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ppt

第六章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唐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文论和诗论开始分道扬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把诗和文放在一起来探讨的。但是到了唐代，因为诗歌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兴盛，人们对诗的特点、文和散文的界限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人们也就把它们分开来探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有密切联系。六朝时期，文学注重辞藻雕琢。,唐朝文章从骈俪体发展到散文体。唐朝统治者科考取士分两个内容，一个是诗赋，一个是作策论。诗赋是韵文，策论是散文，所以也就促使了诗与文的分野。总之，唐代是文论和诗论的分道扬镳，表明人们对文学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化。,第一节唐代的文论（上）,唐代的文论，是在批判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基础上形成的。隋朝的统治阶级就曾经要求建立一种质朴的文风。隋文帝杨坚曾经向全国发过一个禁止文风华靡的布告。,隋朝的大臣（侍御史）李谔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激烈地批判齐梁的文风，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站在过去正统儒家的思想高度上，单纯强调了文章为政教服务并没有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另外隋朝的大儒王通在他的著作中论里也从正统儒家的老观点出发来攻击六朝文风。他的正面观点很陈腐，强调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而对于文学本身的特点，他也是不重视的，甚至发挥孔子的“游于艺”的观点，表现出轻视文学的见解。隋代人只强调政治教化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文学理论上没有建树。,真正在文论上有所建树的是唐代人。他们不是用陈腐的观点去反对形式主义，而是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文学的特点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不但取得了收效，而且他们的文论在后世也很有影响。唐代的文论家我们学习最重要两家，一个是盛唐的刘知几，一个是中唐时的韩愈、柳宗元。,刘知几史通中的文论见解,刘知几，字子玄，唐玄宗时曾参与编修国史，写了著名的史通。史通是一部史学著作，是讲写历史的方法。史通虽是一部论历史学法的书，但史通中相当一部分的见解，既是刘知几的史学观，也是他的文论见解。,首先，刘知几提倡真实性。史传散文讲实录，孔子的春秋“不虚美，不隐恶”。在文学理论上来看，就是主张反映事物要真实。刘知几在史通鉴识篇说：“历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他批评六朝时的历史家，在写历史的时候“大抵皆华多于质，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正因为六朝的历史家记事总追求对仗、骈俪，所以记事时也就失去了真实性。他举例说“假有辩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郦叟就是汉代的郦食其，曾以雄辩之才折服过刘邦。,周昌也是汉代人，是跟着刘邦走南闯北打天下的忠臣。这个人梗直，但缺乏口才，一着急就结巴。所以“吃若周昌”。史记直接写出了这个人结巴的语言，非常生动。,子羽是春秋郑国的大臣，经常出去当使节，所以也叫行人子羽。他很善于外交辞令。仲由是孔子的徒弟子路，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属于性格豪爽的。孔子提问题，他往往不假思索地回答。,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他们说话的风度、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历史家应该真实地写出他们的语气来。反之，如果象六朝时代的历史家那样，一律用骈俪的文字来写他们的语言，那就不得不“一概而书”，把他们的话写得完全相同，这样也就掩盖了人物真实的个性。,刘知几又主张写历史事件，在叙述的时候应当简练。他在叙事篇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为工者，以简要为主。”他批评六朝人写的历史废话太多。“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刘知几主张简练，也是针对六朝的骈偶风习提出来的。,刘知几于文章主张简要，并不是脱离内容表达单纯求简练，而是要作到“文约而事丰”。所以，他主张简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上的精练。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所以他提出“用晦”的主张。刘知几所谓“用晦”并不是晦涩，而是语言精练而含义深刻，内容丰富而完整。,刘知几在史通中举了用晦的具体例子。比如左传写楚王去巡视军队，对三军的感动只用了几个字：“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用几个字作了个生动贴切的比喻，把当时前线上的气氛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读来余味无穷。,刘知几又举了汉书的例子。汉书上说翟公这个人，原来做过廷尉，声势显赫，所以那个时候宾客盈门。后来罢了官，无权无势，所以家里冷冷清清。汉书也只用了几个字叫“翟公之门，可张雀罗”来说明这件事情。,刘知几说：“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从这些论述来看，刘知几的“用晦”，对于文学创作怎样把语言写得精练、含蓄、生动，确实是很重要的。,六朝作史不但有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倾向，在语言上还有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刘知几提出“言必近真”。什么时代就还他什么时代的语言，是有什么样性格的人物，就写出他什么样的语言。,刘知几举例子：北朝时有一个皇帝也是文盲，但是作史者写他过渭水时说：“此地宁复有吕望耶？”。法国有个大作家列那尔，他曾批评过一些作家对人物语言描写得不真实，说这些作家“文才太高了，竟把他自己的文才给了他笔下的农民”。作家描写人物语言，必须真实，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第二节唐代的文论（下）,唐代关于改革有一次有名的文学运动就是古文运动。所谓古文运动，是针对齐梁时代的骈偶风习，打着复兴古文的旗号来行改革文风之实，建立一种健康的新文风、新文体。这个运动的领袖就是韩愈、柳宗元。在韩柳之前曾有许多人提倡过古文。韩愈、柳宗元深通古文，懂得古文的规律，对浮靡的形式主义的攻击就有力。,一、韩愈的文论,韩愈，字退之，河南人。他在思想上是个正统的儒家，政治倾向比较比保守，但是他在文学上，由于他深通古文，所以在阐述他的文论中，虽然也从儒家的传统观点出发，但是他没有停止在这上面，而是深入到文学的内部规律。,1、提倡以文贯道,以文贯道是韩愈文论的基础。他认为作家写文章，而应该为了宣扬道，写文章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这里，韩愈所强调的“道”，是孔孟的儒家之道，他在思想上源于正统儒家，而且他以儒家的继承者自居。,韩愈认为魏晋以后，文章之所以走向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没有人从思想上继承孔子的道。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就是继承孔子、恢复孔子之道的人。但我们认为魏晋以后，正因为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所以才有文学的繁荣。至于后来形式主义的东西泛滥，决不是因为丢掉了儒家的道，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但是在文学的形式主义文风面前，韩愈宣扬的“文以贯道”，也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因为尽管他所谓的道是孔子的儒道，但是从韩愈认为学文者不能为文艺而文艺，应该表现一种思想，一种道理。这个从本质上说是对于单纯讲求形式不顾文章的内容的风气就是一种批判。,从“文以贯道”的见解出发，韩愈也就特别强调作家写作之前的思想修养。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必有诸于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正因为文章是一个人思想修养的表现，那么要写好的文章，就必须从加强本身的思想修养入手。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要写文章得“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2、提倡自由的散体文，反对骈俪,对于六朝的骈俪风习，从隋朝以来一直有人提出批评。但是收效不大，一方面是由于形式主义文风太强，一时无法煞住。隋代强烈抨击六朝文风的李谔，向皇帝要求以法律限制骈体的上书本身就是用骈文写的：“魏之三祖,更尚文辞,故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筐，唯是风云之状”。,另一方面，隋以来提倡古文，反对骈体文的人讲的道理都很浅，所以影响不大。还有一点就是唐初一百多年，天下太平，统治阶级为了润色宏业，也需要华丽的文体。那时朝廷取士，考试作文还是规定用骈体。,当时韩愈能不顾人们的冷眼、非议，坚持作古文。李汉在韩愈文集序中说他倡导古文的经过：“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习然随以定。”韩愈对骈俪文的攻击是激烈的。他自己不但坚持写古文，而且对别的写古文写得好的人也大力宣扬。,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就是散体文，他在答李翊书中讲作文章要气盛：“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从这里来看，韩愈是提倡句子长短不等，不片面追求对仗声律的散文。所以，韩愈虽然打的是恢复古文的旗号，实质上是改革当时文风，倡导自由散文的一种革新运动。,3、反对因袭，主张创新,韩愈虽然主张恢复古文，向古文看齐，但他所讲的学习古文，并不是抄袭古人，生吞活剥，而是学习古人的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师其意不师其辞”。他写文章的一个重要的信条就是“惟陈言之务去”。,但是韩愈所主张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他认为写作的自然境界是要在熟读前人的作品之后，把它们在自己的心中融会贯通，才能作到得心应手。在对前代遗产的继承上，韩愈全面地看到了前人的散文成就。除了六经之外，还主张学习百家之言，甚至学习老庄、楚辞、扬雄、司马相如的赋。所以韩愈的眼界比他前边的古文倡导者更广阔。,正因为韩愈能对古代遗产进行全面的继承。所以他才能更好的创新。清代的刘熙载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艺概文概中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继八代之成。惟善用古者，能变古”。,4、关于“不平则鸣”的见解,所谓“不平则鸣”是说作家心中有了不平时才写文章，这是韩愈在文学的创作根源上的一个进步的见解，明显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钟嵘的诗品中的观点的,并加以发挥。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又说，尽管万物不平时都能鸣，但老天要选择那些鸣得好的来鸣。所以他举出历代一些有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有发于心中的不平，是老天选择的善鸣者。这些善鸣者不是志满意得的王公贵人，而多是“羁旅草野”之士。,韩愈不但对文学有不平则鸣的观点，而且对艺术也是这个见解。比如论书法，韩愈在一篇送高闲上人序中说高闲上人是一个和尚，生活淡泊，不可能有深切的生活感受和不平的感情。所以他虽然表面上模仿张旭的书法，但是他没有张旭那样不平的思想感情，“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张旭也”。,总之，韩愈的“不平则鸣”的见解，把从司马迁以来的“发愤著书”的观点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没有毛病，比如他认为历代作家的命运和创作是出于天意的安排，这是儒家的天命论观点。但是他强调作家的不平，强调作品要喜欢不平的思想感情。这一点的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之后，后来宋朝的欧阳修又发挥了这个见解，以后很多人都提出这种见解。,二、柳宗元的文论,柳宗元字子厚，唐时河东人（今山西）。在政治属于改革派，一直不得志。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说：“文章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韩愈所讲的道偏重于儒家的道德，而柳宗元所讲的道比较偏重于社会现实。他解释道时说过：“辅时及物为道”。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重视文章的实际的政治功用的。讲文采。他说过：“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关于对过去文学遗产的继承学习，柳宗元也和韩愈一样，主张广泛涉猎，博采众长。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写文章要“参之谷粱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改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考其洁。此吾所谓旁推文道所以为文也”。,另外，柳宗元特别强调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也是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说自己的创作很谨慎：“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急心事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这对我们现在写文章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