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行业宏观环境

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行业宏观环境一、 减污降碳协同的主要目标到2025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格局基本形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重点领域结构优化调整和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示范，减污降碳协同度有效提升。到2030年，减污降碳协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能力显著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基本形成，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模式逐渐成熟，有力推动碳达峰目标实现。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领域协同治理水平显著提高。二、 减污降碳协同的总体要求以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践行总来闽、来明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三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锚定美丽三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把握污染防治和气候治理的整体性，以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为关键，以优化治理路径为重点，以政策协同、机制创新为手段，坚持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强化科技支撑，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三、 减污降碳现状分析当前来看，全社会已经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了初步认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具备了良好的体制、法律政策等基础。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发改委转隶到生态环境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也已全部转隶到生态环境部门。约一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将减污降碳要求纳入地方十四五规划中。除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政策的相关规定，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用于指导减污降碳协同工作。地方在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政策创新方面也有一定进展，重庆等地推动将碳排放影响评价纳入环评、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等；浙江省将碳报告核查机构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中，对碳报告核查机构进行分级信用管理，并在企业环境信用评级中对外发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安排，减污降碳的决策仍是不同路径，有些地方政策仍存在不协调现象。例如，对于焦炭是否作为煤炭压减指标，相关部门的认定并不相同。二是很多地方温室气体排放家底不清，基础缺乏，导致无法考核。三是缺乏温室气体排放执法、处罚的法律和政策依据，难以执法。四是减污降碳协同人员数量和能力均严重不足，机构改革时大部分地方发改部门相关人员并未随职能转隶到生态环境部门。五是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资金支持。造成以上问题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原因包括地方机构改革完成时间不长，生态环境部门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把握需要一个过程，人员能力提升、资金安排、部门融合等都需要时间周期；很多地方的空气污染排放仍未达拐点，40%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仍然超标，地方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关注不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未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考核，基层排放清单等相关数据等基础性工作并未开展。从主观方面而言，这与对协同控制工作认识还不到位，没有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放到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的高度来思考等有关。四、 减污与降碳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把握好减污与降碳的内在联系，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与此同时，我国向世界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仍需进一步推进、能源消耗量还将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转型任务重、时间窗口紧等诸多困难与挑战。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在排放源类别、排放时空特征等方面均具有高度一致性，面对环境质量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与迫切需求，必须要把握好减污与降碳的内在联系，统筹谋划目标任务、管控思路、政策措施。一方面切实发挥好降碳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促进低碳发展，创新政策措施，优化治理路线，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五、 减污降碳一体化任务体系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点是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手段是强化减污降碳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途径是通过减污和降碳两个领域工作的深度耦合和同频共振，实现提质增效。（一）强化源头防控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产业结构、生产体系和消费模式。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问题，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柴油货车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方案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要求大力支持电炉短流程工艺发展，水泥行业加快原燃料替代，石化行业加快推动减油增化，铝行业提高再生铝比例，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动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重点削减散煤等非电用煤。加快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提高铁路、水运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例。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推进构建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二）突出空间协同更好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效益。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类似的空间聚集特征。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碳排放量排名前5%的网格，合计贡献了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8%，同时贡献了NOX排放总量的60%、一次PM25排放总量的46%和VOCs排放总量的57%，大气污染严重区域与二氧化碳排放重点区域高度重叠。为此，在充分考虑碳排放气候影响均质性和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基础上，方案提出要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增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引导作用，要求污染严重地区加大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力度，加快推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落后和过剩产能退出；研究建立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目标为导向的产业准入及退出清单制度；到203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量的50%左右。通过加强空间协同调控，在落实全国降碳任务的同时，有效提升区域减排效益和环境改善效果。（三）加强技术优化增强污染防治与气候治理的协调性。统筹水、气、土、固废等环境要素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治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强调一体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与节能降碳行动，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工程试点。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大力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构建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推进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及热能利用技术。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优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路线，推动污染地块植树造林增汇，因地制宜规划建设新能源项目。在固废污染防治方面，强化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有机垃圾填埋，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恶臭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四）注重政策创新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优势，加强减污和降碳工作在法规标准、管理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统筹融合。推动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相关排放标准，强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制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可行技术指南、监测技术指南。研究探索统筹排污许可和碳排放管理，推动污染物和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开展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充分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化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六、 减污降碳治理路径明确指出要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并提出到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主要目标。这为如何以降碳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实现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方向和行动指引，加快推动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指标上实现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