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范文3篇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征 文 范 文 3 篇【篇一】我数次听父亲说起，早在 1949 年 5 月，他 20 岁那年就随族人在湖南湘潭参加党的地下组织，为共产党军队筹措军粮、渡船等物质。1949 年 8 月，父亲所在乡解放并成立乡政府，他任民兵连副连长。随后几年一直在乡政府工作。因多次报名参加志愿军没被批准（家中独子和一残疾姐姐），1952 年 9 月的一个夜晚他率五个民兵，肩担着米，步行一千多公里来到广西柳州，在地质部成立前一天参加地质工作（因未在工作档案中填写，后这段历史未被承认）。1953 年随单位调往广东； 1954 年调入江西赣南；随后的几十年父亲一直在赣南工作，最后把骨灰留在赣南。父亲来江西赣南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作、生活环境异常艰苦，交通极为不便。我家在大余西华山、荡萍、左拔、漂塘都安过家（这些地方都建成大中型钨矿）。听妈妈说我们家住过佬表的猪栏，住过破庙，住过钨矿丢弃的破旧不堪的危房。从我记事起，家住的房子是用竹蔑子搭的，外面抹上泥巴。春天里床下生出树苗和小草，老鼠随便打洞出入；夏天雨水和蚊蝇特别多；秋天睡在床上可以看到天上星星；冬天屋内外温度几乎差不多。至于听到野兽叫喊声，看到坟堆的“鬼火”和毒蛇是家常便饭。我一个弟弟因发高烧没得到及时治疗烧成残疾，13 岁就病逝。一直跟着我家的外婆因医疗条件太差，地理险峻又封闭多阻，不到 60 岁病逝在大余漂塘。在地质队长大的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随父亲工作搬迁更换过五所乡村小学，语言听不懂，饱尝赣南云雾浓烈，盘山小道五米外就看不见人，经常与蛇和野兽相遇，读小学这五年间根本没学到文化知识。909 大队成立后，在瑞金沙洲坝建设家属基地，当时吃水要到河里挑，烧柴要到山上砍，吃菜要自己种。后建起子弟学校、家属农场，职工家属才结束随工作地搬迁寄宿农家，子女结束随近到农村小学寄人篱下读书的日子。1958 年出生的我，十个月时被父亲用竹萝挑到赣南。在地质队长大的我经历过诸多往事；聆听毛泽东主席为在会昌找到大盐矿而亲笔题词；909 队被授予全国首批“大庆式企业”；获全国地质战线“一面红旗”称号后，鼓红了手掌，喊哑了喉咙1976 年我成为第二代地矿人。不满 18 周岁就赴远安徽参加铁矿勘探大会战，踏着数寸厚的雪战天斗地般拼命工作。我也在最基层的分队修配车间工作多年，亲身经历赣南山势的险峻和封闭，云雾多变和草木丰茂驳杂；体验过河流溪汊的浚急；见证过崖石的粗厉而坚峭。再后来我调入大队工会、宣传部工作。这几十年间,我到过会昌周田、清溪、红山，兴国留龙，龙南足洞、寻乌河岭，于都盘古山，大余西华山、漂塘，赣县长乐等地的矿区去体验当年父辈们寻找大盐矿、钨矿、锡矿、铜矿、金矿、稀土矿取得找矿突破的原始基地，多次到首个开展“三光荣”教育活动之地去回顾当年职工热血沸腾的工作场景；见证了赣南第一口 3000 米科研深钻开钻，见证了地勘单位实现富民强队这几十年间,我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两百多万字反映地矿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写下超过一百万字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和一批各类工作研究论文。塑造出全国道德模范杨衍忠；江西省劳动模范庄贤贵；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苟月明等先进事迹；塑造出宋贤达、饶明星、曾载淋、邓茂春等一批江西地矿局先进标兵；塑造出赣南队女子矿权小组，兴安岭上找矿轻骑兵，科钻“姐妹花”等一批先进集体；撰写出党龄超 60年的老干部张纯武、老党员任定湘；获国务院津贴的张祖廉、颜定邦；知名找矿专家王兰升、梁景时；优秀工人郭发益、优秀退休工人田发建等先进人物。这几十年间，江西地矿人用翔实数据证明了江西赣州世界钨都地位，被工信部授予稀土王国称号，被国家确立为中国有色金属战略储备地；应当说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我女儿学的是地质调查专业。父亲知道后异常高兴。说我们家三代地矿人中终于有了从事地质找矿的技术员，他圆梦了。2006 年女儿大专毕业在我局某队工作，成为第三代地矿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父亲参加革命工作 70 周年。遗憾的是父亲在 2012 年 84 岁高龄离开人世。我多次问过父亲，当年你是如何做到毅然离开年过七十岁的父亲和残疾姐姐，到千里之外的地质队去工作？父亲说，当年连地质队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他也是一名热血青年，胸中充满一腔热血，所以他敢于下决心我真正敬佩父亲当年的果敢、坚决和勇气。父亲这一辈子虽没有卓著的找矿功勋，没有挺立纸面的光彩荣誉，也没留下杰出业绩，但他一生都在敬业工作、无私奉献。2018 年我光荣退休。作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第二代地矿人和文学爱好者，我每天都坚持写作，要把数代地矿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光大人间。女儿已有 14 年工龄，用敬业工作在岗位放飞她的中国梦。新中国成立这七十年，我们一家三代同唱“以献身地矿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颂歌，用“献身地矿事业光荣”实际行动传承地矿人的优秀基因，将不忘初心，继续为祖国和江西经济腾飞担当实干、贡献力量。【篇二】我有三个家，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家，一个是我生我养的家，一个是供我养老的家。生我养我的家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古老的寨子里。这里没有矿产，没有宝藏，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父母都是勤劳本分之人，靠着他们辛勤的汗水，省吃俭用，有了三间堂屋一个院。小院虽然不大，又是土坯房，却充满了温暖。村西头十字路口边有一口老井，供大半个村子 300 余人吃水。井口旁有一棵大桐树和一棵大榆树，夏天有很大的阴凉地儿，自然就成了“饭场”，也就是吃饭时人们聚集的地方。每逢饭时，水井附近的老少爷们，都会端着饭碗或馍筐聚集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说东家长西家短，聊聊村里的新鲜事，集上的小故事。我家就在路口附近，父母都是诚实善良、立事勤谨之人，不大的院子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来家里喝口水、借个火的自然就不少，甚至乞讨要饭的人到我家来的都比去别人家的多，可我从来没见父母厌烦过。常听父亲说，做人要与人为善。母亲也常说，再空也不能空要饭的碗，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张这个口讨这碗饭呢。1968 年 10 月，因为家境窘迫，我读了一个月高中后辍学回到村里。好在我在农村长大，不怕苦和累，大部分农活都能很快上手，不久也就得心应手了。当年，公社刚成立了广播站，家家都安上了“小广播”，播送革命歌曲和会议通知、领导讲话。我试着把身边的好事、趣事、新事和村里老一代革命人的战斗故事编写投稿。公社广播里几乎天天有我的稿件播送。如果几天不见我的稿件，公社播音员还会步行六七里路来找我催稿。1971 年 10 月，河南省高校在停招五年后首次招生，经公社选拔，县里考试，我和两名下乡知青一起，成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等入学通知书的几个月里，心里既期待又高兴，甚至做梦都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扛着行李，豪迈地走进大学的校门。次年三月，我怀揣着大学入学通知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走进了省城河南医学院的大门，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大学生活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豪迈与激情一直陪伴着我。在大学里每天都能吃上农村过年时才能吃上的白面馒头，感觉自己天天都在过年一般。学习文化课时，我可以为解一道题通宵达旦，学习医学基础课时，可以在实验室一宿一宿地钻研。尽管自己的文化底子有点薄，总体下来，学习还是很顺利的，成绩也算优秀。大学期间，我不但学到了丰富的医学知识，还收获了爱情，给我未来的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我和五位同学一起分配到了周口地区大刘山煤矿。煤矿是地区重点企业，千余人的单位，只有一个卫生室和四个医护人员，根本不能适应矿上救治的需要。在等待煤矿医院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被安排下井劳动锻炼三个月。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觉得正是熟悉井下情况的机会，便于以后现场救治，就主动提出要求，把通风踩煤，打眼放炮，装渣推车，架樑筑顶等井下活儿干了一遍，并跟着瓦斯监测员，把井下的通道跑了好几遍。不但熟悉了井下情况，还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1978 年 11 月，随着儿子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哭啼，我有了我生我养的小家。其实，小家就是夫人工作单位里的一间宿舍，大概有十五六平米。怎样把一间宿舍变成一个家，还真让人动了一番脑筋。一张单人床加上两块木板，用砖支上，算是多了个放孩子的地方。一个带铁烟筒的蜂窝煤炉，是给孩子热奶和烤尿布用的，再加一个三斗桌，两个小板凳，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尽管家很小，也很简陋，我仍然很满足。因为，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城市里也有了我的一席之地。1986 年，我和夫人同时在县里的一个教学单位工作，都晋升了中级职称，成了单位里的业务骨干，我又进入单位的管理层，住上了两间带厨房的一个小院，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课余时间，在校园里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上韭菜、辣椒、茄子等一些时令蔬菜，家的墙外就是一条小河，顺着地势又养了几只鸡鸭。鸡鸣鸭叫，蛋菜自给，小院温馨，大院热闹，夫人又做得一手好茶饭，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令不少人羡慕和向往。我后来被调到县人民医院工作，并逐渐走上医院领导岗位。1996 年，我和夫人因为都是高级职称，住上了单位的高职楼。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110 平米的三室一厅，有厨有卫，外加一个小院，屋里亮堂，屋外阳光，刮风下雨淋不着，学习睡觉有地方，别提心里多舒畅了。我自己因为有几项科技成果奖，被评为地区劳模，家庭也被评为县里模范家庭。这一年，儿子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四喜临门，我也感到无上荣光。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有了工作，并结婚安家。随着小孙女的出生，我和夫人退休后也来到了北京，一家人三代同堂，其乐融融。我和夫人因符合北京市投奔子女户籍政策，落户到了北京，办理了北京市老年卡，真真切切地在北京安了家。如今享受着国家的优惠和照顾，感受着小家的温馨和幸福，国家是我的靠山，小家成了供我养老的家。我这一生，随着工作的变动，整整搬了十次家，真的是越搬越好，每次都有新变化，最后搬到了首都北京，这是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跟着祖国的步伐长大，我的家也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发生着变化，日子越过越甜，生活越来越好了。我曾跟朋友调侃说，就我现在的幸福生活，给我个县长也不换啊！【篇三】周末回乡下，在老家木屋楼上拾得一件沾满灰尘的物件，细细端详而不明，待吹开灰尘，看见锈迹斑斑的铁，方得认出来，那是一盏废弃的老旧油灯。一刹那，遥远的记忆便涌了上来。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和纳雍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记忆里，家里使用的，便是一盏一盏的油灯。家里的六七盏油灯，多是用墨水瓶、土豆片、棉线自制的。唯一的一盏铁制油灯，是父亲花钱从镇上买来的，大多时候舍不得用，逢年过节时，它才会在吃饭时亮起来。油灯晃悠悠的光芒，照亮一家人，也照亮我最初的记忆。在城镇上的孩子学会打酱油的时候，我也学会了打煤油 提着捡来的废旧输液瓶，颠着小脚丫跑去村外小学旁的小卖部，踮起脚，用还奶里奶气的嗓音喊：“老板娘，来一斤煤油！”这样跑着跑着，我跑进了小学。上学后，打煤油就成了上下学顺道的事儿，出门时提着空瓶去，上课时就把煤油瓶放在桌腿旁，下学后顺路打一瓶煤油回家。到了晚上，我们就着煤油灯写作业，微风一吹，煤油灯火焰晃动，我们的手也跟着晃动，落在纸上的字，也便歪歪斜斜，像那些窘迫的岁月。那时候，父亲在低矮的矿井里挖煤，就是依靠煤油灯照明。听说挖煤通道很矮，挖煤的时候，父亲就把油灯放在一旁，偏着头，一下一下地凿。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电线杆，什么是电视机，什么是录音机，什么是电话机只知道手电筒和电池。手电筒是那种装入两节电池使用的老电筒，但彼时对一个贫穷家庭而言，手电筒太金贵，就算狠心买下，谁舍得拿到脏兮兮的矿井里去？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电线杆栽进了我们村，电线随之赶来，一只电灯泡挂在头顶，怎么看都像一个烧红的小葫芦，很是可爱有趣。记得那一阵子，村里群情激昂，捣地挖坑、砍树立杆、拉线配表，像过年一样喜庆和热闹 世世代代生长于此的村民们，可算是等来了传说中那个叫“电”的东西。栽电线杆的时候，人们争着把电线杆栽在自家地里，好像那是一件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腊月二十八九，电终于赶在过年前到了我们村，通电那晚上，村民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每一张朴实的面容都被照得清晰而饱满。最初的电灯，泛着微微的黄光，但已然比晃悠悠的煤油灯明亮许多。对于彼时年幼的我们而言，小葫芦里发出的光，已经照见了小小的梦想 在遥远的地方，一定有更明亮的灯盏，等着我们去点亮。往往在我们幻想未来、无心作业或因枯燥而昏昏欲睡时，小葫芦刷地灭了，此时只会有两种情况，要么钨丝烧坏了，要么停电了。那时候，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所以房前屋后的某个地方，总是堆着几只泛着乌色的坏灯泡，家里也得常备上煤油以备不时之需。随着电灯来到我们家的，还有电瓶。电瓶一头是一个长方体，另一头是发光的灯头，中间由一根圆圆滚滚电线连接，瓶身用绳子背在身上，灯头则用一个铁圈或者竹圈固定，套在头上。这样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对父亲来说，可是方便了很多很多。电瓶每天要充电，有时候还需要加“电水”（一种具有极强腐蚀性的液体），至今我尚记得不小心洒几滴“电水”在皮肤上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电瓶的光射得远，像一把长长的剑，常被我们拿来玩耍，不过这样总免不了被父母一顿大骂。电灯，照亮了我后来成长的路。后来我上了初中，到镇上租房生活，才知道镇上的灯比村里的亮，镇上也不像村里那样总是停电；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已经对电失去了最初的好奇与兴趣；再后来我上了大学，然后又参加工作留在了城里，对电就真的没觉得有什么稀奇了。这些年，我看过水声轰隆的水电站，也看过烟雾缭绕的火电厂，看过奇形怪状的灯盏，看过各类高端器械在电的带动下散发出巨大的能量，早就不觉得新鲜了，好像它们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突然拾得那一盏当年全家视为珍贵物品、不到过节舍不得点亮的油灯，我可能想不起这流年岁月的变迁如今，节能灯早遍布村庄的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也守护在道路两旁，家家用上了电视、洗衣机、电话、手机。变化的不只是照明方式，更体现在居住、交通、饮食、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成长岁月中不断更替的灯盏，陪伴了我一路的成长，也印证了家乡一天天变得富裕和美好。照亮岁月的灯盏，照亮了我们一家的过去与未来，也同样照亮了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