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旧体诗词遗风与新旧文学关系

民国时期旧体诗词遗风与新旧文学关系话题：休闲阅读 新文化 传统文化 知识分子 旧体民国是短暂的历史时段，然而这却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富变动性的时期之一。生活于这个时段的中国人，忧患交集，思想虽空前解放，但也与把国家从割据纷争、外敌侵略中解救出来必然要求的思想一体化形成对立和矛盾。新文化的宣讲人决绝的反传统态度，不仅造成了社会思想层面上的分裂。也引发了新文化宣讲者自身的内在紧张，加之社会改造的艰难险阻，都加剧了民国人思想上的痛苦。一位西方学者观察说“猝然的政权更迭和紧张的时代步伐使得民国时期的改革者们成为清醒的、但又常常是沮丧的实验者尽管西方的模式主宰着他们的思想，然而运用起来却遇到重重困难。又有民国时期政治上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困难。”民国虽然短暂，却是异常复杂。表现在文化领域，主要是新旧文化的纠葛，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地位的抬升，使此前新旧文化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此前的新旧文化问题，基本不包含语言工具问题，晚清的白话报运动，对发起者而言，只是抱着一腔热血来开启民智，并不具有本质的意义，当时的新旧文化之争还是共用文言工具的内容之争，严复等人传播西方政治、法治思想等新文化内容，完全是用典雅的文言来进行，以争取上层文化人思想转变为目的，完全不同于1917年文学革命后的情形。白话文这一语言工具的加入，使新旧文化的问题更为复杂，最大的偏颇在于把新旧文化之争简单化为语言工具之争。而偏离了问题本身。再者，白话文一再成为社会动员工具，标语口号化倾向突出，使一批国学深湛的精英学者抵触情绪严重，依然保持传统的语体习惯不愿改变。这些都加剧了新旧文化问题的复杂化。其实，无论社会思想发生何等变化，短期看来，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依旧是主要的，对于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革命”话语的主导地位，真正认识到的人并不多，研究也远不够充分。民国时期的中国还是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占国土面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面积还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天地，夫翻地覆的思想风雷虽然在大城市上空涌动震响，并不能广泛影响到中小城市，更遑论广漠辽阔的内陆乡土了。新文学研究中广泛呈现的空疏状况，限静了研究的成就，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新文学研究中盲目地排斥相关旧文学内容。在研究态度上缺乏中立，在研究方法上理论预设状况严重。对于旧文学(主要是旧体诗词)的爱好和延承在民国时期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学场，这是一个无法抹煞的文学事实，但新文学史的叙述太多阉割了这方面的内容。虽然胡适在1922年的时候，就单方面宣布了白话文的胜利，其实这个胜利也只是趋势上的胜利，并不是社会生活中角角落落里都完成了的胜利，事隔七八十年之后。邓云乡先生谈及民国时：还将其命名为“文言时代”，理由是第一、公私文书及报纸当时还都是文言行文。第二、考中学、大学，大多还是用文言文。小学教作文，首先教的是文言文。七七事变以前，南方交大、东南大学和圣约翰、东吴等著名教会大学，入学考试都是文言文，白话文卷子是不看的。第三、大部分人文学科学木著述，大多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如一九三七年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只四十种。大多用文言文写成。第四、正式的碑文、寿文、序、跋等也都是文言文写的第五、这些白话文大师从小都是熟读四书、五经，写文言文但也往往是有意为文时，才写纯粹的白话。而随便写什么时，比如记日记、写信，也还多是用随便的文言文，看诸前辈日记、书信集便可知以上理由不能说不充分，因此，我们有必要离开“革命”的宏大话语，真正探人民国的日常社会来考察文学表现和状况。民国时期有大量的旧体诗词的雅集与结社活动。重要的诗人集中在几个核心大城市里，主要是京、津、沪、宁。尤其是上海及周边地区是传统文化精英人物最为集中的地域，这是与上海城市化程度最高，能提供最为便捷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相关。以南京为例。由于其首府的地位。无形中更多政治文化所赋予的保守色彩。南京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种种微妙的共谋关系，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加之国民政府精英政治的性质，吸纳了不少学界精英参政，这里面就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因此在文化指向上呈现中庸保守的取向，就是说南京旧体诗词创作与唱和并没有来自政权的压力，由于地处首府。新文化激进锋芒反而是受到压抑和打击的，这样传统文学受到新文学的冲击并不严重，南京的传统文学传播基本处于自由状态。一、关于雅集文人间的雅集起源很早。根据四库全书电子版全文检索结果，发现“雅集”一词最早频繁出现文人诗文之中的，皆在北宋以后。在文选卷五十六石阙铭中虽然有“开集雅之馆，而款关之学如市”，与“雅集”意义相通而词序颠倒，而且不是个结构稳定的常用词汇。之所以如此，王标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士阶层的崛超到文人集团的形成和群体意识的张扬，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王标用社会学理论把“雅集”理解为一种仪式化的行为，“文人雅集活动撇开它的文学性机能不说，但从它的社会性机能来看，它确实也起到了强化集团统合和一体化的作用”，并把雅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娱乐型雅集，一是仪式化雅集。这个划分基本是合理的，值得指出的是，雅集的娱乐性是基本功能，其仪式化的成分往往在大型雅集里表现才较为突出。在民国场域，文人雅集的传统依然延续，仪式化特征明显的大型雅集也时有发生。由于新文学的突飞猛进，旧体文学渐渐在公共文学空间里成为弱势的文类，这种状况反过来也刺激了旧体诗词在小团体的空间里繁荣。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前人的雅集并不一定以诗词曲吟咏为内容，而是一种文人间聚会的通称，面摘录一则日记为证1898年11，l历11月13日，“于态山庐中设长案，置饼果花橘，如西餐武，待雅集诸阿惠。晡。至者七人，为经甫、鸦茎、稷塍、仲逊、仲宣、燕生、志三，暨奈与坚人，茗谭，抵暮各散。是为重立雅集第一期”。这则日记描述了雅集情形，并没有谈到作诗作词，可见雅集就是志同道台的朋友一块进行娱乐性的活动，并不一定要写诗词。这种雅集形式，类似于清代的“文宴”，邓云乡说“清代京官，常有饮馔聚会，这种聚会因参加者多是文化较高，甚或学有专长的人，或辞章或金石。或考据，种种不一，都是文化气氛极浓，因而号为文宴。外放的官，到了地方上，尤其府县官，便很少有讨论学问的朋友。这样给京中朋友写信，便常常回忆京中友朋文宴之乐。”民国时期，这种以茗谈为主的雅集也是很多的，只不过留心的研究者不多，如1922年5月。杨树达、程笃原、吴检斋、洪泽丞、孙蜀臣等人在北京成立的思误社(后改为思辨社)也是以倾谈为主的结社，后来又有邵次公、朱少滨、尹石公、，偶行桥上。为绝对云人立小轿。形影不随流水去。苦思不能属对，以是病死。后每夜桥上辄阐人朗诵此语。未及，有学使舟过，夜泊其地，闻之，询于舟子，悉其故，乃晤为鬼。因为对云客宿孤艇。梦魂曾、自故乡来。自此其声速鲍。此语传之久矣。奈亦曾戏为对云客穿曲径，履声如遥落花来。已而，嫌其上联形影二字似太凄冷，近鬼语，为改孤影，云人立小桥，孤影不随流水去。余卞复为对云鸟来闲院，低声疑为落花啼。亦佳联也。忆前年由杭互苏，稿游留团，顾见其偏一堂上璜颠书曰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大丈夫不可无此志趣。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对，大丈夫不可无此瀚檬。海阔从鱼跃，天堂任葛飞，大史失不可无北度量。殊藏卅咱媚，玉韫山含辉，大丈夫不可无此蕴藉。此殆见格言联璧及呻吟语等书中，余甚爱之，谓丈夫生世间，果能尽得此数语，亦极人生之乐趣焉。磨砺以需，问天下头颅几许?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何如？咏剃头联也。连床醉倒非因酒满屋生香不是花。鸦片烟联也。又有医生善属对，然不离医书中语，如避暑最宜深竹院，对伤寒须用小柴胡。丹桂香飘遍满三千界，对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前闻花农言：某地一小村落，有板屋教椽，设坐买茶且鬻酒焉。门外悬一联极佳。句云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从以上引用可见文字技巧的表达和应用，完全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去了，成为日常化生活诗意的描绘和表迭，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对于日常生活描述的联语对句，带有人情的温暖和职业的特别印迹，更为可亲，这真可谓是一个“泛文”的社会，文情渗透了每个角落，处处熏染羞人文的氤氲气息。民国时期，与精致的联对相关的记录也是大量的，散见于报刊和日记里，传诵予入口，古典文学的雅致情韵不绝如缕，下面引述四则其一客岁往湖北羊楼洞调查，该地有义兴荼庄，大门前书缠绵不断之对联。现(疑为“观”，笔者注)之颇觉有趣，兹录之以供阅者一笑。看人情多少。真来多少，从古到令，都是一样。厚者厚，薄者薄，不管是谁，到后来是长是短。好歹各有榜样，很可以退一步。能享儿多安闲，实在是好。当平是福，来学墨贤恭宽信敏惠，到是不差。关此事治乱，时有治乱，返令复古，概元二致。兴的兴，亡的亡。天论那家，准归是有凶有吉，善恶都无错差，到不如恶几番，试看多少纷争，真个无味，以和为责，去习先师温良让俭恭，却也无妨。其二诗钟眼字须无痕迹，方称作手。前人有集句者，尤费苦心。曩时榕城有以女、花二子为燕颔格者。其一人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众以为工。复一人云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众更以为巧。已而一人云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众皆搁笔。此两句原属名句。深思缥缈，情意缠绵，以之自作，犹无此语，乃出于集句，且系嵌字，真是天衣无缝，巧逾织女矣。其三：早为徐悲鸿妻蒋碧微书册页两幅，昨席间所求也。因记席闻谈对联二，颇堪发噱。为录于此。易君左闲话扬州，惹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林子超主席国府，联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余谓易君如姓叶更佳，因对林字尤工也。其二云。其四“往者橱杳佛亦喜为打油诗，如在南京中央研究会开会时得一律云龙行虎步上楼房，雀噪鹃鸣入议场。儿女成行谈节育，望梅止渴闹分赃。皱眉都叹先生胖，掉舌难当博士刚。最是天文台上雨，鸡林个个落泥汤。先生胖谓傅盂真，博士刚谓胡刚复也。”“杏佛又挽徐志摩坠机而殒云，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爱虫吟双不朽，上小别似今朝，高谈犹昨日，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无还。下”“胡删复每与人谈，则刺刺不休。而赶汽车每迟误时刻，杏佛以诗嘲之云一说二三句，拖谈四五时。乘车六七秒，八九十回迟。此诗系套用一去二三里四句之调，而语意尤隽嚏妒。”对句联诗。既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智力游戏。在不少人那里。常常表现为纯粹的逸乐价值。逸乐作为价值，李孝悌曾为之正名，他说“要为逸乐这个软性、轻浮的。具有负面道德意涵的观念在学术史上争取一席之地在主流之外，如何发掘出非主流、暗流、潜流、逆流乃至重建更多的主流论述，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超越于逸乐价值之上，以超功利的美学眼光来看，旧体诗词联对所体现出来的高超精妙的语言技巧，所内蕴的审美价值之深醇独特。带给人美妙的审美享受，也不能不让人惊叹不已。连雅棠分析杜甫和李商隐的诗时说“少陵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平野之阔，大江之流，人能想到而用垂字、涌字，则非初学所能。又如玉溪之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蝴蝶之梦。杜鹃之心，人能想到，而用字梦晓(疑此处排版有误，笔者注)，心字用春，又下迷、托二字，以见晓梦之迷，春心之托，则蝴蝶、杜鹃非空语矣。”民国时期，有不少痴迷对句联诗的人。吴梅日记里有如下记录邹树文至。苦邀联句，遂拈尧峰集诗题，得花下招客成二十韵，录下。只怕春芳歇，王孙可少留。为君招近局，(树文)相约酵高楼。布席莺窥客，(瞿安)巢粱燕觅俦。同昏悲八表，(树)雅集许千秋。投辖拼轰饮，(瞿)衔杯忆旧游。花开年又换，(树)酒赌令初周。入眼纷红紫，(瞿)吾见任拍浮。南窗延旭日，(树)午鸟试轻喉。列座皆尊宿，(瞿)新盘进庶羞。无能容借箸，(树)射覆每藏阄。独有墙东土，(瞿)偏怀冀北忧。金堂嫌不免，(树)玉斧倩谁修。儿戏燕云割，(瞿)郎潜岁月道。白头卿莫笑，(树)青盖势将侔。上蔡重牵犬，(瞿)彭城几沐猴。何时见明月。(树)一旦破金釜。好趁斜阳在，(瞿)还期壮志酬。壶觞消块垒，(树)圭荜傲王侯。失计乘轩鹤，(瞿)忘机狎海鸥。晚来人酩酊，(树)芳意动河洲。(瞿)。以上邹树文“苦邀”吴梅联旬的例子，真可谓是有“诗瘾”的。20天后，两人又在青溪小姑祠再次联句，得二十韵。这种对诗艺的痴迷。也是达成艺术超越的阶梯，古人“吟妥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流风遗韵，在晚清民国也不乏其例，1908年阴历八月十四日，孙宝碹在日记中记道“余前得雨洗碧天高，无以属对，艰苦思索，殆一月馀矣。是日无意得之，曰风来黄叶下。二我极赞，以为旬若绝不费力，何以成之若是之难。”与苦吟习尚相伴随的，是品评诗人和诗作的得失，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吴梅曾在日记里记道“晚间为陈石遗招饮又见太炎寿联云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暗隐姓氏，微嫌纤仄，且又可赠散原。吾知此老，亦才尽矣。”三、新旧文学的纠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蓬勃发展日渐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潮流。夹裹之下，使正值求学期的青年子弟欣然从风。新文学风气所至，形成了一股社会潮流，使一批青年改弦易辙，报道了时代文学变更和改换的春信。钟敬文先生回忆说：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吏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兄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翟。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尚年级的同学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备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史，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时代风气所向，具有一种强制的性质，而要从过去习惯势力中走出来是要发生情感上苦癌的，这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探知一二大家都知道，这运动是对于传统的文化、伦理、政治、文学各方面的全面攻击。它的鼎盛期正当我在香港读书的年代。那时我是处在怎样一个局面呢7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_足，一夜睡过来，满市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服不心服7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一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昊敬斋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原注天知道谁写的。我祝福它的在天之灵！)，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但是我那时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种学训练使我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须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我教弃了古文，开始做白话文，最初好比放小脚，裹布虽扯开，走起路来终有些不鼽在，后来小脚逐渐变成天足，用小脚走路，改用天足特别显得轻快，发现从前小脚走路的训练功夫，也并不算完全白费。很多新文学的研究者是以断裂的观点来看待新旧文学的，吉川幸敬郎就认为“中国文学呈现出与以往文学剧烈断绝的样式”。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值得进一步追问。新旧文学之间是泾渭分明、判然两样的吗？已经有学者对此有质疑，如胡晓真说“对后来的文学史家而言，如何界定旧派文学与新文学。标准其实是很暖昧的。作家的背景是不是留学生，使用的文体是不是白话文，拥护的立场是不是自由民主与革命，作品发表在1921年之前还是之后的小说月报等等条件，真的可以决定作家及作品的新或旧吗？”对一个在一种文化里熏染已久的人来说，改变谈何容易。虽然在口头上或理智上会承认新文学的必须和必要，但在潜意识里，在情感世界里，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祛除不掉的。钟敬文说“我幼年即学作旧诗。稍后因新文化运动兴起，此事被认为迷恋骸骨，遂弃去改作新诗。然旧习难忘，诗境当前，时亦偶一为之。”国臧克家也表示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旧诗不厌百回读，新诗洪流声澎湃。仔细考察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一批新文学家。我们会发现，古典文化及文学作为他们思想深处的背景其实依然是相当深厚的。以一些著名新文学作家的全集为例，郁达夫全集诗词收录了郁达夫数百首旧体诗词，只有八首新诗和歌词(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献纳之辞、题辞、金刚音乐团团歌、义安女校校歌、树人学校校歌、培群学校校歌、民众义校校歌)和一首德文诗。老舍全集曲艺诗中该卷共有新诗72题，旧体诗共123题，远远多于新体诗。在老舍全集日记佚文(第19卷)中，还附有大量的旧体赠答、纪事诗。田汉全集收录了田汉1919至1946年创作的旧体诗词、新诗、歌词共468首，其中约一半都是旧体诗词。茅盾全集。收录了茅盾写于1940-1980年11月间的各类旧体诗词共145首(诗123首，词22首)，其中多数为1949年后的创作。在茅盾全集补遗中，又收入了21首诗词，多为1949年后的作品，包括2首民国时发表的旧体诗。有些新文学作家，在旧体诗词方面是得到旧派文人承认的，只不过新文学的名声遮蔽了其旧体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宗白华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小诗”闻名，和冰心的诗作一块体现了新文学中新诗创作的实绩。宗白华也是写旧体诗的，而且写得很好，他的律诗四首”自五四以来，提倡新诗，余或偶做旧体，聊以自娱，刊布者稀。节编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五九，共前并计得一百九十二首，殆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他曾在1936年编印过古槐书屋词，由叶遐庵作序，1948年3月北平彩华印刷局出版了他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新旧文学纠葛的状况，是民国文学史最为真实的一幕。胡适的淮南鸿烈集解序，鲁迅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周作人的“先母事略”，刘半农浑如篇题记、校点香奁集后记等等，都是古文的，而且都是写于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邓云乡先生说”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位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的健将、大师。在五四运动之后，二三十年代之间，甚至直到四五十年代时，偶然根据需要，或为了方便，随手写篇文言文，甚至骈文，这是很普通的事”。新旧文学的纠葛还表现在新旧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上。新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当然影响到观念上的认同，从某些特例看大有水火不容之慨。郑孝胥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子经自言，长女辄婿未定，托为物色读书人。自言女孝甚，不愿以嫁新学生也。”在新旧文化斗争尖锐的地方，也常有人际倾轧，比如吴宓就抱怨说“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固但隔膜和龃龉在一般社会状态下都不可能是常态的，常态的社会生活是正常交往和交流。不少研究者，将民国时期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描述为激烈冲突的过程，其实这种紧张和尖锐只存在于少数场合下，更为日常的情形是互相包容与共存。从前人留下的记录上看，新旧文化人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互相推重，在个人交往方面，新、旧文化人之间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新旧文化人生活于共同的历史时空下，互相之间有着复杂的门生故旧等关系，其间没有必然的鸿沟。新旧文人之间有共同的舞台，共同的爱尚。无论新文学，文化还是旧文学，文化，其代表的精英分子，在掌握文化资本这一点来说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文化权力的拥有者，既有争斗和不能相容的一面，也有惺惺相惜。互相吸引和推重的一面。白话文作为一种社会事业，胡适等人为之鼓吹奔忙，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勇猛尖锐的。但在私人的交往场合，是并不摆新文学家的架子。1918年，胡适给梁启超的第一封信完全按照梁的行文习惯来写的，这封信行文完全不脱古白话口吻，文言气味很浓，可知在交往中，胡适等新文化人并不完全以文学革命所倡导的白话文为交游的书面用语的。文学革命之务求普及下层智识的目的。与其倡导者个人迎合上层文人的文笔趣味是并行不悖，而非截然分开的，以此可知历史真实的复杂性。金毓黻曾说“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屏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学系之诸师，吾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轨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商量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