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劳动力 《劳动合同法》以及可持续发展分析 - 浙

劳动合同法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已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在我国劳动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劳动关系规范有序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一、低价劳动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按照传统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采取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注重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以外延式扩张的方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鲜明的成效，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但是这种模式将劳动者报酬视作纯粹用工成本支出，忽视劳动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劳动成本一直处于被压缩的状态。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6年的40.6，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则高达56，一般发达国家也在50以上。浙江省居民收入虽然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但是2006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40.3，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这种压制劳动成本的做法可能在短期内对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利于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并使企业得到更多利润，但长期看，缺乏正常的劳动投入，必将损害整体经济的运行，包括企业自身利益。首先，企业热衷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缺乏创新和改革的动力，将失去产业结构提升的绝好机会，在国际分工中不断滑向产业链的低端，失去产品定价话语权，其产品附加值和利润将不断受到挤压。这从近几年的外贸形势看已经逐步明朗化，绿色壁垒、反倾销、美元贬值等等，使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低价营销模式面临危机，少数敏锐的经营者已经开始着手改进竞争策略，但更多的中小企业选择进一步压缩劳动者收入，甚至不惜违法降低必需的人工成本支出，以此求得已经非常狭小而且必将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这或解得一时燃眉，但终非长久之策，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然进一步恶化国际分工格局，“8亿件衬衫换架飞机”的事实已然很好地诠释了高低产业之间的剥削形式，要跳出“打工经济”的怪圈，就必须改变我们低价劳动力的现状。其次，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位，使经济运行陷入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微薄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阶层作为我国当前人口主流，其收入状况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2005年，全国10的城市低收入户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7.4。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徘徊，而且贫富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全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倍。低收入人群虽有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和要求，但力不从心，即使相对收入较高的中等收入者，因为社会保障薄弱等因素，也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制约了国内消费。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世界平均消费率则在7879。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国内消费的贡献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迫使企业严重依赖出口贸易，导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第三、低价劳动力表面上让更多人实现了就业，但实际上这却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劳动者十八九岁开始从事高体力、低知识的工作，常年简单重复，没有培训提升，只有消耗，没有保养，劳动力只能维持最简单的生存，根本不具备发展的基础，很多劳动者到三十多岁体力开始滑坡，四五十岁就业就有困难，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增加社会负担。而且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远不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几无用武之地，只能实现低层次就业。眼下，博士生抢硕士生饭碗，硕士生干本科生工作，本科生沦为打字员、勤杂工的现象司空见怪，低不就者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这种“低投入、高消耗”、“高学历、低就业”的用工方式，过分贪图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最终致使企业无法建立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二、劳动合同法将引导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并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具备足够能力抗衡转型可能带来的阵痛，是我们改变低价劳动力策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期。但是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利益的追求具有鲜明的“短视”特征，只要现有模式尚有利可图，就不会轻易放弃或轻言转型。在当前形势下，至少以下三方面的市场信号，让大部分企业认为低价劳动力时代尚未过去。一是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尽管各种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边际递减状态，而经济高速增长保持着对劳动力的稳定需求，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增加与工资增长将可能同时出现。但是当前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所谓“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企业对高技能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企业对于劳动者的强势地位依然难以撼动，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靠压缩用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成为“当仁不让”的必然选择；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明显。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转移，但绝大部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而只是一种流动，在打工地挣钱、回老家消费的模式最为普遍，只要两地经济差距依然存在，那么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水平而言明显偏低的劳动报酬，可能在外来打工者看来就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对应的是欠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所以，只要这样的劳动力持续不断输入，让企业主提高劳动报酬就会成为奢望；三是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都处在被极度压缩的状态。劳动报酬表面上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深层次原因则是企业盈利能力问题。当前我们的整体产业层次不高，产品附加值过低，大批中小企业处于微利状态甚至勉强保持盈亏平衡。比如，我们的鞋类企业，利润普遍在510之间，这两年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下，几无利润可言。这根源在企业的附加值太低，2006年我省工业增加值率为20.2，山东、广东、江苏比浙江略高出4.8、4.8和3.2个百分点，但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55左右的产业增加值率比较相去甚远。面对企业微薄的利润，作为身处其中的企业主，只会进一步压缩劳动支出，确保眼前的利润空间，而绝对不会提高劳动报酬，大部分民营企业主惯于企业内部的零和博弈，也从侧面显示了企业外部竞争力的匮乏。由此我们发现，依靠市场调节对经济战略的指导是失灵的，它不会自动、自发地引导企业增加劳动投入，甚至向相反方向运行。经济转型升级作为战略意义的调整，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通过行政干预、财税货币政策或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才能纠正市场行为的长期非理性，这是世界上每个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国家都采取的方法。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我们经济改革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劳动合同法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出台的实质性的法律举措，通过调节劳动关系这一市场主体内部最为重要的矛盾对立体，影响经济运行方式，有效改善当前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首先，劳动合同法明确了保护劳动者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关系双方主体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立法必须给予劳动者倾斜保护。劳动合同法旗帜鲜明地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在具体内容中强化了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如劳动合同法强调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加大了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扩大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情形，实现劳动关系的长期稳定；细化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和程序，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等等，这些条文规定都体现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理念。其次，劳动合同法拓展了法律适用范围，将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单位劳动者纳入同一用人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如：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合作或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新单位类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编制外招用劳动者，国家在事业单位试行的人员聘用制度等新的用人单位和用工形式都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规范范畴。同时，在进一步完善全日制用工规范的基础上，对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两种用工形式专门进行了规范，使不同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护。第三，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对过去法律制度执行长期缺位予以修正。1995年劳动法实施，劳动标准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法律执行情况却大打折扣，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社保制度等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者权益其实没有到位，甚至连工资正常支付都无法保障。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法律本身缺乏处罚条款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为保证劳动合同制度在各类用人单位切实得到执行，保护守法企业的积极性，劳动合同法加大了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将有效改善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法外运行”的尴尬局面。因此，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从法律层面督促企业健全劳动者保护机制，强制推动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有效改善当前我国在劳动报酬、劳动者素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三、人力资本投入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动力劳动力价格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固然意味着雇佣发生的支出，即劳动成本，但另一方面更是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在劳动者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以及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曾于2005年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7个主要发达国家做过一个全面分析，结果发现，在19601995年期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个国家中最高的，尽管其资本投入增长速度低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但劳动力投入、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均高于后者，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后三个国家；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本投入增长速度在7个国家中位居前列，但劳动力投入均为负值，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长期发展的贡献是最主要的，在全球步入知识经济的今天，尤为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合同法实施引发的所谓用工成本提升，毋宁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的根本动力。首先，从经济增长动力看，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在2030、1520，而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将近50，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年超过20，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不言而喻。而如此高速增长的投资，必须依赖最终消费的同步提高，包括国际消费（出口）和国内消费。但长期以来，由于劳动者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水平低下，国内消费需求呈现能力性不足，中国商品只能在国际市场上低价销售，靠数量扩张取得生存，如：2006年中国鞋产品出口量达78.48亿双，紧随其后的中国香港和意大利出口量仅分别为6.6亿双和2.44亿双。但我们的单价却仅为2.78美元，而意大利达到33.28美元，即使与巴西和泰国相比，我们鞋产品的单价也只是他们的31和40。这么巨大的差价，其原因恐怕不仅在于品质差异，产品丰富而又过于依赖出口导致定价权的丧失才是根本原因。所以适度控制投资，同时提高国内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劳动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我国的劳动者群体人口数量众多，消费潜力大，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对促进国内消费可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一旦国内消费有效拉动，将大大消化投资导致的产品销售压力，减弱出口依赖程度，增强与国际销售商争夺利润空间的能力，重新建立“中国制造”的定价体系。其次，从产业层次看，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将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升级。当前，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我们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因此，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包括政府、企业在内的全社会共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工业层次和水平，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前不久结束的省委专题学习会上，赵洪祝书记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科学发之路。从国外的成功经验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开始思考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并联合制定了一个以劳动力政策为主的方案，包括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调整对劳动者收入税收等内容，OECD成员国的劳动者收入开始迅速增长，除个别年份外，其增速都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国际竞争力却越来越强，走出了“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发展道路。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通过硬性政策如法律提高劳动成本，使企业对此无法有所作为，只能尽一切努力更好地改善技术进步，刺激高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增加劳动者收入，不但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而且激发劳动者热情，使生产更有效率。正所谓成于转型，毁于规避，在高成本环境下，“技术之路”和“创新之路”将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未来，企业将通过提高创新能力，进军高新技术产业，应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高效生产实现长远发展， 最后，从产业布局看，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将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广大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是首要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2亿多农民转到了工业、服务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但目前尚有2亿农民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因此，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问题，而且包括产业布局的转变。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解决几亿农民就业问题，我们要继续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都是宝贵的就业机会。在劳动力以及其他成本高启的情况下，东南沿海地区一部分资本通过转型升级实现质的提升，依托东部沿海区位优势，重获发展机遇；同时，还有一部分资本将从中撤离，但这不是资本运作的结束，转移是最可能的选择，广大中西部地区要积极争取这部分转移资本。而有的专家担心这部分资本会转移到越南、缅甸等具有更低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国家，其实，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样为资本转移提供了广阔的横向空间，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价格、人力成本、资源能源等方面优势依然明显，而且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局势稳定，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高，具备较高的再研发与再加工能力，加之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将资本转移到仅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对企业来说未必划算。所以，只要中西部地区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完全有吸引力，从而分享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高启之后的资本转移效应，突破自身发展的资本瓶颈，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增强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能力。这不仅改变当前动则上亿劳动力输出迎合资本的现象，大大缓解我国人口跨地区流动的压力，减少社会管理和劳动力再生成本，而且更有利于调动当地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提高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效率，实现劳动力稳定、充分就业。对整个国家而言，其意义决不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广大职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体面劳动是必然趋势，是经济规律的要求，企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积极转型，主动适应，才能分享中国经济更大的盛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