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19-25)

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九“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发布日期：/10/10 18:11:00 来源：经济观测报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讲过了，货币别无她用，无非是交易的帮手。交易规模扩大了，需要更多的货币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诸多货币运转的历程。至于今天中国的货币存量对年度产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此前想也没想到过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但是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分派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而政府为了国家工业化，又把统购价压得很低。1斤粮食1毛钱，1000亿斤也但是100亿人民币，哪里要多少货币为农业服务？工业都是国有的，生产资料靠筹划调拨，消费资料在低工资、低物价、凭票凭证的架构里，是商品也消费不了多少钱。至于自然资源，任你地下埋的、河里流的、山上长的、天上飞的，皆在指令筹划掌控之中，一切“非礼莫动”，有货币也无用。放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界定了产权，特别是放出了交易权。农民的粮食、棉花可以按市价卖了，工厂的产品可以按市价卖了，劳动力也是商品了，人民可以自谋职业了，国有工程师可以周末指引乡镇公司赚点外快，艺人可以上街市卖艺养家活口。当时人民日报刊发过一幅老汉卖粮大把数钱的照片，让人过目不忘。我自己读到过最传奇的故事，是刘晓庆“走穴”时每天表演后和她妈妈一起点钞票点到半夜两三点那时人民币的面值小，真的是要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把这些微观图像加起来，1985年广义货币对GDP之比为54%,1990年为82%,1993年过100%，1997年达到124%。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货币深化势不可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念书时，在英文的中国经济评论上读到易纲的一篇论文。该文起首提出一种问题，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远远高于GNP增长值与物价指数增长值之和。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1978-1992年间，中国的钞票（M0）和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了20倍，但真实GNP只增长了2.3倍，而官方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分别增长了1.25倍和1.41倍。易纲的问题是：为什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增长了？那无法被GNP增长与物价增长解释的“超额货币（excessmoney）”，究竟因何而来，最后又跑到哪里去了？易纲提出的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力。整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但有一项困扰如影相随，那就是“货币超发”。货币少发固然不成，流通局限性、打击生产。但是货币供应超过了经济运营的需要即货币超发也会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严重的货币超发，一定带来严重的通胀。这是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也被无数经验事实不断验证。1980年和1988年弗里德曼两次访问中国，恰恰都是中国通胀指数高企的年代，因此弗老的理论影响到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实在很有缘分。货币主义觉得，法定货币时代最要加以防备的，是政府因短期的财政压力积极超发货币，带来通胀甚至恶性通胀，最后危害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至于如何才干做到货币供应可控，弗里德曼的主张是“准则高于权威”，也就是美联储干脆像计算机同样，恒定让货币供应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4个百分点，坚持执行，对任何经济、政治压力一概不予理睬。美国那样的经济，究竟能不能以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供应货币，是此外一种问题。但是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从改革以来货币供应就始终大大高于经济增长。这就带出诸多不同的解释，例如“物价指数低估”、“强制储蓄”、尚有什么“货币悬浮”等等。易纲的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即“货币化进程增长中国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用1978-1992年中国经济的数据予以严格验证。这里，“货币化”就是指国民经济从筹划统制、自给自足向市场体系的转化，诸如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公司的异军突起、民营公司的增长等，都带来新增的、“额外的”货币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营中货币用量增长，也解释了“超额货币”的来龙去脉。我觉得这篇论文最重要的地方，是把制度变迁带到了宏观经济分析之中。很清晰，根据“货币化增长货币需求”假说，恰恰是制度变动带来了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具体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能不能仅仅按照“比经济增长略高某些”的水平来控制货币供应呢？答案是不行的。由于那样就满足不了货币化进程对额外货币的需求，不仅克制经济增长，并且克制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如果对农民、农村和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变迁熟视无睹，照猫画虎地套用成熟市场经济的 “货币准则”，那绝对是要坏事的。这不是说货币主义失灵，也不是说那时中国就不存在货币超发。要点是，脱离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虽然通行天下的货币主义原理也不能为转型中国自动提供制定对的货币政策的根据。1995年终我回国后来，看到中国经济的货币深化方兴未艾。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同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将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也许。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都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想想一幅都市土地的图景吧，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都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城乡的房改房也是这样，过去单位分房子抓阄排号，麻烦是麻烦，但那是不花钱的麻烦。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同样的房子在诸多居民家庭之间转手，人们消费房子，房子就非消费货币不可。因此，易纲那篇论文抓住的问题不仅延续下来，并且越发引人注目。还是货币增长的幅度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指数之和，只但是“超额货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变得数目更加巨大。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途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直到广义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150%、甚至达到当下的180%。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但是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此外一种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起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0)制度变量影响货币与物价发布日期：/10/18 19:01:00 来源：本站把货币化纳入宏观分析，意义重大。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谁不关怀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派人间的福利与财富，重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由此，价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响而变动、究竟由什么决定变动，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持久关怀的话题。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种理论基本，应当是“货币数量论”。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觉得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种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重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化。但是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把一种命题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模糊，就容易接受可观测现象和可感知经验的检查。批准不批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任何人均有机会推翻货币数量论只要你观测到货币周转率和商品劳务量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没有提高价格水平，或者反过来，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供应量不变，商品劳务量的增长也没有减少价格水平，你就可以大声质疑、大胆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说，进行新检查，由此提高有关价格变动规律的认知水平。就我所知，一方面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专家、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1885年，她刊登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仅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阐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虽然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奉献的故事，在经济学的早年时代并不罕见斯密刊登国富论时甚至还没有经济学，她本人则以道德哲学家而闻名英国但纽康先生提出货币数量论还是有点特别。在她之前，出名经济学家林立，诸多前辈早就关注市场景气发生波动与金块、纸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被欧文费雪命名为“有关货币数量的理论 （quantitytheoryofmoney）”，还是被“外行的”天文学家拔得头筹。或许，这与天文学宏大的视野、以及天文学家们坚信万物运动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有关吧？真实世界究竟有无MV=PQ这回事？这就要讲验证了。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后来完毕的。至于实证检查，则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巨大工程。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弗里德曼和她的合伙者施瓦茨（AnnaJ.Schwartz）运用1867-1960年间的美国经济与金融数据，系统探查了美国货币存量周期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她们的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 “货币主义”格言“通胀但是是一种货币现象”基本就是这本 美国货币史及其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与周期）。从费雪到弗里德曼，当年纽康的天才猜想得到阐释和验证，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头脑里，开辟出一块“货币是重要的”新天地。中国经验也验证着货币数量论。不管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肃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变现出来的通胀，还是改革后多次进入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度增长的事实中找到因素。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的讲演对中国听众的说服力，靠的可不是她的辩才。这位诺奖得主的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我喜欢的科斯专家相仿，也属于“人贵叙己而不自诩”的那个路数，绝不靠“吾日三赞吾身”那类没完没了的自我吹嘘来“制造影响”。对我这辈人而言，若不是1980年代末高达19%的物价指数，要接受原本从没据说过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丰富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长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克制作用。这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数量方程里的Q（商品劳务）分为两部分来解决，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劳务”，即耗费了货币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劳务，即原本不在市场之中、未耗费货币成本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举凡土地、劳力、创业动机和形形色色有市场价值的创意，都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体和新的胃口，需要额外消费一块货币。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晰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上周本专栏简介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如何增长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过GNP增长与CPI增长之和的“货币之谜”。在原创的货币数量论里，究竟有无这层重要含义呢？直接读，是没有的。由于横竖那里只写下一种Q，并没有把它分开来解决。但是深究一下，我觉得此含义还是蕴藏在其中。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专家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货币（M）为交易服务，其服务的频率是V,商品劳务（Q）是交易的成果，而价格（P）则是交易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信号记录。问题是，已经进入交易过程的商品货币是一回事，潜在的、可以进入交易的资源是此外一回事。当潜在的资源更多被动员进市场交易的时候，货币方程之解固然要起变化。纽康后来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忽视了“商品劳务”（Q）的第二个含义。多数人觉得这个Q就是直接可以观测到的市场成交量，没有什么大文章可做。重新激发人们思考这个概念内在含义的，我觉得是1988年的科斯。在公司、市场与法律这本小书里，科斯委婉地批评流行之见热衷于阐释贸易的益处，却对一种经济究竟有多少产品进入交易这样更主线的问题几乎视而不见。她坚持问：“什么产品会被贸易”，以及为什么贸易会发生？科斯的答案是，要看减少了交易难度的市场制度的作用与影响。转型中国经历了市场外资源大规模进入交易过程的实践，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清晰地看到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回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为了增长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解，我们不仅要观测货币供应、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劳务的供应，并且有必要关注制度变动如何影响市场化资源的增量、变化货币需求，进而在给定的货币量下影响物价水平。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究竟是进还是退，不仅是方向路线的大问题，还与公众广泛关切的通胀与价格形势息息有关。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1)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发布日期：/10/24 14:53:00 来源：经济观测报最新发布的中国广义货币量，达到68.8万亿人民币。这是今年8月底的数。相应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呢？目前还只有上半年国内GDP的记录成果：总量是17.3万亿。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放到一起来估计，到今年年终国内的广义货币有也许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这是两个不可直接比较的量。广义货币（M2）是存量，由于货币发出去一般不会消失，所有以往发出来的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购买商品与服务除非发生像朝鲜那样的政府翻脸不认自己发出来的货币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间新发明的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由于正如本系列评论反复提及，货币别无她用，重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提供服务。一种经济转起来的时候，需要多少货币参与其中，流量与存量之间总有一种合适的比例。也是此前提到过的，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 （即广义货币占GDP之比），先是由低向高发展，但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倒U字的图形。中国经济在筹划时代的货币指数奇低，非常合乎逻辑；改革开放后，货币指数随市场化进展而上升，也合乎逻辑。比较不容易解释的，是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1997年 过 124% ， 过162%，目前看仍然扶摇直上，还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让我们先把好不好的问题搁置在一旁，如此越来越高的货币占GDP之比，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上篇专栏文章提出把制度变量引入货币分析，其实提供了一种调查研究的思路。这里要考虑走几步。一方面，对货币数量方程中的那个Q（即商品劳务量），不能只限于观测“已经成交的”部分，还要考虑“潜在可以成交的”部分。另一方面，特别关注制度状态对潜在的商品劳务转化成现实的商品劳务的影响。最后，探查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因素，不仅要看货币总量，并且也要看货币化进展的限度。就是说，物价变动不仅也许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也许来自于潜在的商品劳务进入市场的状况。老式的货币主义高度关注货币量，前提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货币化已经趋于稳定，可以在理论上像货币流通速度同样假设为不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动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国内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涉及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应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这固然不是报刊专栏的合适题材。但是就其大要，就算是挂一漏万写下几笔，也对清理问题不无裨益。简朴的问题不妨单刀直入，但是像物价这样令公众关怀和激动、成因又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搭一种粗略的框架，或可避免一下子进一步细节反而迷失了方向。 在货币供应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线索就是从积极超发转向被动超发。这里所谓“积极超发”，是指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开动了货币机器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货币，即“央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大体上，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银行法，在法律上就终结了政府积极超发票子的也许。在实践上，自那后来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一般也不需要向央行透支。10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货币大投放，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例外。至于“被动超发”，则是指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滞后，共同合成了巨额的贸易出超，成果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过量货币。以-为例，每年的净出口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9%，等于像广东这样一种大省一年生产的GDP所有以商品劳务的形式出口，但由此形成的多种人民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合计起来算，仅后来与出口商品劳务脱了节的货币购买力就达十多万亿。如此巨大的一种“货币缺口”，还不压迫物价上涨？你不让它涨，过量货币就到处漫游！但是另一种方面的状况更值得注意。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足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足释放，甚至受到人为克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此外一种水平。问题在于，市场化的现状与潜力究竟是个什么状况，要靠“事实性的判断”，而不能凭借“价值性的主张”来主观臆断。否则，见仁见智的分歧，吵来吵去也达不成基本的共识。个人之见，经历了30近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从表面上看，国内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尚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当下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举一种例子，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教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吗？有人疑虑重重。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些领域是什么 “市场化改革”过了头呢，那岂不是离基本的事实越来越远？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比较而言，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限度高些，但城乡一体、不管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限度看起来不低，由于“地价天王”每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都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国内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不少人朗朗上口的“保护农民利益”，本来是并不涉及“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转让权”这一层最重要的含义的。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征来，招、拍、挂后开发的楼宇，叫“大产权”；农民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与她人合伙建成的房子，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虽然法外的转让几乎无日无之，但笔者还是敢斩钉截铁地推断：没有合法保障的交易规模，永远不不小于潜在可交易的规模。加到一起看，中国还远远没有充足释放市场化的潜力。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里论述的逻辑与否对头，望天下识者察之。反正，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是货币总要拿出来购物，养老虎总要喂它吃肉。既然人们对货币之虎冲入市场并抬升物价有很大的意见，那么在左拦右截之余，不妨考虑，究竟喂多大一块肉，才足以让这只货币老虎乖乖地呆在笼子里、不跑到街上来作乱？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2)加息的不同含义-10-27 9:45:41 经济观测报 阅读847次 加息的不同含义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十二当通胀压力增长，或者资产市场价格陡然上升之际，央行加息就成为一招应对之道。为什么加息就能对付通胀和资产价格飙涨呢？道理或许是这样的：利息乃货币之价，加息等于给货币加价。一般地说，货币之价增长，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减少，人们少借债、少花钱，购物或购买资产的 “买压”减少，上冲的物价被釜底抽薪，市场就可平稳下来。形象一点说，加息等于给货币老虎丢出一块大一点的肉，好让那厮待在笼中，不要跑到市场上来乱咬一气。这套 “安虎策”，说起来是国际惯例。不少读者看过格林斯潘的回忆录 (动乱年代：一种新世界的冒险)，对这位1987年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刚上任不久就做出的加息决定，不也许不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美联储已经持续三年没有加息后的第一次加息，1987年9月4日做出的决定，加息幅度但是50个基点 (从5.5%到6%)。最初商业银行的反映是相应调高重要贷款的利率一如政策预期， “让借钱变贵”以克制通胀。但接下来的反映惊心动魄：10月第一周美国股市急跌6%，第二周又跌12%，其中9月16日 (周五)一天时间道琼斯指数跌了108点。等到白宫派军用专机把原本要在达拉斯刊登讲演的格林斯潘接回华盛顿，9月19日(周一)的美股创下比1929年大萧条还严重的史上单日最大跌幅：道琼斯指数一天跌508点、下挫22.5%！美联储接着又为 “稳定市场”手忙脚乱。对此，格林斯潘主席的回忆录里有具体的记载。她戏称自己必须像一条 “八脚章鱼”那样行动，才可勉强应付局面。那也给天下所有央行行长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拜学习曲线之福，此后的美联储加息再也没有引起如此的超级震荡。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多少轮加息、减息，操盘手法越来越娴熟。这也把 “加息”工具，很自然地列入货币政策 “成熟兵器”的武库。其她按下不表，这里单追一种问题：格林斯潘那一年究竟加的是哪一种息？不难回答，由于上引回忆录载明，那一次把美股闹得天旋地转的 “加息”，加的乃是美联储 “贴现率” (discountrate)。这是各成员银行以尚未到期的票据向美联储规定兑现时，美联储规定支付的贴现利率。它有时也叫再贴现率，指各成员银行将已贴现过的票据作担保，向美联储借款时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美联储控制的另一项利息，是“联邦储藏基金利率 (FedFundsRate)”。那也是商业银行向联储借贷的利息，但是不需要以未到期票据为凭。根据联储是美国银行体系 “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安排，各成员银行就有权在头寸局限性时直接向联储借贷。美联储固然永远有钱可借。问题是，一旦央行认定市场过热，就通过加息把自己的钱变贵，以克制商业银行向自己借钱的需求。很清晰，美联储的 “加息”，无论加贴现利率还是加联储基金利率，调节的都是商业银行与央行的借贷关系。至于商业银行与其客户的关系，联储加息并没有予以直接的管制。商业银行还是自行决定她们的存贷利率。这里的 “决定”，受客户与客户之间的竞争以及商业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影响，不受联储直接干预。联储加息对商业银行只有间接的影响：如果商业银行从联储得到钱变贵了，而市场上再也无处可以得到比联储 “更便宜” (即利率更低)的钱，那么商业银行可放贷数目就减少，在竞争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也就要加上去。这样看，联储加息对市场的影响既间接、又重大。为什么间接的干预反倒能带来重大的市场影响？我的理解，美联储加息虽然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转回来克制的却是央行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在金融发达的美国，金融机构“发明货币”的功夫再了得，央行也还是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关小主渠道的闸门，货币供应流量从源头收紧，因此影响巨大。加上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跟着上浮， “发明货币”的动力也下来了。制度环境不同， “加息”的含义也不同。以本次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的加息为例，央行说得清晰，从今年10月20日开始上调的是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央行为所有商业银行划定下来的吸取存款、放出贷款的官定利率。各金融机构以此为基准，在容许的上下浮区间里浮动，才形成实际的存贷利率。一般地说，基准利率上调，实际存贷利率也上升，反之存贷利率下降。因此，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也是为了 “让借钱变得更贵”，也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中国式加息是央行直接调节金融机构与客户的关系，却没有调节央行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央行之因此可以直接干预金融机构的存贷利率，是由于利息管制尚存，也就是 “市场化利率”的体制还没有实现。本来过多货币供应形成的利息率变动，天生就会先降后升。第一种阶段，货币过多，其价自贬。接下来货币之价 (利息)下跌，引起对货币的需求上升。当利率跌到物价指数之下时负利率是也对货币的需求急剧上升，由于此时借钱不仅可保值，尚有机会升值。到了人们都看明白，谁借得到钱，谁就拿到通胀条件下参与财富转移分派的门票，第二阶段就来临了。此时，借钱需求旺盛、存款意愿下降，竞争的力量会把存贷利率一起推高。这就是说，放任利率自由，市场上也会加息。在这个意义上，央行本次加息，带有松动利率管制的意味。央行提高基准利率外加浮动，就更多地运用市场自我平衡的机能。这固然值得称道。个把月前我到杭州访问泰隆商业银行，一线业务员已发现，负利率正同步压低存款的意愿和拉高借钱的需求。她们问，为什么不能提高存贷利率？日前央行的加息决定，看来顺应了市场规定。在逻辑上，早加息也许早就可以消除负利率的严重状况。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了，大范畴的严重负利率主线就不容易浮现。问题是，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简朴，虽然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后者才是通胀的定义。正而高的利率，但是有助于克制高通胀预期也许转为恶性通胀的几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再说破一点：作为货币之价的利率，自身也是广义物价总水平的构成部分。记录上对头的话，加息也是 “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本源是货币总供应过大，非到源头下工夫，无从根除。从这个观点看，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固然有助于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却因此变得体型更大，胃口也更好了。问题尚未根治，同志仍需努力。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3)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发布日期：/11/23 8:21:00 来源：本站上文讨论“中国式加息”与美国加息的不同含义。对前者而言，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容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美国加息呢？也讲了，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虽然中美加息均有紧缩货币供应之意，但影响的力度还是大相径庭。这样说吧，如果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那么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 或有读者问，商业银行存、贷利息一起上浮，导致客户的储蓄意愿增长、借贷需求下降，商业银行的信贷供不小于求，最后还不是把“余钱”存到央行，不也同样变化了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关系？美国加息先紧动脉、再紧毛细血管，中国加息从毛细血管紧到动脉收缩，殊途同归，究竟有什么不同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理解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这方面，我得到的观测如下：今天中国的央行已不限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也不限于只通过一条货币动脉与商业银行相连。正如本系列评论特别关注的，为了汇率政策目的，中国央行还不断以基本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心购买外汇，在累积数目不断翻新的国家外汇储藏的同步，还形成了此外一条人民币货币动脉通向商业银行。如此特别的“双动脉货币循环”，单靠加息或者降息局限性以实行有效的调节。 先看第一货币动脉。像天下所有央行同样，中国人民银行也为所有商业银行承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文献说，最早提出 “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概念的，是18世纪末来自赫赫有名金融家族的一位叫巴林的爵士。她觉得英格兰银行是“银行的银行”，重要职能是在一般商业银行遇到危机时借钱给那些问题银行，以保证支付、克制恐慌，也就是充当“最后贷款人”。18，桑顿（Thornton）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最后贷款人”理论，觉得要对付金融恐慌这样系统性的风险，离不开“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安排。由于不难观测到，虽然资产质量良好、有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也也许应付不了突发的、因恐慌引起的金融风潮存款人忽然规定债权变现，如果得不到满足就加深所有存款人觉得银行将要破产的疑虑，从而引起更大规模的提现规定。这时，最后贷款人登场保证被觉得有问题的银行有能力付现，制止金融恐慌的蔓延。但是，桑顿也注意到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即商业银行认定反正有最后贷款人“兜底”，贷款的风险控制也许变得马虎大意。桑顿的建议是绝不要向没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提供最后贷款，并有勇气让那些经营不善的机构破产倒闭。初期有关最后贷款人的实践与理论，已经隐含着现代银行体系的核心矛盾。一种简朴的问题是：最后贷款人的钱从何而来？初级答案是“储藏”，即来自各商业银行事先在最后贷款人那里存上一笔储藏金，一旦浮钞票融恐慌，就动用这笔资源来“灭火”。但是，当恐慌的能量大过储藏规模的时候，如何找到更强有力的货币水龙头呢？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最后贷款人的权杖终于从JP摩根此类市场大亨的手里，转到了垄断国家信用的央行的名下。很明白，国家比个别私人资本的规模更大，也因此拥有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规模经济。更直截了当之处，是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就意味着央行拥有不受限制的提供最后贷款的能力。 央行取代私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合法增长供应法定不可兑现货币。这似乎是对付金融风潮、银行挤兑、储户恐慌的终极利器，由于无论局势多么严峻，政府总可以通过央行紧急征收货币主义者习惯称谓的“通货膨胀税”，保证把市场恐慌遏制在萌芽之中。但是，麻烦也在这个地方。由于央行要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与央行此外一种稳定币值和货币体系的使命，在有的状况下会严重对立。如果央行在对付金融恐慌方面体现得无所不能，以至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超过了一定的阈值，那么拯救金融市场究竟要以滥发票子将来的货币不稳定为代价。此类事情在金融史上屡见不鲜，最新、也是最夸张的例证当数本次金融危机以来在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概括一点说，觉得强大的国家干预就足以消灭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至今还是远未实现的抱负。作为后来者，中国的央行如何解决不同政策目的之间的内在紧张，也只有在布满矛盾的建议和批评中摸索迈进。整体看，中国至今并没有颁布保证存款安全的法令，虽然中国人民心照不宣地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动用其财政的和货币的力量来保障储户的基本利益。中国人民银行也历来没有明确宣布过，发生支付问题的银行和其她金融机构一定会得到“最后贷款”的服务。人们凭经验和记忆，只懂得一旦出问题也许得到完全不同的解决：有央行出手注资相救的，有任其破产的，有帮忙剥离不良资产、推动重组的，也有在严惩肇事机构负责人的同步却仁慈地保护储户的。如此 “没准的”解决，带来一种积极后果，储户总要仔细挑选机构，而任何机构也不能肆意妄为。我们无从懂得这一切是不是出自故意的设计和安排，只是从成果看，央行的方略非常接近于1990年以来流行的 “建设性模糊”（Corrigan，1990）理论。该理论觉得，如果最后贷款人不在事前把自己的责任讲得那么明白，也许可以让市场里的行为者好自为之，从而对付最后贷款人存在下的道德风险。事实上，当下阻碍央行维持稳健货币目的的，并不是它同步要扮演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于1990年代中国大刀阔斧解决了银行的不良资产，那曾经迫使央行放出过量货币以拯救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压力，虽然没根除也基本得到解除。今天威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压力，重要来自所谓“第二货币动脉”，即央行为了人民币汇率目的，不断动用基本货币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大手购汇，从而源源不断地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我们写下过数目字的数量级：1999年以来中国合计的净出口商品劳务出口了，相应的货币购买力却留在了国内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每年2.3万亿-2.4万亿的净出口；是危机冲击中国经济之年，可是我们全年的外汇储藏还是增长了4000多亿美金，算起来仅此就增长3万亿左右的人民币供应；虽然贸易顺差的比例有所减少，但外汇储藏、外汇占款的增长还是令人瞩目。简言之，第二货币动脉的流量充沛，仍然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主力通道。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均有限。且不说通胀时期名义利率一般低于实际利率，虽然没有调节的滞后，加息也不能直接调节第二动脉里的货币运动。横竖进入中国的每一块美元究竟带出多少人民币，一方面受汇率机制决定。正本清源之道，下周再谈吧。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4)黄金管得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吗发布日期：/11/25 7:54:00 来源：经济观测报本周实在热闹，美联储第二波定量宽松（QE2)出笼，加上G20峰会开锣，全球经济究竟怎么了，中国当如何应对，引起评论无数。我读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辩护，是说QE2虽属非常规但毕竟还是宽松货币政策中的一种。依作者之见，只要行货币宽松之策，长期债收益率下降，股价上扬，美元汇率走低，固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至于此举是不是引起通胀预期，那是后来的事，反合法下美国经济，与其紧张通胀，不如紧张通缩。 类似“宁冒通胀之险，也要先保经济增长”的论点，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金融危机以来，这也差不多是全球各重要经济体共同的主旋律。美国的麻烦，在于虽然进入所谓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还是步履蹒跚，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既然宽松货币已帮美国渡过金融崩溃的难关，再来一回，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批评意见的重要着眼点，是美国又一波宽松货币对全球的影响。那可是好大一种“外部性”。由于美元一身二任，既是一种国家的国别货币，又是全球最重要的储藏货币。倘若美国只以本国物价指数为依归，在CPI还没有升到令公众和政客不安之前不断大手宽松货币，那美元作为一种可以流出的货币（outsidemoney），大肆流向增长较快、通胀压力较大的新兴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把别人淹掉了一大片、自己还毫无感觉呢？此外一种外部影响，是美元走贬等于别国货币升值。这对增长美国出口或许有利，至少诸多人是这样觉得的，但对她国出口就有克制作用。如果这些受影响国家还紧张经济走弱或“二次探底”，那QE2也将造福美国、遗祸她人。但是再次定量宽松对美国自己的影响究竟如何，在一流的专家那里也很有些不同的见解。本周二，格林斯潘的前任PualVolker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讲，美国的失业压力需要几年时间逐渐化解，大手松货币无济于事。这位前任的美联储主席，本专栏曾经简介过的，是上世纪8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以坚定的货币紧缩力挽美国通胀狂澜的了得人物，固然懂得高失业是对付高通胀的一种代价，舍不得付出必要的代价，就没有美国经济的将来。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总裁也觉得，在QE1的效果尚不清晰的状况下，急急推出QE2实属不智之举。比较主线的，是世行行长佐立克有关重回某种修订过的金本位制度的意见。不谈细节，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在每次重大的全球性危机后都浮现过。其实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多少年前就坚持非金本位局限性以解决法定纸币的问题，由于管不住货币当局超发货币的冲动，市场经济的根基动摇，那就万事皆休。从这次危机及应对的经验来看，仅从货币政策讨论问题的确局限性够，有必要到货币制度的层面观测现象、讨论问题。这固然不是说，货币政策是松还是紧、特别是各国货币松紧力度之间的协调不重要。问题是，靠开会、辩论、投票等等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与紧，定对了好办，定错了又怎么办？货币政策有时滞性，等到发现后果不佳，再评论、再开会、再辩论、再投票？至于各国之间的货币协调，像近来美联储的第二波宽松，选在G20之前出台，摆明就是一种不交付国际讨论的事项。对她国有影响吗？影响到谁、谁去对付就是了。于是诉诸金本位，以此约束货币当局。倘若各重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全球金本位卷土重来，金融麻烦固然少得多了。以QE2为例，如果还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典型金本位，重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体现，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忽然多余一大块黄金储藏，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呀！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此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由于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仅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重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联，那就不必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的纷争？在此环境里，国际贸易得到“黄金-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甲国若对乙国有了贸易顺差，等于多赚到乙国的钱 （黄金是也），钱多导致甲国物价上扬，直到贸易品成本增长，把顺差减下来。反之，逆差国货币外流，物权下跌，不需要逼别人升值也可恢复平衡。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以此构造和平发展经济的环境，固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这也是长期以来，“重返金本位”的主张屡屡出头的因素吧。像讨论其她经济问题同样，良好的愿望不仅令人尊敬，并且也拥有格外强大的感召力。但是，为了让良好的意愿真的通向天堂，我们还是要注重实现此种愿望的条件和机制。对于种种金本位的设想，我们要提示一点，千万不要觉得是黄金的物理特性，才约束了人类超发货币的冲动。没错，黄金和其她贵金属储藏有限、开采不易，充作货币的本位，随便多供应货币的想头就受到了约束。不管多么大事不好，打别的主意可以，开货币笼头大肆放水是没门的。由于货币币值稳定，因此物价稳定，不会动不动相对价格风起云涌，物价总水平涨落无度，弄得投资者、生产者无所适从。这也是金本位制度最明显的优势。人们赞美金本位，规定回到金本位去，根据也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是黄金具有不易增长的物理特性，才成为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主角的。让黄金当上货币的，是人类的选择。要不是人类故意愿，至少乐意接受保值限度高的商品来充当交易媒介和储存手段，黄金的物理特性又有什么用？是为了交易的以便和公道，人们千选万选才从诸多不同自然物质中选中了黄金的。这是说，选可靠的交易媒介是因，黄金被选中是果。倘若造物主历来没有“造出”过黄金，会不会没有其她东西跑出来满足人类有关货币的规定？我想还是有的，货币史上充作货币的可以开出一张单子来，而货币史并没有终结。废除金本位的也是人类。远的不说，典型金本位那样尽如人意，为什么坚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布雷顿森林体系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达到合同据说是第一种靠合同运营的货币体系为什么仅仅二十近年后就漏洞百出，最后以美国食言、金本位崩溃而告结束？黄金的物理特性没有变化，金本位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有无一种统一的理论可以解释货币制度变化的命运？通过这次危机，我觉得核心在于人类具有胆怯疼痛的倾向。作为斯密认定的天生倾向交易的动物，人们需要交易媒介（货币），又紧张货币币值不稳定损害交易的进行，这一种“怕痛”心理，引起了不断寻找更可靠、更保值货币的持续努力。但是，在某些状况下，超发货币让货币贬值也同样成为减轻短期疼痛、避免经济调节代价过大的一种手法。当公司破产、机构转型、工人失业和政府从现存经济构造收取的税收和其她利益的难度陡然加大，超发票子可以减少 “构造改革”的痛苦的时候，“准则至上、不通人情”的金本位就容易遭到唾弃。这样看，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接近；经济调节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重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少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如果这个判断对头，货币汇率的协调恐怕还要另辟途径。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5)民间的金本位发布日期：/11/25 9:18:00 来源：经济观测网 去年1月上旬，我和几位同窗在都江堰一种叫茶坪的山村里小住数日。当时调查的题目是“灾后联建”。那是成都市在汶川地震后推出的一项地方政策，要点是开放都市居民和工商公司出资参与受灾农村的灾后重建。我们住在一家刚刚建成的二层搂的农民新宅子里，房子的建筑质量、外观和内装修都相称够水准。户主说盖新居投资的大头是外来联建人出的，自己仅负责内装修。本来这家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损，按联建政策以宅基地一小半面积的使用权为条件，找到城里的一位合伙者，先修盖农民住宅，再修建归外来联建户的房子。在这所农民新居之侧，我们果然看到尚有一处住宅的外壳已有了模样。这就是灾后联建：受灾损的农民出让部分宅基地40年的使用权，换得建新居的投资。难怪我们的房东谈到联建，有份发自内心的快乐。 在茶坪结识了不少村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明福。老刘是茶坪的老支书，为了“培养年轻人”，刚刚退了下来。在我们达到前不久，她又被推选为村长，反正是一位颇有威信的村庄领袖人物。别看老刘初中尚没毕业，她有关农村社会经济的知识可是一等一的。格外了得的，是她那风格鲜明、生动活泼的语言能力。比方她向我们赞美自己的家乡，说茶坪山好、水好、空气好的时候，就冒出了这样一句：“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是活但是100岁，那完完全全就是你个人的责任！”与老刘相谈甚欢，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向她请教。那几天的交谈得到不少宝物，今天要秀给读者看的，是与本系列评论有关的一件。那是老刘闲话家常中提到的一项承包合同，她讲得随意，我们听得入神，完了还到她在河沿坡上的家中翻找出这份合同原件，征得老刘批准之后，把每页都拍照存档。故事简朴：1999年刘明福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亩山地种植银杏。承包期从到2049年共50年，双方商定的承包费总金额为3.5万元，其中前每年交费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这里面有一种问题：双方当时议定的承包费，如何经受得住长达半个世纪的将来岁月的考验？最核心之处，是当时商定支付的承包费，几十年后究竟交多少才算对头？双方在“多次讨论、反复协商”中找到理解决措施。该合同第六条如下：“承包费贬值率与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黄金价一般工艺品115元/克为原则，后来黄金价按银行售价浮沉在20%以上时才计算等值24K黄金量计算当年的承包费。”这里，“一般工艺品115元/克”这几种字是手写的，看来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签字当天查询了黄金市价后写上的。这条款的意思，是每年交纳的承包费，要按金价的变动予以“贬值或升值”的调节。具体的措施，就是以1999年签订合同步的金价为准，保证将来承包费的黄金平价不变。1999年的金价如合同所载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币，故500元可购黄金4.348克（=500/115）。要保证将来的承包费不贬值，无非就是保证后来每年的承包费也能购得等量的黄金。如的金价为每克280元，那么要交的承包费就应当是1217.4元，由于从黄金平价的角度看，这笔承包费正好等于1999年议定的500元。要是还是只交500元，那出让山地的那一方吃亏就大了。我问这样精致的合同条款，是谁想出来的？老刘的神情说，固然非她莫属。我又问，你是要交承包费的一方，按黄金平价调节将来每年要交的承包费，对你有什么好处？老刘教育我：交易可是要讲公平的呀，再说，后来我也也许再转让，那时我就要收别人的转包费啦。她说得多明白：一是合约公平，二是买家也也许当卖家为什么那么多公式化的 “合约经济学”，能明明白白说出这两点的凤毛麟角？固然，以黄金平价来应对货币币值也许变动的合同模式，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我们对她那涉及了黄金条款的承包合同刮目相看的地方。但是，我可不是为了猎奇才紧追到她家里去的。这几年在成都考察城乡统筹，看过与土地有关的合同也算不少，发现以实物商品来商定合同支付价格的，还真的很普遍。但凡波及将来多少年的土地转让合同，一般都以粮食标价，例如每年每亩土地转让的对价是800斤到1000斤的黄谷，或600斤到800斤的中档大米等等。为了避免交实物的不便，此类合同一般也写明，以秋后某一时日的市场价格把实物折成货币。这样说吧，比较短期的合同（如两三年就完毕的联建合同），直接写货币价；十近年的土地转包，以粮食实物计价定合约；更长期的合同则选黄金平价。这就带来本文的标题“民间的金本位”。意思是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什么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道理也简朴，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如果自身价值起落变动很大，陡然增长交易的障碍，势必克制交易意愿、损害市场合伙。市场中人趋利避害，维系币值稳定固然是她们追求的目的。问题是，影响币值稳定或不稳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刘当之无愧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但是对她而言，那些影响币值稳定的因素几乎都是不可控制的。老刘固然不能决定谁当美联储主席，固然也无从控制究竟是毕生研究大萧条教训的伯南克主导美国货币政策，还是对通胀危险更敏感的其她人例如近来公开撰文批评QE2的泰勒有资格成为全球最重要储藏货币的政策掌门人。老刘也无从控制美国超发的流动性究竟有多大一种量会流向中国，构成所谓“输入性通胀”的滚滚波涛。老刘甚至都不懂得，在上海外滩的外汇交易中心，中国的央行年年月月日日要动用多少基本货币收购外汇，然后又要在兼顾增长和通胀种种复杂影响的状况下，决定动用多少政策工具来回收流动性，尚有其她等等。老刘不也许控制、影响这一切，由于她是一般人。这里一般人的定义，就是她无从控制影响币值稳定的所有因素，但币值不稳定的成果，却究竟要影响她手持货币的购买力。一般人有一般人的措施。于是，就有了可观测的民间金本位：人们以某些商品实物甚至以黄金为本位，重新为法定货币标价。初看起来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或50年之后，今天的100元究竟相称于多少元？以商品实物或黄金变动的市价来算，就能找到大体可靠的答案。这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般人与一般人还是可以缔约做生意，还可以签定长达数十年的合同。至于实物商品和黄金的市价变动，应当是反映了供求的。更主线的，是反映了人们有关货币币值变动趋势的预期。这是在全球官方金本位制度终极之后，黄金市场仍然活跃的一种因素。民间金本位的顽强存在，表白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制度 （Fiatmoney）最后还是有一道约束。它的积极含义，是货币当局维系币值稳定的政策取向，总会在民间得到最大多数一般人的衷心拥护。毕竟，“黄金条款”也还是合约过程中的麻烦，如果法定货币的币值稳定，这种麻烦还是能少则少、能免则免。