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蒸烤箱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范文）

泓域/智能蒸烤箱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智能蒸烤箱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xxx有限公司目录第一章 项目背景分析4一、 产业环境分析4二、 产业发展实施路径4三、 必要性分析8第二章 项目基本情况9一、 项目承办单位9二、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10三、 项目建设选址11四、 建筑物建设规模11五、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构成12六、 资金筹措方案12七、 项目预期经济效益规划目标12八、 项目建设进度规划13第三章 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15一、 股份公司的本质是社会资本15二、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19三、 原始的公司制度21四、 近代的公司制度23五、 苏联及东欧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25六、 传统理论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否定31七、 公司法的起源与发展36八、 中国公司法的历史与现状39九、 传统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弊端41十、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43第四章 SWOT分析说明44一、 优势分析（S）44二、 劣势分析（W）46三、 机会分析（O）46四、 威胁分析（T）47第五章 发展规划分析51一、 公司发展规划51二、 保障措施52第六章 风险评估55一、 项目风险分析55二、 项目风险对策57第七章 法人治理60一、 股东权利及义务60二、 董事67三、 高级管理人员72四、 监事74第一章 项目背景分析一、 产业环境分析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17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同口径翻一番；到2020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步提升。产业支撑更加有力。“三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传统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初步构建起支撑区域发展的产业新体系。城市品质更加优良。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城市综合功能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社会民生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就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二、 产业发展实施路径（一）“龙头+配套”，构建产业新协同坚持龙头企业带动，促进各类要素和政策向优势企业集中，形成一批具有规模效应、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支持家电龙头企业加大在我省的技术研发、投资规模、品牌推广、产品更新等力度。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品牌资产、渠道资源、技术研发等优势与中小企业建立紧密的协作配套关系，带动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引导家电配套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力度，重点突破关键技术、核心器件、先进制造工艺，提升配套水平，增加产业“粘性”，培育、打造一批在产业配套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角兽”、“单打冠军”、“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一批智慧装卸搬运、分拣包装、加工配送、售后服务等第三方服务企业。（二）“基地+集聚”，打造产业新集群加快以合肥为主体、芜湖和滁州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家电制造基地建设。依托中国家电协会、智能家居产业联盟等大力引导智能家电（居）及零部件企业向基地集聚，全面推进合肥、芜湖、滁州开展智能家电（居）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生产制造中心、物流交易中心、新型建材生产研发中心、总部基地建设。支持蚌埠、马鞍山、阜阳、六安、宣城等地为多节点的智能家电（居）产业基地建设，形成一批“大而优”、“小而专”智能家电（居）产业配套集群或产业园区，将安徽省打造成世界级智能家电（居）产业集群。（三）“平台+创新”，激发企业新动能加强与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联盟等深度合作，依托中国家电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及行业协会、联盟等深度合作，建立智能家电（居）创新中心，在关键共性技术、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等方面补短板，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家电产业链自主可控。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融合，在细分领域打造技术类别完备的创新平台，形成多方共赢的技术生态圈，增强技术、产品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积极引导家电（居）企业通过自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或应用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模式，满足个性化需求，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快实现从生产型制造向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转变。构建安徽省智能家电（居）公共服务创新平台和智能家居产业研究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服务体系，综合运用政策、规划、标准、资金等多种手段，实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为企业提供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赋能服务。通过AIIoT实现赋能倍增，打造1+N+X（1个平台，N：家电产品，X：其他行业）产品生态圈，带动家电与汽车、建材、服装、食品、医疗、文化、教育、娱乐、康养、物流等行业协同融合发展。如“家电+住宅”，发展全屋装配式科技住宅产业；“厨电+食材”，发展健康美食产业；“洗涤护理+衣物”，发展时尚服装产业等。发挥抖音等社交平台宣传互动作用，培育线上新品牌。线上、线下双轮驱动，推动“线下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线上远程个性化定制”等商业模式创新，打造新优势。（四）“品质+品牌”，提升安徽新形象深入实施家电（居）质量提升行动，全面推行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发挥标准带动引领，强化技术支撑作用，促进产品“质量合格”向“用户满意”提升。引导企业建立以质量为基础的品牌发展战略，鼓励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健全品牌培育专业化服务体系、宣贯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完善品牌培育成熟度评价机制。推动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做大做强本土品牌，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头部企业。发挥“精品安徽”央视宣传平台作用，加强品牌宣传推广，引领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促进企业加快质量升级。（五）“外引+内强”，推动产业新发展做好“引进来”。瞄准国际知名主机企业及核心技术的配套企业，引进到我省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制造基地；有针对性引进小家电生产及配套企业，推进高端智能家电和功能型生活电器快速发展。推动“走出去”。适应“双循环”发展格局，发挥“一带一路”平台作用，大力推进产品外销、商业和资本输出。引导企业建立若干个产业园区、跨境电商平台和海外仓，发展跨境物流，推动智能家电（居）产业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目标市场由非洲、东南亚向欧美等高端市场拓展，在深耕非洲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拉美、中东欧国家市场。（六）“人才+引智”，完善育才新机制通过“115”产业创新团队、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千人、万人计划等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带动产业发展的创新团队，打造一批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高端人才，谋划实施高端人才激励计划。通过“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师带高徒，培养、培育高技能人才和工匠人才。对标长三角人才政策，推动人才深度融合、跨界协调创新，促进高层次人才共享共用。坚持招商与招才并举，引资与引智并重，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一体推进的良好机制。三、 必要性分析（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第二章 项目基本情况一、 项目承办单位（一）项目承办单位名称xxx有限公司（二）项目联系人肖xx（三）项目建设单位概况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强调服务，一直秉承“追求客户最大满意度”的原则。多年来公司坚持不懈推进战略转型和管理变革，实现了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未来我司将继续以“客户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为原则，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对客户以诚相待，互动双赢。公司按照“布局合理、产业协同、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原则，加强规划引导，推动智慧集群建设，带动形成一批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信息化基础好、引导带动作用大的重点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集群对外合作交流，发挥产业集群在对外产能合作中的载体作用。通过建立企业跨区域交流合作机制，承担社会责任，营造和谐发展环境。展望未来，公司将围绕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梦想、责任、忠诚、一流”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围绕业务体系、管控体系和人才队伍体系重塑，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及业务模式的创新，加强团队能力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供应链管理平台。公司不断推动企业品牌建设，实施品牌战略，增强品牌意识，提升品牌管理能力，实现从产品服务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公司积极申报注册国家及本区域著名商标等，加强品牌策划与设计，丰富品牌内涵，不断提高自主品牌产品和服务市场份额。推进区域品牌建设，提高区域内企业影响力。二、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十三五”时期，我省围绕智能家电（居）产业布局不断加强“研、检、设、产”四方面建设的创新支持。目前，我省拥有合肥、滁州2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1家；拥有国家家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合肥）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安徽分院2家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拥有长虹美菱、荣事达、惠而浦3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6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为我省家电产业工业设计创新提供了强大支持；拥有国家级智能工厂1家，省级智能工厂6家，省级数字化车间10家；9家家电企业进入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一）长期的技术积累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公司已具备产品大批量生产的技术条件，并已获得了下游客户的普遍认可，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国家政策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规范产业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助推下，本产业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伴随着提质增效等长效机制政策的引导，本产业将进入持续健康发展的快车道，项目产品亦随之快速升级发展。三、 项目建设选址本期项目选址位于xx（以选址意见书为准），占地面积约44.00亩。项目拟定建设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规划电力、给排水、通讯等公用设施条件完备，非常适宜本期项目建设。四、 建筑物建设规模本期项目建筑面积49217.56，其中：主体工程31542.02，仓储工程7321.87，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4228.85，公共工程6124.82。五、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构成（一）项目总投资构成分析本期项目总投资包括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和流动资金。根据谨慎财务估算，项目总投资16443.04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3027.73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79.23%；建设期利息292.81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78%；流动资金3122.5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8.99%。（二）建设投资构成本期项目建设投资13027.73万元，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其中：工程费用11214.74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406.64万元，预备费406.35万元。六、 资金筹措方案本期项目总投资16443.04万元，其中申请银行长期贷款5975.79万元，其余部分由企业自筹。七、 项目预期经济效益规划目标（一）经济效益目标值（正常经营年份）1、营业收入（SP）：36500.00万元。2、综合总成本费用（TC）：27903.56万元。3、净利润（NP）：6298.71万元。（二）经济效益评价目标1、全部投资回收期（Pt）：5.19年。2、财务内部收益率：29.65%。3、财务净现值：11401.06万元。八、 项目建设进度规划本期项目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法规和实施指南要求进行建设，本期项目建设期限规划24个月。十四、项目综合评价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序号项目单位指标备注1占地面积29333.00约44.00亩1.1总建筑面积49217.56容积率1.681.2基底面积17893.13建筑系数61.00%1.3投资强度万元/亩291.102总投资万元16443.042.1建设投资万元13027.732.1.1工程费用万元11214.742.1.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万元1406.642.1.3预备费万元406.352.2建设期利息万元292.812.3流动资金万元3122.503资金筹措万元16443.043.1自筹资金万元10467.253.2银行贷款万元5975.794营业收入万元36500.00正常运营年份5总成本费用万元27903.566利润总额万元8398.287净利润万元6298.718所得税万元2099.579增值税万元1651.2710税金及附加万元198.1611纳税总额万元3949.0012工业增加值万元13065.0013盈亏平衡点万元12219.94产值14回收期年5.19含建设期24个月15财务内部收益率29.65%所得税后16财务净现值万元11401.06所得税后第三章 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一、 股份公司的本质是社会资本按照马克思自己拟定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将在资本论的“续篇”中用专门的一篇，即第一册资本第四篇股份资本，来研究股份制经济问题。这个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现行的资本论中，特别是在其第3卷第27章中，留下了关于股份公司的许多精彩论述。这些论述的核心问题，是提出了股份公司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并围绕这一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阐述。1.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在信用事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股份公司是合资经营的企业，需要向社会广泛地发行股份以募集资金。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是在债券、不动产抵押券、汇票等信用工具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最初的股票也是通过银行发行的。所以，没有信用事业的广泛发展，就不会出现股票，就没有股份制经济。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的：“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2.股份制促进了资本集中，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股份公司作为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促进了耗资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和大工程的兴建。他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在第3卷，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使“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3.股份制采取了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马克思指出，股份资本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股份制经济的性质，说明股份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组织形式，是联合经营的资本即社会资本，与此同时，私人企业也转变成社会化的企业。4.股份制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马克思说，“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他还指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5.股份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还会出现一些腐朽现象，表现出它的局限性。首先，股份公司的发展也“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其次，股票交易的投机性。“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经济的局限性还在于：“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6.股份公司是通向新的生产形式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的过渡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0“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后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续篇”中将要写的股份资本篇时，认为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7.恩格斯对股份公司的补充论述。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对股份公司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做了总的补充。他在第27章中插写的一段话中指出：一些新工业企业形式（如卡特尔、托拉斯）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三次方。这时，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联合成一个垄断组织。只要生产的发展程度允许，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危机，“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这些论述表明，股份制本质上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但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并不是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共有资本，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必将引起社会生产形式的变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股份制与私有制等同起来。因为：（1）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2）股份制是一种联合的资本，实际上是包容各种经济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二、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对公有制理论和股份制的经济性质所做的精辟论断。如止所述，马克思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资本进行研究的，但他已经说明股份制的本质是一种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将这一论述运用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生活，必然得出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可以采取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的结论。实际上，股份制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其中的股份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的，还可以是二者兼有。股份制本身不存在着“是公是私”、“姓社姓资”的问题，关键要看谁掌握着控股权。中央明确规定，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这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有些人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同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类比，认为无论如何操作，股份制改革最终是将一些国有企业的整体或部分产权改变为私人的股份。但是，只要这些国有资产是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的，就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里改变的只是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而且，国家还可以将这部分出售国有资产得到的资金，再投入国有经济应该加强的领域。所以，从个别企业来说股份制改革存在着“私有化”，过程，而从国有资产的总体来说并没有实行私有化。需要说明的是，钱德勒所讲的“现代企业”与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所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两者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我国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从企业的资本组织制度出发的，强调要由国有独资的形式改革为股本“多元化”的公司制；而钱德勒所讲的现代企业，主要是从企业的管理体制出发的，强调现代的大型企业应实行“多部门”.的企业管理模式。按照钱德勒的定义，一般的中小型的股份公司还称不上现代企业，只有少数大型公司特别是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才是典型的现代企业。显然，这与我国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所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是不相同的。我国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主要是指公司制，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此外，还可以包括股份合作制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三、 原始的公司制度股份公司制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时自由民凑钱集资创办实业，就实行了按出资份额分配收益的原则。政府也利用股份形式筹集财力和物力，以满足行政和战争的需要。在中世纪，还出现了同血族亲属共同继承、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家族式企业，所得利益按出资份额分配。后来，这种“家族营业集团”逐渐减弱家族色彩，加强其商人共同经营的性质，逐步发展成为无限责任公司。同时，一些“普通合伙”组织扩大规模，趋于稳定，也慢慢变成无限公司。这些组织都可以看做是股份制经济的萌芽。此外，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还盛行一种名为“康门达”的商事组织。它由资本家出资，由航海者贩售物资于海外。盈利时按出资额分配，亏损时航海者负无限责任，资本家负有限责任。这是一种二元制的“隐名合伙”，后来经法律确认为两合公司（法国1673年的商事敕令）。但是，在资本原始积累之前的这些合资企业，同近代规范的股份制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是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在组织上具有明显的合伙性；三是企业规模小，内部组织结构也不完善。现代的股份制经济产生于15世纪至16世纪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直接导致股份公司产生的，应是英、荷等国经过国王或议会特许成立的一批具有垄断权、从事国外贸易的海外公司。股份经济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是：（1）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个人资本不断膨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要求寻找新的筹资方式，以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新的生产领域；（2）当时海上运输、修筑铁路和公路、开凿运河、组建银行、开采大型矿井等事业迅猛发展，它们都需要巨额资金，个人难以承受，所以股份制首先在这些部门被采用；（3）资本主义信用特别是银行的发展，对股份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股票的很大一部分要通过银行发行，而且银行常常是股票的主要购买者；（4）18世纪出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也对股份制起了推动作用，机器制造等新兴产业需要巨额资金，所以一开始就采取了股份制形式；（5）当时各国政府不断颁布有关股份制度的法规，使股份制越来越规范，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但这时的股份公司还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这些股份公司大都由王室或政府特许批准，拥有许多封建特权，并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公司的法人地位和内部组织结构还很不完善；最初的股份公司主要从事海外贸易、运输业、采矿业等，现代工业还没有兴起。四、 近代的公司制度近代股份制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18世纪初英国“南海事件”的影响。1711年，英国首相罗伯特哈利接受投机家布朗特和巴特森的建议，特许他们组建南海公司，条件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接受政府的全部公债（约3100万英镑），政府每年付5%的利息，借以整理国债。南海公司承接公债的消息使得该股票飞涨，由126英镑飙升到2000多英英镑。南海公司股票升的示范效应，引发了英国兴办公司的热潮，各种莫名其妙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用铅炼金、发明永动机、打捞沉船等。人们见股票就买，不问其他，政府不得不颁布“禁止泡沫公司的条例”。此后股市大乱，股价狂跌，许多人倾家荡产，出现了“倒闭风”和“自杀风”，许多官员也因贪污受贿而进了牢房。南海事件后，官办公司开始走向衰败，民间自发产生的合股公司应运而生。合股公司是将两个合法的企业组织形式合伙制和信托制结合而成的，实际上类似于一种股份两合公司。这类公司刚刚产生，就遭到皇家的打击和摧残，但它却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直到1844年，英国政府才承认其法人地位；1856年颁布的联合股份公司法，又确认其可实行有限责任原则。这是股份制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法案，当时可能还无人能料到这种公司会在将来成为主导工商业的企业制度。德国于1892.年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使兼有无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二者优点的股份两合公司合法化，它立即受到广大投资者、特别是拥有雄厚实力的资本家的欢迎，一度成为公司制企业的主要形式。至此；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主要形式的公司都已出现。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股份制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具体表现为：（1）有关股份制的法规已基本完备。由于民间合股公司取得了法人地位和实行有限责任原则，打破了皇室特许公司的垄断经营，使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得以分离，也解决了合伙制中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风险。（2）股份制迅速由贸易、运输业向新兴工商业和金融业扩展。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工场手工业快速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促使股份制得到广泛发展。由于银行业要求资金雄厚，也纷纷采取了股份制，银行业在促进股份制的同时，首先使自己股份化了。（3）股票市场日臻完善和规范，成为资本的筹集与流动、资源有效配置、资本集中与重组的有力杠杆。（4）股份公司作为最完善、最先进的企业制度，在发达国家中已居于统治地位。五、 苏联及东欧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不足、运转不灵、效益不佳，迫使苏联及东欧国家先后进行了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在探讨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苏联及东欧的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探索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一）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理论，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它产生于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所以计划经济是无效率的。针对这种观点，兰格等经济学家进行了系统的反驳。他在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模拟市场“试错法”.的基础上，于1937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形成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是通过市场竞争的“试错法”实现的，价格的波动最终使供求均衡。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劳动力是属于个人的，应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其价格也不能由市场决定，但可以由中央机构根据“试错法”模拟市场来确定。其过程是：（1）计划机构先给出生产资料的一个“计算价格”；（2）如果这种价格与供求关系不符，则会出现供求差额；（3）计划机构按照“错了再试”的原则，重新制定价格，最终使供求平衡。兰格指出，由于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了解比私人企业要广泛得多，所以，通过“试错法”实现的均衡比市场调节要快得多。兰格模式的影响虽然十分深远，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1）价格的决定过程非常复杂，由于受信息条件的制约，中央计划机构试图模拟市场确定数千万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根本不可能的；（2）兰格模式中缺乏激励机制，它要求企业完全遵守投入要素组合成本最小化和产出规模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两条行为规则是不现实的；（3）兰格模式中缺乏竞争机制，而没有竞争是不可能实现均衡价格的，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二）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在苏联及东欧国家中，将国有经济改革与市场机制结合得最早、也是最有特色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理论界的探索主要集中于社会所有制上，其主要理论支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他们经常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只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人民的，但只要全面的经济规划任务仍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就会逐步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劳动群众之上的官僚机器。南斯拉夫所追求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社会所有制。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卡德尔指出：“这种公有制既是全体工人的共同阶级所有制，同时又是任何从事劳动的个体所有制的形式。”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把企业交给劳动者集体直接管理和支配。但是，任何人对这些生产资料都不拥有任何所有权，自治的社会所有制不是集体或集团所有制，更不是私人所有制。从1955年开始，南斯拉夫逐步建立起自由商品经济，生产资料和其他产品一样可以自由交易。这样，投资、生产、分配等活动均由市场调节，最终形成了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由此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改革的特点是“新的探索受制于原有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由于南斯拉夫率先改革了国家所有制，大胆引进了市场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自治制度产权关系模糊不清，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自治”按照生产本身不可抗拒的逻辑，不知不觉地逐步演化为变相的集体所有制，再加上自由商品经济的无序发展，最终使经济运行陷入混乱之中。（三）布鲁斯的分权模式布鲁斯是波兰的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60年代针对兰格模式的缺陷，提出了国家通过市场引导企业决策，实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分权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宏观决策由国家掌握，微观经济决策则由企业在市场的调节下独立进行。分权模式的提出，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布鲁斯认为，社会所有制不同于一般的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依国家的性质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他指出：“所谓所有制，意味着所有制的对象由所有者为了他的利益（广义的）而加以处置。因此，要使所有制是社会的，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标准：即对所有制的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并且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第一个条件的保证。社会实际支配生产资料，是指工人阶级实际上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决策。因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本标准就是民主主义的标准。布鲁斯强调，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必须克服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化，不断地现实地去扩大社会对于一些级别上的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并且发展一些生活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自治。为此，就应建立分权模式，以减少权力集中，增加企业和地方单位的独立性。布鲁斯不主张彻底否定国家所有制，认为国有化是实现社会化的通道，其具体途径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民主化。他不同意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认为这会导致集团所有制。应当指出，在布鲁斯的模式中，实际上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他认为投资应由中央政府分配，而不受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他主张由国家决定价格、工资和利率，而不是由企业决定。总之，布鲁斯模式毕竟是60年代的产物，难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四）锡克的集体所有制理论和计划市场模式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经济学家，60年代曾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和副总理，对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很大。锡克对传统的国家所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国有制不能克服生产领域中扩大资本与增加工资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企业与职工之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疏远，造成了企业领导的官僚化。职工无权参与企业的管理，不能直接参与企业成果的分配，他们自然不会关心资本的扩大。只有通过南斯拉夫式的集体所有制，才能解决这一矛盾。但是，锡克所说的集体所有制，与我国的集体经济并不完全一样。这种所有制要使每个职工都成为企业的共同占有者，都得到代表一定的资本份额的证券；并能获得相应的利润分红或新增证券的权利。职工退休，他就不再享有得到新证券的权利，但仍可取得原有证券所分得的利润。职工死亡，证券自动收回。可见，锡克所设想的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所有制，它类似于股份所有制，但证券又不可以转让。在这种所有制下，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取消，它除了决定资本份额以外，还要给予股份所有制一定的限制。这些国家除了拥有税收手段（累进制财产税、所得税等）以外，还可以用法律形式规定支付分成的最高利润份额。要对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意味着绝对的保护和安全，也意味着家长式的干预和管束。因此，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是十分艰巨的，甚至认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若搞不好，会集中了二者的缺点。后来，东欧政局剧变之后，他在走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把这种改革的艰巨性极端化了，重申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宣扬的观点，即只有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合理的。所不同的是，他论述了怎样走经济自由之路，认为父爱主义、软约束及短缺问题，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是没有出路的。显然，科尔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样，东欧的学者们从模拟市场开始，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得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论。然而，与东欧学者丰富多彩的理论模式相比，除南斯拉夫外，其他国家的改革实践显得迟缓而缺乏生气。改革的决策者们在两个至关重要的难题面前退却了：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适当发展非国有经济以促进国有经济的改革。他们始终不敢打开这两道关键的闸门，担心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自我扩张力，会冲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切堤坝，造成无人能够驾驭的混乱局面。同时，他们也没有找到国有企业与市场兼容的有效形式。而这些关键性的难题正在被中国的改革慢慢地解开。六、 传统理论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否定（一）西方经济理论对公有制的排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如何兼容，是决定国有经济改革方向的前提。然而，传统的经济理论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明确予以否定。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公共产权不能实现配置效率的角度，否定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认为私人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角度，排除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者的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坚守这样一个信条，认为私人是财产的最好监护人，私人产权比其他产权安排更有效。此后，不仅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基础的观点为所有西方学者普遍接受，而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被录入所有西方国家的宪法。现代产权经济学在论述“社团产权”（与我们所说的公有产权有同样的内容）时指出：“由于社团产权在社团内部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种产权常常给资源的利用带来外部影响。空气是公有的，结果个人并不对排放有害的气体负责，造成污染。另外，也会造成过多的人使用资源的拥挤现象。”0为了说明私人产权比公共产权更有效，他们常常列举“公地的悲剧”的命题。假定有块公共所有的草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公地上放牧。由于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在该地上放牧的成本为零，根据需求曲线所表示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比的关系，对牧场的需求将尽可能地扩大，草场上拥挤的牲畜将导致过度放牧和土地资源的破坏。“这个结论像一个希腊悲剧一样，按照一个无情的逻辑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公地的悲剧”在现实中的实例是很多的，如原始森林的过度采伐，海洋里鲸鱼被滥捕等。而相反，如果在公地上可以设置私人产权，则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对美国沿大西洋和墨西哥海岸的牡蛎养殖场的研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证明私人产权比公有产权效率高的一个有趣例证。美国的一些州规定，在水下的牡蛎属于公产，任何人不得排斥他人捕捞；另一些州则规定，私人可以向州租用水下区域，获得排他性的养殖权和部分转让权。这样，就可以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比较公有产权与私人产权的效率。结果发现，确定了私人产权的州，牡蛎养殖者的平均收入比原先要高出50%。也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对公有产权的谴责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导致“公地的悲剧”的原因是自由使用，所以，只要国家和政府对公地的市场约束加以限制，就能防止悲剧的发生。例如，国家公园是公共所有的，但需要付费才能进入，并对游客做了种种制约，“公地的悲剧”也就没有在国家公园内发生。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国有经济只应进入那些私人企业无法进入或不愿进入的行业，如公用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国防工业、航天工业等，以弥补“市场缺陷”。总之，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是从效率的角度否定公有产权，否定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但是，这些观点与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毕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国有经济。（二）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反市场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存在商品经济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按照他们的分析，商品经济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商品交换的实质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因此，当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私有制被公有制代替以后，商品市场就自然消亡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论证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必然性之外，还对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意义做了高度的评价。他们把计划对市场的替代，同消除人的异化、实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人类从动物界向真正人类历史的飞跃联系起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消亡的理论，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他们比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者都更深刻、更敏锐，也更早地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认识到了在全社会进行计划调节的必然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市场文明的批判至今发人深省。但遗憾的是，他们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没有能够得出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现实的构想来。他们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许多严重弊病，如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等，过早地得出了商品经济就要消亡的结论，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人的自觉性和计划调节的能力。此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就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被沿袭下来，消灭商品经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的生产便被描述为一家集中管理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大工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工厂式的社会生产做了非常有名的说明：“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由斯大林完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是这一时期确立的。其基本特征是：（1）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2）金字塔式的阶层组织机构和射线式的垂直管理体制；（3）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指令性计划；（4）以实物管理为主的计划编制和经济核算；（5）在国有经济内部，货币的作用处于被动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商品货币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很小，但它毕竟被保留下来了。七、 公司法的起源与发展（一）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与作用公司法是规定公司的设立、组织、活动与终止的法律规范。公司法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法指以单行的法律法规形式存在的有关法律；广义的公司法还包括上述法律之外的其他有关法律。公司作为一种社会集资设立的企业，它的活动对社会公众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较大，因而公司法的强行规范较多。公司法的调整对象，是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以及它们的具体权利与义务。包括：（1）国家对公司的经济管理关系，简称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如公司的设立审批登记、股票发行与上市的审批程序、确定公司会计准则与财务报告格式、公司的清算与终止程序等。（2）公司内部关系。这是指公司发起人之间、发起人同其他股东之间、公司管理人员同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建制等一些重要原则问题。（3）公司对外经济关系。这是指公司与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外经济关系的范围很广，其中，与一般企业相同的对外关系，国家已有相关的法规作出规范，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这里所指的是公司特殊的对外经济关系，如公司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股东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公司同认股人之间的关系、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等。公司法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起着对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调节的作用。首先，公司法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通过命令、禁止、允许和提倡等方式，使人们在公司的设立、组织与经营活动中行为规范化。其次，公司法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调整与公司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保障公司和其他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二）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的沿革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的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特许阶段。19世纪以前，西方各国基本上没有统一的一般性的公司法，公司的设立都经由皇室或议会特许，发给一些组织特许证，然后便可组建公司。皇室的特许证上盖有国玺，规定了公司的性质和权利，以及股东的责任范围。国会也可以通过特许法案允许设立公司，这些公司大多与公用事业有关。（2）一般性公司法阶段。自19世纪开始，西方各国陆续制定一般性公司法。原来在国会颁布的各种特别公司法令中，本已包含了许多普遍适用于所有公司的一般性规则，这为制定一般性公司法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于1844年制定联合股份公司法，允许不按特许方式组织，而通过注册方式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但股东要对债务负无限责任。1856年，确定了这类股份公司的有限责任原则，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此后，英国的公司法又频繁修改。法国于1867年颁布了单行的公司法。德国于1892年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法（实际上是关于两合公司的法规）。（3）公司法内容的更新与国际化。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司制度迅速普及并向国际化发展。各国公司法适应这种变化，在立法内容上不断更新，并加强了国际化的趋势。例如，公司法的内容更加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各国公司法的条款越来越朝着统一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八、 中国公司法的历史与现状（一）旧中国的公司立法中国最早的公司法是清末光绪年（1903年）颁布的公司律。它共有131条，对合资公司（相当于无限公司）、合资有限公司（相当于两合公司）、股份公司（相当于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相当于股份两合公司）分别做了规定。辛亥革命后，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公司条例，也是规定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四种公司。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公司法，这是中国现代一部比较完整的公司法，是台湾地区现行公司法的基础。1940年又制定了第一个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立法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了前面所提到的五种公司形式。1954年又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但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传统的私营公司和公私合营公司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内地消失了。从1961年开始，按行业组建了一些专业性生产公司和销售公司。1964年，在工业、交通系统试办托拉斯联合公司，但这些公司基本上是公有的“行政性公司”。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公司更是大量涌现。到80年代中期，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地进行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与此同时，我国开始了部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自1992年5月15日起，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单位陆续须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等15个文件，股份制改革随即在我国掀起热潮。1993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股份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总结我国公司制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05年10月，新的公司法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修订通过，并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三）我国公司法的立法体系我国新的公司法分13章219条，全面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两种公司的设立、组织与活动的有关问题。我国公司法采取了“总一分一总”的结构方式。第一章为总则，规定立法宗旨、公司定义、公司法律地位、管理体制、活动原则等基本问题，以及关于公司的设立、名称、投资等各种公司通用的法律制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股权转让、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做出规定；第六章至第十章共五章，分别对两种公司形式通用的公司高管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债券、财务和会计、合并与分立、公司解散和清算等问题做出规定；第十一章规定的是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第十二章讲的是公司运作中涉及的法律责任，第十三章是附则。这种结构既突出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出规定，又避免了条文上的重复。九、 传统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弊端我国传统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于“一五”时期。由于当时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资金、技术力量和经验的不足，对重点项目实行集中管理。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业项目建设，而地方政府除了积极支援国家在当地的重点项目外，主要是管理农业，抓农业合作化、稳定物价和人民生活。由于建设项目是以中央各部门“条条”管理为主，投产后也由中央管辖，这就为此后的“政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