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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递进的晚清三次新政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改革,任何社会、任何时 代都是在改革中得以前进、得以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 题。这种改革在中国封建时代常被称为“变法”、“新政”。在中国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晚清时期这样频繁地进行“新政”、 “变法”。短短7 0年间,全国规模的新政、变法就进行了三次: 19世纪6 0年代后的洋务新政、19世纪末的戊戌新政、2 0 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每两次新政相隔的时间不到5年,可谓是一 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 确实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社会危象一 再显现。传统的社会制度在危机面前破绽百出,捉襟见肘,陷入 难以应付的窘境;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改 革才是出路。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变法”、“新 政”有如晚清的“变法”、“新政”这样规模宏大,所要改革的不只是 某一项制度,或一个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各个领域,更新多项制 度,且深及数千年传统,而且三次新政环环相扣,层级递进。洋务新政是晚清时期的第一次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运动的背 景,是许多官僚士大夫所认识到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 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大变局”。时代变了,统治手段也必须有所变。 所谓变,亦即以传统为对象的改革,但任何改革又只能在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如同历史上任何改革一样,洋务新政也只能在传统 的基础上进行。这里所说的传统,主要是传统的资源 政治 资源和文化资源。所谓政治资源,是指这次改革运动是由封建官 僚阶层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的。 一次面向近代的改革却让封建官僚派别来主持进行,这实在是半 殖民地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时代和社会无奈的选择。西方侵略所 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中国人尽快摘取近代文明 果实;西方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以渐进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可能, 从而使中国社会呈现出现代化的需要与条件(包括物质的、人才 的、观念的条件)严重脱节现象;西方文明的输入又向中国提供 了一条从“旁门斜道”跃入现代化轨道的途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 下,中国只能由当时的政治精英 洋务派们领导这次改革运 动。所谓文化资源,主要是指这一次改革运动的思想基础仍是传 统的“经世致用”、“穷变通久”理论 “经世致用”理论使一些封 建官僚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并引进西学,“穷变通久”则推 动封建官僚们走出固步自封的圈子,加入时代潮流。尤其是传统 的“本末”、“道器”、“体用”理论架构,为“中学”与“西学”的联姻架 起了桥梁。当然,洋务新政更多的是突破传统。洋务新政的口号是“师夷 智”、“求强”、“求富”。所谓“师夷智”,实际上是公开承认西方文化 比华夏文化强,这是对“用夏变夷”理想的背离,是吠朝”观念体 系的瓦解,是中国开步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起点;所谓“求强”, 其实质是以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了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原则,对西方 (近代)文明的赞赏和追求战胜了“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 立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尚礼义不尚权谋”之类的梦呓; 所谓“求富”,更是在事实上对“义利之辨”、“重本抑末”之类的封建 主义伦理原则的否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肯定和向往。洋务新政确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纲领。尽管这个 纲领招来了后人的许多批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一纲 领在承认了“中体”需要西学扶持的同时,让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 输入的通道和立足之地。我们在批判“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妄图采 用西学维护封建主义之“体”的同时,也要看到,当洋务派一手护 “中体”、一手抓“西用”之时,实际上是让自己的肩膀充当了中西 文化交流的桥梁。洋务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强兵”,其主要内容是以“强兵”为中 心的近代国防、工业、交通、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建设。 活动内容是围绕着目的转的,但这里活动内容的实效和意义已远 远超出了洋务派的主观目的范围。洋务派建起的江南制造局、京 师同文馆、唐胥铁路,组织翻译的化学鉴原这类“西书”,其 最大的成果并不是生产出了坚船利炮,而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其最大的意义并不是产生了“强兵”的效 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现 代化这辆列车。当然,站在后人总结历史经验的立场上,今天我们完全可以 批评洋务派“只袭皮毛”;但如果从当时中国“一统天下”的小农经 济、儒家文化所营造的软环境看,从当时中国的时代条件看,就 不能不承认,洋务派不可能具备日本明治时期维新志士那样的能 力和魄力,他们的认识能力、行动能力和魄力,都只能及于资本 主义文明的“皮毛”。穿透这层“皮毛”而触及资本主义文明本质的 历史任务,只能期待于后来者。人们一般都认为,戊戌新政是甲午战争及战后民族危机刺激 下的产物,但这里只说对了事情的一半。这事情的另一半是,戊 戌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洋务新政播下的现代文明种子的提前 收获洋务新政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培育出来的近代政治和伦理观念,所引进和传播的化学元素、生物细胞、天 体演变、地质变迁及“以太”等科学和观念,所教育和培养的完全 不同于旧式士人的一代青年学子,所诱导出的“兴西学”、“兴工商” 以至“兴民权”说的社会氛围等等,正是戊戌新政得以开展的物质 的、精神的基础。但戊戌新政不只是承继了洋务新政的遗产,也不会简单地重 复洋务新政,更多的是对洋务新政的超越。戊戌新政的口号是“保国”。这个口号很大程度上是维新派为 当时的变法运动统一战线制定的口号,它的内核是近代国家观念 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更为真实的“兴西 学”、“兴民权”、“开民智”口号和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 度的目的,更能代表这次新政的方向,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完全意 义上的早期现代化运动。戊戌新政已有较系统的近代思想理论作指导,即从西方引进 的进化论。这一理论在当时至少包含着三层意义:“变”的哲学思 想,即社会必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作为推行新政的哲学依 据;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即民族间生存竞争的“天演”理论, 用以激发全民族通过变法以强国、救国;社会有机体论,即认为 国家作为一个生物机体,其“细胞”是国民,国民的强弱决定着国 家的强弱,从而为“兴民权”、“开民智”说提供理论依据。戊戌新政的主导力量是维新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当时的新 兴社会力量资产阶级。而且就维新派成员本身来说,其结构、观念结构,尤其是政治理想都已背离传统,这就使维新派从 根本上区别于封建官僚的洋务派,代表着新的社会方向。但是, 他们人数很少,在变法运动中只能采取“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 振士气于下”的方针,即依靠皇帝,团结士大夫进行变法。因此 戊戌新政的主持者是光绪皇帝和一群拥护他的士大夫。这同样是 戊戌新政区别于洋务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在欧风美雨的击 打下,封建统治集团分化的裂缝已延伸至最上层。而且,光绪帝 及其在士大夫中的拥护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前此洋务派变法的范 围,基本上是按照维新派的设计进行变法。这就改变了洋务新政 中那种完全由一些督抚进行的局部的、各自为政的、浅层次的变 法的状态。戊戌新政的内容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入,不仅已涉及洋务新 政所没有的政治领域的改革 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改革官 僚机构等,即使是延续洋务新政中的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 也更有广度和深度经济领域不仅提出要发展工商实业,还设立了保护工商实业的农工商总局、铁路总局、各省商务局,颁 布“振兴工艺”的章程;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兴办的已不只是培养 洋务专才的专科学堂,而是面向国民教育(“开民智”)的大学堂、 中小学堂,并且还向最顽固的科举制度开刀宣布废八股改试策论。这种广泛、深入的变法,正反映了维新派所追求的是“全 变”系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而不是洋务派那种零敲碎打、补苴罅漏式的变法。戊戌新政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动员。在戊戌新政开始后的 一段时间里,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不仅光绪帝及帝党 官员参与了变法,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官僚集团中的许多人、各个 地方的爱国士绅,甚至慈禧太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变法, 使变法运动拥有比较广大的群众队伍;戊戌新政的进度也是惊人 的,在“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的认识和“大变”、“速变”、“全变” 的指导下,短短的百余天时间里,大到设制度局以议政,小到整 修京师街道,艰难如废八股改试策论,激烈如罢免礼部六堂官等 等,百余道变法诏令,牵涉到所有领域的改革措施几乎是一齐出 台,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干快上”。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变法 的群众基础的争取、与变法的速度和广度的追求竟成反比,社会 动员与变法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却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年轻 的维新派与同样年轻的光绪帝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失去了前者一 一一当变法运动以加速度深入触及到官僚机构、科举制度、旗人 生计等方面的变革时,原来的许多支持者疏离了变法运动,并且 成为反对派,与顽固势力一起扼杀了戊戌新政。今天作为我们这些可以安坐在书斋中一笔一划写文章的后 人,在潜心研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维新派变法措施过激, 导致戊戌新政的失败。但作为今人,我们更应当以客观的态度, 对前人多一分理解,而不要一味指责维新派失策。因为,在“瓜分 豆剖,渐露机芽”,“虽救火追亡,犹虑不及”的形势下,有几个 中国人愿意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地慢慢来?在全面落后于西方的 中国,改革者所遇到的是一团乱麻,“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 变乙,又宜变丙”,在短时期内有谁能理得清这个“胶葛纷纶”的 头绪?若枝节为之,与洋务新政又有什么区别?又有谁敢保证, 先立“甲”而“甲”必定能生存下去呢?当中国人面对西方国家所展 示的富强全景图时,有几个中国人不想全盘照抄,以使祖国在“优 胜劣汰”的民族生存竞争中成为胜者呢?戊戌新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基本推翻,慈禧太后及其所 代表的顽固派不仅否定了戊戌新政,而且重新又仇视一切洋人、 洋事物,甚至要“剿灭”或赶走一切洋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车 轮又倒退到了洋务新政以前。慈禧太后及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 不仅受到维新派的严厉抨击,也引起了洋务派所反对,并且遭到 了洋人的打击。结果,在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及 其所代表的这股势力几乎被洋人所“剿灭”。这无论对朝廷、对民 族,都是又一次的“创钜痛深”,又一次的生死存亡考验。也就是 说,“庚子”是戊戌以后大清国历史车轮倒退的最底线,这以后只 能是掉头再往前进。19 0 1年1月2 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 议和大纲的14天之后,诏令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 史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与前两次新政一样,指导是“中体西用”:“不易者三 纲五常”,“可变者令甲令乙”。但这只是清王朝的一厢情愿,无 论是从时代潮流还是社会要求看,庚子以后的变法不仅不可能停 留“令甲令乙”式洋务新政水平上,也不能仅仅重演戊戌新政。所 以,清末新政比两次新政都前进了一大步。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最初是洋务派,这是历史车轮重新启动 时的必然现象。19 0 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递上的“江 楚会奏变法三折”是为代表。在这份对新政初期起指导作用的奏 折中,张、刘代表洋务派提出了设学堂、改科举、去书吏、汰绿 营、劝工艺、定商律等要求,被慈禧太后全部采纳,并照此实行。 于是,曾被慈禧太后推翻的戊戌新政成果重新一一显现。但只是 开端,曾被壅堵截流的社会变革潮流一旦决堤放行,其汹涌迅猛 之势是洋务派所无力驾驭的。不久,立宪派取代洋务派承担起指 导变法的历史任务。立宪派虽然可以说是戊戌年间维新派的发展, 但与维新派已有很大的不同:立宪派已有更宽厚的社会基础,其 主干部分是数量日渐扩大,且日趋觉醒的资产阶级;其政治改革 主张更为明确、成熟,尤其是君主立宪制方案已相当完整、清晰, 且内容充实;其思想理论基础已是引自西方的系统、完整的近代 政治学理论,基本摒弃了传统的经学;在组织形态上,立宪派已 成立了众多的近代政团组织,如“预备立宪公会”等;其政治行为 已基本具备近代型态,如:凭依合法政团,利用合法讲坛(如咨 议局、资政院),运用集会、游行、请愿、书刊宣传等形式进行政 治斗争。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仍然是清朝政府,但已不像前两次新政那 样只是统治集团中的某一个政治派别(如洋务派、帝党),而是 由整个统治集团主持变法。因此,在朝廷内部已经没有要不要兴 西学、要不要变法这类争论,而只有变法的快慢、立宪早迟的分 歧,以及利益分配上的争夺。无论是变法,还是立宪,几乎已成 为君臣上下一致的呼声和行动。与此相适应,清末新政已达到较广泛的社会动员,上自慈禧、 光绪、王公大臣,下到士绅、商人、学堂师生及一般市民,都以 高涨的热情和自觉的行动积极参与这场政治变革运动,其社会动 员的广度和深度是中国历史上所不曾有的。而且,与前两次新政 完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方式不同,清末新政在自上而下启动之后, 基本上是自下而上地由民众推着政府往前走。当这个政府终于推 不动之时,也就是从新政转向“新政府”之时。正因为如此,清末新政中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是前两次新 政无法比拟的。在十年时间里,几乎同时进行了教育制度、军事 制度、经济体制、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直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广泛、系统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各个领域的改革不仅各自留下了许多有形的成果 这些成果大多被继起的民国所接受,取得了中国早期现代 化运动过程中的最大的实绩;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无形的成果,如: 加速了社会的分化,新的社会经济成份和社会力量加快成长;促 进了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组合,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得以 更快地壮大;推动了社会观念形态的更新,近代文化和思想在逐 渐扩大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这些无形的成果比有形的实 绩更有意义。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令甲令乙”“中体西用”的范围,也可以说已超出了一个依赖传统农业经济、儒家文化 为生的封建朝廷所能承受的范围。接下来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 是政府彻底地自我改革,改造成能承担近代政治的载体;要么让 位。衰朽老迈而昏聩的清王朝不愿、也无力做到前者,那么只能 让后者选择它。这是历史、社会、人民的选择,不是孙中山及其 革命派所独能为;不是革命中断了改革,而是清王朝不愿、也无 力继续改革而迎来了革命。四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应当承认,它的三次新政的成果, 的确是一笔颇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因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 点,或者说是最初的基础:在经济领域,经由清政府的三次新政, 在数千年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中国,创建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 民用工业企业,以及近代开矿、交通、通讯、金融业设施和企业, 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清政府还制 订、颁布了一批适应或有利于建立、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政策和法 规,它也是中国建立近代经济体制的起点。在军事领域,清政府从西式武器的购买、制造,到新式陆军、 海军的编练,以及近代型军事人才的培养,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 和完善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国防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在当时是内战有用,外战无用,但它毕竟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开端。在文化教育领域,清政府从洋务新政开始创建培养洋务专才 的军事、外语、技术类的新学堂,到第二、第三次新政在全国各 地日益广泛地建立旨在普及国民教育的普通学堂,不仅使近代学 堂遍及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代教育体制:从幼稚园、小 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直到大学堂,以及职业教育、社会教 育、师范教育、留学教育,还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 并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了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政治领域,清政府从建立总理衙门开始改革政治制度,通 过三次新政,尤其是清末新政,基本打破了沿袭了两千余年的君 主专制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型的、已显三权分立雏型 的立宪政体:作为向国会过渡的资政院,以及内阁、大理院,在 地方也建立了向地方议会过渡的咨议局,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 自治制度,并且还制订了近代法律,其中有宪法大纲、民法、刑 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中国政治开始向法 制化、民主化迈进。而且这一政治架构,基本上被民国所接受。 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由此起步。这幅晚清改革成就图谈不上宏伟壮观,但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因为它使传统中国展现了新图景。但如果从当时中国社会的要求 看,如果与同一时代进行改革的日本等国的成就相比较,就不能 不认为清政府的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之所以不成功的主要原 因是:从国际形势或国内形势看,由于清政府的一误再误,已经 错失了改革的最好时机。至2 0世纪初年,太沉重的民族危机、 太尖锐的社会危机,以及飞速发展的社会思潮,与清政府这架政 治机器的陈旧、锈坏和运转不灵之间的反差太大,清政府主持的 改革已无继续推进至成功的可能。也正因为它的不成功,正因为 它已没有再向前发展的可能,才会被更高层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所 取代。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 0页。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 9 5 3年版,第15 3、129 页。 康有为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 8 1年版,第1 5 4页。 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 9 9 4年版,第8 3页。 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 9 5 9年版, 第9 14页。(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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