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素质、环境责任与公司绩效

企业家素质、环境责任与公司绩效 内容提要，提高企业家环保意识并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以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公布的“2013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为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素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素质越高则企业的环境责任评级越高，并且企业环境责任评级越高，企业的远期价值越大，短期绩效也并未降低。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企业家素质；企业环境责任；环境信息机制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1-0120-04DOI：10.13483/ki.kfyj.2015.01.029一、引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水污染事件平均每年发生1700余起，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大城市不到1%，约有I0%的稻米存在着镉污染。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我国已采取了多种环境保护和治理方式，其中培养企业家环保意识、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等经济手段具有重要意义。有理由相信，一个高素质的企业家确能带来企业良好的绩效，那么，高素质的企业家是否也有着较强的环保意识并履行了环境责任呢？并且，履行了环境责任是否影响了企业绩效呢？对此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关于企业家素质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从政治素养、心理素质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构建了一套评价体系，但并没有进行具体测度。高素质的企业家能提高企业绩效得到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支持，比如旷锦云认为，高素质的企业家使得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地适应外部环境，并培育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张玉明以136家中小企业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素质与中国中小企业的成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一些学者也是从可持续发展出发来构建评价体系，同样没有进行具体测度。2010年，环保部出台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火电等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定期披露污染物排放、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有学者依据上市公司是否披露环境信息以及是否披露了具体的环境“硬信息”等，将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类，并借此进行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比如完善公司治理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具体可验证的环境信息披露会导致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低，等等。可见，很多学者都进行了企业家素质及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但还是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其一是在指标设置上，相关研究仅仅是提出一个体系框架并没有具体实施结果，或者仅仅根据相关环境披露信息进行简单分类，也没有具体的测度值，并带有人为的主观性；其二是在研究内容上，相关研究分别研究了企业家素质与企业绩效，或者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并没有把企业家素质、环境责任和企业绩效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2013年12月，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公布了首批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的结果，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数据平台，以该数据和其他数据为支撑，本文拟实证研究企业家素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与作用机制，以期有助于我国环保政策的顺利实施与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企业家素质的内容至少包括了道德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素质两个大的方面。倘若经营素质主要表现在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以及风险应对上，那么道德素质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可程度、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力度，以及企业家的个人品质素养。显然，企业家的环保意识和环境观念属于其道德文化素质范畴。道德文化素质高的企业家更注重企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更关注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反馈作用。一则，素质高的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更强，在如今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情况下，这类企业家会更加重视企业自身的环境责任，更可能在企业环境治理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二则，企业家素质越高，其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度更高，因此更能意识到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因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假设l：企业家素质越高则企业的环境责任评级越高。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的暂时增高，或许会降低企业的短期绩效。另一方面，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付出的努力，会增加社会各界对企业的认可度，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发扬和企业品牌的树立，还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在政策上对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相反，如果企业家只顾当前利益，不愿在环境责任方面花费精力，甚至不惜破坏环境，这样的企业必然遭到社会的惩罚和抛弃。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着企业的环境责任，据金融界网站报道，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的问卷调查表明，94%的资产所有者和93%的投资经理人都制定了正式的责任投资政策。因此，企业的环境治理必将会影响企业的绩效，并且社会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反馈效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企业环境治理在短期内对企业的绩效可能不明显甚至是负向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的付出能够提高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增强社会各界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为企业带来长久、稳定的利益。所以，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假设2a：环境责任等级高的企业其短期绩效不显著提升。假设2b：环境责任等级高的企业其长期绩效较高。三、研究设计（一）样本和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于2013年调查的253家上市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的组织下，由民间环保组织“绿色GUC”全程倡导和参与，由北京大学社会责任研究所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担任学术和技术支持，首批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结果得以正式发布。本文的环境责任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发布的2013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表，该表不仅有评级分类（评级展望），还有评级等级（评级结果）。该评级数据除了来自卜交所、深交所公司监管部协助发放和回收的上市公司数据外，还有各地环保NCO提供的环境生态监测数据，参考了各地环保厅局和环保部的处罚信息数据，也兼收了各主流媒体的舆情监测数据，以及组织方到各地的实地调研比对数据，实现了公平的、独立的、第三方社会责任评级目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本文的企业家素质、公司特征、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也有一些企业高管数据是笔者通过查询公司刚站得到的。样本公司的行业统计如表l所示。（二）变量设计其一是环境责任变量。在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公布的首批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榜单中，评级类别（TYPE）分为“正面、负面、稳定和待定”四个类别，本文拟用“0l”变量表示，即把“正面和稳定”视为1，“负面和待定”作为0；同时，该评级榜单中还有评级等级（SCORE），共有A、B、C三个基准，并有“+”、“一”浮动，本文采用评级赋值的方法。A、B、C的基数分别为60分、40分和20分，每多一个A、B、C计10分，“+”和“一”分别加减3分，例如：“BBB+”为63分，“AA-”为67分。其二是企业家素质变量。首先，本文研究的企业家包含了样本企业的重要高管，包括正副总经理、正副董事长、正副监事长、董事长秘书、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以及各类总监（财务总监、技术总监、合规总监、风险总监、人力资源总监等），不包含普通的董事和监事。其次，正如本文所述，环境责任主要来源于企业家的道德文化素质，本文拟用企业家的教育背景（EDU）和年龄（AGE）来表征。最后，对于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根据CSMAR数据库的分类和赋值，大专以下取值为0，大专取值为1，本科取值为2，硕士取值为3，博士取值为4，企业家教育背景得分为全部人数的平均值；至于企业家的年龄，也是取全部人数的平均年龄。其三是企业绩效变量。由于本文区分了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企业的短期绩效采用净资产收益率（ ROE）来表示，而长期绩效采用股票市值（ MV）的自然对数来表示。股价反映了企业的预期业绩，企业的环保投入及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理应能够从股价中得以反应。其四是控制变量。企业是否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的情况如何，除了企业家的道德文化素质外，还可能受到自身负债情况（资产负债率LEV）、资金流动性（流动比率LIU）、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成长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CROW）、盈利水平（资产报酬率ROA）以及企业的性质（区分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STATE）和企业所处的行业（区分样本的21个行业IND）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1）和（2）中。在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中，自然也不单单是企业环境投入，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同样在模型（3）中纳入了上述控制变量。（三）实证模型基于本文的研究主旨，首先是企业家素质对环境责任的影响，从两个方面构建实证模型：一是根据环境责任类型构建逻辑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二是根据环境责任评分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公式（2）所示。其次是研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其绩效的影响，本文也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构建实证模型，如公式（3）所示。公式（1）、（2）和（3）中的ao、Bo和入。为常量，a1-29、B1-29和入1-27为各变量的系数，和为随机误差。对于公式（l）和（2），重点在于关注a1、a2、B1和B2的系数符号；对于公式（3），重点在于关注入1的系数符号：四、实证结果及分析（一）描述性统计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公布的“2013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榜单”，利用的是各公司2012年的相关数据得来的，因而本文也利用公司2012年的相关数据，而对于模型（3）还利用了2013年的公司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除了规模、年龄等几个变量外，多数变量在样本公司之间分布很不均衡。（二）企业家素质与环境责任的回归结果与分析本文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如前所述，本文利用模型（I）和（2）来检验企业家素质对其履行环境责任的影响。对于模型（l），选择全部变量同时进入策略，其似然比卡方检验的观测值为59.362，概率为0.000；同时，在切割值为0.5的情况下，总体预测准确率为85.4%，这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l）是合理的。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1）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EDU）与其环境责任评级类型显著正相关，说明了高素质的企业家的确有着一定的环保意识，并在切实地履行其环境责任，从而验证了假设l。（2）企业规模（SIZE）与其环境责任评级类型显著负相关，这也许是因为样本公司中大规模企业都是石油化学或机械设备类，本身就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国有股企业性质（STATEI）与其环境责任评级类型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在践行着国资委和环保部的相关环境政策规定。表4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由F统计量（19.540）及其相伴概率（0.000）可以看出模型（2）是有效的，并且D.W.值在2左右，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才是1.181，显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符合OLS回归假设条件。从表4可以看出，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EDU）与其环境责任评级评分显著正相关，同样验证了假设l；而企业家年龄（AGE）似乎只是企业家的一个特征，不能代表其素质高低，与企业环境责任评分也无显著关系；国有股性质（STATEl）的回归系数显示国有企业有着较高的环境责任评分。与表3不同的是，企业规模（SIZE）与环境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说明那些规模较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已经在履行环境责任、加强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模型（1）中的环境责任评级类型是对这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展望”，有了环境投入并不代表企业环境治理前景就好，仍需要这些企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三）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与分析模型（3）的因变量分别是短期绩效（ROE）和长期绩效（MV），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同理，无论是F统计量及其相伴概率，还是VIF和D.W.值都显示模型（3）有效且符合OLS回归假设条件。从表5同样可以看出：（1）当因变量为短期绩效ROE时，企业环境责任得分（SCORE）与短期绩效（ROE）正相关但不显著，基本可以验证本文的假设2a；而当因变量为长期绩效MV时，企业环境责任得分（SCORE）与长期绩效（MV）显著正相关，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没2b。（2）除了环境责任变量之外，有几个控制变量也与企业绩效有一定的显著性。企业规模（ SIZE）与短期绩效显著负相关而与长期绩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规模较大的公司并不一定有好的收益率，但正由于其规模较大风险较小而显示了较高的股票价值；法人股（ STATE2）企业与其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了国有股企业在盈利能力上和市场表现上并不能显示其优越性。（四）稳健性检验在企业家素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逻辑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为验证本文的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对模型（3）的因变量采用2013年度的托宾Q值和每股收益进行测试，其结果表明环境责任评分（SCORE）较高的企业同样有着较高的长期绩效（托宾Q值）和不显著的短期绩效（每股收益），并且其他变量的结果，无论是系数符号、大小还是显著性程度都与表5是一致的。五、结论与建议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环境治理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需要企业家牢固树立环保观念，加大环保投入。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调查组委会公布的首批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评级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素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企业家在披露环境信息、履行环境责任方面做得更好，并且企业的环保投入并不一定降低企业的短期绩效，反而提高了企业的远期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政策意义。（l）企业的环境治理需要一个高素质的企业家，需要改革当前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行政任命企业高管的状况，建立有效的经理人市场机制，选拔德才兼备的企业家到企业尤其是污染类企业任职；同时，需要加强企业家的培训，尤其是环保意识、社会责任的培训，让环境履责从被动应对进化到主动规划。（2）尽管企业加大环境投入并不一定降低企业绩效，但也需要加强环境信息方面的披露与新闻报道，接受公众监督，并奖优罚劣，充分发挥信息的互动机制和社会的反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