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中国近代史纲要拓展学习专题四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从合作到土地革命

国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拓展学习专题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一从合作到土地革命案例1: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王稼祥当时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他为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彼时，我党和红军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突破敌人的湘江封锁钱时，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损失惨重，士气低落，领导集团分歧严重，而敌人己调集40万军队，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形势十分严峻。12月，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县，中央在这里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改变进军路线，只有西进，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才有出路。如果继续执行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一主张，得到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不久，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确定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核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于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1933年4月，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后因无法取出弹片，伤口恶化，完全脱离工作。长征出发时，他是腹部通着管子、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尽管伤痛缠身，不能承担具体工作，他仍然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参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特别是广昌战役后，他已经觉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失败?在长征途中，王稼祥积极主动地做了许多工作。他首先与毛泽东沟通思想，向毛泽东倾吐了自己的担忧和疑虑，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王稼祥去找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贵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王稼祥、张闻天二人乂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得到普遍赞同。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由于王稼祥的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为酝酿和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这对于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一时跟上，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红军作战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博古的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方面，掩盖了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在毛泽东作了反“围剿”失败教训的系统发言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会上形成了 “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等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会议改组了领导机构，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起草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王稼祥因此成为党中央和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儿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酝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充分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大无畏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历史事实证明，王稼祥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对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问题：1、如何理解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贡献？2、为什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解析：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遵义会议都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可以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历史在这里选择了毛泽东，但历史的选择离不开人为的因素,提到遵义会议，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王稼祥，他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倡议者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他们俩人同行，在宿营和休息时经常交谈，商讨党和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使得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毛泽东，他也逐渐被毛泽东的学识谈吐、理论修养、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革命发展的预测所吸引。王稼祥渐渐意识到党和红军必须改弦更张，更换领导，该是毛泽东“出山”的时候了。王稼祥先后找周恩来、朱德、洛甫等同志交换意见，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支持。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是很难做到的。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正确意见的积极支持者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取得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拥护，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1935年1月7日进占遵义城后，部队得到短暂休整。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三、为贯彻遵义会议决议的不懈努力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在于在危急关头纠正了 “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王稼祥作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敌人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赢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案例2：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节选）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己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 ？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不能！绝对不能！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保、黎、番等）的兄弟们！大家起来！冲破口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1935年8月1日王明等执笔问题：1、八一宣言发表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解析:20世纪30年代，德、意、口法西斯在东西方先后冒起，世界面临着法西斯的进攻。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反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严重的危机。这一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急电王明，共商对策。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斯疗养。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初稿，经代表团的儿天反复讨论修改，于1935年7月14日在代表团的会议上一致通过。随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受到赞许。8月1日，中国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这个宣言。宣言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刊登，很快就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传播开来。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伍何意见上或利害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阎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八一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宣言发表后，国内的舆论更加转向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方向，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声望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