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两 汉 文 论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三章 两 汉 文 论,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雄强的国力滋养了丰富的文艺文化。文学创作上有赋体为代标，文论上亦有自觉的系统的发展，为魏晋南北朝文论繁荣打下了基础。,一、两汉文论概述,1,、两汉文化思想及其对文论的影响,两汉文化思想主要有：,汉初的道学；,西汉中叶董仲舒的儒学；,东汉的谶纬迷信学说；,王充的无神论；,今、古文经学等。, 汉初道学对文论的影响。,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暴政亡国之训，倡无为而治，让民众休养生息。于是陆贾等人倡导发扬道学。,在文论领域，贾谊评屈原，刘安论美丑，司马迁谈文，都有倾向道家思想取向的色彩。就连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都不属儒家影响，而是道家之不拘一格之真性情思想的影响。, 汉代经学对文论的影响。,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产生了专制统治思想。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董仲舒将阴阳五行说与儒学结合，创立,“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儒学，将天神化，天子皇权神化，以利巩固帝业，强化了君权。,汉武帝宏扬儒学，推广,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设立,五经博士,，在释经中出现了两派：,一是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是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两派之争达两百余年，至,郑玄,方告结束。经学对文论的影响有四：,其一，经学促进了文论发展。,如董仲舒论六经之异同时，提出了“诗无达诂”命题，扬雄效经书而作,法言,中有丰富的文学思想。,其二，释经带动了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及文论发展。,如释,诗经,产生了诗经学，也出现了,毛诗序,这样的第一篇诗学专论。,其三，由于今文经学至东汉与谶讳迷信结合，有浓厚神学色彩，亦将文艺神化。,其四，由于经学尚儒学，故束缚文论思想，逃不出宗经、征圣之法。,一方面使儒学文艺思想得到巩固、系统化、权威化、正统化、神圣化，另一方又因过分重文艺的实用教化功能而忽视了文艺的审美价值。, 汉代文学对文论的影响。,汉代文学有赋和乐府诗盛名。但都未对文论产生影响，既没有精采的赋论，亦未见论乐府诗。倒是经学这一实用之学影响了文论。,2,、汉代文论概况,汉文论可分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至西汉中叶，为黄老道学时期，有,淮南子,和司马迁的文论；二是西汉中叶至东汉初，独尊儒学，文论尚教化讽谏功能，依经立论，尚政教实用；三是东汉时期，神学滋生，以迷信释文艺，出现,白虎通德论,等神学文论，也有王充等反神学文论。, 汉代文论的基本特征。,其一，从文本形态上看，有大量文艺专论，文论意识走向自觉。,有,毛诗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郑玄）等文论序文；王充,论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都有文艺问题的专论，与先秦相比，文论走向自觉。,其二，从论说范围看，已有扩展。,文体论由诗论扩展到诗、文、赋论。涉及诗歌本质与功能，创作动力，政治与文艺发展之关系等。当然，有些方面尚不及先秦全面深刻。,其三，文学观走向成熟。,即将文学与经史著作分开，认识到文学文体（时称文章、文辞）不同于经、史、子类学术著作。, 汉代文论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诗经,的研究评论；,二是对屈原及作品研究评论；,三是对汉赋的研究评论。,二、,淮南子,的道家文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1,、,淮南子,的道家文论,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122,年），汉高祖之孙。他召集门客编写了一部子书，名,淮南子,，又名,淮南王书,、,淮南鸿烈,。其思想以道家为主，吸收了儒家思想成分，其中也涉及一些文艺问题，主要有以下,4,点。, 文艺的情感及创作观,淮南子,中涉及情感与创作问题的主要文艺观点有几个方面：,a.“,发乎词，本乎情”，“人之情，与物接”：文词以情为本，情因外物刺激而动。这说明了情因物而感，文章因而生的观点，深刻揭示了物动情、情生文的文艺发生活动之规律。,b.“,文情理通”：内情与外文统一。,淮南子,缪称训,“,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以文灭情者失情，以情灭文者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即言外文与内情应统一。,c.“,曲得其宜”，“服习积贯”，“不传之道”：出神入化之技艺在于技巧，技巧的习得在于苦练，神化技艺不可传授，只靠因心会神以修炼。这显然受庄子影响。,d.“,中有本主”：艺术贵在独创。, 艺术欣赏观,淮南子,中第一次系统论及艺术审美鉴赏问题，要点如下：,a.,非“知音”莫赏。,修务训,中谈艺有规矩方圆、准绳曲直，即有规律，只有懂得这些规律，方可知音，方可鉴赏共鸣。,b.,对人的审美能力的认识。,人与鸟兽之不同即在于人有知音之能力，人的欣赏能力又有高下，故欣赏判断力也有别。,c.,心理情绪影响艺术欣赏。,心忧者听其歌而泣，只有解除忧患，方可赏艺。, 文质观,淮南子,的文质观深受道家影响，又吸收了儒家合理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a.“,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本经训,中讲道“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即曰，心和欲得的感情是文艺之质，乐舞乃形式，有何等情感才有何等歌舞，亦如钟鼓管箫之于快乐、兵革斧钺之于愤怒一样。,说林训,中进一步说“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事物之质若美，则可不文。,b.,文（形式、装饰）亦重要。,修务训,中以毛嫱西施美人为例，若装饰丑陋则让人厌恶，若装伴精美则能使正人君子都痒心悦色。,c.“,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形神统一而以神为主。形神是古典美学的一对核心理论范畴，,淮南子,对形神有精当之论。首先，人有“形神”二端，不可分割，“形”是基础，为“生之舍”，“神”是主导，是“生之制”。其次，从绘画上看，“形似”不能离开“神似”，,说山训,曰，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画孟贲（,ben,、,bi,）之目大而不可畏，何者？“君形者亡矣”,神亡、无神的结果。, 美丑观,淮南子,的美丑观亦受老庄思想影响。,a.,以“无美无丑”之心达美丑“玄同”之境。,发挥了老庄美丑相对性思想，认为不要刻意求美逐丑，才能顺其自然而有美有丑；以“无美无丑”之心，才能抵达美丑“玄同”之审美至境。,b.,美丑各有质的规定性。,说山训,中说，美玉置于污泥中亦不失其美，破笼甑带置于衻（,ran,）茵上亦丑。,淮南子,产生于汉初，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及儒家，谈及的文艺审美思想丰富深刻，对后世亦有广泛影响。,2,、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约公元前,145-90,年），字子长，夏阳人，汉代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史记,兼具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司马迁的文论思想主要有以下要点：, “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发愤著书说有历史渊源，,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孔子讲“诗可以怨”，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云“愤于中而形于外”，都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先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原文见教材,p82,）。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主要有：,a.,它揭示了“愤”是一切立志传书于世的各类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因；,b.,发愤而著书者，其书才能有较高价值；,c.,发愤著书不同于温柔敦厚的中和审美规范，既有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又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与批判，故有极强的批判精神。,史记,中的作家传之文学思想。,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中表现出司马迁对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a,.,他认为屈原作,离骚,是因怨愤而作，“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b,.,分析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给予高度肯定，“其文约，其辞微,举类迩而见义远”；,c,.,对屈原人格和文章思想给予极高评价，“其志洁，其行廉”；,d,.,肯定了屈作的讽谏意义。,三、,乐记,、,诗大序,和董仲舒的文论：儒家文论之总结,产生于汉代的,乐记,、,诗大序,和董仲舒的文论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高峰。,1,、,乐记,的文艺思想,乐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由于古代乐舞歌一体化，加之该书对诗文书画诸艺亦有论说，故当为一部艺术理论专著。,乐记,由,乐本,、,乐论,、,乐象,等,11,篇文章组成，收在,礼记,中。作者尚无定论，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当是汉武帝时河间王刘献与毛生等儒士共同辑写而成（参看教材,p84,）。,乐记,的文艺思想受荀子之,乐论,影响，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论音乐的产生。,乐本,篇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段话说明了音乐产生的过程和一般规律，主要有三个要点：,a.,音乐产生于人心的感动。,“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都旨在强调音乐是“人心”中的“情”被感动的结果。,b.,人心之情是外物刺激的感应。,人之心情又是外在的物事的刺激下作出的相应反应，“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物动人心人情，于是表达出来就有哀乐之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关于音乐产生过程的观念：物情乐。,c.,音乐不是自然之声，而是艺术审美化之声。,乐则大呼小叫，悲则号泣不已，均不是音乐，只有审美化或艺术化之声才是乐音，“声成文，谓之音”即谓此。, 论音乐的作用。,乐记,论音乐的作用有二，与荀子,乐论,之观点相通，但又有深入阐发。,乐记,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乐之用的命题，并将乐与礼、刑、政并举，称为“礼乐刑政”。,a.,音乐具有政治功用。,其一，“声音之道与政通”。,乐本,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将音乐看成是社会政治面貌的反映，而不是纯个人的自由创造，其思路源于“物情乐”，物动人包括社会政治状况对人心人情的激发作用。,其二，“审乐以知政”。,乐本,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又云：“知乐则几于礼矣”。知音即精通音乐之理，即“声音之道与政通”之乐理，故知音者方可知政，将音乐视为治政之手段。,其三，“致乐以治心”。,乐本,云：“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乐化,云：“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音乐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消除悖逆伪诈之心，使人归于礼，达到治人心以治天下的目的。,b.,音乐具有审美功用。,乐化,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音乐是使人快乐的东西，也是人情的必然需要，是人道之必然。这就充分肯定了音乐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愉悦作用。, 论音乐作品之构成： “乐本,乐象,乐饰”。,乐记,对音乐作品之构成作出了杰出的阐说，即认识到音乐作品是由“乐本,乐象,乐饰”三要素组成。,乐象,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乐本”,：即“心之动”，即“情”，是乐的内容。“情”又包括“仁”和“理”，即“通伦理”、“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情”还须真诚，不伪饰，“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即音乐形象或意象，是由“和以柔”、“直以廉”、“粗以厉”等不同的乐音形式组成的不同乐象，以对应不同的思想情感。,“乐饰”,：即指节奏、节律、旋律、修饰等音乐形式。只有乐本、乐象先成竹于胸中，然后才能治其饰，做到情真而美。, 论音乐的“作者作品欣赏者” 间的“以类相动”。,音乐在人的情感与声音形式之间有着异质同构关系，即主客体异质同构，体现为两方面：,a.,创作主体与音乐作品异质同构。,乐言,云：“其哀心感者，其声噍（,jiao,：嚼，吃东西）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chan,：宽缓）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即是说，不同的心情用不同的声音予以表现。,b.,欣赏主体与音乐作品异质同构。,乐言,云：“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说明欣赏者因不同音乐之声而滋生不同情感反应。, 论艺术的本质。,乐象,云：“乐者，心之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乐器从之”。,这是说，乐、诗、歌、舞之艺，都是人的情感的表现,，将艺术的本质界定为主体情感的表现，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民族特色。,2,、,诗大序,的诗论,诗经,在汉代引起各种版本的阐释，美刺言诗大兴，有齐、鲁、韩、毛诸本，毛本之诗经大兴，流传广久。,诗大序,即是,毛诗序,或,毛诗大序,，是毛本诗经注笺的,关雎,篇题下一篇序言，作者至今仍无定论。此序言不只为,关雎,作序，而涉及诗歌的一般规律。, “诗者，志之所之”，“吟咏情性”： 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言既承续了,尚书,的“诗言志”论，亦有新的创见，即“吟咏情性”论的并举，为后世志、情统一论的提出作了铺垫。将理性之“志”与感性之“情”并举，这是古代对诗歌之本质的最精当之认识。, “发乎情，止乎礼义”：发扬儒家 诗学的准则。,“发乎情，止乎礼义”,本由荀子提出，是儒家诗学的准则，,毛诗序,继承发扬之。其论“变风”时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既肯定发乎情是民之性，对“变风”、“刺诗”的社会批判性予以肯定，但又强调“止乎礼义”，以体现王道之泽，,为王政服务,。, “讽谏”、“教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诗大序,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诗用观，强调诗歌的讽谏和教化作用。如开篇即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里将,关雎,说成颂“后妃之德”即是汉代,美刺言诗,的典范，后妃即天子配偶，旧说,关雎,赞周文王妃太姒（,si,似音）美德。,显然是将“言情诗”说成“颂德诗”，以合儒家诗教伦理观,。, “主文而谲谏”：重诗歌的文采和含蓄美。,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jue,决音，婉曲、欺诈义）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主文”即注重文采，“谲谏”即刺上时要委婉，不可直露。这一方面有进步性，为中国艺术追求含蓄美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学诗教的虚伪礼仪的消极影响。, “变风变雅”：诗与时代共同变化。,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看到了诗歌因时代社会变化而变化之规律，即后世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3,、经学家董仲舒的文论,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广川人，汉景帝时博士。著有,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力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天”释为有意志的神灵,，并进一步将皇权神化，说“,君权天授,”，皇帝是天子，代天行道，成为后世统治者信奉的教条。,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政治家。广川人,(,今,河北,衡水,),，,汉族,。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将“天”看成有生命的实体，并与人有相类感应，这本是一种神学化的思想，但与古代“天人合一”之论有一定关系。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见教材,p92,）中的释天人相类以通之论，虽显荒谬，却影响广远。, “诗无达诂”说。,春秋繁露,精华,云,“所闻,诗,无达诂”，达即通达晓畅，诂即训诂释义，意谓,诗,没有通达完备的解说。,此论主观上是为今文经学家按己之需解,诗,之义作辩辞，但客观上也揭示了欣赏诗歌时可作多种阐释的接受规律。,四、扬雄、王充的文论及王逸的屈原论,1,、扬雄的文学观,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成都人，辞赋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其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要点。, 宏扬儒家文艺思想。,扬雄生活在经学盛行时代，受董仲舒独尊儒术影响，其文学观旨在宏扬儒道。在,法言,吾子,中极力推崇荀子的“明道、宗经、征圣”思想。其评屈原人品与作品，亦以儒为本，称屈赋“丽以则”，肯定屈赋艺术美及与,诗经,之儒学精神一致，但又批评其过于浪漫奇诡，不合儒家之中正平和之要求。, 赋论。,扬雄是大赋作者，本应对赋作之艺术与思想有精当之论，然而却没有，只有些经验之谈。经验一是说写赋要先多读赋，这无创意；经验二是晚年他全面否定了自己毕生从事的作赋事业，认为是壮夫不为之童子雕虫篆刻之技，这倒说出了真实的体验，也看到了汉赋价值的低下；经验三是作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评判，唯此一点道着了要害。,此外，扬雄还谈及“言”与“心”之关系，但不深不精，无甚价值。,2,、王充的文学观。,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人。著有,论衡,84,篇，所论之“文”，包括文章和文学等一切文章作品。, 疾虚妄，反夸辞：文章倡实诚。,王充是无神论者，反对将那些无依据、不可靠的奇幻神怪之事入文，故讲,“务实诚”,，,重信言,，写可靠之事，反对过份夸饰而不切实际之言谈。,王充此论若对一般文章而言，是可取的；若对文学创作而言，则是外行之见，不懂文学规律，如对女娲补天等神话亦加批判即是缪见。教材中的某些评价是久妥当的。, 举实用，反空文。,服从一般文章之用的目的，王充以为文章必须有用，空作之文无益于化、无补于正。这是儒家文章尚实用观。亦有其弊，即许多美文是无实用之功，却有审美之益的，王充亦未能分辨出何为“空作”。,3,、王逸评屈原,王逸，字叔师，宜城人，生卒年不详。生活在东汉安、顺两帝时期，曾任校书郎、侍中。其,楚辞章句,是最早的,楚辞,注本，其序全面分析了屈原其人其文。, 高度肯定屈原人格。,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评论，汉代有两派，一派是扬雄、班固等以贬为主，一派是司马迁、王逸等以褒为主。班固曾指责屈原不能明哲保身、扬才露己等，王则认为屈子是忠贤正义之士，有高风亮节之人。, 高度肯定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王逸认为屈原作品既有思想价值亦有艺术价值，是内容与形式兼美。这种评价是公允的，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 分析了屈原作品的创作动机与功用。,王逸认为，屈原作,离骚,是因“遭时暗乱”，使诗人“忧愤愁思”而作。屈作功用有二：“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是精当之论。,本章思考题：,见教材,p105,之,2,、,3,、,4,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