从严监管思路，并彻底摈弃了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主义。第三个方案：变革方案。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以下简称白皮书），由此拉开了美国自193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大幕。白皮书充分体现了奥巴马竞选口号中的变革精神，包括三个核心部分：一是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打造成“超级监管者”，全面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二是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三是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并改进国际合作。“白皮书”还提出组建两个新的监管机构：一是执行跨部门协调职能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合；二是成立专门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的部门。从本质上看，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是一回事，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监管体系是受制于金融体系，还是服务于金融体系，如果监管体系服务于金融体系，监管体系就需要设计，为根本利益服务。未来如果要改革监管体系，各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监管体系会影响金融体系，有什么样的监管体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金融体系。那么各国需要什么样的监管体系？这个问题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美国内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都是很敏感的话题。比如美国，如果衍生品不能做，华尔街金融高管限薪，不仅影响到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还将打击到这个行业、甚至立国之本的核心利益。当金融体系的核心利益被更高的生存利益所影响，被力量对比逼着没有办法时，金融体系不得不改革，而这种改革的核心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美国新的综合监管模式即将成型这次监管体系的改革的趋势会使由原来美国式的混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