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生活与你我素材1 新人教版必修5

生活与你我时事热点第1期臃肿的学生会“官场”是个坏示范刘雪松近日，江南大学“1个学生会主席配7个助理”的文件截图在网上引起热议。媒体记者梳理发现，江苏大学选聘15名学生会主席团助理的通知也曾被网友晒出，而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份“学生会主席团助理名单”显示：20132014学年度，学校从68名同学中，整整录取了30人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团助理。这么多人热衷于学生会的工作，当然是好事。理论上，一能锻炼人，二能多干事。但实际上，如您所知，学生会并没有太多的事可做，因而“组织能力”的锻炼与提高也相当有限。尤其是在诸如“1个学生会主席配N个助理”的庞大官僚式结构当中，这些助理中的一部分人，一届下来可能连棋子的作用都没被发挥过，更难有独当一面开展工作的机会。但助理也是“官”，也是未来走上社会时，可以与普通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拉开距离的一个闪亮标签。因此，对于这个“官位”的趋之若鹜，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给不给这个功利的机会，则取决于大学的决策层。一所高校的学生会，配多少干部比较合适，教育管理者心里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从眼下看，这个“官场”，大有被弄得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节奏。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不惜抛弃政府倡导的“简政”理念，以更加官僚化、行政化的铺张，满足一部分学生希望“混个一官半职”来填平虚荣心的功利化诉求。高校是象牙塔，也是社会。可能这些高校在选择学生会干部的过程中，各种程序都无可挑剔。但一个机构臃肿、成员庞杂的学生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示范。一方面是人浮于事，让这些学生感觉官太好当；另一方面，在其他学生眼中，容易形成一个特殊阶层的概念。并且，由于学生会干部大多是主动报名、择优选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入党的比例等等，相对普通大学生来说，也会更多一些。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客观上的误会要想证明自己优秀，上升的通道便是“做官”；而只有“做官”，才能拥有更多机会与“实惠”。这样的“校园官场生态”，反而是当前整个社会正在摒弃和消除的一种“官僚生态”。可见，高校学生会这样大面积、无节制地“封官”，不只是做个好人、图个欢喜的小事，它完全有可能是教书育人过程中的一记败笔。高校红头文件随手一批的虚职，在大学生眼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官位”。学生会不大，却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高校应该做的是，把求真务实、独立思考的作风，根植于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中，把健康、简洁、高效、平等的“官风”，吹到每个大学生的切身感受之中。如此，才能教好人、育好人，并把这种校园风气带到社会风气当中。回归学术评价，打破论文署名潜规则熊丙奇这两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磊“火”了。为了给学生争取论文署名权，不惜从某核心期刊撤稿，郑磊的这一举动引来一片“怒赞”。按理，一篇论文怎么署名是作者的事，杂志因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就不发表论文，是杂志越权干涉作者的署名权。这也令人困惑，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根据论文质量，还是根据作者身份？此事再次暴露了当前学术论文撰写、发表的潜规则，而修正这一潜规则，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学术期刊为何如此看重署名问题？盖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术评价受到功利因素影响，评价一篇论文是否有价值，有时不是看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而是更看重作者的身份和头衔，以此提高期刊的档次。这和项目立项一样，有学术头衔者更容易拿到项目。按照这一规则，有的学生论文署上导师的名字才能发表。二是，有的导师由于事务繁忙，并没有参与研究和论文写作，却在论文中署名第一作者。有的期刊编辑看到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会怀疑这是学生的作品，老师只是挂名。综合这两方面因素，会有期刊希望有学术身份和头衔者单独发表，以此表明这是导师自己的论文，不是挂名，也不是帮学生发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尤其如此。这显然有问题。那些确由导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写作的论文，怎么能限定署名？限定署名从本质上讲，还是对论文进行“身份评价”，而非学术评价。因此，要解决署名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学术评价的思路上。首先，应对学术成果进行学术共同体评价。有学者建议，对论文采取匿名盲审制度，评审者看不到论文作者，论文作者也不知道评审者是谁。这貌似可以公平评价论文质量，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在学术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一些盲审变为假盲，匿名盲审被潜规则和交易破坏。只有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实行共同体评价，才能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和利益因素干扰。其次，要客观评价导师和学生的学术贡献。学术论文出现署名纠纷，还与学术评价中只重第一作者贡献而轻视其他作者贡献有关。有时候，导师为评职称、申报成果，会抢学生的第一作者。笔者以为，在强调个人学术贡献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可以更关注个体的学术贡献，在团队合作项目中，则可以借鉴国外通行的通讯作者（课题项目负责人，通常为导师，负责争取课题经费、设计课题思路）与第一作者（通常为具体进行研究的学生、青年教师）的做法，让导师和学生在课题研究中各司其职，也各得其所，不必因署名而产生利益纠纷。在我国科研界有一个“五同”说法，即申请课题同心同德，项目立项同舟共济，拿到项目同床异梦，分配利益同室操戈，最后同归于尽，这也与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有关。说到底，论文发表和署名问题，涉及我国学术评价的根本问题。按学术原则和标准来评价学者的学术能力和贡献，才能把学者的精力引导到真学术上。把“五道杠少年”交给时间来评判西坡这两天，“五道杠少年重出江湖”的新闻刷爆网络。5年前，黄艺博是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因手臂上挂“五道杠”队牌等照片引发网络关注。今年黄艺博正值高考，据武汉大学本科招生网公示，日前其已通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自主招生面试，只要高考成绩超过湖北一本分数线38分，即可录取。其实这并非黄艺博第一次“重出江湖”，准确地说，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五道杠”的传说。去年黄艺博把获得的“武昌区政府奖学金”两万元捐给了湖北省水果湖高中树人教育基金，就上过一次头条了。“五道杠”每一次上新闻，都能掀起网友的讨论热情。从“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语出黄艺博父亲），到当上“五道杠”，再到通过武汉大学自主招生考试，黄艺博的人生履历是逻辑一致的。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正能量”。在某一个评价体系里，黄艺博是光芒四射的，可是他的“光芒”却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因为如果换一个评价体系，“正能量满满”就会变成“官味十足”。鲁迅曾批评三国演义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少年天才”或“道德完人”给人的印象往往与此类似。黄艺博表现出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早熟。当别的孩子还在看动画片、童话故事时，他就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当别的孩子青春叛逆时，他已懂得资助孤寡老人；当别的孩子只想考个好学校时，他正思考“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人们之所以有不适感，首先因为黄艺博的早熟看起来不自然。虽然黄艺博的父母曾表示没有给孩子做过人生规划，但黄艺博的种种表现都很容易让人猜测接受过像素级的指导。因此曾有人批评黄艺博的父母“炮制政治神童”。但外人很难知晓哪些事是他的决定，哪些事是父母安排，时间一久这两者很可能就难以区分了。虽然很多人为黄艺博“缺乏童真”感到惋惜，但至少从照片中的神态看，他自己是享受这种“正能量”状态的。而现在最关键的是，1998年2月出生的黄艺博今年已经成年。不管以前的路有多少家庭干涉的痕迹，往后他要为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任了。黄艺博势必会持续享受作为名人的待遇，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关注，被公众议论。现在去论断“五道杠少年”还为时过早，是褒是贬都不妨留几分余地。他未来的成长道路还长着呢！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刚成年的青年，希望他的世界有正能量，也更加丰富多彩。郑永年：中国如何塑造和建设爱国主义？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总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其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是受民族主义所驱动。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中国人非常排外、厌恶西方或者其他国家。在亚洲，日本更是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因于1990年代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确，受1989年的影响，中国政府推行了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确立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当时领导人的判断是，年轻人之所以推动和参与激进政治运动，是因为过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教育运动通过不同形式延伸至今。近年来，电视上尽是无穷的抗日战争的片子。但很难说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成功的。就拿中国对日本的认同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人不远千里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锅、感冒药、安全套等等日本商品，疯狂程度令各国惊讶。对欧美国家的商品也如此。这里并不是说买日本商品或者到日本购物，就等于不爱国了。现在的中国人有能力把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这个国家的产品认同分离开来。吃麦当劳和看好莱坞大片不见得是爱美国，穿戴欧洲名牌也不见得是爱欧洲。实际上，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超越“不买日货，买国货”的初级阶段，就会是贫穷的爱国主义。不过，在东亚的环境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确实能够反映出有关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在韩国很少看到日本车，人们都是以买国货为荣的。如果物质商品还说得过去，代表文化认同的文化产品又如何呢？德国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构建德国民族主义时，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实际上，在所有国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都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代中国的“哈日”“哈韩”，已经发展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没有人会否认一个国家文化开放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引入大量的国外优秀文化，现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文化市场仍然是很封闭的。但是，西方和日本的色情低俗文化在中国到处都是。一些人说，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满足了一部分中国人的需要。但主流文化和色情化不分，那又如何解释呢？日本的AV女优，即使在日本也大都流行于地方小报，但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企业等机构纷纷邀请她们登台捧场，消息公然见于主流媒体。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教育至少必须增加人民的民族性，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反日”教育的结果促成了民众的“亲日”呢？“反美”教育导向了民众的“亲美”呢？这就需要反思那么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政府部门一直在主导这场运动，是爱国主义的物质和思想的供应方。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反思。稍作分析，不难发现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的诸种不足和弊端。首先，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不仅主题不明确，而且泛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爱国教育运动演变成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等不是不可以宣传，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它也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不过，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爱国主义的全部，并不能涵盖爱国主义的广泛内容。并且，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很难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一旦爱国主义教育被党化，历史虚无主义就变得不可避免。同样的道理，过于强调党化，人们便要对各种事物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处理来符合政治的需要。例如抗日战争片子，这些年已经制造出多少毫无思想性和严肃性，充满无聊的娱乐性甚至色情性的电视片？为什么中国人拍不出好莱坞式的融合思想性、严肃性和娱乐性的大片来？爱国主义永远是好莱坞大片的主题。为什么中国的片子往往给人们相反的教育？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因为太注重要单方面灌输给老百姓，就演变成泛泛而谈和廉价的道德教义，根本没有留给人任何思考的空间。没有对事物的理性思考，就不会对该事物产生长久的爱。国家事务亦然。单向灌输式教育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最后导致了该意见的退出，甚至走向反面。爱国主义尽管有人们本能的一面，但也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灌输式的教育只能接受，而不能反思，更不能拒接。以这种方式所接受的观念没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思想就会发生巨变，从爱国走向爱国的反面。因此，对西方和日本非理性的批评，最后导致了人们盲目地“爱”西方和日本；同样，非理性的和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往往导致人们的反感。就国家政策而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和有效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导致过于虚幻而不实。爱国主义教育尽是些大道理，和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凭什么叫人家爱国？看看其他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或者国民教育，往往能够和国家的社会政策有效结合起来。比如新加坡，李光耀先生面对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其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效。一般而言，只有充分享受公民权的老百姓，才会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更严重的是，精英阶层的“不爱国主义”不仅消减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效果，更为社会的不爱国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无论在党内、政府、学校、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精英们说起爱国主义滔滔不绝、洋洋洒洒，但老百姓所看到的是他们都拼命地把自己的子女和财产放到国外。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上上下下都出“裸官”，为世界所少见。一些精英为了个人的哪怕是一点点私利，而公然出卖国家利益。“裸官”的现象直到近年才得到关注和纠正。几乎在所有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主体和载体，中国则不然。人们说，中国只有穷人是爱国的。这话尽管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很多事实。原因在于，穷人走不掉，要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国家，而中产阶级则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不过，这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如果精英阶层不爱国，只有穷人爱国，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有国家的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是国家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考量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仍然以执政党为主体，人们就要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别开来，通过大力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来增进爱国主义。就塑造爱国主义来说，今天的中国面临三重冲击，即现代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现代化往往对传统文化构成全面的冲击，而传统文化在任何国家都是爱国主义的载体。就商业化而言，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现在商业化来了，人们观念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包括爱国主义。看看知识群体（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塑造者）的情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全球化表明人、财、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统的国界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随着人们居住地的变化，人们的政治认同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从很多人的日常行为来判断，很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仍然淡薄，甚至虚无。没有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强大的国家认同感，那么国家很难成为强国。或者说，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崛起，中国即使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崛起了，国家的强大仍然是虚幻的。历史地看，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会导致爱国主义精神的崛起。不管何者为先，都说明了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那么，中国如何在面临多重冲击下塑造和建设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执政党所要思考的，更是所有精英人物和老百姓所要思考的。生活与你我时事热点第2期组稿人：邢建军李铁：让城市发展更符合规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很多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但在城市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正视人口规模及相关联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果我们对于人口规模没有清醒的认识，在制定规划的时候忽视对人口结构、人口规模的分析，就会导致投入严重的浪费。这个现象在全国相当普遍。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某新区做了一个50平方公里的规划，规划人口是50万人，但是没有考虑到：第一，新区离老城挺远，如果不能先与老城区结合起来的话，就不会形成人口的聚集效应。第二，成本高，怎么和其他的新区、其他城市产生竞争优势？第三，规划没有考虑地理差异、发展约束、生态空间。试想，不当规划带来大量投资和粗放建设会给一座城市带来多么严重的浪费现象。要解决便民的问题，完善周边生活的各种公共设施、服务设施没错，可以往这里大手笔投资。可是投资严重粗放浪费到了上百亿上千亿，也没有人承担责任，还给后任带来了严重的管理难题。因此，编制大规模空间的规划一定要结合这一空间可以容纳的人口，认真分析大规模空间内需要承载的大规模人口从哪里来？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和什么样的产业发生关系？和城市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以为一个很大的规划自然会吸引人来，但是如果在这个规划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尚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一旦转化为投资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多年辛苦积累的财富、积累的投资，政府花费了一定代价拿来的土地，最后或许变成一大笔闲置的资产。遵循城市交通配置的规律我们注意到，现在大量的高铁站都修在城外面。为什么要修到城外面呢？因为这些城市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高铁通过的地方，就会带来大量的人流和物流，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就提出了诸如“航空港”、“高铁港”、“高铁新城”之类的发展思路。然而这个观念对吗？研究城市发展历史上因港兴城的案例自然会问：为什么在一些港口会逐渐形成繁华的城市呢？因为港口具有泊船、装卸、中转和仓储功能，而且客货集散速度非常慢，船舶在港口的停留时间长，一些工业企业便围绕铁路港口建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而大量工人就需要各种生活服务，在港口地区就逐渐生成了大量的产业、商业，人口也不断集聚，进而发展演变成为一片城市，而城市中心和港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然而，现在的交通枢纽和过去的港口大不一样。因为高铁和飞机都是快速交通工具，高铁和航空运输的特点是快速流动、停留时间短。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如今的城市基本上是先有城市后有航空港的，而不是先有航空港后有城市的。以高铁为例，怎么可能在高铁站边形成一个城市呢？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未能充分理解快速港口的功能，忽视了高铁快速流通的特点。原本坐高铁就是为了快速省时间、为了交通更便利，但很多城市把高铁站都修在城外，从城外高铁站转车进城，增加了半个多小时的换乘时间，就抵消了高铁带来的交通优化产生的大部分好处。为什么要把高铁站修到城外？因为一些市长想在自己任期把高铁站修成，可是城里拆迁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修在城外，难度相对会降低很多。为什么国外的大量交通枢纽都修在城里呢？它们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则，就是往城市中心人多的地方扎。一是因为拉选票，人多的地方受益人群增加，会支持政府的行为。二是只有在城市最中心的位置才会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才能带来土地增值，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我们看到东京站的立体交通枢纽，就建在皇宫附近，新干线、地铁、公共交通分层集中在一个空间内。这种立体交通枢纽最大的特点，是每天百十万人口流动的地方一定会产生巨额的商业价值。虽然我们有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交通工具，但却把站点建在城外，这就使得其应有功能因决策偏差等因素而被大大抵消。城市是组团发展还是分散发展关于城市发展的形态，在国际上也是有规律的。我们很多城市的规划选择走组团式发展形态，都在倡导理想的城市发展形态。最典型的就是某城市新区，规划了五个板块。那么，城市发展到底是走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还是走组团式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从世界来看，沿着主城区、沿着边界向外扩张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什么城市要沿边界向外扩张？因为沿城市边界向外扩张的时候，基础设施最短，管道、路网最短，成本也最低。修路的时候，只要在原有路网的基础上再向外延伸一点点，而服务业也会顺着城市边界向外发展。一般来说，城市是根据成本最低的经济学规律发展的。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卫星城呢？当城市扩大到一定规模后，城市半径达到30公里以上的，才会呈现树枝状发展模式。比如东京，从核心区到30公里半径处，再向外就不可能再走摊大饼的发展模式了，于是就沿着铁路，发展形成了卫星城。而对于一座百十万人口的城市，完全没有必要发展卫星城。我们的城市官员会有这样的体会：老城区建设和新城区建设的热度是不同的。一方面老城区改造起来太难了，另一方面建新城区则要大规模拆迁，而拆迁的同时，管道、路网、就业都会发生变化。然而新城区建设的一个结果就是，老城区人不愿意去新城区生活，新城区虽然好看、路宽，但生活不方便、没有人气。调查发现，新城区的就业网点甚至只有老城区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城市扩张发展模式中，一定要抱团发展，沿着中心区向外扩张，而不能走分散的发展模式。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天津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主城区越大，人口集聚越多，服务业才能发展，未来辐射就越强。尊重城市产业发展规律，重视服务业发展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0.5%）仍然不高。全国很多城市都是这种情况。然而，在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当城市化率达50%以后，服务业就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为什么？第一，劳动密集型工业会逐渐被资本和技术替代。比如现在大量企业都在投资研发机器人，而技术支撑和资本支撑的背后需要的是现代服务业，通过研发来支撑就业的压力。创新和研发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城市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第二，城市发展规律是退二进三，必然有从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回归过程。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就是因为人口聚集，催生商业发展，各种交通要道会形成“市”，这种“市”就是商业。中世纪之后，工业革命推动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劳动力，而工业需要低成本的环境、基础设施、厂房租赁、土地、劳动力等在城市市区的成本过高，于是工业便逐渐向城市外转移。所以，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要远离城市，西方国家的工业基本都是远离城市的。同时，由于城市里土地成本过高，传统工业迅速地置换到城市郊区，有利于产业转型置换。20世纪90年代，很多城市在实施退二进三战略的时候，大量传统工业、街道工业都被服务业替代了。只有服务业替代传统工业，才有可能顺利实现就业转型。第三，居民对城市生活环境的要求不允许工业继续留在城市。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而居民对城市生活的要求也将随之提升，比如会对城市宜居、生活环境提出相对高的标准，于是工业也需要远离城市。第四，城市是服务业最容易生长的地方。对于紧凑发展的城市，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服务业的规模效益最高。为什么目前我们的城市服务业发展缓慢？因为很多可以发展服务业的地方被城市景观所占据。在欧洲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很多大城市，城市布局和服务业发展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路。因为服务业发展需要以最小半径获得最大的消费满足，所以就有了“街区经济”的形态。那么，城市给服务业提供了什么样的空间，为就业提供了什么样的空间？以台湾地区为例，其城市服务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吃”，在城市里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而服务业质量也大大提升，服务业就业功能、方便功能也大大发挥。再看我国其他不少城市，服务业产品无论是数量、质量、方便度，还是就业广泛程度，都难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反对“鸟巢”婚礼有没有道理禾刀6月18日上午，国家体育场“鸟巢”迎来了它建设、运营以来的首场婚礼。有“雪上公主”之称的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形象大使李妮娜在“鸟巢”内举办了她的婚礼。（新京报6月19日）这样的新闻，容易触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究其原因，无非是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会场的“鸟巢”，已经被打造成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鸟巢”虽被寄予市场化运营厚望，但是每有探索，哪怕再小心翼翼，还是会迎来大量反对意见。几年前，围绕座椅冠名，“鸟巢”有过一番不了了之的争论。“鸟巢”运营方也曾考虑过“鸟巢”整体冠名，但是每每有所争议，运营方不得不选择“息事宁人”。奥运场馆可持续运营是世界性难题。2008年以来，“鸟巢”在市场运作方面确实有过不少探索，“鸟巢”旅游服务、大型活动、商业开发在经营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已形成343的产业格局，年收入约2亿元。不过，“鸟巢”运营方、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爱庆曾坦言：“一年什么都不干，只要一开门，就要小1亿元，水电气热、维护，加上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一年的支出就要1.9亿多元”。也就是说，“鸟巢”目前的经营现状能够维持自身运营就不错了。以市场方法盘活奥运场馆，是国际通行做法。因为地理条件优越，加之其造型特别，以及曾经作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场馆等因素，“鸟巢”尽管维护费用压力大，但市场运营潜力也很大。“鸟巢”并不缺运营项目。运营方曾声称，近一两年活动排得很满，但这种很满仅以大型活动为主，并不表明“鸟巢”就没有挖潜、拓展更大效益的可能。比如，这次婚礼活动布置相对简单，对场馆影响不大，并非没有创收可能。这次市场开拓的形式是婚礼，而主角又是公众人物。一方面，一些人理直气壮地质疑这样的活动是否一碗水端平，另一方面仔细揣摩不难发现，运营方之所以罗列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无非是小心翼翼地为拓展更多小型化运营寻找合适的舆论空间。毕竟，这些年来，多少次原本可以扩大“鸟巢”收入的举措，最后大都夭折于那些宏大伟岸的质疑声中。作为国家体育馆的“鸟巢”，在许多人心目中具有宏大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鸟巢”坐拥优厚的市场资源，在运营方面完全可以有更大作为。到底是该选择清贫地捍卫“鸟巢”被人为赋予的宏伟象征意义，还是路归路桥归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拓展市场，为国家减负分忧，孰轻孰重，想必公众自有明断。流浪汉也有梦想，图书馆理应接纳南都社论上周，有网友发帖称在深圳坪山新区图书馆遇到了多名“流浪人员”，身上有异味，引起网友热议。馆方对此回应称，“流浪者”身份不实，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会平等对待每一名读者，不拒绝任何人进馆阅读，但会善意提醒读者注意卫生。图书馆方面的回应，令许多人拍案称道。事实上，类似坪山新区图书馆的回应，早在2年多以前的杭州新图书馆，已经发出过。不过，类似声音的再现，还是让许多人的内心感到温暖。当然，叫好者也许并不是坪山新区的居民，无需面对与流浪汉同处一室的场景。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亦表示，遇见卫生情况不太理想的读者，会提醒他到卫生间洗个手。而这只是基于保护书籍的考虑，避免读者破坏了书籍，对他人阅读造成影响。可见，工作人员的考虑周到并且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做法，捍卫了图书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最大价值：既能提供书籍、知识、信息，又能提供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服务，背后是包容与平等。由此可作出这样一种解读：深圳人或者说大城市的人，对于财富、地位、身份的差异容忍度比较高。当下，房子、车子、衣服、工作、收入、手机，几乎我们数得出来的东西，都具有鲜明的社会身份的辨识功能。也正是一些网友借着衣着来判断和定义哪一些人属于“流浪汉”。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我把你定义为流浪汉，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划分的社会区隔，这种区隔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便是“他者的诞生”。在深圳这样一座短时间内崛起的城市，其成功的秘诀离不开对竞争意识的推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毗邻香港，这些要素导致深圳人乐意接受竞争带来的差别，也乐意承认竞争导致的不平等。而将“流浪汉”视为“他者”，作为一种另外的存在，意味着我、你和他不能彼此沟通，不能一起生活。我们跟他们望得见彼此，却无法理解和认同彼此。这是一种城市内部的分离，也是一种社会认同的撕裂。消除这样的撕裂，之于今天的深圳，拥有的意义几乎不可估量。图书馆对“流浪汉”的接纳，无疑就在试图消除这种撕裂。深圳之所以一直活力四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座城市拥有充足的包容。包容不是承认一切不平等，包容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予所有人机会，承认所有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社会阶层愈加分化的背景下，底层民众对于平等的向往，对于同一社会成员资格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刚需。工作、生活乃至飘荡在深圳，什么才能够建立起我们内心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其中，图书馆、博物馆不含任何身份歧视的开放准入，就是一种重要的建立城市认同的途径。对于很多人来说，进入图书馆的权利就是梦想扬帆的起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脍炙人口，鼓舞了多少深漂一族的话，早已根植入深圳这座城市，并与这座城市的精神相融。深圳坪山新区图书馆对流浪汉的接纳，只不过是对深圳精神的一次再阐释。可以说，在知识的供给上，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深圳只不过是延续此前的惯性。而只要深圳能够持续保持这样的包容姿态，你我在深圳是什么并不重要。无论你是企业高管还是一般职员，无论你是街头流浪汉还是失败的创业者，重要的在于这座城市里没有“他者”，重要的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深圳梦”。知行合一，让灵魂散发出香味常作印1.做一个有根有魂的现代中国人莫做无根无魂的外黄（皮肤）内白（文化）的“香蕉人”！我们根和魂在哪里呢？就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里。我们既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同时还需要具有全球化视野，兼容并蓄，用常识、思考、记录和行动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既能立足中国，又能胸怀世界；既能继承传统，又能放眼未来。2.知行合一，我心光明世界光明植圣贤先哲之光在心里，你途经的每一处都会有花开。北宋大儒、著名理学家张载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境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3.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有风干的知识，精确的训练，冰冷的分数，还应该有古典、浪漫、诗情和上品文化的熏陶，否则我们培养的生命就不够丰盈。若师生心中都有“桃花源”，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会如同身处“水云间”。4.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漫漫人生路，容颜可以老去，但修养、品位与气质是时间永远打不败的美丽。在这个坚硬的世界里，努力用圣贤先哲的思想，修一颗柔软而不麻木的仁心，与孩子一起把每一个日子过成诗吧！读贤哲的书，走自己的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外云卷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