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民绿色碳达峰低碳意识行动方案

提高全民绿色碳达峰低碳意识行动方案一、 提高全民绿色碳达峰低碳意识鼓励引导新闻传播机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树立绿色低碳人人有责的理念。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教育体系，生态宣传内容列入思政教育、家庭教育，充分进行生态意识教育、生态道德教育和生态法制教育。把节能减碳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及有关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要求。深入实施节能减排降碳全民行动，办好全国节能宣传周、科普活动周、全国低碳日、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二、 碳达峰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宣布将碳达峰目标提前，并首次提出碳中和，将有力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有序性、平衡性和多元化是减排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先后四次提出相关国际承诺。2020年9月提出的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将加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既是大势所趋，又非一蹴而就。碳中和难度远高于碳达峰。有序性（从达峰到中和是循序渐进，经历较漫长过程）、平衡性（温室气体排放既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发展权问题，减排速度应当与经济发展、技术发展相契合）和多元化（应用多元化技术，形成立体式的减排体系）尤为重要。双碳问题重点在能源，但非单纯的能源结构调整，同时涉及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如节能环保、工业、建筑、交通等。减少CO2排放，具体涉及供给侧和需求侧两大部分，供给侧将以电力系统为核心，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需求侧将以工业为重点，多措并举，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材料循环利用、使用低排放原料等。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加强CO2的吸收、捕集、利用等碳技术与碳市场也将逐步得到更加积极地探索。作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引领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机遇，通过低碳发展推动并引领能源低碳革命、绿色低碳工业体系创建和城镇化低碳发展，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可持续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从而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三、 碳达峰发展的风险因素碳中和工作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不要走进双碳速胜论消极悲观论的误区，而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能源、产业、金融多部门协同联动，数据、人才、管理多要素融合创新，多管齐下消解碳减排的灰犀牛带来的巨大风险，为城市升级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推进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以及能源、交通、产业等多个部门，若不能有效地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就有可能产生碳减排的灰犀牛。所谓碳减排灰犀牛，指在碳达峰、碳中和落地过程中，发生概率很高、负面影响巨大的各类潜在危机，特别是对以高耗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以及发展与之密切联系的城市或区域影响较大。碳中和愿意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要重视三个问题。（一）要注重地区转型与区域发展的公平减碳问题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资源基础差距较大，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仍存在着发展惯性和投资路径依赖。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各地争先出台达峰时间表，对于发展基础较好、产业负担较轻的地区来说，碳达峰的实现成为地区加速升级、产业要素集聚的重要机遇。但对于西部、中部等资源型城市，现有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与煤炭高度关联，发展投入大，在减碳要求下，会造成地区发展空间压缩、转型路径探索困难。同时，由于我国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和流动水平要显著高于一般城市，周边城市往往承担着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保障中心城市资源供应的重担。如区域当中的核电厂，大部分清洁电力会优先供应至城市群当中的中心城市，而只有小部分留在本地使用。尽管随着交通网络的通达和服务政策的便捷，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强大动力，但同时应当注意到，区域当中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在城市群发展结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产业梯队作用。在单一减碳要求下，会造成这些城市比较优势和产业协同优势弱化，城市群整体发展合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需警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对城市评价和考核方式的单一指标化、标准一致化，容易出现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二）要注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协同减碳问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是两个重要抓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地方往往会把重心放在能源结构调整上，重点是将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用天然气或其他形式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因此忽视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相互耦合关系。比如，纺织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是耗水、耗热、耗电大户，这是由行业生产特点所决定的。在生产端加大清洁能源利用的同时，要同步考虑生产流程、工艺和管理手段的优化，不能单一以减碳作为转型要求，而要将提高能效和减少碳排放作为企业转型的双重要求。对于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由于能源的锁定效应和工业发展的长期需求，城市会在一段时间保持工业制造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态势，甚至对于一些地区，仍需要保持高耗能行业持续发展以提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这样的地区和行业，需要客观认识发展和减碳之间的关系，客观看待发展所处的阶段，客观评估未来发展的模式和空间。将碳排放峰值以指标的形式进行分配，不利于地区发展动能的平稳过渡，需要分行业、分区域地考虑排放条件，进而有区分、有阶段地制定排放指标。因此，需要警惕由于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的不同步、部门管理作用发挥不协同，而造成城市发展优势弱化，发展基础薄弱地区，会产生由于较为激进减碳手段而造成的空间压缩、发展动力不足的风险。（三）要注重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减碳问题目前，对于未来新能源在能源系统中占比的讨论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新型电力系统安全风险认知存在不同。一方面，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会造成传统由煤电承担基础能源的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未来谁来扮演能源兜底保障的角色，谁来进行灵活性调节，目前都未形成统一认识。另一方面，电力系统的运行控制方式会发生变化，传统源随荷动的模式将向着源网荷互动转变，系统中运行主体的行为、需求都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为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很大风险。传统电力系统的安全保障，主要是通过技术和管理完成，做好供需之间的有效平衡是核心任务。但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电力作为重要能源基础，在行业和城市减碳中发挥着先行、主导甚至核心的作用。因此，电力系统的减碳工作，不仅涉及到电网企业自身，还与相关行业、企业等不同主体息息相关。电网安全不仅需要处理企业内部的技术优化和管理创新问题，还需要做好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将电网安全置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行考虑，进而建立起系统性、规范性的风险防范体系。如何有效进行政策配合、主体协同是电力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随着可再生能源逐渐站上舞台，如果不能有效做好不同能源之间的协同配合，以灵活机制调动起不同主体之间参与平衡调度的积极性，保障共同价值最大化，能源系统将会面临安全稳定运行方面的更大挑战和风险。四、 碳达峰主要目标十四五期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煤炭消费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供应系统加快构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形成，有利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77%，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确保完成省下达的指标，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大幅提高，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能源结构偏煤情况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低碳技术创新和低碳产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全面形成。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省确定的目标值，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五、 碳达峰对我国的启示（一）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长期发展从达峰国家经验看，整体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提高人均GDP水平，是平稳达峰的前提保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二）着力优化能源结构，保障如期实现碳达峰与已达峰国家相比，我国能源结构偏煤的特点，决定了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转型仍是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主要着力点。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基本原则，杜绝运动式减碳，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基础上，以电力生产清洁化、消费终端电气化为主线，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水平，推动能源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三）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障高质量实现达峰产业结构调整是高质量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手段。我国两高行业比重偏大，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旺盛，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做法无法复制。须立足本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淘汰资本密集、能源密集、碳密集产业，发展信息密集、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新格局，力争早日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四）制定各省差异化目标，杜绝达峰时间一刀切从欧盟经验看，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性直接影响碳达峰的时间。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省际之间不平衡的情况更加突出，应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坚持全国一盘棋，以碳排放总量占比高的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推动各省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允许不同省份率先、同步甚至晚于全国达峰，对个别省份达峰时间较长或长期位于达峰平台期应有充分预期。（五）加强全球各国碳达峰状态的监测增强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我国应定期开展全球各国碳达峰状态的评估与监测。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并实现达峰的碳排放大国，督促其主动承担减排国际义务与历史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对于已位于碳达峰平台期或尚未达峰的国家，督促其分行业细化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确保碳排放不会反弹式上升。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的投资机会。六、 碳达峰国家达峰特征碳达峰的早晚和峰值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的实现进程。课题组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1960-2020年数据，利用世界气象组织推荐的趋势检验方法Mann-Kendall检验和SpearmansRho检验，评估了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的碳达峰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全球共42个国家已实现碳达峰，46个国家处于达峰平台期。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具备以下特征：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高于50%，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阶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基本脱钩。（一）碳达峰国家可分为自然达峰、经济受损两种类型已达峰的42个国家中，瑞典和英国达峰时间最早，分别为1970年和1971年，澳大利亚最晚，为2009年，2009年至今未有国家实现达峰。从已达峰国家达峰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为代表的19个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实现脱钩，从而自然达峰；第二类是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影响的15个国家，以及爱尔兰、朝鲜等经济严重衰退的8个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受损衰退或社会转型失败而达峰。已达峰国家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部分国家，达峰后通过继续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碳中和进程，2017年瑞典的电力生产约90%来自水电、核电和风能。（二）多数国家碳达峰时人均GDP都高于2万美元除经济受损国家外，多数国家碳达峰时人均GDP都高于2万美元，平均达31万美元，最高的列支敦士登高达141万美元。最早达峰的瑞典达峰时人均GDP为27万美元，最晚达峰的澳大利亚为5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仅105万美元，与多数达峰国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仍存在巨大差距。（三）多数国家碳达峰时第三产业占比高于50%除经济受损国家外，多数国家达峰年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占比高于50%，其中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这些国家大都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高能耗重化工业向境外转移，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迅速发展，2020年占比达545%，逐步进入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四）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各达峰国家达峰时的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差异较大，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与达峰时间并无必然关联，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其中英国高达964%，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在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分别高达985%、818%、6167%、544%。（五）整体与各成员国达峰时间并非整齐划一欧盟整体于1979年实现碳达峰，当时的9个成员国中仅有英国（1971年）、法国（1979年）、比利时（1979年）已达峰，但上述3个国家碳排放量合计占欧盟排放总量高达70%。而德国（1991年）、丹麦（1996年）、意大利（2004年）、爱尔兰（2007年）是在欧盟整体达峰后陆续实现达峰，荷兰、卢森堡截至2020年尚处于达峰平台期。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不让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不能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因此减碳不能单打一，而要推动减碳、治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特点：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绿色技术推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基于绿色技术的特点，有三个目标需要实现：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少排放或者是零排放；培育有竞争力的低成本优势。在这个领域，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以光伏发电为例，在10年前，可能很少有人相信光伏发电能够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竞争，但现在已经可以竞争了。在这10年间，中国的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以上，风力发电成本也降低了30%到40%。基于业内的专家研究，光伏发电与燃煤发电的成本相比，可能今后几年的成本相当于燃煤发电的一半左右。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包括：电力生产清洁化，发展氢能源，交通和工业的电动化/氢能化及碳捕捉四个方面，即借助光伏、风电装机增长，电力系统将实现完全脱碳；实现氢能源全面商业化，特别是在航空等领域；在钢铁、建材、交通等能源消费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电动化和氢能化改造；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