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和文化传输——以老舍为考察中心

论析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和文化传输以老舍为考察中心 论文关键词：抗战：文人流徙；文化传输论文摘要：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踏上流亡的道路。她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妻离子散、身染疾病、经费无着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动民众抗战的同时也无形中造成文化传输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升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老舍就是她们的优异代表。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8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将军命令29军撤出北平，北平陷落。31日，日军又攻占了天津。11月11日，经过三个月的鏖战，上海也落入敌手。和此同时，日军又发动了对山东省会泉城济南的攻势。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老舍，面临着走和不走的困境:我怕城市会突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她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可能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不过，一个xx最珍贵的东西是她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候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需赶快出走。对气节和声誉的珍视，使得老舍不得不踏上流亡的道路，不过要走的话也并非那么轻易: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胃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眷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在这种犹疑和矛盾中，老舍备受煎熬:“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七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不过最终老舍还是“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冈登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几经辗转，老舍来到了武汉。然而她对济南还是未能忘怀。那里不仅有过美好的回想“每一角落，似乎全部存着部分生命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全部引发部分感慨;就是一风一雨也好像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还有她朝思暮想的儿女，极少写旧体诗的她曾经赋诗一首，表示自己对儿女的牵挂:“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潜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对侵略者的愤恨使她妻离子散、四处流亡，更因为爱国热情的进发，使得老舍决心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二自踏上武汉的第一天起，到日本战败投降，老舍一直同侵略者进行着不见硝烟的战斗。不论是在济南，还是在武汉，或是在重庆，乃至洛阳，西安，兰州，青海，老舍一刻也不曾放下她那支摇动五岳的巨笔；而不论她是健康的还是身患贫血和疾疟，她也一直未曾忘怀“乾坤血泪共千秋”，立誓要“誓血江山半壁仇”。纵观老舍在抗战中的活动关键有几方面:一:主持“文协”。1938年3月27日，“历史上空前的，也是抗战进程中最值得欢欣鼓舞的盛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成立。老舍和邵力子、冯玉样、郭沫若、茅盾等人一起当选为理事，并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总会，所以老舍成为了文协实际上的总责任人。能够为抗战出力，老舍是喜不自禁的，她这么表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竟然也被收容，也能伴随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最少也有多个手榴弹呀!我没有专长，只期望把这多个手榴弹打坏些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己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从诞生到谢幕，老舍为文协的正常运转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为保障作家的稿费版税进行斗争，以至捐献劳军、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等等，每一项工作全部渗透着老舍的心血。茅盾也认为:“假如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抗战的文艺家的团结，恐伯是不能那样顺利快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苦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而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即使因为经费无着和人手短缺等问题，老舍也不是没有发过脾气:“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全部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可能只作出一份的事来;心和手之间往往横截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该达成工作上的精力中途消散，而成绩和期望，越相去甚远了。”但她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能使会务能合理的进展，从而对文艺工作有力的推进。二、扶持文艺刊物。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作品和沟通消息的阵地和平台，老舍经过和文协同仁商议，决定出版文协会报抗战文艺。抗战文艺于1938年5月4日创刊新文艺的生日变成了民族革命抵抗侵略的生日，周初为三日刊，但因“不能适应抗战期间的文艺活动”和人手短缺等故，从第一卷第五期开始改为周刊。抗战文艺出版到17期时，因武汉岌岌可危，故文协将其迁往重庆，后于10月巧日在重庆复刊。同时武汉的留守人员也出版抗战文艺，但名称改为战地特刊，一共出版了五期，“特刊最大部分全部是送到前方去的，很受前线将士的欢迎”。1939年3月27日，是文协一周年纪念日，抗战文艺于此时改成了半月刊，以后又变成了月刊。在抗战文艺的生命历程中，曾经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困难，诸如经费奇缺、人员匾乏和印刷困难等等，但在老舍及其同仁的坚持下，抗战文艺一直屹立不倒自1938年5月4日“在汉口创刊，直到1946年5月4日在重庆终刊，共出版73期，贯穿抗日战争一直，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培育抗战文艺的同时，老舍也对其它文艺刊物倾注了大量热情。1937年12月，在冯玉祥支持下抗战画刊创刊，赵望云主编，老舍是特约撰稿人之一。1938年1月1日，冯玉祥又出资创办通俗文艺刊物抗到底，老舍和老向、何容担任主编。1938年3月15日，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创刊，老舍是关键撰稿人之一。另外，诸如自由、文艺月刊、抗战教育、大公报等报刊上也常常见到老舍的名字。能够这么说，假如缺乏了老舍这支“巨笔”，那么蓬蓬勃勃发展的抗战文艺就会失色很多。三、笔耕不辍。后文详叙，此处不赘。四、前线劳军。1938年初夏，中华全国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慰劳团赴前线慰劳将士，函请文协派员参与。文协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两人参与南路慰劳团，老舍参与北路慰劳团。北团于1939年7月28日从重庆出发，途经成全部、绵阳、剑阁、广元、汉中、宝鸡、西安、憧关、洛阳、南阳、榆林、延安、平凉、兰州等地，路途18500里，12月8日返渝。老舍随北路慰劳团劳军慰民，察访战时国情，在延安曾和毛泽东见面。部分行程见闻写入了长诗剑北篇。三正如前文所说，老舍在抗战期间一刻也不曾放下她那支摇动五岳的巨笔，不过和抗战前关键描写城市中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不一样，在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老舍开始了通俗文艺作品鼓词、小曲的创作。之因此出现这种转变，关键原因在于，老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即使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确实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还未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甚至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字全部不知道。它“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所以在抗战洪流到来之际，要发动老百姓起来抵御侵略者，在利用新形式活报、街头剧、朗诵诗等的同时，侧也要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旧形式，如京剧、大鼓词、韵文、河南坠子等等。在她看来: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一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论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和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认为，在抗战中，我不但应该是个作者，也应该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替代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全部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和小曲而以为有失身分。老舍向文艺家们发出呼吁:“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事，这二者必需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rrt22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从1937年12月28日发表第一篇通俗文艺作品张忠定计(鼓词)开始，到1938年迁渝为止，短短多个月的时间老舍就创作了十几部通俗文艺作品，如游击战(鼓词)、新刺虎(京剧)、西洋景画词(洋片词)，等等。在采取旧形式的同时，老舍对它的内容完成了置换。原先的旧形式的内容多是宣扬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甚至荒淫狠裹的。一个例证是，1938年9月中，文协曾派郁达夫和盛成两人率团分赴鄂南和鄂东慰劳前线将士，回来后两人曾汇报说前线将士精神食粮严重匾乏，同时后方民众的读物，“仍然四处全部是那些充满毒素的旧有的小唱本，和七侠五义，彭公案一类的说部，很明白，这些东西是无法提升通常民众的抗战情绪的”。老舍显然同意这见解，并把这些旧的内容置换成宣传抗日、保家卫国，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以女儿经为例，传统的女儿经宣扬的是“尊三从，行四德”，要求女子“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女子应该贤良淑德，出嫁前“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而出嫁后“夫君话，就顺应。不是处，也要禁”。就连日常行为也做了规范:说笑话“莫高声”，走路时“遇着人，就转身”。而老舍的女儿经则完全颠覆了上述内容，因篇幅不长，故罗列于下:太平年，贵温贤，在乱世，重健全。身为女，心似男，知爱国，不苟安。多作事，不偷闲，不搽粉，省下钱。献政府，救国捐，织毛袜，送营盘。前线上，士兵寒，到医院，救伤残。到乡下，去宣传，手不懒，口会言。为国事，身当先，甘吃苦，不畏难。有胆量，把枪肩，女中杰，花木兰。跳舞场，影戏园，全不去，志气坚。不挑吃，不讲穿，慢恋爱，快自全。贪愉快，国难安，国不保，家也完。莫胆小，莫心酸，胆要壮，心要宽。新女子，手托天，女豪杰，美名传。不用费什么困难，我们也能看出二者的不一样来。老舍期望用这种通俗的方法，能够唤起一般女子的爱国热情，为抗战大业作出贡献。除了女儿经这种韵文，像京剧也被老舍改造成了宣传抗日的有效形式。老舍在武汉创作的四部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三娘、王家镇，无一例外全部是表现一般民众抗日题材的。像新刺虎里的康氏和女仆春香，忠烈图里的陈自修一家和赵虎、刘忠，烈妇殉国里的薛氏和刘忠义、赵先生，王家镇王老好、王老三、王小、薛成义，等等，全部是生活在下层的一般民众，她们有的是农户，有的是教书先生，有的是抗日将士家眷，但不论她们的身份有何不一样，但她们在日寇到来之际却没有屈膝投降或束手就擒，而是利用她们的智慧将敌人一一消亡。但怎样利用旧形式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作家“不是依据反应抗战现实内容的需要去改造旧形式、选择适宜的瓶子，而是做了旧形式的俘虏”，对此，老舍依据本身经验强调新旧文艺的区分在于:新文艺“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高尚”，而“通俗文艺则近乎取巧，只愿自己的行销，而忘了更高的责任”。不过她也提醒道:“因旧生新易，突变急转难。而成，使大家立即成为最摩登的国民，近乎妄想。以民间的生活，原有的情感，写成小说，而略加引导，使之于新，较易成功。原来讲忠君，现在不妨讲忠国，忠仍是忠，方向却变了。老舍对文艺作品的语言也很重视。在文协举行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上，老舍提请和会的各位人士注意，不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全部没相关系，但“用字造句，一定要注意。像有些新字新句实在为大众所不懂的。比如:“老舍的眼光投了一个弧形，心中起了微茫的伤感，就连初中的学生恐怕也不见得十分了解。因此我们今后应该留心字和句。”国在创作过程中，老舍落实了她的这一认识，我们即使在她的严厉文艺作品里也轻易看不到偏僻字，那么通俗文艺作品是何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能让一般民众看懂通俗文艺作品，她还创作了鼓词识字运动交给山药蛋(富少舫)演奏。在创作过程中，老舍不是没有过苦恼:写惯了新文艺的，越敢自由，便越见胆气和笔力;新文艺所要争取的是自由，它的形式内容也就力斥陈腐，要拿出争取自由的热诚和英姿来。赤足已惯，现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旧样子的不合脚的鞋，怎受得了呢?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自己的趣味，而是为文字的实际效用啊！栖牲了文艺是多么狠心的事呢?这么一想，有时候便把写成的几句拉碎。然而，自己“既知道部分写通俗文艺的方法，而且确实有不少读众，为何不努力于此呢?”“自己吃点苦，而民众得以读到部分能够知道的新东西，便一定不是乖谬之举。”在老舍看来，“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和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另外别无企图”。不难看出，老舍在抗战期间的通俗文艺创作，不但起到了发动民众抗战的效果，而且也无形中造成了文化传输的后果。这种文化传输并不像其它文人那样带给民众新的文艺形式，如朗诵诗、街头剧等等，从而改变老百姓的知识架构。老舍的文化传输，表现为两点:一是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她摒弃了老百姓不熟悉、不认可的新文艺，而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旧形式，但采取旧形式并不是说新的词汇、新的语法就完全不能用，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新的词汇、新的语法是不可避免的。如前述的女儿经，其中的“宣传”、“恋爱”，相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新鲜的词汇。这种潜移默化的融入，无形中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水平。第二，把沉积在老百姓心中的旧有的封建观念，置换成抗击敌寇、保家卫国的观念。上述的女儿经是一例，老舍对大鼓书词的改造也是一例。旧有的大鼓书词多是讲史，或表现男女间的悲欢离合，爱国杀敌的内容极少，老舍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局面，使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