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狄考文的山东岁月（下）

传教士狄考文的山东岁月（下）作者：辛国强来源：环球慈善2012年第4期文/辛国强图/GC专栏作者辛国强：陕西省宝鸡市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人 类学和中国社会史研究。曾为中央电视台青藏铁路、译制片回眸、声音的记忆等 多部纪录片担任策划和撰稿。编著有影视鉴赏一书。在登州文会馆的教学中，予狄考文以巨大支持的是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博士。 1882年，赫士偕妻从美国来到登州，执教于文会馆，并于1895年接替狄考文出任学校监督 （即校长），直至1901年。1904年至1919年，他还担任过广文大学神学院教授。赫士对中国 教育贡献颇多，编译有（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等十几种教科书。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赫士被日本人羁押在潍县集中营，1944年在那里去世。作为一所稍具规模的大学，登州文会馆渐渐走上正轨。但狄考文始终反对像别的教会学校 那样完全采用英语授课，他要求“全程使用汉语授课，英语只作为补充在特别情况下使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狄考文觉得，如果以教授英语为号召，尽管能寻求官僚富户的资助，但也 因此使他们的孩子大量涌入，挤占招收平民学生的名额，从而改变学校的性质；而“另一个几 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学生的中文学识水平会被降低”。正当学校蒸蒸日上之际，邦就列却抛下丈夫，于1898年2月结束她在尘世间的工作而步入 天堂，享年61岁。少时失去双亲、婚后一直未育的她，把全部心血献给了登州蒙养学堂和后来 文会馆的孩子们。学校的事务，无论巨细都始终仰赖于她的悉心操持。没有这位伟大的女性， 也就没有登州文会馆的现在。她还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中国直到20世纪 初才开始推广现代音乐教育，而邦就列的音乐教育实践提前了 40年。早在蒙养学堂刚开办时， 她就每周3次教孩子们唱歌、谱曲，并延续到文会馆时期。现存登州文会馆志中仍保留着 一些该校校歌，都是学生当年用五线谱创作的合唱歌曲。与狄考文相濡以沫36年后，邦就列静静地躺在登州城东的一小块墓地中，旁边长眠着她的 妹妹邦玛吉。在悼念亡妻的文章中，狄考文回忆道：“在她60岁生日那天，也就是去年7月，文会馆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为她举办了尽其所能的最隆重的仪式，包括一件精心装饰的丝质长袍， 以及房子的前门上用镀金的字母拼写成的匾额一一育人慈母。当这些年轻人向她展示这句 最能表达他们尊重和敬意的牌匾上的内容时，那一刻成为她生命中最为自豪的一天。”1899年，德国人开始修建由青岛经潍县至济南的胶济铁路。这样一俟铁路修通，潍县不仅 能直达省会济南，还可经由济南去往天津和北京。于是，长老会山东传教团决定把登州文会馆 迁往潍县。对迁址的决定，狄考文自然难以接受，他在致美国长老会差会部的信中说： “我 不愿看到这所学校搬走，最初的校址是天意所定；我也不愿看到当初给房间安装供热系统、照 明系统和其他器械而做的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和所花费的心血统统付之东流；当然还有我投入的 一笔很大的资金的损失。”然而，狄考文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颇感失望的狄考文，紧接着又遭受了另一次与亲人永诀的哀恸。1900年4月，他接到二弟 约翰劳里（John Lowrie）病危的电报。约翰于1872年来到中国，服务于长老会差会部设立的 上海美华书馆，后又负责北京公理会印书局的工作。当狄考文火速赶到北京时，约翰已于他抵 达的前一天溢然离世。但狄考文的这次北京之行，有悲伤，也有甜蜜。他结识了在贝满女校(BridgmanSchool, 今北京第166中学前身)任教的文爱德(Ada Haven)小姐，彼此的感情很快就得以深化。他们于 1 900年9月25日在烟台结婚，主持婚礼的是狄考文的老朋友郭显德博士。文爱德是一位出色 的汉学家，她在狄考文编写官话简明教程和翻译官话本圣经时给予了莫大帮助。官话简明教程(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于1901年由上海美华 书馆出版，是关于狄考文在1 892年完成的官话课本(Mandarin Lessons)的介绍性著作。 这两本书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最常用的教材和参考书。而狄考文主持翻译的官话本圣经， 也被海内外公认为最规范的中文白话文译本。1904年6月，胶济铁路竣工通车，潍县更趋繁荣，连附近的坊子、二十里堡、蛤蟆屯、大 圩河等村镇，也因“皆以接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这年秋天，登州文会馆开始举校搬迁， 狄考文和文爱德也随之迁到潍县。12月21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学院已经完全搬迁 到潍县了，现在大约有120名学生。新校舍的条件非常好，比我们在登州的要好多了。我和我 的夫人已经搬到潍县生活，并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我们和我的弟弟狄乐播住在一起，就像一 家人一样。”在随后的1905年秋季，狄考文和妻子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监督校舍建设上，指导组 装了一台用以供暖和照明的32马力蒸汽机，他自述说：“此外还有安装引擎和发电机，架设了给学校安装电灯用的电线。同时我还装配了一个风车水泵和水箱，铺设了给学校和周围的几 个住宅供水的管道。”登州文会馆迁校后，美国长老会决定将其与英国浸信会于1884年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合 并，组成一所联合高等学府，并取两校校名的头一个字，命名为“广文学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后称广文大学。它下设三所学院，其中文理学院在潍县，神学院 在青州，医学院在济南。1917年，广文大学迁至济南，重组为齐鲁大学。1952年，齐鲁大学被 撤销，主体并入山东大学，部分专业并入山东师范大学。今山东大学西校区，即齐鲁大学旧址。作为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一度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但这所 学府的源头，却滥觞于1864年登州小城内一所破旧的观音堂。那年秋天，狄考文和邦就列打开 校门，迎来了最初的学生一一6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儿。从1884年升格为大学，到1904年迁址重组，登州文会馆共培养了 205名毕业生，其中68 人在教会学校任教，38人在官办学校任教，在邮局工作者4人，经商者9人，行医者7人，企 业职员2人，在铁路工作者2人，在海关工作者1人。这样的成绩足以令狄考文感到欣慰，为 了达致教育的理想，他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而他的妻子和妻妹也为此长眠于这片土地。需要提及的是，为登州近代教育做出贡献的除了狄考文夫妇，还有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夫妇。早在狄考文之前，梅理士牧师即于1862年来登州传教。1884年，曾在纽 约罗彻斯特聋哑学校任教的梅耐德(Annetta Thompson)也来到登州，与梅理士牧师结为伉俪。 1887年，梅理士夫妇在登州创办了启喑学馆，这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5年，梅理士牧 师在登州去世。1898年，梅耐德将启喑学馆迁至烟台，并利用亡夫抚恤金和募捐，扩充了学校 规模。1907年，启喑学馆更名为烟台启喑学校，即今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的前身。1907年，几位远在美国的大学同学为庆祝毕业50周年而准备举办一场聚会，他们也邀请 了狄考文。时光荏苒，依然在世的昔日同窗已寥寥无几。几个月后的9月4日，他们收到狄考 文寄自中国潍县的回信。在信中，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我们远隔半个地球，分别整整44年， 然而回想起当年同学时代所形成的友谊，似乎随着我们这些人的一个个离去而变得越来越清晰 和强烈。”垂暮之年，狄考文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然而他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1908年夏，狄考文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痢疾，不得不转往青岛福柏医院（Faber Hospital, 今青岛儿童医院前身）治疗。这所由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于1901年创办的医院，拥有当时青岛最 好的医疗设施，但这依然没能阻止他病情的恶化。9月28日，狄考文与世长辞，享年72岁。“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中国：我希望生活在那里、死在那里、长眠在那里。”这是1862年狄 考文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教堂演讲中说过的话。46年后，他践行了自己的誓言。简短的告别仪式后，狄考文的灵柩被护送至烟台，安葬于毓璜顶公墓一一灵柩上撒满了深 爱着他的人们献来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