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角色伦理学：克服文化比较中的不对称性

儒家角色伦理学：克服文化比较中的不对称性文化比较需要一把“双面镜”，除了要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依据西方的思想体系和结构翻译与诠释中国文化外，我们更应当以平等的态度和眼光，通过回归经典去实事求是地理解中国的传统，即从中国哲学和文化本身出发去理解它，并且从中认识到其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儒家思想为例，其传统中的“人”本质上都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每个人都身处各种角色之中，其存在是整体性的、过程性的。这一点与西方传统中的独立的、个体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儒家伦理学实质上是一种“角色伦理学”。一、文化翻译的“双面镜”文化翻译需要一把“双面镜”。站在我们的文化立场上看待问题时，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合乎理性、明白易懂，总之，一切都很熟悉。可一旦当我们看待其他不同文化时，事情变得奇怪和不可靠，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掌控内了;我们好像缺少了解他者文化的思想背景和资源。这种文化比较中出现的困境正是我今天所要探讨的。J.L.Borges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曾在他的日记中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记录：“大概在1916年，我决定申请就读东方文学专业。就在我满怀热情地阅读某位中国哲学家的汉译英作品时，我碰到了下面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It matters little to a convict under a death sentence if he has to walk the edge of a precipice; he has already given up living(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于这段话，译者还特意加了星号并借以表明，他的译文其实更受另一位同样翻译过这段作品的汉学家的青睐。那位汉学家的翻译如下：The servants destroy the works of arts so as not to have to adjudicate on their merits and defect(仆人们毁坏掉艺术作品，为的是不必对它们的优缺点做出裁定)。至此，我没有再继续读下去，脑海中浮现一股莫名其妙的怀疑态度。”1 (P1183)这事听起来很好笑，但却是我本文打算讨论的话题：面对同样的文本，怎么会产生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或交集的不同的翻译呢?这一疑问，曾经由剑桥大学的I.A.Richards 提出并思考过。他在1932年完成的著作Mencius on the Mind里写道：“在尝试理解和翻译一部完全异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背景的作品时，除了用我们自己文化传统里的观念对其做出某种解释外，我们能否有其他更多的收获?我们可否将它不仅仅视为反映和折射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面镜子?或者说，在这个参照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试着顺带成为一把双面镜?举例来说，要想理解孟子，我们必须事先忘却我们自身的整个思维方式和传统并同时努力学习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如果这么做是可行的话，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成功地实现两种不同思想传统的翻译和转化呢?”2在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翻译中国古典文献的问题上，Richards继续谈道：“西方思想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精致的概念范畴，诸如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等。而孟子思想的表达却无须上述任何一个范畴，也没有任何确定的概念可以替代他的思想。且不说我们从理论上无法引入这套形而上学概念系统，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也同样存在;因为若把我们的这套范畴运用到对孟子思想的解释上，我们将误读甚至曲解他的思想我们需要防范一种危险的做法，即倾向于把一套经由西方学术专门训练下形成的思想结构强加到那些很可能并不具备这种结构的思维模式或思想体系中去。”2虽然我是Richards的忠实读者，但仍然对他的这一观点表示略微担心：“没有任何确定的概念可以替代他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必须设法抛弃那种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化是怪异和不可靠的想法，并真正认识到，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迥异于我们的对人类社会存在做出解释的独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