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南背北：中国文明的方向系统

面南背北：中国文明的方向系统 生活中某些最习以为常的普通事物，也许和我们所属文明最根本的地方相连。汉语中的方位词及其所带来的一整套观念，就是这样一类事物。“东南西北”、“面南背北”作为方位描述，是操汉语的中国人最普通的词汇，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但这背后隐藏的却是中国文明在宇宙论上的独特性。一、没有方向的世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东南西北”这样对空间的四分法并非一种必然。人们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来指示和组织空间的，而且它需要发展一种高度抽象的观念因为“东南西北”的方向实际上并非一件实际存在的物品，它并不以实体的方式存在，而只是人们脑中的一种意识。很多语言中根本没有这类看起来是最基本的词汇中国南方各族之中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以壮侗语族为例，壮、布依、侗、仫佬、水、毛难及临高话这七种语言中“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词全都借自汉语，只有傣、黎两种语言中显示还有本源的词汇；与此适成对比的是，“中”和“前后左右”这样的概念它们大抵并未采用汉语借词1。在南岛语系的台湾高山族语言中，邹、邵、沙阿鲁阿、卡那卡那布四种语言完全没有四个方位词，赛德语则只有“东”、“西”概念而无南北概念2。同样地，通常认为属于苗瑶语族的苗语，也“没有表示东南西北方位的位置方位词”3，而以语言学上所称的“方所题元”来表达空间位置、处所、方向等4。孟高棉语族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即方位名词中只有中、左右前后上下，无东南西北概念5。藏缅语族中这一现象内部差别很大。景颇语中“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均非单纯词，而是合成词，如表“东”概念词汇本义为“天刚出现的一方”，“西”则为“天黑的一方”；“南”本意是“横向位置”，“北”则为“纵向位置”6。藏缅语亲属语言中方位词有三种情况：如藏语四个词都和汉语一样用单纯词表达；其余语言中“东、西”通常用“日出、日落”表示；“南、北”则较复杂，或借自汉语（哈尼、普米语），或以水头、水尾表示（彝、独龙语），或无之（羌语）7。这其中给人的启发是：“东、西”概念因为太阳位置的存在，通常早于“南、北”概念产生，哈尼语和普米语言中只有“东、西”，“南北”则使用汉语借词8。与“东南西北”方向系统差别最大的则是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各语言。操这些语言的人生活在横断山脉地区，周围环境沟壑纵横，因此他们发展了一套高山河流作为定向标准的方向概念。以羌语业隆话为例，“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明确的东、西、南、北等方向概念，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在动词前面加不同的前缀来区分不同的方向。在业隆人的思维习惯中，有三个定位系统作为人们日常动作行为方向的参照，这三个系统分别是地势、河流和太阳。”9在他们的语言中加趋向前缀ko-向里/向东/向前；趋向前缀ni-表向外/向西/向后。这种动词前加前缀式趋向范畴的语言，国内藏缅语中有羌、普米、嘉戎、道孚、却域、扎坝、贵琼、木雅、尔苏、纳木兹、史兴等羌语支语言和藏语的部分方言，都在川西-滇西北一线的横断山区。在这些语言中，“表示以日出、日落为定向标准的东西南北等方向概念的方位词都是借词”，如木雅语“东南西北”借自藏语，羌语则借自汉语10。这些甚至不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现象。贵州、云南操汉语的人群在生活中也很少使用“东南西北”的方位词11，中世纪法国南部山区的人们也不依赖这四个方位来辨识空间：“雅克富尼埃的宗教裁判记录簿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太阳升起和太阳落山的方向以及东西南北等字眼，可见蒙塔尤的农民不使用这些词语。”（蒙塔尤页443）诚如民族语言学研究权威戴庆厦先生所言：“一种语言方位词具有什么特点，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特点以及认识特点等密切相关。分析方位词的特点，不仅能加深对名词的认识，而且能从方位词的背后看到一些文化现象。”12一个不使用这类方位词的人群，对空间的认识必然与明确依东南西北确定方位的人群有着相当不同的宇宙观。二、面向东方且设想一下远古人在大地上游荡时的那种孤独：他/她需要一个精神支点，以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点来组织和认识在他/她面前展开的整个世界。根据历史学、语言学和神话学的分析，远古人通常是将自身及自身所处的位置设想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在定居文明中，他所居住的村庄常常就是一个宇宙的神圣中心，人们在那里借以和神灵沟通。在有方位概念的语言中，方位总是“东南西北”四分的，那么为何总是四个方向而不是三个或五个呢？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又在西方落下，其轨迹构成一条笔直的轴线，当一个人面向太阳而立时，他背对西方，而伸出左右手则分别指向北方和南方。一个平原上居住的人，这一十字交叉的维度最自然地适合他的空间想象和自我定位，也为他组织空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持有这种空间和宇宙观的人，必然隐含了一种朝向东方的基本定位。因为面东而立，那么“东”自然也就是“前”方，在印欧及阿尔泰诸语言（这些语言的人群最初都生活在欧亚腹地的大平原上）中，这一方位感的证据仍是斑斑可考的。雅利安人迁移时，称东方为“他们的前面”（purva），右手边（dakshina）则是南方13；东方在印度神话中被称作mrdha divah，或“天的前额”14。高楠顺次郎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方位称呼中之可注意者，谓东曰前方（Purastat），西曰后方（Pascat），北曰上方（Uttarat），南曰下方（Adharat）。谓东西为前后，乃对日轮而称，是为世界通例。”15东西=前后，北南=左右，确实在不少语言中存在，但它却并未总是“世界通例”。在突厥系语言中也不乏例证。古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igr被确定其义为“向前方，向东方”16，而古突厥语kidin, kedin一词意为“背后，西方”17。楚瓦什语mal“前”也有“东方”之意。突厥语中“东、西”和景颇语的情况一样，也是复合词，系根据太阳确定方位（东kn tusq、南边briy、西kn batsq、北yiriy/yraya；kn意为“太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现代各突厥语言方位词差别很大（如“东”：维语rq，裕固语undiyaq，图瓦语:n，土耳其语dou）18，这表明“东南西北”的方位词汇并非非常基本稳固的共有词汇，原始突厥人尚未严格地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基本方向认知。根据这些对中亚远古居民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来解决另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称罗马为“大秦”，其语源为何，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提出大秦为古波斯语dasina之译音，意为“右”，右即西19。现在有充分证据可否定这一假说：其一、古代印欧人所面向的基本方位是东方，因此他们的“右”乃是南而非西20；其二、古波斯发源的摩尼教世界观中认为最初的天堂在北、东、西方，黑暗地狱位于南方21，南方在古波斯人观念中可见为一不祥方位，而只有面南而立的人，才会将“右”指向西方；而大秦显然不可能位于波斯的南方。印欧人这种面向东方的基本观念一直被延续下来。东方是最神圣的方位，“按照从西罗马形成的传统，基督教堂的圣坛设在东端，为的是做礼拜的时候信徒们都面向东方，也就是向着耶稣圣墓所在耶路撒冷”22，但基督教其实吸收了许多古代异教的遗迹（参见人类与宗教），面东而立或许也是其中之一。基督教堂的这个设计思想，在伊斯兰教那里被改变：穆罕默德亲自规定信徒们在礼拜时必须面向圣地麦加的天房，而麦加在叙利亚以南，因此当穆斯林攻占叙利亚后，便将基督教堂横向使用，改为南向，廊道也修成南北向。长期沿袭成为定式，“以至后来新建的清真寺大殿都采用横向的巴西利卡的形制，面阔大而进深小”23。在伊斯兰教中，神圣方向（qibla）问题（确定朝麦加祈祷的方向）是一个重大问题，一度推进了座标定位和经纬测量的发展24；中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地图绘制者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要将耶路撒冷这一圣地放在世界的中央”25。在这样的一神教世界中，大地出现了一个绝对的神圣中心，抽象的“东方”不再具有远古时的意义。“在穆斯林眼里，神圣之物主要有两件，一是圣城麦加，一是标示麦加正向的旗矛。一块平常普通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一仪式就立即变得非同寻常，带上了神圣的意味，清真寺的建造即发端于此。”26这些神圣中心成为信徒心目中的精神指向，空间的组织原则也由此出现了一个辐射-内聚式的不同状况，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神圣之城如麦加、耶路撒冷的地位依旧不仅控制空间构成和朝圣方向，还控制了很多致力于往这些圣地朝圣的人们的生活”27。中国古代也有“长安不见使人愁”、“每依北斗望京华”的诗句，但真正在空间和人们意识上起到宗教圣城一样力量的那个“神圣原点”，还得说是1949年后一段时期内的祖国首都北京，不健忘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反复咏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对数亿人精神控制和空间想象的重要性吧。三、面东面南：内陆亚洲的两套方位系统内亚史学者丹尼斯塞诺在他一篇对早期突厥文明的论文中指出，“阿尔泰诸民族所使用的方向系统（the systems of orientation）已经得到了频繁、彻底的研究”28，然而在我看来，这一检证仍未达到足够彻底的地步。塞诺引多位学者的研究证实，古突厥人的方向系统是面向东方的，但一个看来令人费解的事实是，在现代突厥诸语言中，只有雅库特、图瓦、西部裕固语和楚瓦什语中显示东向的痕迹（如楚瓦什语mal“前”又有“东方”之意），“在其他突厥（及蒙古）语言中，四个基本方向的名称则显示使用这些名称的人们有着一个南向的方向系统”29。对这一的问题塞诺提出两种可能：一、古突厥方位系统可能最早为所有突厥语民族共有，但“后来这个系统逐渐被基于南向的另一种方向系统取代了”；二、古突厥人的方向系统可能属于另一个文化体。30他本人看来更倾向于前一种可能，因为很容易注意到的一个现实是蒙古语基本方向名称表明他们采用一种南向系统，但蒙古人东面的邻居通古斯语言证据却不大明朗：女真、那乃等语言中“东”与“前”联系在一起31，而满语、鄂温克语中，“前”却与“南”联系在一起。由于资料极难追索，这个问题1963年Rahmeti Arat就指出“从旧有文献来看，突厥有东向和南向两个方向系统，这肯定是与突厥人在不同时期所接触到的文化圈相联系的。我们对这些过程的细节还不能作清晰的审察。”32塞诺本人也承认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曾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得出什么结果”33。现在终于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大致解决上述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知道那一影响过程的细节，但从各种证据看，突厥的两套方向系统应是分别受波斯（印欧系）和中国文明（可能间接从操蒙古语族的人群传入）影响的结果。中国由于偏处亚洲东端，因此中国式的南向系统影响所被主要是东北亚南部的族群，如蒙古（蒙古又可能是受契丹间接影响）、满、朝鲜等语，而北部诸语言则保留原有的东向系统（鄂温克语应是受蒙古语影响），而女真语和满语的差别则显示南向系统在一个具有继承关系的语言中最终取代了东向系统。这种取代，在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朝鲜语里可能表现得最为明显（朝鲜语东tong、南nam、西s、北buk）：按内藤湖南的说法，朝鲜语“在表达东西南北等概念时，完全没有本国语言，只能用变形的输入语。尽管这样，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时，当初有一个时期曾用前后代替南北，直到近代，朝鲜方言中还可以发现这种遗迹”34。朝鲜语不但四个方位词完全借自汉语，而且采用的明显是南向方位系统。这种南向系统对漠北各族的影响，很可能早在匈奴时代就已开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左方诸王居东方，右方诸王居西方35，左=东，则暗示了一个南向系统的存在；又匈奴诸王中左方高于右方，其风俗是“其坐，长左而北乡。”史记正义：“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正因为未能意识到一个南向系统的存在，又将古匈奴人假定为原突厥人，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对史记的这一段作出了一个武断的解释：“在古代突厥人的四方概念体系中，以东西为主，东为前面、前方，西为后面、后方。面东而立，右边属于南方，左边属于北方。”恐怕这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的方向系统是独尊北方的。延至南北朝时代，柔然（现常被认为是一种原蒙古人）帐向东开，而拓跋魏帐则南开36。拓跋鲜卑在南，显然比漠北的柔然、突厥更易于受中原影响。鲜卑-蒙古系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各族似乎自古以来就采纳南向系统，从现有的证据看，契丹也应不例外。辽史卷三七地理志：“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木叶山是辽代皇室圣山，其始祖庙居南而其妻在北，于此可见辽代以南为神圣方向。在此我们更可质疑另一个辽史上纠缠不清的老问题，即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论横帐条谓“辽俗东向而尚左”，东西为横，故谓御营为横帐。这个问题历代学者争议不休，对辽史的这一解说普遍认为实属附会37，但却很少人怀疑“辽俗东向而尚左”这一说。如果是东向，则左=北方，实在是颇不可解的，一般而言，东向系统的文明中是尚右的。契丹的方向系统应是南向的，而且还深远影响了游牧民的生活状况，使得其居处和朝拜的方向“都从朝东改为中国式的朝南”38。可能即因此，蒙古人是严格采取南向系统的。桑原隲藏指出，蒙古帐篷入口必定朝南，“其实，这并不仅限于蒙古人。北方夷狄的匈奴人、突厥人、回纥人都是如此。入口如果不是朝南，那就必定朝东。入口是绝对不朝西、北两个方向的。”39只不过他认为这一开口方向与草原上的风向有关，则未必是正解。这一方向系统渗透蒙古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蒙古语族语言中，前=南方。蒙古语*emn“前面的”，与格为emne，卡尔梅克语mn“在前面，往南面”40；蒙古语aru“背部、背后的、北方”41，而bara-gun则是“右方、右手、西方”42。这一方向系统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已如此。蒙古秘史中左翼军均在东方，而右翼军在西方；而其中左翼常强于右翼，如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军12.9万人，其中10.1万均分给少子拖雷，分为三个军：中军仅一千名护卫，右翼（西面）3.8万人，左翼（东面）6.2万人。从历史上看，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两翼制度，常常表现为这一类三部形态：统治者直辖中部，左右（或南北、东西）两翼长官各分领一翼，拱卫最高首领，“其中分领东方或北方的长官，位尊权重”43。东、北分别在南向和东向系统中处于左手位置。对于蒙古人的南向系统，学者们一般是没有疑议的，“我们知道蒙古人是以面对南方定方位的”44。伯希和在指正巴托尔德时说：“左边犹言东方者，并不是因为蒙古人以南方为大，因为他习用中国人面南的习惯”45。现今内蒙古各旗中，常看到某某左旗、某某右旗、或某前旗，这里的前后左右，都是根据一个南向系统来定位的46。现在要证实的是：这一南向系统是受到了中国文明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面南背北：中国式方向系统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谈到古代盛行的“四天子说”，南方象主（印度）、西方宝主（波斯）、北方马主（突厥）、东方人主（中国），其中前三者“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这位七世纪的伟大旅行家在当时便已指出一个显著的差异：即当时亚洲大陆主要文明的方向系统都是朝东的，惟独中国是南向的。汉语中“东西南北”和“前后左右”是截然分开的单纯词，并不像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中，“东”和“前”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但有一些遗迹暗示了一个南向系统的存在，如南面为君、南面百城、都寓意地位尊崇，以南为尊位，而坐北朝南、面南背北则是在空间布局和建筑上常见的格局。论语雍也：“雍也可为南面。”孔子之意即冉雍其人可为首领。贾谊过秦论：“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唐代所谓“陇右”实则即“陇西”，右=西，则必南向而立。又如江东=江左，淮左=淮东，淮右=淮西，山右=山西，山左=山东。北宋时常以“山北”、“山外”、“山后”指燕山之北之辽国，如王铚默记卷中：“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而以燕云十六州为“山前”，欧阳修论契丹争地界状谓契丹“诛敛山前，汉人怨怒”，于此可见以北为后，以南为前。另外汉语中惯于说“东北”，而英语则作Northeast（北东），这大概也是因为南向的中国人将这一方位视为“偏东之北”，而以东西方向组织空间的印欧系人，则将之视为“偏北之东”。中国文明在其发端时便显示出强烈的空间性特点。不过这一思维可能不会早于六千年前，因为这一时期起汉藏语分化，而汉语与藏语在方位词上没有同源关系。早期中国文字中的“巫”字，中心是十字交叉状，何新谓是太阳符号，而李零认为“十字交叉而以短横加四方，表示方向”47。先秦文献中常谈到面向四方的“四巫”，饶宗颐认为当与望祭有关的方向之祭，“巫”与“方”这两个字的早期写法非常相似（“方”字殷周时是“巫”、“刀”为一体）48。周礼中的男巫主要掌“望祀”（遥祭四方）、“望衍”（招延四方名山大川之神）。也就是说，当时的华夏先民已表现出以两两剖分和两两对称的概念来划分、组织、掌控、定位时空的强烈企图49，先秦时地理、时间、量制都有四分制50。封禅时帝王登临制高点，上应天星，以观察者自身的眼睛为中心，俯临其控制范围的“四望”，一切均在其掌握之中。在这种观念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强烈现世性格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文明的宇宙论呈现一种将空间网格化的内在意识。李零指出，“古书中的国野制和畿服制，古人也习惯于把它想象成大方块套小方块，而不是同心圆”。九章算术第一章就讲“方田”，以方田术为基础来研究其他形状的田，“中国古代的地面设计，不但田是方的，房子是方的，城郭是方的，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是方的，而且用以绘制地图的网格也是方的”51。中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空间时，看到的是无所不在的方格和交叉点，可能这也与田地的方形（“田”字本身就是四四方方的）互为因果。在将大地这样“方格化”后，古代中国人甚至认为对应于人间的天上也是这样平面的方形（而在其他文明中常见的则是垂直视野，如伊斯兰教说天有七层、佛家说有十八层地狱）。一般认为，汉字中“东”、“北”二字可以较确定地是会意字（许慎说“东”合“日”、“木”为一）53，而“北”本义即“背部”，可见造字者预设了一个面南而立的人。习惯上，汉文化历来以东西为纬，南北为经54。李零谓“古人重面背胜于左右，所以总是先南北（即面背）而后东西（即左右）”，但问题正在于：为何华夏先人要将南北向视为面背呢？我猜想这或许与中国文明历来重视现世和农业有关，南方在五行中对应于夏天，那正是植物生长的季节，雨水丰沛（农业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而在天地日月之位中，日月可确定是分列东西，则天地也就列于南北，而中国人又向来重视“天”胜于“日神”。如李零所言，远古人在空荡荡的大地上，要想正确定位方向，“东西是靠昼观日景，南北是靠夜观极星”。一个巫师自居北极星下，设想其他人北向面对着他，而他的左右手便是东西向。这两条轴心射线穿越观察点作十字交叉，便将空间分为四方。这一思想一经确立，便作为宇宙观的一部分渗透到中国文明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中国人确立城市基址通常先定南北中轴线（子午线），然后截取一点作东西延伸，作为城市中心的“大十字”。至迟在先秦时，齐地的八主祠便已确立以南方为正位。当时祭祀中四时主祠在南，日主、阳主祠在东，月主、阴主祠在西。前32年，汉成帝采纳匡衡等人意见，以为古代郊祀都是随王所居，行于近郊，而且祭天之所在正阳之位（南），祭地之所在太阴之位（北），因此废旧祠，改为在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经过反复，公元5年平帝时由王莽规划，再定南北郊之祭（汉书郊祀志）。这一模式一直奠定到清朝。明清北京城的“前门”（“正阳门”），实为南门，以居正阳之位故名。1651年10月31日，清廷将宫城南门“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因为祭天在南郊。清代北京六坛（天、地、日、月、先农、先蚕），天坛和先农坛在南郊，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月坛在西。考虑到古代诸文明中首都即是其浓缩的微型宇宙模型，这一空间布局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甚至在孙子兵法中也强调作战时要左前开阔，右背依托，左前即面向东南方55；这暗示指挥者面向南方，而其左右翼两军也就分列东西了。汉语中“左右”、“左膀右臂”大略与蒙古军中的左右翼一样，与这种军事布阵然后发展出“助手”、“下属”之意。在朝廷面见皇帝时，“左文右武”的排列是为了表示朝廷重视文治胜于武功。在风水术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也同样显示了一个南向系统。先秦时中国人尚右，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功“位在廉颇之右”，意为在彼之上。而后世却改为尚左，所谓“男左女右”即暗含“男尊女卑”之意。但在中国以外，各文明通常都与先秦中国人一样，是尚右的，即使是同样采纳南向系统的蒙古人也不例外，“蒙古人以中间为尊，右次之，而左为卑下”56，蒙古包里女性坐左侧（东面）的卑位57，甚至蒙古神话中的魔窟也位于东方58。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印度人以左手处理不洁，而右手抓取食物。其实古希腊人也不例外，他们神庙的台阶级数均为单数，就是为了“使信徒能用右脚踏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台阶”59。美洲的祖尼人也是一样，名字对应于神话动物的右前肢或右腿的，就是氏族中第一受到尊敬的60。在东向系统中，右对应于南，一般是受人尊敬的阳位，而在南向系统中，则是左对应于东。如此说来，先秦尚右可能也是受到某一种东向系统的潜在影响。确实先秦时对东方也有崇敬，如九歌文选卷三二吕向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这其中的隐秘还有待进一步追索。附及：日语的方向系统可能是世界语言中最复杂的了，其音读、训读两套系统中，前者系汉语借词发音，而训读读音常常非仅一个，如方位词（前为音读，后为训读）：东 to azuma/higashi西 sai nishi南 nan minami/minnami/keinan北 hoku kita很显然前者均系汉语借词（北=hoku，或为朝鲜语间接借入，朝鲜语“北”=buk与古代汉语发音颇为接近），而“前后左右中”的概念如下：前 zen mae/saki（同“先”，本义为“尖端”）后 go ushiro左 sa hidari右 u migi中 chyu naka值得注意的是表达这些概念时很少使用音读61。如前所述，“前后左右中”的概念在任何语言中肯定是较先发展起来的抽象概念，而“东西南北”较晚，甚至根本不会发展出来。可能正因此，日语中“东西南北”比“前后左右中”更依赖于借入的概念，也因此而较多使用音读。内藤湖南曾说，日语中许多借入的抽象概念，其实训读与借入词的本义颇有不同，“作为人名的孝字，训读为、，它的意义是善和高，不是对父母的特别用语。忠字训读为时，它的意义是正，训读为时，是亲切的意思，都不是对国君的特别用语。”62日语方位词或许也有这样的线索吧，可惜我不通日文，姑聊备一格以俟方家教正。-1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2陈康编著台湾高山族语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3李云兵苗语方所题元的句法语义属性，载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页1664同上引书页165：“方所题元（locative/satial theta roles）就是在小句结构中表示空间类语义角色的成分，包括方位、处所、方向、空间的源点（locative source）和终点（locative destination）等。”5李锦芳著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页340-350。作者调查景洪市勐养镇控格山有一群千余人归属未定者，他们自称“户”；具有较明显孟高棉语族特征，户语中方位名词只有 左右前后中上下，无东南西北678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页223-225，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9尹蔚彬业隆话动词趋向范畴，载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页14710黄布凡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页379-38611承李颖华、徐瑾分别告知云南凤庆和贵州毕节的情况12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页222，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3德Hermann Kulke & Dietmar Rothermund著印度史页614西方神话学读本页4815转引自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页34916买提热依木沙依提著突厥语言学导论页8717G.J. Ramstedt阿尔泰语言学导论（语音部分）页3118买提热依木沙依提著突厥语言学导论页22919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页109，并参见夏德大秦国全录20伯希和叶调斯调私诃条黎轩大秦：“古波斯语Daina，此言右，或梵语Daksina，此言右同南之对音。”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九编页12221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页4602223陈志华外国古建筑二十讲页30224Michel Blay & Efthymios Nicoladis 主编科学的欧洲：科学地域的建构页5125地图的由来页2426波斯和伊斯兰美术页15927偷窃历史页112829303233塞诺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6-8世纪），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页86-8831同上，又，塞诺引那乃（Nanay）语为例说明通古斯人中“东=前”的方向系统，但那乃人即赫哲族，而凌纯声1934年考察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页275却指出赫哲语中南=tsulhi，前=tsul，两者有同源关系。或许赫哲语中也有两套方位系统？待考34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页535史记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36敕勒与柔然页135，又北史卷十三：“蠕蠕俗以东为贵。”37杨若薇认为这一说法不可信，但指的是其解说理由。参见刘浦江辽朝“横帐”考，载氏著松漠之间；又参见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一书38巴托尔德中亚简史页2939桑原隲藏东洋史说苑页3140G.J. Ramstedt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部分）页6441G.J. Ramstedt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部分）页26742G.J. Ramstedt阿尔泰语言学导论（语音学部分）页11743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页344蒙古帝国史页153注解445伯希和“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第一卷第三编页2746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页276谓厄鲁特汗国“南部称巴伦噶尔（右部）北部称准噶尔（左部）”。如果是这样，则是东向系统，可能漠西蒙古受突厥系影响，但也可能是南向系统，而准部处于东北方向。如今内蒙的苏尼特左旗与苏尼特右旗，前者在东北方，因此也可以按南向系统称为“左旗”。47何新龙：起源与神话，又李零中国方术续考页32-33484951李零中国方术续考，李零又指出：与“四方”的概念相关，古人还有许多与“四”字有关的地理概念，如“四郊”、“四野”、“四国”、“四土”、“四望”、“四陲”、“四封”、“四裔”、“四海”、“四荒”等等，这类概念的四个方向都是以观察者的眼睛所在为中心。52李零中国方术续考页19753也有不同意见，左民安细说汉字认为“东”也是假借字54葛华廷辽代“横帐”浅考，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55李零十三篇综合研究页422：“这些概念与阴阳有关，是以左、前与东、南相应，为阳；右、后与西、北相应，为阴（我国古代地图和建筑多以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为顺）。”又孙子兵法地形二：“地刑（形）东方为左，西方为右”。56江上波夫蒙古高原行纪页25457斯钦朝克图Sechenchogt蒙古语马名称与蒙古族马文化：“蒙古包的东边是妇女的位置，西边是男人的位置。”见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页35358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页250：“在雅库特、通古斯和汉提-曼西人神话中，将北方视为地狱，将中部大地描绘成洒满阳光的乐土。他们把地狱和中部蒙古都称为乌图根，称西天是除地狱之外的魔鬼居住地，而在蒙古神话中恰恰相反，称魔窟位于东天。”59神话辞典页27060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页5761以上日语方位词承卞人劼、李澜两位教正62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页5-面南背北地由来其实很朴实采光和通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太阳是从东南升，西难落绝大多数地区的风向是春夏东南风，秋冬西北风所以南向既可以有充足的光照度，又可以避免直射夕晒等不利于人居的因素，同时通风也是最佳保证，春夏有足够的风可以通堂入室，消暑散潮秋冬可以把寒冷的西北风挡在后面保暖中国文明主干是农耕文明，一切都是围绕农耕两字来展开的很朴素也极有智慧围绕这个主轴来，很多看似神秘的东西就不难理解了很多东西，其实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个中有复杂的原因也有的是当时的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缘故古代没有现代的科技和气象学来综合阐述这个道理，所以往往或借圣人口或借鬼神言来推广老百姓也乐于接受即便是现代民众，能以自然和科学的态度来接受事物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关于左右尊卑的问题比较复杂，可能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先秦不仅尚右，很多时候也尚左。比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左传桓公八年：“楚人上左”。百官朝觐，右边的人官大，右丞相比左丞相官大。把左等同于东会引起混淆，因为只有对于身居高位的一方，左才是东（他们南面而立），位置卑下的（比如大臣），以右为东，东为尊位。所以老百姓也常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欧陆传统也不都是尊右的，在圆桌或者圣餐桌上常见的排列方式是，主位居中，左手坐圣徒（或骑士）依次排列，右手坐叛徒（或为空位，或坐处子，表纯洁之人才能坐此不祥之位）。有学者认为，以左为尊，是因为右手是常用手，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地位低下，左手比较养尊处优，自然就高贵了XD维舟 回复 子宇 说：谢谢，尚左尚右的问题我是一边写一边想到的，还有些考虑不周之处，我补充几句：1）先秦的尚左、尚右似并存，如你说的官职状况，古语也有“左迁”一词，意为贬官。2）魏公子列传的典故，我也注意到过，但这或许与车驾习惯有关。比如现在公路上汽车也有靠左、靠右行驶两个规则，分别起源于英法，而它们上古无疑都是东向系统的。3）左传一条，可能是特定状况，因楚俗不与中原相同，故特为标示，“尚左者，楚俗也，异于中土之尚右矣”（卫聚贤古史研究二集下册，老子是云南的苗民）4）现在所说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是地图绘制的习惯，参见地图的由来一书页18：“托勒密画每张地图时，总是将地图正上方定为正北，这便是我们现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