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史哲试验班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北京大学国学班低调结束,“国学热”中的“大师培养计划”,1994年9月，当小 G 作为免试保送的新生，来到北京大学首届“文史哲综合试验班”（知情者有的称之为“大师班”，有的称之为“国学班”）报到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自己在本科四年里将会被作为未来的“国学大师”培养。在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含蓄地否认了这个培养初衷，而只承认学校是为培养“通才”和“打通文史哲”的薪火传人才开设“文史哲综合试验班”的。,这位当年为高考苦读的年轻人更不知道，决定她人生转折点的还有更复杂的思想逻辑和历史机缘。1991年初，在有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地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种危机意识给传统文化研究注入了相当的动力。,1993年5月，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毕全忠的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报道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北大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季羡林先生看到报纸后很兴奋，建议趁此良机抓紧成立北大国学院，把传统文化的研究推进一步。,199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进一步说明国学“能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强调这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培养国学传人为目标的“文史哲综合试验班”计划形成了。关于这一计划，北大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知道这件事，也参加过会议”。,1994年9月，北京大学“文史哲综合试验班”正式开学，小G就是“试验班”的首届学生。,除了上述复杂的背景因素，“试验班”还与生源竞争有关。北大中文系王岳川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1989年以后，由于北大实施新生军训，许多准备报考北大文科的学生可能转报其他大学，于是就采用免试录取尖子生进入国学班的办法。”,七年试验,在教学上，“试验班”前两年的课程采用拼盘的办法，几乎囊括了文史哲三系所有基础课的内容。据小G介绍，前两年每周有40个文史哲基础课时，是文史哲每个系基础课时的3倍，三年级后根据个人志愿转入文史哲三系的任何一个系继续学业。小G说，她所在班级的28个学生中，4年后一半以上的学生上了研究生，但现在只有三四人继续在北大深造（其中尚有改学现代文学者），其余全部出国了。后来的数届学生也大致如此。,显然，“试验班”的同学们对这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做出的反应背离了校方的初衷。所谓“国学”、所谓“大师”的方向感逐渐模糊起来，以致另一位几年后进入“试验班”的学生小B对“国学班”一说完全不知。他说：“,给我们讲课的都是40岁左右的青年老师，多是外语很好，西学很精通，可国学底子相当差。,”小B说，“试验班”的同学四年中对“国学”印象不深，倒是很多人外语学得好，西方小说和理论也看了不少，学到中间就出国了，因此,“试验班”学生反倒比文史哲系的普通学生“西化”得多。,不过小B承认，文史哲基础课虽然最初学得很累，但四年下来阅读量比别人大得多，还是受益不少的。,一些教师也发现“试验班”存在不少问题。王岳川说：“培养大纲以教科书而非经典原著为本的教学法都存在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地方，教学效果离培养大师的设想有相当距离。”对此，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进一步指出：将三个系的课程浓缩在一个班里进行教学，是不可能的。要办一个“大文科”，就应当着重中国古典原著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结合，而不能依靠“单纯古典”、“忽视西方”的教科书来教学。,停办“国学班”,原“文史哲综合试验班办公室”（该机构现已撤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该“试验班”最初定位在“国学”上，但是学生的兴趣爱好不能强制，选修什么课由他们自己决定，最后还是选修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生多。此外，据其他有关人士说，学校对“试验班”的管理也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比如在学分设置、评奖和“试验班”学生优先读研的问题上，和普通本科生之间存在较大利益矛盾。这一切都给推行“国学大师”培养计划带来困难。,终于，北大校方决定：从2001年起，取消“文史哲综合试验班”的招生，实行“低年级的通识教育，高年级宽口径的基础专业教育”的“元培计划”。至此，“国学大师计划”便被“培养通才”的“元培计划”所取代。在采访中，汤一介先生感叹地对记者说：“试验班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检视北大“文史哲综合试验班”七年的历程，人们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应该培养“国学大师”还是“学术大师”？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培养“大师”？,国学复兴的基础工程,最近几年，有一个词国学，热了起来。,国学是一个旧词，大概兴起于上个世纪初叶，正是“国破山河在”的当口。在这之前，中国人对于“国”是没有多大概念和热情的，清朝的顾炎武曾经说过：“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是，国家好和坏，那是当官的事；地球要是毁灭了，才和老百姓有关系。到了上世纪，这句话以讹传讹，逐渐变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上个世纪初叶，国学这个词一般和家学连起来用，比如要夸某个学者，一般情况下会这样说：“国学深厚，家学渊源，兼通西学。”,由此可见，所谓国学，大致就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其概念略超过私塾的四书五经水平，相当于通读一遍十三经加半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打好这些基本功，就会提升到家学的范畴。有个做学问的好老爹，除了能够掌握一些外人不得见的资料之外，更多学到的就是方法论。,中国在十多年前，流行过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无数学生当作“葵花宝典”，最终的结果，非但没有走遍天下，而且被去了势（,“文科素质”实际上是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再往前，批林批孔批周公，再往前，除四害破四旧院校调整如今,回过头来，收拾旧河山，于是兴起了国学热。,然而，问题在于，所谓的“国学复兴”或者继承传统文化有可能吗？当前的中国国民，知道孔老二的人要比知道孔圣人的人多，中国的小学中学教育，向来只是识字课本，不是“史哲素质教育”（在中学，历史教育方面，史料不出大错，方法论错得一塌糊涂；哲学教育则根本没有），没有基本功，万丈高楼平地起只能够是天方夜谭。,目前的大学文科教育，一开学，首先的任务就是为学生补上“文科基础”这一课，然后才能够谈到“国学”或者其他学问。然而，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是私塾童蒙，用大学的师资和教育模式去做小学中学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情，类似于学术上的希望工程，把国家的基础教育责任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亦属无可奈何之事。,当下的问题，不论小学中学大学，国学普及问题只是其次，如何开展文史哲等文科教育的问题才是根本,这种问题，已经超越了国学的基本功概念，上升到了家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在教育中体现正确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文史哲教育，不可能有正确而且普及的“文科素质”。,在缺乏“文科素质”的“不可能基础”上企图建立国学的传承，不管出发点如何善良和具备必要性，其过程必然十分辛苦，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