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促进计划启动仪式发言稿.doc

文秘知识/会议发言稿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促进计划启动仪式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风险交流和社会共治，现在都成了食品安全领域的高频热词，二者结伴出行，更加引人注目，随时随地彰显重要性、必要性和特殊性。这是好事情，好开端，我就接着大家讲的继续讲，不少内容应该是许多专家观点的重复，只能理解为在万事开头难时，不同场合不同发言的重复，也是一种有效的交流。两年前的六月间，也就是XX年6月5日，在全国食品药品安全和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汪xx副总理提出食品安全需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之后的食品安全法中，“社会共治”也是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基本原则。关于共治的这一点已经达成广泛共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好办法新思路，可以理解为在新一届政府进行大刀阔斧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食品安全领域，小政府大社会，简政放权，培育社会主体活力的决心。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风险交流这个词。国际通行的食品风险分析框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部分组成。关于风险交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明确指出，“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顺理成章，是实施风险管理的先决条件，是正确理解风险和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社会共治和风险交流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得益彰的关系。先来看看共治和交流的主体问题，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和风险交流的主体是契合一致的，包括生产者，监管者，行业协会、公共媒体、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专家学者、商业保险机构等主体。风险交流先行一步，夯实社会共治的基础，在共识的前提下促进共治，所谓共，是劲往一个方向使，心往一个方向想，充分有效的交流才有可能形成积极的合力，共同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的落实，同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社会共治背景下的风险交流的重要性，各位在座专家学者都有过精彩论述，在这里不再赘述。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社会共治背景下风险交流面临的挑战。首先，毋庸讳言，如前所述，风险交流这个理念，在国外已经发端并实施了快半个世纪了，我们才刚刚起步，虽说有后发优势，但毕竟是刚刚开始。从理论层面看，我国关于风险交流的研究状况，依然停留在引进外国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当然，“拿来”是当下进步所必须的重要途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总比闭门造车来得更加快捷有效。借鉴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那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事半功倍。风险交流的“拿来主义”，我以为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与外界联系的一种体现形式，因为拿来的这个风险交流的理念，是世界潮流，是大势所趋，通过“拿来”，了解和跟随了世界食品安全发展的大方向和需求。在“拿来”之后如何对这个理论进行本土化的升级创新，这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把拿来的，消化升华成自己的东西，不能总是停留在鹦鹉学舌的层面。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的风险交流面临的困境，但缺乏有中国特色的风险交流的理论指导。理论的匮乏必定会带来方法的困惑，不过理论的匮乏是可以在理论工作者的埋头苦学之后迎头赶上的，缺了就补，缺哪补哪。千万里，我在追寻着你，到底你好在哪里？追寻是必须的，好也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如何把风险交流落到实处，实现社会共治，通过风险交流解决社会共治的需求，通过社会共治从而解决食品安全，这才是重中之重。说到风险交流的理论，常常因为理论两个字，就让人产生望而却步的紧张。但是今天我作为学院派来做这个发言，就还是多说点形而上吧。当风险交流的在场性、不确定性、价值性等特征，以及拿来主义的风险交流理论，和实践中的感知不相契合甚至是相互抵触时，理论无用的认识就是自然而然挡不住的了，紧接着就是实践与理论更加渐行渐远。一方面，可能在实践中对风险交流理论充满敬畏和怀疑，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特色纷繁复杂的风险交流的一团乱麻，无能为力，无助与焦虑都会陷入理论匮乏的困境 。其实，无非是有些水土不服，喝上几剂汤药，就有望药到病除。当然，这是对食品安全科研工作者的挑战，也是机遇，把握机会，痛下苦功，纸上谈兵要做足，低头向下看也不含糊，就能化危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