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责任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非政府组织、责任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樊辰光摘要：本文引入投资者效用函数，从“责任投资”角度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建模；并构建了在非政府组织影响下的责任投资规模的变化机制，分析其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具体影响。结论表明：1、率先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易抢占提升市值的先机，企业应争当做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尽管履行社会责任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但随着市场中责任投资者规模的增加，社会责任终将会推动企业总价值的提升。3、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阶段与责任投资的规模呈“一一相关”。因此，企业可以依据市场中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阶段，来做出最优的社会责任战略。 关键字 非政府组织 责任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一、前言随着社会公民意识的提升和以人为本价值观念的增强，现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且维护公众利益，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近些年，来自企业各方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更高的期望，并通过自身的行为，逐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以社会责任投资为代表的新型投资理念，是投资者在关注企业传统财务指标之外，同时考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类通过有筛选性的资本注入，来引导企业重视并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然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主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无疑要消耗一定的成本，这与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背道相驰。虽然部分企业通过慈善、捐款等行为提升自身的知名度，达到“营销”的目的，但市场上仍存在着大量默默无闻的已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因此，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如何做出能使公众道德诉求与企业自身价值所共赢的社会责任决策，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按照Modigliani和Miller（1958，1961）对企业价值的定义，企业的未来现金流可以折合为现期企业的资本市场价格。因此，挖掘隐藏在企业价值背后的驱动因素，探讨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企业价值增长最大化的重要途径（拉帕波特，1986）。基于上述理论，众多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做出大量讨论，并可分为下述两类观点。大多数支持社会责任的学者认为，履行社会责任符合企业的商业要求，并使得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呈现正的相关关系。周延风，罗文恩和肖文建（2007）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虽然会在短期内造成成本增加，但在长期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产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并最终增加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孙硕和张新杨指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会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长期而言公司社会责任价值将得到持续提升。翟华云研究表明，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可以增强股票的流动性，引导资本向社会责任披露质量高的企业流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血液。晁罡，程鹏，张水英则基于员工视角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负担，而是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度和向心力的重要内部行销工具，继而增加企业效率。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Friedman(1989)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和相应的道德标准的前提下赚尽可能多的钱。也就是说，企业无需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Vance S.（1974）和 Ullmann A.（1975）分别研究证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财务业绩。因为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发生相应的成本，相对于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其他企业而言，这会使企业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因此会导致财务业绩的下降。邵君利（2009）以沪、深两市2002年2004年的化学制品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上述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研究，但在对此类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后发现：（1）虽然从未来现金流、员工和经营环境等多个因素进行了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论证，但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股票溢价作用却甚少提及。（2）多数文章只关注以上单独因素的影响，鲜有研究作为企业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所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关联。培育加强非政府组织是“十八大”提出的政策纲领，而社会责任的出现源自于市场失灵，与能弥补市场失灵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正是未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方向。鉴于此，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的不足，选取投资者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重要一员，并将研究范围拓展至非政府组织，构建“责任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体系，探讨了在市场中非政府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下，所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的具体影响。这一研究不但弥补了上述两方面的不足，而且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不同环境下企业所应履行的最优社会责任支出，对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经济目标由内在的冲突走向相互兼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模型构建1、问题描述本文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对责任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关系进行讨论，并着力解决以下两个问题：责任投资究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何种影响？非政府组织又在此发挥何种作用，并如何左右着企业的最优社会责任战略？设定在一个半强形式有效市场，上市企业的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投资者可以获得的信息（Fama,1970），即投资者知道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的影响；且个体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均衡相等，即投资者越多，投资规模会越大。现将全部投资于该市场的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为没有公民意识的自然投资者(natural investor)，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仅看重资本回报，追求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另一类为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责任投资者(responsibility investor)，他们不仅追求自身经济效用的极致，且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投资以获得精神效用，继而追求经济效用与精神效用的最大化。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于，通过自身宣传、教育等影响力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等公民意识（世纪桥，2008），从而促使自然投资者成长为具有公民意识的责任投资者。市场中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阶段越高，投资者中的自然投资者越少，责任投资者越多；反之，则相反。与此可将被投资的上市企业分为两类：一类为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自然企业(natural firm)；一类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责任企业(responsibility firm)。社会责任需要消耗企业的现金流，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也可以不尽相同，支出越多，越容易获得责任投资者青睐；反之，则相反。由此，两类投资者在市场投资时，分别依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对企业进行投资选择，且两类企业则会依据企业总价值最大化原则来制定适宜的社会责任策略，以迎合投资者。自然企业可以为了迎合责任投资者，转而投向履行社会责任（即转变为责任企业）；责任企业会视责任投资者规模的不同（即责任投资规模的不同），来制定最优社会责任战略。2、模型构建假设1：企业期末现金流公式为：。为企业本期所持有的资金，其中花费到社会责任领域中（），而剩余的投资于产品生产和销售领域，且最终会产生上述期末现金流并返还给投资者。设定对两种类型的公司而言，资金数和生产参数、都是相同的。现市场上存在个责任企业，每个责任企业投入到社会责任领域的开支为，即得；剩余的则是个自然企业，自然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没有开支，即得。 假设2：自然投资者偏好的效用函数为：。和分别表示自然投资者所持有的责任企业和自然企业的股份。两类企业现金流各存在方差为和，且二者有一个协方差。和分表代表责任企业和自然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平均市值。所有投资者都有风险厌恶，是风险容忍度。假设3：责任投资者偏好的效用函数为：。和分别表示责任投资者所持有的责任企业和自然企业的股份。等式右端前五部分代表责任投资者从投资中获取的经济效用。则是责任投资者通过投资责任企业所获得的精神效用。假设4：精神效用函数：。该函数以资本方式计价责任投资者获得的精神效用，右边第一个式子代表从所持有的责任企业获取正效用，第二个式子中，即持有未履行社会责任的自然企业股份时，将对责任投资者产生负效用。如果或，即责任投资者不持有该类型企业的股份，则不会产生直接效用。假设5：责任投资者规模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水平满足Logistic模型 研究员把NGO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典型的NGO发展关注救助和福利，直接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救助服务。例如发放食物，提供庇护所或医疗服务。它们直接关注人们的需要。第二阶段，NGO面向小规模的自助的地区发展。NGO通过地区自助行动为当地社区建立起自助的能力。NGO尝试推动地区、国家和甚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和机构改革。它们从一个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转向一个引导的角色。NGO开始从救助型转为协助发展型。Korten称第三阶段为“可持续体制发展 ”。Logistic模型原是常用的种群增长模型，指种群数量与繁殖时间为对应关系，总规模递增呈S状。现基于参加非政府组织的实践活动就是塑造现代公民意识的主要方式（李永杰，2008），公民意识的提升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孙静，2011），故认定具备公民意识的责任投资者与非政府组织发展具备对应关系。且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下，责任投资者规模增长的机理和趋势符合种群增长的一般特征：责任投资者规模人数随着非政府组织发展阶段的提升而增大，当规模较小时呈类指数型增长，到达一定数量后由于外部环境约束，增长趋于缓慢，最终会达到饱和，因而可以套用该模型。为总投资者规模，责任投资者规模，代表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为非政府组织影响下责任投资者人数的瞬时增长数。假设6：公司的总价值函数：。公司总价值由其在证券市场上的市值加上企业期末现金流，再扣除总的经营开支。三、模型分析 首先，引入投资者（股东）效用函数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层面上探讨责任投资者对企业股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通过引入了在非政府组织影响下的自然投资者向责任投资者演变的机制，利用数值检验的方式，计算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即在不同的责任投资者规模下），市场中企业应做出的最优社会责任战略。1、责任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根据前文假设，所建模型是基于市场出清条件下的完全均衡模型。设为责任投资者规模，为自然投资者规模，且，则在证券市场上满足：，（*代表最优均衡持股数）。结论一：在一个投资者环境相对稳定的市场，由于责任投资者的认可和购买，使得较早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获得市值的提升。证明：首先，为得到自然投资者效用最大化时所分别持有责任企业和自然企业的股份，求解对和的一阶导数。 同理，可求得责任投资者效用最大化时所分别持有两类企业的股份。将上述持股函数分别带入股票市场出清公式得： 上式分别为受自然投资者和责任投资者的影响下，两类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呈现的市值，而若当自然企业开始履行社会责任后，即当自然企业转变为责任企业时，其股票价格也将由履行前的转变为履行后的，价格变化幅度为。现考虑时，可得到企业采取社会责任并以提升企业市值所满足的条件。因此，若一个企业开始履行社会责任，有两种因素可以影响其市值的增加与否：责任投资者的数量和责任企业的数量。当在一个投资者环境相对稳定的市场中，自然投资者与责任投资者各自所占的规模保持不变（不变），责任企业的数量较少时（较小，即少量企业较早的履行了社会责任），那么履行社会责任可能给企业带来市值的增加。这是因为越早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越能够抢占固定规模责任投资者的投资先机，从而较大可能的提升企业市值。其他后续跟进的企业只能平分并稀释现有责任投资者所带来的投资红利，由此将促使企业采取“先发制人”的社会责任策略。结论二：尽管履行社会责任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但随着市场中责任投资者规模的增加，社会责任终将会推动企业总价值的提升。证明：已知，即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投入资金后，必然会导致其期末现金流的减少。且已知，将对求导可得，表明责任投资者比例的增加与责任企业市值上升的空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由，可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前后总价值变化的幅度分别由市值变化幅度和现金流变化幅度相加而成。继而将对求导，得，说明责任投资者比例的增加与责任企业总价值的提升同样呈现正相关关系。现实环境中，虽然在满足某种条件后，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的市值（如结论一），但由于此举动同样会减少期末现金流，因而使得很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犹豫不决。上述论证说明，随着责任投资者规模逐步扩大，社会责任会使通过增加其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足以来弥补现金流减少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企业的总价值提升，以此吸引自然企业转变为责任企业。因此，随着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市场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2、非政府组织、责任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1）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阶段Logistic模型的微分方程表示责任投资者规模在任意非政府组织发展阶段下的增长速度，求通解得，又为责任投资者的规模，带入得责任投资者规模函数，为责任投资者的初始规模。对求二次导，可得责任投资者规模演化曲线的拐点，（舍去），或（此时）。对求二次导（即对求三次导），可得责任投资者规模增长速度曲线的拐点，（即）或（即），且为凹点，为凸点。根据以上结论并结合Logistic模型的固有特征，描绘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下，责任投资者规模演化曲线和责任投资者增长速度曲线。 图1：责任投资者规模演化曲线 图2：责任投资者规模增长速度曲线阶段一：当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阶段处于，由自然投资者转变为责任投资者的进程仍处于初始阶段。此时责任投资者规模的成长速度和加速度都处于增长阶段，成长速度到达一个拐点。该阶段责任投资者数量处于零星状态，暂不成规模，仍无社会责任理念的自然投资者居于多数。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实践影响总能唤醒其中一部分投资者内心的道德风尚，使得责任投资观念普及开来，责任投资者数量迅速增长。阶段二：成长阶段是非政府组织发展阶段到达时期，责任投资者规模增长速度最快。该阶段规模成长速度继续增加，加速度减小，当责任投资者人数到达时，规模虽不是最大，但增长速度达到极值。在此阶段，随着责任投资理念深入人心，颇具规模的责任投资者享受到施压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权利。越来越多的自然投资者会加入到责任投资者行列，促使企业对其关注的社会责任领域进行回应。阶段三：责任投资者发展的成熟阶段表现在区域。此时受投资者总规模有限、信息传播阻碍、金钱至上等因素的影响，责任投资者的成长速度逐渐回落。对非政府组织而言，剩下的自然投资者将会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尤其面对一些依附于其他利益的自然投资者时，说服其转变的过程更为漫长。只有在非政府组织发展特别完备时，责任投资者人数最多，即当非政府组织影响位于鼎盛时期，市场上的投资者才会全都成为具备公民意识的责任投资者。（2）数值分析为了探讨非政府组织发展阶段的提升所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影响，本文选取，分别作为非政府组织发展三阶段的重要节点，与此对应三个不用水平的责任投资者规模，。设定，即在非政府组织发展为0时，存在0.05的初始社会责任者，在非政府组织发展达到峰值100时，全部投资者都成长为责任投资者。将以上数值带入Logistic模型得：2850720.20.50.80.0940.1470.094由于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除了责任投资者的规模之外，还有责任企业的规模。现设定企业总规模数为1，将责任企业规模同样划分为0.2、0.5、0.8三个阶段。并以企业总价值的变动作为衡量企业是否愿意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再带入下列一些其他数值参数，做出相应的数值检验。 综上，自然企业与责任企业的总价值函数分别为：；当责任投资者和责任企业的数量分别固定时，自然企业的总价值函数图像为一条平行于横坐标轴的直线，责任企业的总价值函数图像为一条以社会责任支出为横坐标的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当责任企业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时，其必然会履行抛物线最高点所对应的社会责任支出。论述一：初始阶段当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到达28时，市场中的初始责任投资者将处于20%的初始规模，其对股市的影响力较弱，这时社会责任将被看做一种成本和风险。因此最优的社会责任支出仅为0.09，责任企业并不愿意做出过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免对自身造成负担；但该阶段的责任投资者的增长速度呈上升趋势，企业会愈发积极地投入到之后的社会责任中。对于20%的最早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其价值将会从0.2陡增至1.6，仍能获得显著性提升。只是后续跟进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得的收益会越来越小，总价值曲线不断下降。由于剩下的自然企业比责任企业有现金流优势，更受自然投资者青睐，因此随着责任企业的增多，自然企业的总价值反而从0.2上涨至1.4。此阶段符合我国目前社会责任的发展状况，非政府组织发展受限，公民责任意识比较薄弱，并没有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实质性影响。国内上市企业从2009年起才有部分逐步披露社会责任状况，且披露的内容颇为片面、简单。至今仍有多数企业并未认同社会责任的理念，在该领域投入过低。论述二：成长阶段 当非政府组织影响力达到50，即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投资者达到总投资者规模的一半时，企业将投入0.2作为社会责任支出，以达到自身总价值最大化。责任投资者规模的快速增长，也使得责任支出成倍的上升，此刻最优社会责任支出与总支出比为10%，大于初始阶段的4.5%。此时，在责任企业分别处于20%、50%、80%的规模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获得的最高总价值1.65、1.05、0.45也比初始阶段的1.6、1.0、0.4大。因此，一定规模后的责任投资者不仅能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自身也能从履行社会责任中得到更大好处。 目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颇具规模，他们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来培育、加强公民责任意识，致使很多大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到战略决策的一部分。论述三：成熟阶段 在非政府组织的强力影响下，责任投资者达到八成的成熟阶段后，社会责任成为影响企业总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责任企业的最优社会责任支出进一步扩大至0.28，获得的最高总价值分别提升至1.71、1.11、0.51。然而伴随着最有责任支出的增长，其增长部分 却从1.1（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由28到50之间）减少到0.8（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由50到72之间）。由此，无论是责任投资者，或是责任企业，都将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获取显著受益。即使在责任企业达到总企业的80%，后续跟进社会责任的企业的最高总价值是0.51，比未履行前的0.8略小。但当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社会所认可的指标后，那在此领域的支出也就显得理所当然和必不可少了。综上表明，当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系数改变时，会相应地改变责任投资者规模，继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产生关联。四、结语基于以非政府组织和责任投资来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本文引入投资者效用函数，从“股东”角度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建模，构建了在非政府组织影响下的自然投资者向责任投资者演变的机制，并在非政府组织不同发展阶段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和检验。结论表明：1、率先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易抢占提升市值的先机，企业应争当做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尽管履行社会责任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但随着市场中责任投资者规模的增加，社会责任终将会推动企业总价值的提升。3、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将有力地带动责任投资者规模的增加，继而激发越来越多企业投入到社会责任事业中；同时，企业能依据市场中非政府组织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做出最优的社会责任决策。综合来讲，当市场存在较多自然投资者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不强，更多的只以单纯的经济目标进行经营；但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影响，由自然投资者成长为的责任投资者逐渐增多，此时企业不得不将经济目标之外的社会责任目标纳入经营范畴。由此，非政府组织将间接对公司决策造成影响，尤其是伴随着其发展阶段的提升，会迫使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重新进行考量。由以上结论可以看出，短期内投资者条件不会发生变化时，企业应该领先于其他同行，迅速作出社会责任行动。通过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少数”企业的聚焦，从而使“社会责任信号”迅速得发给投资者，推动股价上扬。长期来讲为了使公民意识被转化为社会文化，成为真正影响企业总价值的决定性力量，使社会责任被转化为企业文化，真正做到社会责任与经济动机之间的相互兼容，应要建立健全非政府组织发展体系，发展壮大非政府组织规模，正确引导公民树立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