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派对比兴的重新整合

毛诗派对赋比兴的重新整合经过毛诗派的重新整合，赋比兴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理论姿态一一作为诗歌表 现形式的基本范畴一一出现在中国诗学的地平线上。在毛诗派整合之前，赋比 兴很可能和风雅颂一样，也是诗体。一、整合赋比兴：从诗体到诗法1、在毛诗派整合之前，赋比兴很可能和风雅颂一样也是诗体。之所以强调赋比兴在毛诗派整合之前“很可能也是诗体”，是因为这种意见， 是受郑玄一个猜测的启发，只得到周礼中两条零星材料的支持。这些材料是：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 曰颂”郑玄周礼春官大司乐注说，“大师教六诗”教授的对象是“瞽矇”。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师章说，“瞽矇” “掌九德六诗之歌， 以役大师”贾公彦周礼大司乐疏中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九功之德， 皆可歌，谓之九歌”。“六府三事”之说，见于尚书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 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戒之用善，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帝曰：俞。地成天平， 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水、火、金、木、土、谷”，即水利、天时、工具、资源、土地、作物培 养，是当时物质生产的六大源泉，所以合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即 端正对人、对自然的态度，合理开发人力和自然，全面推动社会发展，是指导当 时物质生产的三大原则，所以合称“三事”。“六府三事”，是当时悠关物质生产 和社会发展的九个方面，所以合称“九功”，即整个社会都应该下功夫去实践的 九大领域。在这九大领域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谓之“九德”。“德者，得 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九大实践领域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是靠浓缩成 歌谣的方式传授的。典籍中称作是出自黄帝时代的“断竹”歌、蜡辞，很可能 是“九德之歌”遗留下来的断简残篇。“六诗”则关系到当时的精神生产。按周礼大司乐里的说法，当时 的精神生产，是以“大祭祀、大饗、大射、大师、大丧”等仪式活动，去实现“致 鬼神，和邦国，谐万民，安宾客，说远人，作动物”的文化使命。瞽矇“掌九 德六诗之歌”，“九德之功皆可歌”，“六诗”也应该“皆可歌”。“六诗”既 然皆可歌，“六诗”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调性，“赋比兴”就和“风雅颂”一样， 都是诗体。“六诗”即“六种诗体”之间的差别，可能仅在所承担的文化使命的 不同上。按周礼等典籍提供的材料，“风”主要用于“谐万民”，“雅”主要 用于“安宾客，说远人”，“颂”主要用于“和邦国”。周礼还说，“大祭祀” 时有一个重要的仪式，是“太师帅瞽登歌”。所歌何歌，旧注不详。想来应该是 类似于楚辞中铺述各路神祗神性的九歌。而楚辞恰好是赋体文学的始祖。“大 师”时有一个重要的仪式，是太师帅瞽“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旧注说“执律”就是“吹律以咏”。想来应该是临战的前夕，用狂歌酣舞形式，扮演敌 我交战过程，以排比歌咏的方式，铺述本国军队的辉煌战绩，以鼓舞士气。楚辞 中的国殇，或许就是它的遗响。“大丧”时有一个重要仪式，是太师“帅瞽而 廞，作柩谥”。“廞”是“大丧”中的一个仪式，把最能代表死者生前业绩的器物 陈列出来，太师帅瞽朦们对着陈列物，即兴舞唱，赞颂死者生前的辉煌。旧注说，“廞”就是“兴”。所以，“赋比兴”三体，很可能是主要用于“致鬼神”和“作 动物”。和风、雅、颂三体诗相比，赋比兴三体诗巫术歌舞的成分更多一些。这 决定了风雅颂三体诗和赋比兴三体诗一存一亡的历史命运。2、周诗里为什么只剩下风雅颂三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传云：“吴公子札聘鲁，请观于周乐，公命工为之歌 风、雅、颂”。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周礼明明说“大师教六诗”，周诗中为 什么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赋比兴三体诗哪里去了？早在汉代，郑玄的学生张逸就 提出过这个问题：“何诗近比赋兴？”郑玄在“答张逸问”中说：“比赋兴，季札 观乐，己不歌也”。说的是季札观乐时，赋比兴三体诗的乐调早就失传了，所以 只剩下风雅颂三体诗。赋比兴三体诗的乐调为什么会失传？章太炎在六诗说中依据典籍中提供 零星线索，有一个系统猜测。章太炎猜测说，赋比兴三诗无论是文化功能还是存 在样态，都和风雅颂三诗有明显的不同。赋比兴三诗的文化功能是“致鬼神，作 动物”，更多地带有巫术歌舞的内容。不同于已经经过“去魅”化处理过、用于 “和邦国，谐万民，安宾客，说远人”的“风雅颂”。在形式上，“赋”者铺也。 赋重“铺陈”；“比”者辨也。比重排比；“兴”者廞也。兴重罗列，三体诗在形 式上都具有铺张排比、繁琐复杂的特征，不像形式单纯、篇章短小的风雅颂那样 便于讽诵，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掌握不了。传习这三体诗的人，需要高度的 专业化。而专业人才总是相当有限的。另外，赋比兴三体诗多用于“大祭祀、大 师、大丧”等未脱巫术歌舞习气的纯仪式活动。这些纯仪式活动，多是务虚（事 天）而不务实（事人）。而随着周初实践理性精神的觉醒，人的活动，一天比一 天从“事天”（务虚）转向“事人”（务实），有更多巫术歌舞内容遗存的赋比兴 三体，在公共活动中逐渐遭到弃置，能减则减，能省则省，能废则废，久而久之， 乐调失传。风雅颂三体诗，则由于能顺畅地服务于实践理性而流传下来。3、赋比兴是如何转变为诗法的？ 赋比兴是在周人的用诗实践和孔子的正乐实践中转变为方法的。“正乐”是孔子引为自豪的事业。孔子在论语子罕里说：“吾自卫返 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是历史学家乐于肯定的孔子的文化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诗三千夫子去其重，取可施于仁义者， 三百五篇皆弦歌之”。郑玄在答张逸问中说：“比赋兴，吴札观乐，已不歌也。 孔子录诗，己合风雅颂。中难，复择别篇中义，多兴”。结合答张逸问看孔 子世家，孔子的“正乐”实践，大体上是沿着“合风雅颂”、“择别篇中义”两 个方向，去实现“施于仁义”一个目标。“合风雅颂”，目的在恢复用诗旧规范， 使“雅、颂各得其所”。“择别篇中义”，目的在总结用诗新经验，让诗更有效地 去“达政”和“专对”。“合风雅颂”的结果，是论可诗有风、雅、颂三大类型。“篇中求义”的结果，是“多兴”，即把“兴”列在诗的四大功能之首。而“多 兴”的经验基础，则是周人“达政”、“专对”的用诗新实践。春秋时代的“达政”、“专对”，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微言相感。当其揖让之际，必称诗以喻志”。但在具体的语境中，“以微言相感”的方式是不同的。 例如，在“献诗陈志”时，用直铺陈政教之善恶的方式，唤起为政者的关注，就 像国语周语“召公谏周厉王弥谤”时例举的。在“教诗明志”时，用“引 譬连类”的方式去“导广显德”，就像国语楚语“庄王使士亹付太子箴”所 期待的。在“赋诗言志”时，用“赋诗断章”，托事于物，不动声色地“兴导” 对方和自己共同建构自己想建构的意义，就像左传记事中大量描述的。这不 同的用诗去“达政”、“专对”方式，被郑众、郑玄在周礼注中归纳抽象进“六 诗”赋比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郑众）“赋者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 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 郑众、郑玄对“六诗”赋比兴的归纳，被移用于理解“六义”赋比兴。孔颖达毛 诗正义就断言：“六诗、六义，各自为文，其实一也”、“风雅颂是诗体， 赋比兴是诗法，以此三事成彼三事”。尽管这种“移用”，在经学史和文学史上得 到了普遍的认可，但郑众、郑玄在对赋、比、兴进行抽象概括时，头脑中活跃的 却并不纯粹是诗人如何把“动于中”之“情”“形于言”的经验，头脑中活跃的 更多是春秋人用诗作工具去“达政”、“专对”时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言说技巧。 而“达政”“专对”中如何用诗去言说的经验，和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 经验，完全是异质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决定了毛诗派整合赋比兴的复杂性，以及毛诗派整合出来 的比兴观的诡谲性。二、毛诗派整合出的独特的比兴观1、毛诗派整合“六义”时的经验与方法（1）毛诗派整合“六义”的经验基础 毛诗派整合赋比兴的经验基能，诗大序列出了四条：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大序这段陈述，陈述着有递进关系的四层旨意。（1）诗是诗人情感意 向的投射；（2）由于诗是“志之所之”，所以诗是一种“指涉符号”。“指涉性” 是诗存在的全部价值；（3）由于诗是指涉符号，所以可以利用诗的指涉性，把诗 广泛应用于沟通天人、“达政”“专对”、移风易俗，让诗在人的状况完善、社会 状况完善的实践理性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4）基于以上事实，可以把全部诗学 问题约简成两大范畴六个方面（“六义”）：诗的存在方式风、雅、颂和诗的生产 方式赋、比、兴。（2）毛诗派整合“六义”时的方法盲目从这段陈述中可以看出，毛诗派虽然把全部诗学问题归约为诗的存在样态风 雅颂和诗的制作方法赋比兴等“六义”，但整合“六义”时依赖的经验基础，在 涉及诗的生产的同时，还广泛涉及在“达政”“专对”等实践理性活动中对诗的 功利使用。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六义”赋比兴，是毛诗派沿着从孟子就开始转换了的诗学主题继续深化， 提出的诗学新问题，开出的诗学新领域。按“言各有畛”的原则，在这个领域里 建构理论，集中反思诗人情感意向投射的方向，即诗人是如何“情动于中”的， 从中提炼出“共时性”的东西，集中反思诗人情感意向投射的方法，即诗人是如 何“形于言”的，从中提炼出“共时性”的东西，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地旁涉诗学主题转换之前的旧经验。旧经验应该在新的理论建构中得到批判性的 扬弃。因为它们和诗学新问题完全是异质的。毛诗派没有这么做。他们对和诗学 新问题“六义”完全异质的春秋人的用诗旧经验，既无批判意识，也无扬弃的自 觉，反而一相情愿地沿着“古训是式”的教条盲目地往前走，从而使他整合出的 “六义”赋比兴充满了似是而非的诡谲性。（3）西方的对比：亚里士多德诗学西方诗学史上，也经历过一次类似于孔孟之间的诗学主题转换的转换。那就 是从柏拉图一心关注诗的道德价值、诗的真理成分、诗在社会完善、人的完善中 的作用，转换为亚里士多德把诗作为“制作艺术”探讨诗的生成、诗的样式和诗 的发展。转换后的思想成果，凝聚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一如孔孟之间诗 学主题转换的思想成果，疑聚在毛诗的传、序、笺中。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却表现出和毛诗派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和精神旨趣。“迥然不同”的根源在哪里？ 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论建构，以批判和扬弃柏拉图的“神赋论”、批判和 扬弃柏拉图对诗的研究应该“升格”为形而上学思考、批判和扬弃柏拉图艺术问 题永远不能与道德、法和真理相脱离的旧观念为前提。亚氏诗学强调，诗是 一种“制作艺术”，有它自身的特点，“衡量政治和诗的优劣，标淮不一样”，没 有理由要求把对诗的研究升格为形而上学思考。亚氏严谨地规定了自己诗学 的“言说分野”：“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祭酒神歌、抒情诗，这一切总的来 说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 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并在严谨规定的“言说分野”中，心无旁骛 地探讨应该探讨的问题：“诗艺本身，诗的类型，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 等，成功建构起在文艺学中至今还有影响的“诗艺”系统理论。毛氏、亚氏这种差异，对中国和西方文艺学理论型态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2、毛诗派对“六义”的不同处理（1）毛诗派对“六义”的不同处理 毛诗派虽然把赋比兴和风雅颂同列为诗学“六义”，但去理论陈述中对它们 却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对风雅颂三体，用明晰的理论语言概括各体的特征： “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 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宗庙者， 谓之颂”。至于赋比兴三法的具体形态，诗大序中却只字末题。只在毛传 中以随文示例的方式，一一描述兴法在具体诗作中的具体姿态；而赋、比两法的 具体样态，在毛传中也只字末题。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把毛诗派这种 做法，称作“毛公述传，独标兴体”。（2）毛诗派对“六义”为什么处理不同 毛诗派为什么要对“三体”、“三法”作截然不同的理论处理？毛诗派没有明 说，依理猜测，大概是因为风雅颂更多地沿用了“六诗”旧义，加之诗体具有较 强的规范性，容易用理论语言高屋建瓴去概括。赋比兴作为“诗法”，纯是新解， 还有待于咀嚼升华。加之诗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具体实践中的随手之变，难于 用语言去概括，只好随文示例地描述。至于为什么只描述兴法的姿态？文心雕 龙比兴篇有个猜测：“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同而赋同，比显而兴 隐也哉？”孔颖达把刘勰这个猜测，全文采入毛诗正义，来说明“毛传特言 兴此”的原因：“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 附托外物，然比显而兴隐，故当先显而后隐。故比在兴先。毛传特言兴也， 以其理隐故也”。（3）把握毛诗派“比兴观”的最佳路经 孔颖达的说明，提示注意这一事实：在毛诗派的观念中，赋比兴三法是分层 次的。赋法是比、兴两法的基础，而兴法，则是最髙级的比。毛诗派对“六义” 的不同处理以及孔颖达对“毛传特言兴也”的说明，指示出一条把握毛诗派 比兴观的最佳路径：到毛传对兴法的随文示例的具体描述中，归纳毛诗派对 兴法的基本观念。把握住了毛诗派对兴法的基本观念，沿隐而至显，就能推论 出毛诗派对比、赋两法的基本认识。让我们循此路径前进。3、“兴法三要素”与“兴法四原则”“毛公述传，独标兴体”。毛传把他认为是使用了“兴”的方法的诗，用 “兴也”从“诗三百”中一一标识出来，共计115 首。并在传文中，对“兴”法 在这些诗中的具体表现、这些诗由于采用“兴”的方法而产生出的意想不到的效 果，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性解说。毛诗派的比兴观，只能从毛诗派对“兴”诗的分 析性解说中归纳。（1）关睢之“兴”的基本结构关睢是 115首兴诗里的第一首，也是毛传 115首兴诗分析中分析得 最详备的一首：关关睢鸣，在河之洲。毛传：兴也。关关，和声也。睢鸠，王睢也。鸟挚而有别。河中可居者曰洲。王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睢之有 别焉。夫妇有别则父子相亲，父子相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庭正，朝庭正 则王化成。“毛传”对关睢之兴的分析分三层：（1）分析聚焦在关睢之鸟上。“鸟”，是 触兴之物。（2）从“挚而有别”的鸟说到“慎固幽深”之人。“人”“鸟”之 间的关联，是似有若无、似是而非式的关联。“若”，即似有若无、似是而非式的 勉强关联，是兴起之法。（3）从“慎固幽深”之人说到“君臣王化”之政“。政”， 是所兴之义。（2）毛诗派 “兴法构成三要素”通读毛传对 115 首兴诗的分析，并非每一首都像关睢分析得那样， “触兴之物”、“兴起之法”、“所兴之义”面面俱到。有时会只突出“触兴之物”， 省略掉“兴起之法”和“所兴之义”；有时会只提示“兴起之法”，省略掉“触兴 之物”和“所兴之义”；有时会只强调“所兴之义”，省略掉“触兴之物”和“兴 起之法”。但是，通读郑笺、孔疏，便会发现：凡是“毛传”对其它 114 首兴诗 分析中省略掉的部分，郑玄必在毛诗笺中按关睢模式一一补足。郑玄偶 尔也有疏漏。凡是郑笺疏漏了的，孔颖达必在毛诗正义中按关睢模式一 一补足。郑笺、孔疏不厌其详地拾遗补阙，说明毛传对关睢之兴的分析， 给毛诗派兴法分析提供了一个范式。“触兴之物”、“兴起之法”、“所兴之义”在 毛诗派的兴法结构中具有“共时性”。我们把“触兴之物”、“兴起之法”、“所兴 之义”，称之为毛诗派“兴法构成三要素”。（3）毛诗派“兴法构成四原则” 分析“触兴之物”的性质、“兴起之法”的特征、“所兴之义”的内容，可以 得出四条结论：（1）触兴之物都是草木鸟兽之类的自然之物。兴必须是从自然之物触发 开始。不从自然之物触发开始的，不能叫做“兴”。兴是“文诸草木鸟兽而 见意者”；（2）所兴之义都是与政教伦理有关的崇高意义。虽然借助草木鸟兽等自 然意象，指涉却是其它非政教伦理意义的，不能叫做“兴”；（3）兴起之义不能自明。它总是一点也不露痕迹地深藏在平凡的草木鸟 兽意象的背后。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还原到它指涉的现实情境，才能使它 浮现出来。因而，兴的效果，总是具有“隐”、“微”的性质，“非发注不能 自明”；（4）所兴之义和触兴之物之间的联系，总是很勉强的。兴起的有关政教 伦理的崇高意义，都不是触兴之物固有的，而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因而， 兴总是具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特征，内容压倒形式。我们把这四条称之为毛诗派“兴法构成四原则”。 四项齐备，才是兴。四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或几项，那就是比。四项一项都 不具备，那就是赋。这就是毛诗派整合出来的赋比兴观念。从“内容压倒形式”这一点上说，毛诗派心目中的诗歌表现最高形态的兴的 方法，颇具黑格尔美学里“象征主义”阶段艺术的美学趣味。4、毛诗派比兴观的诡谲性及其成因 毛诗派整合出来的赋比兴诡谲古怪。毛诗派的比兴观不仅和现代文论中的比 兴认识格格不入，和六朝以来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认识也相去甚远。（1）毛诗派比兴观的诡谲性 毛诗派比兴观最古怪诡谲的地方，莫过于：兴是最高级的表现方法；兴指涉 的都是有关政治、伦理的崇高意义；触物兴起的崇高的政治伦理意义，是从外面 强加给平凡的自然意象的；崇高的政治伦理意义，在诗的艺术情境中不能自明， 必须还原到它所指涉的现实情境，才能使它浮现出来。（2）毛诗派比兴观诡谲性的成因 毛诗派比兴观的诡谲古怪性，有互相联系的两个成因：（1）毛诗派是在一个 封闭的系统内整合赋比兴的；（2）在整合赋比兴时，对先在知识基础中的异质成 分毫无批判意识。诗学在两汉，并不是独立的学术领域，而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两汉经学， 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有它们自己的一套问题、一套方法，都是一 个自洽的封闭系统。并在它们各自的传经实践中，形成了它们坚持用自己的一套 方法，演绎自已那一套问题，严格排斥其它经验的进入的“家法”。“诗”是以“正 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 移风俗”的政教实用功利性，才成为经学关注的对象的。孔子说得最直接了当：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小 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夫草木鸟兽之名”。给巫术歌舞“去魅”，把诗纳入“达政”、“专对”等政治程 序，是孔子文化智慧中相当辉煌的一面。传承孔子这一文化智慧，也是毛诗之学 成为经学中重要一支的精神命脉。但当毛诗派沿着从孟子就开始转换了的诗学主 题往前走，涉入了诗人如何“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领域，由诗人如何“情动于 中”，积极思考“诗篇之异体”，尝试对风雅颂作明晰的区分；由诗人如何“形于 言”，积极思考“诗文之异辞”，尝试对赋比兴重新整合的时候，这些由孔子凝聚 起来的“诗以达政”、“诗以专对”、“诗以进德”的文化智慧，就呈现出它的异质 性。因于毛诗派是在家法森严的封闭系统中整合赋比兴的，对先在知识中的异质 成分浑然不察，依然“古训是式”，把“达政”、“专对”中通过“讽诵”诗去“言 语”、“兴导”的方法，也作为诗人“形于言”的经验材料，整合进赋、比、兴方 法之中。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导）讽诵、言语”“乐语”就 是诗。“兴导”，就是启发、引导“国子”们从诗的字里行间，寻觅可以灌注进政 治原则的形象和字句。“讽诵”，就是朗读背诵这些诗。“言语”，就是练习用这些 诗进行政治言说的技巧。从左传国语记载的“达政”、“专对”的“言语”实践看，用诗进行 政治言说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有时用直接赋、诵的方式。例如国语周语 “召公谏周厉王弥谤”中“公卿以至列士献诗，瞽献曲，瞍赋，矇诵”。郑玄在 周礼注中把这种“言语”方式概括为“赋者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有时心里不满却不明说，用打比方的方式说。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传：齐 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 服全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叔孙为赋相鼠， 曲折影射庆封“人而无仪”。郑玄在周礼注中把这种方式概括为“比，见今 之决，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有时用一首不相干的诗作引子，不动声色地 兴导对方去意会自己想表达的善意。例如，左传昭公二年传：晋韩宣子赋小 雅角弓，用“兄弟婚姻，无胥远矣”兴导鲁昭公去意会晋国距离再远也割不 断晋、鲁友谊的善意。郑玄在周礼注中把这种方式概括为“兴，见今之美， 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言语”是用诗进行的政治言说。所以，无论“言语”所借助的诗的形象和 字句多么平凡，指涉的都是有关政教伦理的崇高意义。这些崇高的意义，并不是 诗中固有的，而是言说人在“言语”时灌注进去的。因而，只有把“言语”媒介 还原到言说时所指涉的现实情境，才能领会到言说者要表达的意义。至于为什么 能强行给诗灌注进诗中本来没有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观念，叫“诗无达 诂”：诗是公共财富，谁都权力按“予取所求”方式去“断章取义”地使用。今 天文学文本解读中所坚持的“求义于诗内”，即把文学文本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 系统的解读原则，在那个时代被指斥为“诗之失也，愚！”“达政”、“专对”实践中那不动声色地讽诵（赋）、绕个弯子批评（比）、诱 发式地兴导（兴）的言说方式，展示了春秋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也把诗的 政教功能发挥到了极至。但这些经验却不是整合诗法赋比兴时应关心的，而是在 整合诗法赋比兴时需要有意识“悬置”或批判性扬弃的。毛诗派把这些经验一并 整合进了赋比兴，最终导致了他们比兴观的诡谲古怪性。5、毛诗派赋比兴整合留下的思考空间（1）毛、郑在兴诗判断上的分歧“兴法构成四原则”在毛诗派内部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毛诗派在确定诗三百 里每一首诗所选择的表现方法时，对“兴法构成四原则”贯彻得坚决又彻底。坚 决彻底到连“注诗以宗毛为主”的郑玄，在这一问题上屡屡表现出不同于“毛传” 的判断。特举三例：例1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毛传“兴也。” 为什么是“兴”？孔颖达疏云：“毛以为言有人终朝采此绿中，而不能满其 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他故也。以兴此妇人终日为此家事而不能成其一事者， 此妇人志念于夫故也”。“为行役过时，是王政之失也”。“采绿”这极平凡的 自然意象，自身并无意义。在这里只发挥个 “起个头”的作用，以引出“此妇 人”的怨旷之情。而此妇人之怨旷之情，却暗示着“王政之失”。四项齐备，是 标准的“兴”。郑玄却认为，“终朝采绿”只不过是对此妇人行为、心理的如实 描写：“绿，王刍也。易得之菜也。终朝采之而不满手，怨旷之深，忧思不得专 其事也”。“采绿”是平凡的自然意象，但“采绿”意象是怨旷深情的具体载体， 本身就有意义、就是意义。“采绿”只是实写，没有任何暗示意味。兴法四项， 一项都不具备，只能是“赋”。例2豳风伐柯“伐柯伐柯，非斧不克”。毛传：“柯，斧柄 也。礼义者亦治国之柄”。毛传只简略地提示了触兴之物、兴起之法。孔疏 按关睢模式进行了补充：“毛以为柯者为家之器用，礼者治国之所用。言欲 伐柯以为家用如之何？非斧则不能。以兴欲取礼以治国者当如之何？非周公则不 能。”孔疏刻意强调了“柯”的平凡性、“礼”的崇高性，以及二者之间的 隐密联系。此正是毛诗派“兴”法的精言要义。郑笺对毛传简略掉的内 容，却未賛一辞。因为郑玄认为伐柯充其量是个“比”，决不是“兴”：“伐 柯之道，非斧不能。此以类求类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当使贤者先往”。在郑 玄看来，伐柯不是从眼前平凡的自然意象中不假拟议地“依微起情”，而是 从“伐柯之道”中援彼证此以“切类指事”。由于缺少兴法四原则中的第一项， 只能是“比”。例3小雅出车“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毛公无传，他一定认 为此是用最平凡的“赋”的手段，实写出征将士的后方家属独守空闺的凄凉，如 朱熹诗集传理解的那样：“赋也。此言将帅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时物之变而 念之。”在意义上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不需要浪费笔墨。郑玄以为不 然，在出车笺中补上长长的一段：“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天性也。喻近 西戎之诸侯闻南仲既征猃狁将伐西戎之命，则跳跃而乡往之，如阜螽之闻草虫鸣 焉。草虫鸣，晚秋之时也。此以其时所见而兴之。”按郑玄的理解，“喓喓草虫， 趯趯阜螽”，不仅点染了时令，更是近戎诸侯衷心拥载王命、踊跃支持王师的象 征。四项齐备，旨趣深婉，似有若无，是标准的“兴”。三例给人最初的印象，是毛诗派在对赋比兴的判断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似乎 结论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具体理解。这是一个假相。他们的理解，是在共同标 准制约下的理解。就是说，毛、郑的分歧，不在判断标准，而在对标准的判断。“标准”就是“兴法构成四原则”。分歧，恰恰证明了毛诗派贯彻“标准”的坚定与严格。（2）毛、郑分歧留下的思考空间毛、郑的分歧，在经学史上只是个涉及“事实”真伪的技术层面的操作问题。 六朝经学家王肃作毛诗注，申毛难郑。王基作毛诗驳，通过难王，难毛申 郑。毛、郑孰是孰非，成了争论的中心。一直到孔颖达毛诗正义出，论争才 平息下来。毛、郑分歧，却留下悠长的余味，供文学批评史上反复咀嚼。毛、郑 分歧，使“兴法构成四原则”僵硬的表面，出现了松动、呈现出裂痕。透过“裂 痕”，文学批评有可能发现被“僵硬的表面”遮蔽、可以借鉴的富有启发性的思 想意味，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錘炼更诗学化的赋比兴认识。例如在例 1中，毛、郑分歧的焦点，在于他们对“终朝采绿，不盈一掬” 在“上下文”中功能认识不同。毛传以为“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不具备自 足性。其本身构不成“意义”，只是“意义”的导引，“意义”的构成全靠下文 与它的呼应关联。因而是“兴”。郑笺则以为“终朝采绿，不盈一掬”在上 下文中是自足的，无待于上下文的关联，它本身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 因而是“赋”。从毛、郑的分歧中“渗透”出来的意旨是，“兴”和非“兴”的 区别在于：你究竟认为作者把“采绿”之类的自然意象结构到什么样的关系之 中，是独立自足的“意义单元”？还是似有若无的“意义链”中的一个起始环 节？这一意旨对文学批评颇具启发性。经千年咀嚼，这一意旨在朱熹那里获得 了最一般化形式：“兴，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朱熹的概括，至今还 是纯诗学意义上“兴”的经典表述之一。再如例 2例 3中，从郑笺的笺识意向看，毛、郑分歧的焦点， 实际有两处。一在究竟是“有意构建”，还是“无心凑泊”？二在究竟是“开 放关系”，还是“封闭关系”？郑玄断然否认伐柯是“兴”诗的核心理由， 是“此以类求类也”。他认为伐柯的作者在作诗之前，胸中已经预先有一个 “欲迎周公当使贤者先往”的意念或覌念（“类”） ，然后再有意识地寻觅 （“求”）能表现这一意念的最恰当的对应物，最终在“伐柯”中找到了 “非 斧不克”的“伐柯之道”（“类”），结构成诗。从郑玄“此以类求类也”中， 能够得到的暗示是，“比”的心理基础是有意构造。从例3的笺识意向中能 看到，郑玄认为“草虫鸣、阜螽从”，点染了晚秋风物，但并不是独立的意义单 元，它只是“近戎诸候闻王师伐西戎莫不跳跃而乡往之”“意义链”中的一个起 始环节，因而“兴”味十足。而这条意味深长、似有若无的“意义链”，并不是 出车的作者刻意构建的，而是出车的作者在当下“所见”中即时达成的。 从郑玄“以其时所见以兴之”中，能得到的暗示是，“兴”法的心理基础是蓦 然相逢，无心凑泊。“比”是有意构造。在日常情况下，“彼物”（例如“伐柯 之道”）与“此物”（例如“治国之柄”），毫不相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 的关联。但一经诗人有意构造，“彼物”与“此物”之间，就有了扯不开的“意 义”关联。因为是“有意构造”，所以“比”只允许在固定的结构关系中联想， 思不出位，才能得其妙谛；否则，就无法把握意义。因而“比”在结构关系上 具有不容置换的封闭性。一旦置换，意义顿殊。“兴”则是蓦然相逢、无心凑泊。 偶然撞着“触兴之物”，“欲兴之义”称情而起，没有拟议，一片天机。触兴之 物是信手拈起，随手放下；任意置换，无伤大雅。因而“兴”在结构关系上具有 很强的开放性。触兴之物和欲兴之义之间，可以有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关联， 如“挚而有别”的“睢鸠”和“慎固幽深”的“后妃之德”。也可以如朱熹说的 “全无巴鼻”，没有任何关联，如“草虫鸣、阜螽从”的“天性”与“近戎诸侯 拥载王师”的政治选择。同一个触兴之物，可以和不同甚至于完全相反的欲兴之 义“链接”成“意义链”。例如“泛彼柏舟”，在鄘风中可以兴“情感忠贞”， 在邶风中可以兴“仁人不遇”。“习习谷风”，在邶风中可以兴“夫妻 失道”，在小雅中可以兴“朋友道绝”。“杨之水，不流束薪”，在唐风 中可以兴“桓叔政教宽明”使“民知礼义”之美，在王风中可以兴对“平王 政教烦急”令民不聊生之怨，在郑风中还可以兴对太子忽“无忠臣良士”之 忧。因为“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所以“比”是“意在言中”，言尽意 足。因为“兴”具有“开放”性，所以“兴”是“言在于此而义归于彼”。文学批评史耐心地咀嚼着毛、郑分歧中“渗透”出来的“余味”。在对不断 积累的诗歌创作新经验的反思中，汰去毛诗派比兴观中的“杂质”，取其合理的 内核，最终形成了两个纯诗学意义上的比兴描述。一个是朱熹在诗集传序 中展示的：“赋者，铺陈其事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 事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另一个胡寅斐然集卷18与李易叔书中展示的李 仲蒙的认识：“索物托情谓之比，触物起情谓之兴，叙物言情谓之赋”。至此，中国文学思想史对赋比兴整合才算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