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拍”中的商人形象研究 汉语言文学专业

目录“三言”“两拍”中的商人形象研究1一、作者及作品介绍2（一）作者简介2（二）作品概述3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刻画3（一）商人形象的类别31.重利轻义商人32.重义轻利型商人43.入仕型商人5（二）商人形象的时代特征51.传统的经商美德52.大胆的冒险精神63.精明的经营手段64.诚信的经营思想7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创新原因7（一）商品经济的发展7（二）士商互渗的出现8（三）商人地位的提高9四、“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刻画的意义9（一）突破固有观念9（二）文学教化功能9五、总结10“三言”“两拍”中的商人形象研究摘要：“三言”“二拍”作为我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杰出代表，收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民间传说，戏曲等一系列文学作品，生动的刻画了当时的风土人情，着眼于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三言”“二拍”市井生活描写中，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对当时商人以及商业活动进行了刻画，真实的再现了当时商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塑造了一批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因此 “三言”“两拍”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还为研究宋元明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材料。因此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将着眼于“三言”“二拍”刻画的商人形象，对小说中刻画的商人形象特征进行分析，并分析这一现象出现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而探究小说写作的社会历史意义。通过此研究，笔者不仅希望能够加深自身对于“三言”“二拍”的理解与研究，同时也希望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进而对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研究。引言在中国古代，商业活动的出现与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的商业活动是从“物物交换”发展而来。早在秦汉之初，就已经出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郭自叶, 沈建东. “天下熙熙,天下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苏州地区的财神信仰J. 神州民俗:学术版, 2011(2):29-32.的一片商业繁荣的景象；而唐宋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又一经济发展高峰，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商业资本的扩大与纸币的出现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开展，富商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到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已成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的不断变迁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从西汉司马迁为商贾立传，到“三言”、“二拍”中大幅描写商人经营活动与商贩形象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商人的形象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中“三言”以宋元到明初为界，主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市井生活现状，商人形象也多以小商小贩为主；“二拍”则以明代中后期的富商巨贾作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叙述相应的致富历程以及商业经营活动的开展，为学界研究当时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现状及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总的来说“三言”“二拍”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与史学价值。这一系列小说通过将商贾作为描写对象，生动地再现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宋元明时代独树一帜的经商热潮，因此研究小说中的商业精神对分析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变迁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学界对作品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研究主要关注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及商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作用，着眼于小说中的商业因素从而分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相关分析较少，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索明代商业元素的介入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人物形象表现所蕴含的社会现实意义，笔者将以“三言”“二拍”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通过与宋元话本的配角形象相对比，探讨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与原因，来进一步对小说中的形象塑造与社会内涵展开研究。因此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现有对“三言”“二拍”的理论研究。同时通过将商人形象作为分析对象，来进一步探索小说创作中所蕴含的商业文化因素，以这一系列丰富详实的史料来了解当时商人的精神风貌和商业发展情况。一、作者及作品介绍（一）作者简介“三言”作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江苏长州人，明代著名剧作家、通俗学者。他年少时就颇具才情，博学多识，为人自由不羁，不受教条所束缚。48岁时，因言论得罪上司，被贬回乡，而后又遭受阉党迫害，仕途不济。然而政治命运的曲折为他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泉与动力，在缇骑横行期间，冯梦龙完成了“三言”的编撰和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一系列书目的评撰。而后在其56岁时取得贡生资格，七年后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十一年告老还乡。晚年余生仍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和戏曲编撰工作。“二拍”作者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浙江乌程人，明末著名文学家、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凌濛初生于官宦之家，特殊的家庭环境对其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塑造了他思想中正统的一面，即牢固的君臣思想。凌濛初天资聪颖，从小就展露出极不平凡的文学才气。二十三岁时其与冯梦祯合评东坡禅喜集。26岁时，第一部著作后汉书纂评面世。虽然在文学上具有极大的造诣，然而与冯梦龙一样，凌濛初的仕途命运也颇为不顺。而与官宦生涯的失之交臂也让他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社会群体，充分体验了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平凡大众的喜怒哀乐，而这一段经历无疑也为其后续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源泉。1632年，凌濛初正式开始二刻拍案惊奇的创作。65岁时最终因不敌李自成叛军呕血而死。（二）作品概述“三言”主要是指冯梦龙所创作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本小说，每集四十篇，共有3集。“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涵盖内容丰富，无论是文学旧本还是民俗故事，都在冯梦龙的笔下进行了重新的编撰，囊括了旧本的集合和新作品的创作。开创了我国短篇小说由文人整理编撰到文人独立创作的写作历程。“三言”取材广泛，展现出当时中国古代新旧交替之间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冲突，商业经济的发展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思想的表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展现出新兴市民文化发展的现状。“三言”中的那些优秀作品，通过曲折细致的情节刻画与生动形象的人物描写，为读者展现出宋元明时代下社会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总的来说，“三言”是宋元明三代经典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合，它的面世开创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创作的新局面。“二拍”是凌濛初独立创作的话本专书，每集40卷，共2集。实际共收短篇小说七十八篇。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进入个人创作的转折点。“二拍”较之“三言”而言，表现内容更富有平民化色彩，更加真实地展现出当时我国城市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与思想特征，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特点与人文风貌。在“二拍”的内容表现中，突出地反映了作者反抗封建伦理，争取个性自由的写作内涵。通过写实性的表达手法，深刻地展现出了明代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日常社会的变迁，描绘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中肯定了商业意识，并宣扬个人自由与生存权利，体现出在新时代下具有创新色彩的价值观念，传达出作者对于个性与思想的尊重。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刻画（一）商人形象的类别1.重利轻义商人明朝是社会发生转折的时代，封建社会开始逐渐产生新的社会发展动力，商业经济也逐渐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而商业化的到来与商人地位的提高，以商人为表现主题的商贾小说也逐渐面世。“三言”、“二拍”正是一部成功的商贾题材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商人形象进行了适当的创新与发展。由于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商业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人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发生着改观，对于名与利的看重让商人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分化，唯利是图、虚假欺诈的商业思想也开始盛行，而这一社会现象也在“三言”“二拍”中具有深刻的表现。“二拍”中商人的经商策略是“太珊火出，愿为奸商”。由于商业活动的不断积累，他们家底丰厚，经营规模庞大，但是仍以霸道作为主要的经营手段，以欺诈、诱惑去拉拢顾客，用行贿去勾结官府。例如在苏知县罗衫再合叫徐能的私商，本就不以正经渠道经商，经常干些偷鸡摸狗之事，他经常集合一批“水子”，装载客人的过程中，看见有些油水便产生贪心图财害命。 李丽霞. 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的人物形象分析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4):31-32.甚至在苏知县赴任途中毫无人性的将苏知县家财劫尽，致使苏家妻离子散。这种谋财害命的行为仍被冠以“经商”的美誉，可以看出唯利是图的心理已经完全影响了商人的经营行为。而又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箍桶匠张公，见人昏迷不醒时不去营救反而对其身边的画眉鸟起了歹心，一时“见财起意，穷极计生”苏传波.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12.，向趁人之危盗取画眉鸟。甚至在盗鸟被阻时，“一不做，二不休”为了掩人耳目直接将沈秀杀死。可以看出，商人追求名利的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过分的贪婪与自私无疑突破了道德界限，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2.重义轻利型商人除表现传统重利轻义型商人之外，“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也与传统的小说形象具有一定的差异，重情重义的商人也成为小说中重要的描写对象。在长期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下，商人的社会形象一直都被设定为是唯利是图之人，自私无情。到那时，在“三言”“二拍”这一形象却发生了改变。”三言”中的商人仍然将儒家思想作为经商根本，强调经常的“义”，重视商业信誉与商业伦理。他们遵守商业道德，采用“迁直之计”，为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的贾昌，早年被人诬陷，后经石知县查明将其释放。当石知县不幸因事获罪，“郁成一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著落牙婆官卖，取价偿官”冯梦龙, 杨桐. 醒世恒言M. 崇文书局, 2015.。贾昌听说此事，不仅将其好生埋葬并将石姓小姐和养娘赎身后带回自家，并授予宾客之礼。同样，无论是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将失银的归还、刘小官雌雄兄弟刘公的乐善好施、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程元玉的慷慨相助，还是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李秀卿与黄善聪的以诚相待、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文若虚的重视诺言与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张金不贪小利。这一系列生动而形象的商人形象，都是在传统商人形象中所不曾展现的一面，他们都能从信与利之间做出正确的取舍，坚守经商道德规范，是商业经济发展下商人形象的杰出典范。3.入仕型商人由于受到传统“士农工商”价值思想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带动了商人群体数量的增大，然而传统官本位的思想也让一批商人走向了入仕之路。在“三言”“二拍”中刻画了一系列渴望为官的商人形象，高赞、郭七郎、张权等都在之列。由于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环境与“学而优则仕”思想统治下，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无疑是引发商人入仕心理的根本原因，金钱财富的积累并无法带给这些富商们以安全感，因此一旦经商致富，这些商人便利用多种途径进入政治领域。从小说中也可见一斑，其中在婚姻缔结和后代教育上都有一定的体现。很多商人为了获得政治依靠，因此在为子女择偶时，都倾向于与入仕之人永结同好。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富商高赞，选择“饱读诗书，广知今古”的钱秀才作为自己的女婿，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张廷秀岳父，将“勤谨读书”的张廷秀选为女儿的丈夫。又如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徽州商人，宁肯“反赔嫁妆”都宁愿将义女嫁作韩侍郎偏房。而除了婚姻缔结，在后代教育上也可以看出商人对于为官的重视，如张廷秀逃生救父张权力求将自己孩子送入学堂接受教育；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办义学，教“众小儿在内读书”。同时买官制度的盛行也为众多商人提供了入仕的可能。如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郭七郎当听人说起“纳了些银子，就有官做”王桂清. 从“三言”“二拍”中商人入仕途径看商人的官本位意识情结J. 北方论丛, 2004(2):24-27.时，用五千两换来刺史之位倒也成为官场一员。总的来说，无论是通过婚嫁、教育甚至是买官制度进入官场，这些商人本质目的仍然在于获得政治权力，这一社会现象不仅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反映，同时也凝聚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二）商人形象的时代特征1.传统的经商美德在众多重义轻利的商人形象的塑造中，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是这一群体都坚守传统的经商美德，坚持诚信、乐善好施，这也是在小说的商人形象塑造中体现创新的特点。经商的本质目的是盈利，但是经商这一行为也需要遵守一定的道德秩序。中国儒家思想强调“诚信”、“友爱”，这一传统理念也深刻体现了经商之道中。笔者发现，在“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塑造中，作者在字里行间传达出对于符合传统儒家道德原则的“买卖公平”、“诚实守信”及“不发不义之财”的商业美德的认同，因此在小说中恪守这一道德规范的商人往往拥有好的结局。例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的文若虚在了解大龟壳的真正价值后，对于与波斯商5万银的交易结果并没有感到反悔，甚至以理服人，平息众怒。而文若虚的这一行为也暗示了其日后获得巨大财富的根源，正是因为“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赵雪艳. 三言二拍中反面商人形象及其劝诫意义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 29(4):102-105.而卖油郎独占花魁卖油郎秦重，经商为人厚道，从不缺斤少量，而这也让其受到了顾客的欢迎。从这些商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其遵循了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下的道义，因此为其后来生意的兴旺做下了铺垫。在“三言”“二拍”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于传统道义美德的赞赏，同时在一系列作品中还将仗义疏财，义不生财，惜老怜贫等富有传统道德观的个人品行作为商业道德的构成要素，同时小说中的商人们也因为具有这些优秀品质而获得好的结局。2.大胆的冒险精神在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商人的经商美德，同时胆识与行动力也成为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小说中，两位作者也对这一精神表示了肯定。由于受到“重义轻利”等传统商业观的影响，因此往往有许多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会且接受伦理规则的过分约束。因此，在实际的经商行为中也提倡安份知足，反对“经风涛之险”来获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经商观念也在实践的发展中与文化的交流中逐渐进行创新，因此在“三言”“二拍”中的不少作品，也反映了当时商人所具有的大胆冒险意识，暗示了后续的成功。乌将军一饭必酬的杨氏便是一位极具冒险意识的女性商人。当侄儿王生头两次经商都路遇劫匪因而不愿外出时，杨氏数次规劝“我的儿，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凌朦初. 二刻拍案惊奇M.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5.因而才促成了王生的第三次经商，最终获得巨大财富。从后来王生的经商成功可以看出，经商活动并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经商者拥有坚毅的意识以及勇于尝试的冒险精神。也正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汪信独自进入商业圈，仅凭着一腔热血聪明的头脑苦心经营大胆创新，没过多久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又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文若虚，若是因出海经商而担心“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风险而毅然拒绝出海经商。那么他也无法用一两银子换取数百倍的回报，更不要说在荒凉之地中发现极其珍贵的龟龙壳了。因此从这一系列商人获得成功的事实可以看出：若是想通过经商来获取到巨额的财富，那么仅仅靠本分经营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勇于尝试和大胆冒险也是成功经营的必备要素。虽然这一精神从本质上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生活理念相违背，但是商业经济的发展也让这一勇于开创的时代精神得以迸发，成为当时商贩的需求与渴望。3.精明的经营手段精明的商业经营手段也称为成功的商业经营中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仅要学会察言观色还要学会审时度势，以便获得顾客的喜爱与好感。在崇尚诚信与义气的传统社会下，使用必要的经营手段通常会被人看作是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表现，然而“三言”“二拍”中展现出当时的商贩在商业经营中所使用的手段，作者却对这一行为表现出了赞赏与认同，这也无疑是当时时代下为促进商业发展所兴起的时代潮流。“二拍”中的商人不仅在长期的市场经营中掌握了供求关系规律，同时还知晓各地人文习俗与风土人情，灵活运用政府制度法令，熟练把握各种经商技巧，这一优势也为众多的商人在经营活动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文若虚正是因为懂得顾客的好奇心理，才用仅一两银子的“洞庭红橘换来了八百多两银子。他在买卖中的成功也透露出作为一个商人，随机应变与审时度势的重要性。因此也正是文若虚准确抓住机遇，通过察言观色把握对方心理，才让他的交易越发顺利，获得成功。徐老仆义愤成家阿寄贩漆又通过求异的方法，在众人都去往远处贩卖时仍然一人贩到近处，进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作者对这些巧用经营手段的商贩获利结局的书写可以发现，在当时仍受封建思想统治的时代下，作者仍然对这种极富先进意识的商业经营手段表示认可，证明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倾向与时代潮流。4.诚信的经营思想诚信作为立商之本，在数千年来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关系到商人是否能够获利。在经营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老实本分，顾客也就会自然上门，这也正所谓的谋财之道，只顾眼前的利益终究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父子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诚信经营、老实本分，才能“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已多数倍”。赵蔚.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 2005, 18(5):43-48.诚信是最好的商业的工具，在商业活动千百年的发展中，诚信作为经商的前提和基础，成为合作的前提和保障，这是经过无数次经商实践所得来的真理，而在“三言”“二拍”中，也可以真实的看到诚信在经商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老实憨厚，在别人家做工“赤心忠良，并无一毫私蓄”，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甚至在离开朱十老家后生意仍然只增不减。诚信不但可以作为一种人格品质，同时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其也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诚信能够收获人心，进而收获利润。无论是小说中的刘德父子还是秦重，正是因为遵守交易之中的守信规则，老实经营，最终不仅赢得了市场，同样还收获了顾客的信任与尊重，而随着一传十十传百的名声传递，也使得生意越来越好。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创新原因（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发展随之也带动政治与文化的变迁，进而对市民的思想与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统治思想，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贱商”的思想理念一直保留在人们心中，并对后续商业活动的发展与规模的扩大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商业经济逐渐开始发展盛行，因此人们的经济观念也逐渐发生转变。因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创新根源正是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明代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与不断拓展的商业流通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经商致富，这也进一步带动了从商人数的增多，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弃农从商”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这无疑导致了我国农业人口数量的下降，然而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升。时代的变迁无疑也让文人开始转变对商业经营的原有看法，一系列以商人为题材的小说也逐渐面世，而“三言”“二拍”的出现无疑也是受到这一股风潮的影响，在书中冯梦龙和凌濛初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商人经营。靠运气发财、行善经商、苦心经营、大胆出海等一系列多元化商业经营活动的描写正是当时社会商业活动开展的真实现状。有千千万万个如文若虚、程宰纷纷进入这场商业潮流之中，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总的来说，“三言”“二拍”这两部小说中对商业经营活动的细致刻画，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坛上绝无仅有的，也正是依托于商业经济发展的优势，明代商人多面化的形象与精英活动为“三言”“二拍”的文学描写提供了资源，这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刻画也正是当时商业背景下的鲜明写照。（二）士商互渗的出现在传统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经商这一活动仍然受到政府的严加看管，“贱商”、“抑商”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到明代中叶商人的形象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在“三言”“二拍”中不仅揭示了商人经济活动的繁荣场面，同时还刻画了当时社会中出现的士商互渗的新现象，突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对于商人与文人形象的刻板描写印象。总体而言，当时社会上的士、商相互渗透主要表现在生活、婚恋等各个层面上。在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科举不再是成功的唯一路径，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经商而获得财富，因而经商的人数相比以往朝代而言有较大的提升；同时，由于受到官本位意思的影响，名利双收的商人仍然希望通过仕途来获得权力，因此商人为官的现象也有显著增多。因此，可以言之，士人经商与商人入仕的现象在明代十分普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形式仍然让社会风气倾向于入仕，因此对于商人家庭而言，更多的是希望子孙今后能够入仕考取功名。同时，正如前文所述，自宋代后对于仕宦制度的调整，使得大批富贾商户的子弟能够通过“捐官”“买官”等方式加入原本文士出身的监生行列，突破了以往商人与士子无缘的界限。而这也是在商业经济发展下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商人向官场流动，也在无形之中打破了传统的“四民”格局。士与商之间不再具有明确的界限，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士”“商”之间的交流互动。一方面，士人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官场生涯，开始进入市井生活，适应了民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也让商人的形象得以改观，形成了极具商业特色的经商风度。无论是滕大尹鬼断家私出身文士却见钱眼开的官僚滕大尹还是在俞仲举题诗与上皇中诈钱撒泼不交房租的书生俞仲举，传统士人形象已经出现在市民阶层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书生也开始流露出人性的丑恶一面。同时在明代社会，文士垂青商女与仕女下嫁商门的婚恋现象也逐渐普遍。士商互渗现象的逐渐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归功于“士”“商”之间的通婚，门当户对观念的消逝让文士垂青商女、仕宦人家的女儿嫁作商人妻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不仅是商人与官员之间关于经济利益与政治力量的权衡，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反映。（三）商人地位的提高 经济上，自宋代以后，全国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新时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与沿海城市的商业繁荣让商人群体的力量逐渐得到加强。同时在文化思想上，一批反封建的思想家也开始提倡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同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让传统的生产力发展形式有了巨大的变革，小农经济的发展已不再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弃农经商屡见不鲜，商人也逐渐开始拥有正常的社会地位。同时科举考试门槛的放宽让越来越多的商人也开始有机会步入仕途，这无疑让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同时随着商业发展对社会生产力提升所起的巨大作用。传统重农抑商的社会观念也逐步得到改变，经商开始成为一种正当职业，而商人的形象也逐渐变得正面化。随着商人阶级地位的提升与社会影响逐渐扩大，明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呈现出商人新形象的刻画与描述，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四、“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刻画的意义（一）突破固有观念“三言”“二拍”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典范，很大原因正是在于其对于当时市井生活的真实描写。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抑商”甚至是“贱商”观念的影响，因此对于商人生活的描写与刻画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多反映商人形象的作品都有失偏驳。 “贪婪”、“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都成为商人形象的代名词。而“三言”“二拍”中一系列正直商人形象的刻画，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传统商人的文学形象。他们并不再仅仅局限于重利轻义，而是成功实现义与利的平衡与转化，树立起了完全不同的形象。“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市民阶层对于商人形象的看法，突破了传统文学形象的限制。（二）文学教化功能在“三言”“二拍”以商人为题材的文篇中，从各类商人的结局中都可以看到“因果报应”的影子，而这也正是小说的教化功能所在。在小说中，崇尚经商美德的商贩通常能收获好的结局，即使无法独立谋得生计，作者也会利用鬼神之说让他们终有回报。而冷酷无情、见利忘义的商人通常不得善终，即使暂时积累起大量财富，但是最后的结局仍然会忠于恶有恶报。这种具有因果报应的故事结局不仅能够体现出作者对于经商行为的倾向与选择，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故事告诫世人遵循既有的经商道德准则。五、总结总而言之，“三言”、“二拍”作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品，通过市井生活的书写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呼声以及新型商人阶层的追求，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商人形象刻画，真实地展现出宋元明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小说突破了传统商人文学形象的局限，不仅刻画了重利轻义型商人，同时也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重义轻利型的商人形象。在两位作者的笔下，商人不再仅有唯利是图的一面，更多的则是具有诚实守信、公平正直等崇高道德理念的商人，这一系列商人遵循儒家提倡的义利观，苦心经营最终获得回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深究这一商人形象出现的本质，不仅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同时与士商互渗现象的出现与商人地位的提高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也反映出时代商业发展的潮流。同时，“三言”“二拍”不仅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于固有观念的突破，同时经冯梦龙与凌濛初之手对于“三言”“二拍”中具有因果效应的商人结局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对今后的商业经营与商业价值观引导具有积极意义。参考文献：1宋彩宁. 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J. 戏剧之家,2016,(20):279.2张泓.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76-79+83.3禹剑. “三言”“二拍”商人伦理研究D.青岛大学,2014.4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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