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业背景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业背景一、 减污降碳智慧管理模式双碳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能源与工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将重新进行价值链重构，新一代智能科技在助力绿色低碳生产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提出深入推进节能降碳、加快工业绿色低碳技术变革、主动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等重点任务，以及重点行业达峰行动、绿色低碳产品供给提升行动两项重大行动，突出强调了技术创新对企业未来节能减碳、降本增效，推动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的重要性。碳排放智慧管理平台专门针对能源企业碳管理需求设置，从企业需求出发，通过涵盖锅炉全流程的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监测体系的建立，研究全过程动态量化二氧化碳的生成与排放，为企业提供能源碳排放监测与分析、碳足迹追踪分析、碳减排分析、碳配额管理等功能，实现节能降碳潜力的有效定量化，助力企业解决生产过程和重点能耗设备的能耗碳耗、节能降碳措施、企业碳配额、可交易量等重点问题。二、 减污与降碳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把握好减污与降碳的内在联系，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与此同时，我国向世界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仍需进一步推进、能源消耗量还将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转型任务重、时间窗口紧等诸多困难与挑战。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在排放源类别、排放时空特征等方面均具有高度一致性，面对环境质量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与迫切需求，必须要把握好减污与降碳的内在联系，统筹谋划目标任务、管控思路、政策措施。一方面切实发挥好降碳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促进低碳发展，创新政策措施，优化治理路线，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三、 减污降碳面临的挑战由于存量基数太大，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还没有出现。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仍在千万吨以上。根据专家测算，这个数字至少要下降30%到50%，环境质量才能出现明显改善，而要实现根本性改善，必须下降到百万吨级。实现了预定的PM25治理目标，但35微克/立方米只相当于世卫组织过渡值第一阶段标准。即使是这个标准，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仍有37%以上未能达标。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一遇静稳、逆温、湿度大、低压辐合等不利气象条件，往往就会出现雾霾。2020年和2021年春节期间北方部分地区发生的重污染过程，就是典型案例。从总体上说，生态环境的改善还是中低水平的提升。未来不到十五年，空气质量要达到和好于世卫组织过渡值第二阶段过渡标准，即25微克/立方米，尚需付出巨大努力。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全球大背景。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我国与欧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很多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已经双双下降，我国正在双双上升。美国在2007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碳排放峰值也在这一年实现；到2019年，两项指标分别下降了15%以上。欧盟2006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碳排放高峰也同时出现；到2019年，两项指标都下降了22%以上。在同一时间段里，即从2006年到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却分别提高了将近70%和47%以上。欧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预计是60年，而我国只有30年，无疑难度更大，矛盾更集中。除了上述两个既有困难，我国还必须面对疫情后经济恢复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个别地方为了短期刺激经济增长，试图集中建设高排放、高耗能项目，给碳达峰、能耗双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气治理等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和风险。这种苗头和倾向，必须压住。如果不能坚决遏制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增长，如果不能严格控制高排放、高耗能项目上马，对碳达峰、对空气质量改善都将产生巨大的压力。碳达峰不是攀高峰，绝不能试图通过上马高耗能项目，人为拉高高峰值来实现低水平的达峰。2030年和2035年，是两个没有余地的关门期限，碳达峰和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性好转必须分别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完成，并且力争提前。否则，碳排放的峰值就会更高，污染物的存量就会更大，削减的成本就会更高。达峰，达峰，时不我待。从一定意义上说，碳达峰与碳中和就是逆水行舟，就是背水一战。四、 减污降碳一体化任务体系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点是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手段是强化减污降碳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途径是通过减污和降碳两个领域工作的深度耦合和同频共振，实现提质增效。（一）强化源头防控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产业结构、生产体系和消费模式。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问题，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柴油货车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方案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要求大力支持电炉短流程工艺发展，水泥行业加快原燃料替代，石化行业加快推动减油增化，铝行业提高再生铝比例，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动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重点削减散煤等非电用煤。加快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提高铁路、水运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例。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推进构建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二）突出空间协同更好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效益。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类似的空间聚集特征。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碳排放量排名前5%的网格，合计贡献了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8%，同时贡献了NOX排放总量的60%、一次PM25排放总量的46%和VOCs排放总量的57%，大气污染严重区域与二氧化碳排放重点区域高度重叠。为此，在充分考虑碳排放气候影响均质性和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基础上，方案提出要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增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引导作用，要求污染严重地区加大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力度，加快推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落后和过剩产能退出；研究建立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目标为导向的产业准入及退出清单制度；到203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量的50%左右。通过加强空间协同调控，在落实全国降碳任务的同时，有效提升区域减排效益和环境改善效果。（三）加强技术优化增强污染防治与气候治理的协调性。统筹水、气、土、固废等环境要素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治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强调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行动，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大力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构建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推进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及热能利用技术。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优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路线，推动污染地块植树造林增汇，因地制宜规划建设新能源项目。在固废污染防治方面，强化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有机垃圾填埋，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恶臭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四）注重政策创新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优势，加强减污和降碳工作在法规标准、管理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统筹融合。推动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相关排放标准，强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制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可行技术指南、监测技术指南。研究探索统筹排污许可和碳排放管理，推动污染物和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开展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充分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化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五、 减污降碳协同的主要目标到2025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格局基本形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重点领域结构优化调整和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示范，减污降碳协同度有效提升。到2030年，减污降碳协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能力显著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基本形成，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模式逐渐成熟，有力推动碳达峰目标实现。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领域协同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六、 减污降碳协同的总体要求以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践行总来闽、来明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三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锚定美丽三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把握污染防治和气候治理的整体性，以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为关键，以优化治理路径为重点，以政策协同、机制创新为手段，坚持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强化科技支撑，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七、 减污降碳现状分析当前来看，全社会已经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了初步认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具备了良好的体制、法律政策等基础。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发改委转隶到生态环境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也已全部转隶到生态环境部门。约一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将减污降碳要求纳入地方十四五规划中。除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政策的相关规定，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用于指导减污降碳协同工作。地方在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政策创新方面也有一定进展，重庆等地推动将碳排放影响评价纳入环评、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等；浙江省将碳报告核查机构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中，对碳报告核查机构进行分级信用管理，并在企业环境信用评级中对外发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安排，减污降碳的决策仍是不同路径，有些地方政策仍存在不协调现象。例如，对于焦炭是否作为煤炭压减指标，相关部门的认定并不相同。二是很多地方温室气体排放家底不清，基础缺乏，导致无法考核。三是缺乏温室气体排放执法、处罚的法律和政策依据，难以执法。四是减污降碳协同人员数量和能力均严重不足，机构改革时大部分地方发改部门相关人员并未随职能转隶到生态环境部门。五是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